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6月28日09:33  黄河新闻网

　　简介：讲述在中国历史上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天下，兴盛繁华达 500余年的晋商的传奇故事，介绍他们发迹的秘密，致富的源泉，营销的高招，财务的智慧，制度的创新，对社会危机的应对，以及衰落的原因。

　　《话说晋商》目录和各章简介

　　《话说晋商》总序

　　晋商大贾甲天下，温州老板遍世界，这不禁令人惊异，人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话说晋商》致富源泉

　　当今中国的温州，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3亩，土地资源占有量在全国是倒数第一，综合资源指数在全国排名也仅仅是倒数第三。人们惊奇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人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诞生了所谓现代化的“温州模式”。

　　·致富源泉：经商是树基业

　　·致富源泉：学而优则商

　　·致富源泉：以义制利

　　·致富源泉：儒贾相通的观念

　　·致富源泉：做生意首先要做人

　　·致富源泉：关公文化

　　·致富源泉：“走西口”精神

　　·致富源泉：坚定的发财信念

　　·致富源泉：成由勤俭败由奢

　　《话说晋商》发迹秘密

　　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

　　·发迹秘密 ·一夜之间神话的背后

　　·发迹秘密：边商大舞台

　　·发迹秘密：从挑夫到大商号

　　·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商机

　　·发迹秘密：茶叶之路

　　·发迹秘密：从小伙计做起

　　·发迹秘密：最早的期货经纪人

　　·发迹秘密：高利贷和囤积居奇

　　·发迹秘密：历史上的走私

　　《话说晋商》制度创新

　　如果说观念创新是晋商致富的源泉，那么制度创新则是其兴盛数个世纪的保证。晋商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道义”文化底蕴创新出了一系列先进实用的管理体制。

　　·制度创新 ：科学有效的内部组织结构

　　·制度创新：联号制和子母公司

　　·制度创新：经理负责制

　　·制度创新：人身顶股制

　　·家有家法，铺有铺规

　　·凝聚人心的商号文化

　　·制度创新：团队精神

　　·金融与商业企业的密切合作

　　·同业相助，共存共荣

　　《话说晋商》财务智慧

　　犹太人以其非凡的财务智慧和强大的金融实力著称于世。有人说，犹太人银行家在家里打个喷嚏，全世界的银行都要连锁感冒；五个犹太财团坐在一起，便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着整个人类的黄金市场。

　　·财务智慧

　　·财务智慧：发达的数量意识

　　·财务智慧：汇通天下

　　·财务智慧：密押制度

　　·财务智慧：账簿制度

　　·财务智慧：酌盈济虚，抽疲转快

　　·财务智慧：建立风险基金

　　·票号海外设庄第一家

　　·财务智慧：旅行支票

　　·财务智慧：标期制

　　《话说晋商》“风险投资”

　　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明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总是愿意做出“风险投资”，以期投桃李报。

　　·“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皇商的气派

　　·“风险投资”：亦商亦官，以官护商

　　·“风险投资”：达官显贵为我所用

　　·“风险投资”：承做买官鬻爵业务

　　·“风险投资”：协同庆下注居奇货

　　·票号：官员藏富的保险柜

　　·“风险投资”：勾连官府，私分赈款

　　·解救清政府财政危急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话说晋商总序

　　讲述在中国历史上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天下，兴盛繁华达500余年的晋商的传奇故事，介绍他们发迹的秘密，致富的源泉，营销的高招，财务的智慧，制度的创新，对社会危机的应对，以及衰落的原因。信息是他们赚大钱的千里眼、顺风耳；名牌是他们稳操胜券的黄金屋、聚宝盆；周到服务，薄利多销是他们积少成多的源泉；以销联产，销运结合是他们财运亨通的法宝；“来回脚”和赊销是他们一石二鸟的营销秘术；善用外语是他们成为世界商人的通行证。...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第一批的《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四册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为我国的工商企业家和商业文化爱好者精心准备的一套系列丛书。应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热情邀请，特作此序。

　　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今天，人们真正认识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肯定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认识过程是通过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逐步得来的，实属不易。

