2012年12月19日 07:51来源：湖南日报 裕天国际商汇中心董事长王裕文。

裕天国际商汇中心项目主楼为双塔楼，主隐辅现，一圆一方。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秦慧英 摄

王裕文在工地上。他所指之处，是已经开建、被称为长沙品质最好、造价最高的拆迁安置楼。

他独树一帜开创了一种城市拆迁安置新模式，使拆迁农民不但拥有土地，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人均身价600万元的“富翁”；他高中毕业出来闯荡，成为一个地道的生意人，到如今中南大学博士班在读，热衷于看先秦书籍，写古文、诗歌，为中国传统“孝”文化大声疾呼。他说，他并不想当个所谓的文化人，只是希望能够重新拾起一些遗失的美德。

本报记者 秦慧英

初见王裕文，感觉不太像个商人，尤其不像房地产商人。他高且瘦，大冷天穿得也很单薄。眉骨突出，说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倒是很像一个严肃的哲学教师。

与他交谈，哲学的意味更加浓厚。他说自己有点“宅”，喜欢先秦典籍，好论孝义伦常。他说，如今“谈钱者众，议孝者疏”，不知道传承几千年的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在市场经济突起之时，怎么会显得如此缺失，如果这是种遗憾，我们必须坚定地重新拾起。

只有谈及他的项目，以及商业上的种种抉择时，我们才发现，他骨子里的确流淌着商家的血统，以及一个商业领导者所独有的战略眼光。只不过，在王裕文看来，“孝”文化与商人“逐利”，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先“裕（给予、饶足）己”，而后才能“裕人”，进而“裕天地”。

王裕文与一群600万元的“富翁”

长沙市雨花区洞井村英雄冲组的村民，最近真有点“英雄”的感觉。属于他们自己的商业摩尔——裕天国际商汇中心，近日在洞井村正式开工。和许多拆迁户一样，他们当年赖以生存的土地，拔掉萝卜白菜，即将摇身一变成为摩天大厦。不同的是，英雄冲的66户拆迁安置村民，也将跟着来个华丽的转变：从农民变身高端商业摩尔新房东，且个个是身价超过600万元的“富翁”。

不过，在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正是这些“富翁”的缔造者——同样从洞井村走出去的王裕文。

“那时候有99%的人反对，说我烧坏了脑壳，不怕死。”当初提出这一想法的时候，王裕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压力。

2003年，洞井村一块归当地供销社所有的12亩土地招商，洽谈的人去了一拨又一拨，最后都悻悻而归。“他们要3200个平方米的门面，并要求成本价购置8000平方米安置房。”这样苛刻的条件，自然把开发商吓跑了。

当时正在四处找项目的王裕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对未来城市规划的摸底，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盘下这块地。没有讨价还价，甚至还在原来3200平方米门面的基础上，再加了300平方米。他提出的唯一合作条件是：土地归整。

王裕文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土地要成片才好用，才有大用。眼前这片土地，一旦原供销社用地被单独开发，周围英雄冲组村民的土地，便会被划割成零散的小块，即便拆迁也难以有更好的利用。而如果一开始就合理规划，将供销社的土地与英雄冲村民们的土地一起归整，3方共同开发，局面将大不一样。既可以满足职工、村民们提出的要求，也能保障开发商的利益，可谓3方共赢。

在雨花区政府的支持下，王裕文找来了洞井村村民代表、供销社职工代表一起商讨。王裕文提出一个方案：3方合作，由企业和职工、村民共建一个城市商业综合体，遵循整体功能布局、商业业态流向，项目内所有商业及公寓实行一站式远程智能化、全自动化管理，根据发展规划，统一招商、运营、管理。项目建成后，每户安置面积达到436平方米，拥有产权，职工和村民将成为该城市综合体的真正主人。如果按市场价值估算，每户将持有物业价值超过600万元。

村民们本来对自己的土地有许多的想法，有的想自己建市场，有的想高价卖给开发商，但都担心以后的生计没了保障。王裕文提出的就地安置，共同建设的方案，一经讲解，迅速得到了拥护。“地还是自己的地，而且比原来值钱多了，谁不乐意呢！”英雄冲组组长杨宏先乐呵呵地说。

事实上，今年7、8月份，长沙市规划局在调研城市规划过程中，还特别建议王裕文将原计划250米高的主楼，拔高至300米，力争将其打造成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核心地带的地标性建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如果这一设想变成现实，英雄冲村民与当地百姓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以前的拆迁户安置，虽说安置费不少，但问题很多，许多农民拿到一大笔钱之后不知所措，短时间内挥霍一空的事件也层出不穷。”王裕文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乡邻到最后既失去土地，又失去钱财。“我仔细算过账，只要开发合理，我还是有利润空间，只是赚得少一些。”