　　中国自古以来对工商业评价甚低，“百工”、“商贾”都在九流之末。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历来重视农耕，轻视工商业，把农耕称为“本”，而将工商业称为“末”，几千年来都是扬本抑末。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发展停滞、中国处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从近代以后，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对于工业有所肯定，即肯定了生产，但对于商业发展，对于需求的认识仍然处在十分低下的水平。轻视商业的观念从正统理论到民间意识都十分严重。工商业实际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血液和血管，是将社会的养分给予社会机体，使之能健康运行的唯一办法和通道。有之旺之，则经济发达，无之少之，则经济萎缩。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证明着这一道理。所以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必然要设的全过程。

　　明清时代，尤其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要求工商业更快地发展，由此产生了中国商人在各个地区生存发展、艰苦奋斗、辉煌衰落、五光十色的历斗精神和公益精神，以及经济之道、营销谋略有十分重要的教益和补益，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借鉴作用。我想，这就是出版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

　　从第一批出版的四个分册中已经能够看到，各时期、各地的商人在历史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性格。由于发展的大环境恶劣，中国的工商业前辈们的创业和发展都要花极大的气力，鼓极大的勇气，几乎所有成功者都是通过艰苦的奋斗、百般的挫折、几番上下才得以创业、发展。工商业前辈们在事业有成之后，绝大多数都能造福乡里，都提倡爱国爱家。当财富逐步增长之后，他们大都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学习精神，包括对于经营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在经营的企业和事业达到较大规模时，他们也大都恪守诚信和信誉。以上特点是中国商人的共性，直到今日，我国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仍然有这些“商人性格”。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差异也很大，这就使中国商人有着许许多多各自的地域特征。例如，徽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最紧密，以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商人文化层次属最高。晋商以聚财和理财为特点，已经从单纯经营多经营与皇家消费有关的产品，如衣、食、药等，而作为一国之都的经营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门户之见”最少的商帮。津商则以其较早对外开埠的地位，形成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经营理念。纵观这些地域特点，不难发现，直到现代，这些不同地域、不同籍贯的经营者仍然具备这些特质，如长江流域的经营者文令较足，山西的经营者聚财敛财能力强，北京的经营者豁然大度，天津的经营者精明细致。当然，如果仔细挖掘，我们还能找到老一辈工商业者与现在的工商企业家们的行业传承和文化传承关系。这种独特的文化性也是本套丛书的特点。

　　在这里我想多说两句有关“诚信”、“信用”的问题。原因是，我国国有企业正处在转型改革之中，而民营企业则处在一个升级换代的攀登时期。这是一个“诚信”和“信用”的建立时期和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中国商界前辈们无论处于何时何代，都将“诚实守信”作为基本的经营信条，尤其是大企业家和大商业家就更提倡诚信。这也成为各地工商企业做大做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中国商人的诚信、信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知信”完全结合，所以当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撑，使经营者们从文化的传承中就可以达到诚信的结果，并运用在商战当中。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诚信、信用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趋势。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段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将诚信、信用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他在描写当时英国、德国经济发展阶段时提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已经不合算了，哪里时间就是金钱，哪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因此，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建立道德规范，首先是经济规律之一，因为大企业用不道德的办法去坑蒙消费者，将丧失效率和竞争能力，它的损失将会非常巨大，绝对得不偿失。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上了几个台阶，许多企业的经营规模都已经达到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这个时候，是守信用、讲诚信能使企业做强做大做长，还是用不信用的办法能使企业发展，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实际上，在资讯越来越发达的现代，不要说不讲信用，即便是生产经营中有技术漏洞也可以使具备相当规模的企业毁于一旦。既有经济发展的规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以相信，富有中国特色的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中国商界一定会继续铸造出讲诚信、讲信用的众多儒商和“百年老店”。

　　自明清时期一直到近现代的中国各地商人，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但仍逆流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和社会辉煌。然而，就像大江流水一样，有起有落，有兴有衰。究其原因，自然各有各的缘由，但根本原因，还是前期的封建社会形态和后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中国商人不可能成为经济主角或社会主角，而最终衰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也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富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应倍加珍惜这个机遇，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这也是这套丛书对于今天读者的一种启示。

　　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各地经济史和商业史的长期研究者，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应是一部介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好读本。一地商人为一分册，体例基本相同，文字平和，采用纪实写法，以叙事为主兼有评说。既写出了中国商人光彩的一面，又不掩其弱点和一定之恶习，还中国商人的本来面目。为增加感性认识和可读性，还收入了许多图片和商业谚语。

　　据出版规划，本次四本为第一批，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它地区分册。希望读者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的出版能更合读者意愿。

　　胡德平

　　话说晋商序二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的第一批四本著作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们是：《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本丛书的策划者兼责任编辑寿乐英女士，在开始筹划这套丛书时就与我探讨过它的主体内容和布局结构，现在又读了这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觉得其涵义所在是欲将中国近代（有的商帮上朔到明清时期）各地各业商人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总结出来，形之于书，传之于世，继之于今。正如寿乐英女士在《丛书编后记》中所说：“这套丛书讲述的是近代中国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的是异彩纷呈，悲喜交织的商战大戏。丛书名中的谋略是广义的谋略，不仅包括经营的谋略，更包括人生的大方略、大智慧。”中国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或商人文化，因此，从本丛书所设定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它是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研究的丛书。

　　从本丛书的设计和现出版的四本书来看，其所研究的商业文化的载体，不是分散的一个一个的商人，而是不同地区的商人群体，这种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近代商业文化，或可称之为商帮商业文化，是近年来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已有的这一研究，主要是与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有关的研究成果，既有单个群体的研究，如徽商、晋商、宁波帮、广东帮、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的研究，也有各类别群体的综合性研究，如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都已有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本丛书虽然与这些已有的商人群体研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更有它的特色所在和独到之处。

　　第一，开创了对近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专项研究。以往的商帮商业文化研究，主要从作为其载体的商人群体的研究出发，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群体的组织方面，只是在考察组织的经济功能和活动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商业文化。本丛书则与之相反，以商业文化为研究主体，只是把各种商人群体作为考察的一个范围和载体。因此，能够对商帮商业文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具体、生动的研究，如其内容的构成，每一个商帮都从九个方面加以论述，每一个方面再分为九种表现，既有某一方面的总体抽象概括，又有某一个案的具体事例考察。

　　第二，扩展了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的研究范围。中国自明清以来产生了不少地域性的商帮，并延至近代。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宁波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苏）、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等，有所谓“十大商帮”之称，它们也是以往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尤以前四个商帮的研究较多。本丛书除了对这些商帮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之外，还对某一城市全体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一个城市的商人包涵着众多的商帮，特别是像本丛书已经涉及的天津、北京，以及尚未涉及的上海、武汉等工商业大城市，几乎所有的商帮都涉足其中。因此，以一个城市全体商人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研究，不仅要提炼出这一城市特有的商业文化，而且必须包涵融合于这一城市中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还应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是如何融合各种商帮商业文化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又是如何塑造城市商业文化的，本丛书中的有关某一城市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研究，在这方面也做出值得注意的探索。

　　第三，揭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点。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既以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的商人为载体，就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域特点，由于不同的商帮产生于不同的地区，因而就会带有其原生地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不同城市的商人也会带有其所在城市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二是行业特点，不同商帮往往有不同的主营行业，如徽商之于盐业、海上贸易；晋商之于票号业、边境贸易；粤商之于外贸商业；宁波商之于运输业、钱庄业；津商之于外贸商业、工矿业；京商之于娱乐商业、文化商业，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三是时代特点，不同的商帮繁盛于不同的时代，如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粤商繁盛于晚清，宁波商繁盛于晚清和民国；即使是同一个商帮也会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处于不同时期的商帮，其特点也应该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体现出传统商业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之间的继承、演变和发展关系。考察和探讨各商帮商业文化的这些特点，可以说是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其亮点所在，只有抓住和突出了这些特点，才能显示出商帮商业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整体面貌。本丛书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四，显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丰富内涵。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无论它以哪个商帮或城市商人为载体，作为一种商业文化，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内涵，如诚实守信，开拓进取、乡族观念等，但也会因其承载体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具体做法，各有各的行为准则和奇招妙法。同时，各商帮在对资金的运筹、对利润的支配；与官方的联系、与外商的关系；协调同行的措施、选用人员的办法；招徕客户的方式、拓展业务的途径等经营之道方面，也有各自不同的观念和做法。本丛书在这一方面着力甚多，力图反映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商人所承载的不同的商业文化，不同的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禀赋，不同的经商智慧和经验积累。