然而，王裕文赚得少一些，换来的却是村民们长远的安居乐业。作为裕天国际商汇中心的主人，村民们不仅可通过持有物业享有资产收益，还可通过楼宇服务业实现就业。这也是我省第一个“房东”安置楼，而他的这一拆迁新模式也迅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别的地方拆迁，大家就一句话：“和洞井村一样。”

王裕文很高兴能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甚至颇有点自得。虽然吃下这只“螃蟹”，且主动让利，难免遭遇同行愤恨。“人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追求，至于我现在，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向善而生，磨砺出的人生追求

王裕文的人生并没有太多的传奇，却不无曲折。

1983年，抱着一股“出门看世界”的冲动，王裕文放弃了高考，便和一个同乡带着200多块钱，直奔广州。此时，正享受着海洋文明洗礼的广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之下，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之象。两个年轻人被眼花缭乱的商品看花了眼。这与内地是多么不同的一片景象啊！

“他们的胆子真大，在内地，这些可都是投机倒把！”当时的情景，看在他眼里，让年轻的王裕文大受刺激。回到长沙，王裕文便果断做起了生意。“那10多年，真的做了很多事，卖建材、开饭店、做基建施工，什么赚钱做什么。”在改革开放从沿海逐步深入至内地的年代，王裕文走在了第一拨，虽然有些生意亏了本，但靠着“胆大”，还是赚了不少钱。只不过，越往后走，他却越觉得虚无。有一段时间，王裕文干脆放下一切生意，回到洞井村当“队长”，在家和村民们一起种大棚蔬菜。

“我以前都不敢人前说话的！”如今已在中南大学博士班就读的王裕文笑着回忆。多年在商场浸淫，对商场沉浮、世态人情都有了自己的见解，但就算心里有很多想法，也总是小心翼翼。“因为总感觉没有底气，少了知识与理论的支撑。”

正因为这样一种心态，王裕文开始有意识的增加自己的知识积累，甚至还开始自学电脑。“真正开始敢说话，敢与人讨论我的看法，是在研究‘孝’文化之后。”在旁人看来，一个生意人，去做什么“孝”文化研究，既没必要，也没价值，甚至还有点荒唐。但王裕文不这样认为，他读书喜欢思考，也喜欢将生活中的平常事，加以哲学化的思考，然后再从经典典籍中去寻求答案。

“我在生活中有点好管闲事”，王裕文自嘲地说。在这种东管西管中，他发现，生活中有很多孤苦伶仃的老人，有的即便儿女成群，衣食无忧，但却同样孤单落寞。“很多人将老人们撂在一边，逢年过节回家看一看就完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默认的常态。”他有点激动地说，“这种不正常，竟然被当成一种正常！我们传统的‘孝’文化哪里去了？”他决定对孝文化好好研究一番。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像一朵庞大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市场，地产行业更是愁云惨淡，许多现实与思想的困惑像一团团疑云环绕在王裕文头顶。他在网络日记中写道：“我的周围仿佛笼罩着无情的鄙视，思想见解难以沟通，有失去自我而伤及自尊的痛。自叹知识缺乏以至揪心落寞，更感趋之若狂故而苦追不懈。”这种“苦追不懈”的思考与追求，让王裕文的“虚无感”逐渐从身体剥离。在生意之外，他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的寄托，并且逐渐意识到，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他的公司来说，必须有一股精气神，即所谓的企业文化，才能使其有血肉，有活力。

2009年夏天，王裕文开始系统梳理与撰写裕天企业文化，直到2011年秋，近3万字的《裕理孝疏》才正式完稿。这里面，将他对孝文化的理解、“孝”与企业的融合，以及他的使命和愿景全部囊括其中。因为足够系统、哲理甚至有点高深，以至“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这是我写的。”

“德者常修之”是王裕文对孝文化最直接的诠释。在他看来，孝绝对不是只局限于对父母亲人，而应该是一个更丰富的概念。但对于那种平时不行善，只在灾难时靠捐款博名声的作法，王裕文很是鄙视。“人应该向善而生，善事得常常做，而不能等到别人有困难才去帮。”员工有难事，他能帮助的都尽力而为；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企业直接与员工父母进行思想交流的平台，每一位员工的父母，几乎都收到过他送去的“孝亲”礼包。并专门成立了“裕誉基金”，每年拿出公司2%的利润，用于救助帮扶弱势群体和孤独老年人的赡养。