　　与上述四点的主要理论贡献相应，本丛书在论述中还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和资料。这些实例和史料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某一商帮、某一商人家族、某一商业行业、某一商业部门和单位、某个杰出商人；也包涵着各地风土人情、各行商业制度、各种经商理念、各种职业道德，以及多方征集所得的各地各业的商业谚语和各种历史图片。有了这些实例和史料，既使本丛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之上，也给相关商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资利用的史料。

　　这种自明清以来延及近代的商帮商业文化或城市商业文化，是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具有一般商业理论的普遍意义，也各具自己的国情和地域特点，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地域和城市的商人群体重现商场，各展风采。因此，对这些传统商业文化作系统的整理、总结和提炼，既具有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进行深入发掘和全面积累的学术意义，也具有为当今商人群体的健康发展和事业成功提供历史借鉴的现实价值，是一项很值得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本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历史对现实的关照。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教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虞和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长篇纪实：话说晋商

　　当今中国的温州，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3亩，土地资源占有量在全国是倒数第一，综合资源指数在全国排名也仅仅是倒数第三。人们惊奇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人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诞生了所谓现代化的“温州模式”。

　　无独有偶，素以“地瘠民贫”、“十年九旱”著称的山西，在历史上竟曾诞生过海内最富的晋商。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就是因为未曾想到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及天下，纵横捭阖，兴盛繁华达500余年，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明。

　　晋商大贾甲天下，温州老板遍世界，这不禁令人惊异，人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首先是观念。历史上的山西商人的发家史告诉我们，重要的也是观念。

　　世人有这样的印象：西方人热衷于并善于经商，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像老黄牛一样终身辛勤耕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倡、鼓励经商，而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贬低、压制、摧残经商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既有儒家的重义轻利传统，又有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并且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商人精神和智慧。晋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吃饭穿衣是人之本能要求和人伦物理的道理。在山西商人看来，经商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是生活之需，是平等的职业。

　　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有这么一段话：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是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此，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明代山西平阳府（临汾）人席铭，青年时科举功名不成，又不愿耕田，最后选择了经商职业，他认为：“大丈夫尽管不能科举成名，又不甘于耕田，难道不能树基业发家致富吗？”于是外出经商，数十年终成大商。曲沃人李明性，由于家境拮据，不得已半途辍学。明性叹道：“身为七尺男儿，虽然力不能耕，但也不能总是依靠父兄生活。”于是外出经商，常年在陕甘一带活动，终成西北有名的大富商。蒲州（永济）人王文显，父亲官卑职微，家境清贫，供养五个儿子读书有一定困难。文显从青年时就弃士经商，决心在商界干出大事业，以荣宗耀祖。文显经商40余年，终成大业，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筑王氏新宅，并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这种把经商作为一种基业，作为荣宗耀祖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为首等，商为末等。商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歧视，屡屡遭遇的冷遇使经商之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人们但有三分奈何也是谋求仕途之路。但是在山西，这种“四民”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724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有一些民谣也反映了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

　　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传统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但他们是“学而优则商”。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尊师重教，但目的并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家族的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王己、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之后并没有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王己创立“十大昌”商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

　　陶朱术，就是经商术。中国历史上有个叫范蠡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复兴越国，打败吴国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乘扁舟浮于江湖，经营商业，最终成为拥有数十万家财的巨富。他别号陶朱公，所以陶朱公在汉语中成为“商人”、“富商”、“善于经营的商人”的代名词。常万育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孙，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维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仍然弃学经商了。晋商这种以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对于强国富民有着积极的意义。

　　孔子说过：富者可以求，就是执鞭贱职，吾亦愿为。司马迁则说：有千乘兵车的诸侯，万家大夫的侯爵，百户封地的贵族，尚且以贫穷为忧愁祸患，更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也就是说，人们为了生计，在商业活动中赚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如何赚取利润，在利和义的问题上，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这就是：狡诈和欺骗的奸商行为，公平与诚信无欺的经商之道。按伦理道德标准，人们把前者称为奸商或贪贾，后者称为良贾或廉贾。

　　奸商、贪贾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惟一的最终目标，他们为了金钱可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什么仁义道德统统抛在九霄云外。他们的生意经是“若要发，狠心刮”，“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道德实质是惟利是图和损人利己。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投机倒把，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害买主。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就是为了追回欠款，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这个故事将高利贷商人的蛇蝎心肠刻划得淋漓尽致。在明清之际，有“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其放债利息“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

　　但是，在晋商中占主流的却是良贾和廉贾，他们主张以义制利，强调在经商活动中以伦理道德为先，见利思义，讲求“君子爱财，生财有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晋商认为：高明的商人虽利而不污，他们是先义而利，以义制利。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是晋商长期雄踞商界的重要思想基础。

　　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县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在辽东经商， “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了皇商。其孙范毓香宾也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矿的头儿王某亏欠83万银，无法偿还，范毓香宾代王某“按期如额赔偿”。

　　光绪年间山西大旱，当时祁县著名富商乔致庸（在中堂）已80多岁，为了搞好赈灾，他亲自部署，要求：第一，凡本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若干粮食；第二，在村里的大街上安一口大锅舍粥，以应付外来的饥民；第三，家中男女老少一切从简，一年内不准做新衣裳，不准吃海味山珍。仅从这次赈灾，便足以看出晋商的精明与宽厚，既救了老百姓，整顿了家风，又扬了美名，利国利民利家利己，真可谓一举多得！不仅如此，还免了乔家的一次大灾难：据说，当时曾有一股四处流窜的土匪，来乔家堡转悠了好几天。本想抢劫在中堂，但他们不仅从在中堂的佣人中找不到一个内线，而且从整个村子里都找不出一个内线做耳目！再加之慑于乔家在中堂森严的高墙壁垒和忠心耿耿的护院武士，这些土匪遂作罢而去。

　　乔致庸曾将其经商活动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讲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讲利。可谓对晋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经营价值观的概括与总结之语。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儒和贾行业不同，做人的道理却一样。

　　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显说：“经商与做官，尽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善于经商之人，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有德之行，可谓图利而不污；善于做官的人，须遵循先哲教导，绝货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读书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瑶，就是经商而讲信义，做买卖间隙就抓紧读书。明代蒲州（永济）商人杨光溥，生而聪颖，有志向，幼读《周易》，日夜勤学，用心甚苦，以家中负担重不能专门读书，只好外出经商，然随身携书读之，并将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著成一书名《日用录》。蒲州（永济）人沈邦良，幼读书，成绩很好，后来经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陕甘，十分成功，但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携带一本《小学通鉴》，并能背诵如流，遇事常能引经据典。

　　还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杨继美，因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被众商推为盐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盐商祭酒既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又协助政府推行盐政，使所征盐税得以落实。杨继美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多年，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经常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晋商对业商又能仕者，同样认为是很荣光的事。明朝政府为了补充财政收入，有鬻官制度，即按入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蒲州盐商展玉泉，经商致富后，便入资数百银两，得授河南商丘驿丞。官职虽微，他却十分得意。临行，嘱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闲时可来看你。展家商业全交付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展玉泉虽然入资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却很器重他的为人，并称赞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经商世业。

　　展玉泉的经商能力在盐商中是比较出众的。当展氏由商而官时，他的同乡、大学士张四维也认为：以展氏之才，出任职位很低的驿丞是大材小用，这一职务让展氏干是游刃有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末举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就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会做生意的人，主要不在于手上有多少资金，而在于他做生意前会不会做人。谁都知道，借贷是讲抵押的，没有本钱向人家借钱，可抵押的便是借贷者自己，你连一笔数目不太大的资金都借不到，怎能说服你自己真的可以经营？你连在亲戚朋友之间的基本信用都没有，如何能在专讲信用的商场混得好呢？有一定问题存在的经营者，与性格有关，与人格有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再说商场上成功的人，不管有多大成就，在他们创业之初，确有一些人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他们是艰苦地从小生意开始，建立了可以做生意的形象，然后越做越大。同一条路，有的人生意保守不前，有的一直迈步。这与经营者的为人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

　　明清山西商人在传统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一样重视受教和养生，并结合经商活动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代山西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

　　二是敬业精神。敬业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修己以敬”。晋商始终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如山西榆次富商常麒麟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可敌国，孔子赞他“经商有道”，常常以子贡为榜样，自然不存在儒尊贾卑的看法。

　　里走沙漠，冒风雪，闯险阻，北走蒙藏；横渡万里浪，顶风暴，跨重洋，东渡扶桑，南达南洋。

　　四是团队精神。山西商人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来消除人际间的不和，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五是勤劳节俭。这是山西商人为人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恩孝说：“晋俗勤俭，善泊利于外。”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