这个说自己从前“不敢人前说话”的老板，如今显然已经雄辩滔滔。这并非财富增长带来的那种“财大气粗”，也不是世面见得多了，自然能说了。我们深刻感受到的这种内生的自信，或许来源于一种叫做信念的东西。

向孝而行，裕己，裕人，裕天地

也许是机缘巧合，王裕文在一次偶然中发现，他与公司名字中的“裕”字，竟然与“孝”有着惊人的契合。这也正是他当时决定将“孝”作为治企之本的重要原因。

“裕，有饶足、给予之意，天地乃父母，裕天，便是孝的最高境界。”王裕文认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私的，他们把这种爱当成一种自我生命的延续，而对父母，也要怀着“养育之恩无以为报”的心去孝敬，赡养父母自知不足而永不懈怠。“我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孝心经不起等待。”

当我们的话题言及“孝”字，王裕文说话的表情与手势明显多了起来。“孝是天经地义，天下公器，仁德的根本，始终的义务。”他加重语气反问，“一个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又岂能指望他对企业尽忠，为社会尽义呢？”

王裕文最终确定的企业文化，归结为7个字：“裕己，裕人，裕天地”，以此要求员工以孝亲之心对人，以博爱之心做事。论及企业的时候，他作为商人的一种理性便凸显了出来。“这个顺序是不能反的，只有先养活了自己，才有能力去养活家人，回馈社会。”王裕文用姜太公“好德而归利”的思想佐证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有多大的光，发多大的热，才是‘孝’之根本，不能太过分去宣传天使。”他更倡导的，是在“裕己”之后，对他人与社会的感恩与回馈。

裕天国际商汇中心项目将王裕文的商业思维与孝文化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长沙之南，中国第一个‘两型’城市群在这里交融，第一个高铁枢纽在这里交汇，南城——无疑将成为长沙留给世界的第一印象。而洞井铺，原来就是商铺之地，方圆十里百姓都来这里买卖。”当绝大部分人认为商品住宅房建好就有人买、回收快，因而力劝王裕文“弃商从宅”改建住宅楼时，他丝毫没有动摇。9年之前，他便认定“一个城市的发展，第一步是解决住的问题，这一步走好了，自然就到了商业阶段。”今天，这一项目已经正式拉开大幕，最先开建的也是属于村民们所有的两栋写字楼，他计划花5至7年时间，打造一个产业规模达100亿元的城市商业综合体。

12月11日，我们再度采访王裕文时，正巧遇上另一件大事。因为同样一种“大孝”情怀，王裕文与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院长杨松青的合作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用做“满崽”的心态对待老人，更注重老人们精神上的幸福，杨松青的老年公寓获得了从省市到中央的高度关注，如今正打算建设全新的老年公寓，但资金又成了他最大的难题。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王裕文，出乎意料的是，王裕文没有像之前那些趋之若鹜的投资者，他不要求任何股份，任何金钱回报，完全“不附带任何条件”。当天，双方便达成意向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利用“裕誉基金”帮助和支持养老公寓的扩建。

这种在外人看来完全违背投资常识的行为，王裕文却认为非常值得。“说得俗气点，对我来说，一千万以外的财富，其实都不是我的了，我只是一个财富的打理者。所以，在‘裕己’的目标完成之后，我想得更多的便是‘裕人’、‘裕天地’的使命。这种使命给人带来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王裕文笑道。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纹路走得很明显，眼神发亮。

正如王裕文所言，孝心经不起时间的等待。一位作家曾说，人最本质的追求无非就是内心的温暖与安详。尽管商业之路，交织着义利之争，还有选择的痛苦与失落困扰，但王裕文内心有一种信念，那就是向善而生，向孝而行。这，也正是他前行的力量。

■记者手记

纷扰中，寻觅那份宁静

秦慧英

采访之中，王裕文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谈他所撰写的《裕理孝疏》，谈他对人生、对孝义的认识，谈湖湘文化、长沙名字的由来。不过，在说之前，他会细心地问一句“这些你们感兴趣吗”，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便口若悬河了。然后笑着说，“嘿，这些可以说3天不歇气。”那一刻，我们看到了他的真性情。

不管是当初拍地时的大胆，还是后期的让利，以及对孝文化的痴迷研究，王裕文的很多决定都让旁人难以理解。他说，实现理想，并能在理想之上，做到“裕人”、“裕天地”，是件快乐的事情。其实，每个人、每个阶段，获得快乐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想清楚这一点，他做的很多事情便有了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从年轻时对成功的向往与对财富的追逐，到如今的逐渐沉淀，追寻孝之境界，舍弃一部分现实的利，得到另一种层次的义，他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快乐。天地之间，最难寻的不恰恰是一种发乎内心，来源于灵魂深处的宁静与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