　　关公，作为晋商最普遍敬奉的神灵，并形成商人普遍尊崇的一种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更有推动晋商走向辉煌的伦理意义。

　　关公是山西解州人，三国桃园结义的故事妇孺皆知。民间崇祀关羽，让关羽走上神坛，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以后又经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到明朝时关羽已上升到很高的位置。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朝时关帝庙遍及全国每一村落，“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有学者推算，至清末民初，全国以30省计，每省以100县计，全国约有孔庙3000座；又以每县100村计，全国有关帝庙30万座之多。武庙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信仰人数之众是孔夫子望尘莫及的。也可以说形成了“关公文化”现象。赶会过庙既是民间文娱活动的一种形式，也是民众乞求消灾降福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寄托。而商人更希望得到关帝的庇佑，所以在受到帝王保护、推崇的“关公文化”运动中，山西商人借助于地缘亲情，在经商足迹所至之地建庙立祀，成为造神的主导力量。

　　山西商人之所以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奉他为精神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

　　忠就是“尽己”，就是责任心，就是爱国。以爱国为使命，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向来是经营任何事业的第一条件。谚云：“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繁荣，就没有企业的生命和发展。山西商人深明此理。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1567年（明隆庆元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清后期，英国的一个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了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出于爱国热情，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银，山西各票号也全力以赴，短时间内就筹集银150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矿藏资源。

　　“信义为上，利从义来”，是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而关羽被人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山西商人不仅在家中、店铺中供奉关羽，而且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羽修殿盖宇，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义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河南南阳赊旗山西会馆一通碑有这样的记载：雍正时有的商号改换戥秤，大小不一，于是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关帝庙，公议秤是16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私下更换戥秤。如有犯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究官治。

　　山西商人齐集关帝庙议事，实际上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于神祗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在神祗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

　　“忠义”两字，把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其他商人对关羽的崇祀也渐成风气。正如清史学者郭松义所说：“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又遍布全国，当时各地的许多祀关坛庙，就是由山西商人出资修造的，其他商人受其影响，相互效仿，因此形成风气”。

　　“走西口”精神就是闯荡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辉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走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晋商自称：凡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明代山西商帮的活动区域，还处于半天下的态势。有清一代，山西商人进入鼎盛时期，其商业网络遍布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部地区，可以说足迹“遍天下”。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来描绘山西商人一点也不为过。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出售；南起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当今晋商遗迹随处可见：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亳州的老西庙等等。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

　　要发财先做发财梦。梦想是以热情、精力、期望作为后盾的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思考。当今温州人以“两板”精神著名，一是敢于当老板，一是不怕睡地板。前者就是无时无刻不梦想发财。美国旅店大王希尔顿认为，完成大事业的先导是梦想。为什么许多人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忙忙碌碌却终无所成呢？因为他们没有梦想！一切都是机械、被动地去做，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他们尽管兢兢业业地工作，一丝不苟，但最终是为他人做嫁衣！野心勃勃的斯坦福（美国铁路大王），向铁路投机业挑战的摩根，至今仍在左右美国财政界的杜邦家族，他们的光荣就筑于梦想之上，无尽的追求和越来越大的梦想化作滚雪球般增大的财富。通观商界没有哪位发家的大亨不具野心，没有哪个是因为偶然的运气暴富。

　　人生必须有梦想，赚钱也必须有目标。在晋商的发迹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非生下来就是豪商大贾，相反有的甚至是一贫如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发财的梦想、致富的宏图。

　　旅蒙大盛魁商号创始人之一王相卿，祖籍山西太谷武家堡，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到山西右玉县杂虎口为人佣工，后在清军费扬古队伍中服杂役，再往后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军贸易，吃尽辛苦，几度受挫，仍坚持发财信念，三人通力合作，终于创业。

　　祁县乔家家业创史人乔贵发，开始在一家祁县人开设的旅蒙商号里拉骆驼。拉骆驼作为一种运输职业，都是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归化城有句俗语：“世上三般没奈何，赶车下夜拉骆驼。”每年春秋两季，受老板的指挥，驮运货物，前往外蒙、新疆与内地。每天下午在太阳接近地平线和晚霞照红了草原的时候，他们就登上驼路，缓缓前进，经过一夜的辛勤跋涉，次日中午，必须到达水草丰盛的预定程头。住宿之后，既要编班守夜，又要放牧骆驼，身体疲困，终年也得不到几天的休息。

　　就这样，乔贵发一年四季餐风露宿，受苦受累，但并未消磨他发财创业当老板的梦想。

　　有一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钱，带上积蓄，奔蒙古萨拉齐而来。萨拉齐位于土默特川上，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之利。自雍正皇帝号召囤疆恳荒以来，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税赋政策吸引了大批山西农民来这里开荒种地。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里聚集了不少农民。这里又是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所以也有不少专门为旅蒙商队服务的小店铺。萨拉齐气候寒冷，冬季时间长，一到冬天蔬菜奇缺，整日就是土豆和胡萝卜。这里盛产豆类，却没有一家生豆芽做豆腐的！所以乔贵发开始选准了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独家买卖一上市，不仅抢手，而且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一年下来，就把他几年拉骆驼积蓄的本钱翻了几倍。后来不断发展干上了赚大钱的买卖，终于成了掌柜。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山西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俭朴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身的“金钟罩”，也是山西人积累财富的“聚宝盆”。

　　山西商人把“勤俭为黄金本”作为他们的经营原则来看待。明人谢肇湖在《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山右说的就是山西。康熙皇帝有一次南巡时说：“我一向听说东南有许多巨商大贾，但今天我走遍了江浙一带，仔细观察从商之人大多系是山西人，而当地人很少，应该是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的原因吧”。

　　山西人节俭，所以看人有钱没钱绝不能以貌取人。明人沈思孝在一本《晋录》中说：“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顾公燮也说：“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农堂集》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尽管天南地北做生意，发了大财，但仍然量入为出，小心谨慎，“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乾隆《祁县志》记载：清代祁县人郭干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也许说明俭约是山西人的一种天性吧。

　　勤俭能致富，奢侈则家败，在晋商中这样的事倒也很多。如包头广盛公商号，本是祁县乔、秦两家创立，但秦氏子弟奢侈浪费，把个家业搞得难以维持，而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四合院，他们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在广盛公遇到商业不景气时，商号掌柜要东家投资，扩大生意，以扭转商号不景气状况，乔氏出银四万两，而秦氏一分没有。六年后，广盛公又获大利，将广盛公改名复盛公，股本中乔家共投入六万余两，秦家只余一万余两，这样乔家有11股，秦家只有三股。到后来，秦家因子弟不争气，只会花钱，从复盛公中抽股，而秦家抽一股，乔家补一股，最后秦家只剩下一厘二毫五了。

　　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到了清朝，有个叫徐珂的，他在《清稗类钞》中对光绪时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山西富商还排了一个坐次，类似今天的福布斯杂志。平阳亢氏居首，为数千万两，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百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梁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太谷刘氏百万两以上，榆次侯氏80万两，太谷武氏50万两，榆次王氏50万两，太谷孟氏40万两，榆次何氏40万两，太谷杨氏30万两，介休冀氏30万两，榆次郝氏30万两。

　　当然，徐珂对山西富商极盛时资产的估计，还不完全。

　　俗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如此庞大的财富，究竟是怎样实现原始积累的呢？

　　山西富商对其致富的真正原因，常常秘而不宣，而是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如山西高平富商赵氏，在老南院楼上，常年供奉着一根红漆桑木扁担，就是它给赵家的发迹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相传明代年间，赵氏先人夫妇两人外出游乡打铁，行至途中，忽听一种“圪吱圪吱下海安，下到海安有吃穿”的声音，初以为路人哼唱，不以为然，渐渐这种声音越听越清，而且连续不断。细细分辨，方知是肩上的桑木扁担发出的声音。夫妇二人甚觉奇怪，随即向路人打问海安。听说海安远在黄海之滨，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男人一时兴头顿消，低头不语。精明的妻子看透了男人的心思，果断地说：“不管到哪里，都是打铁混饭吃，不妨到海安试试也许那里好混饭。再说，咱村上周家、司家在江南开有生意，听他们说江南也在海滨。也许海安离江南不远，如若不行，找找老乡，让他们帮助一下，真不行再返回来，有什么放不下的。”一席话，说得男人振作起来，决计到海安闯一下。几天后，夫妇二人返回，告别家中二老及兄弟姐妹，肩挑扁担，向海安去了。

　　下了太行山，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风餐露宿，边干活，边东行，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到达海安，天色已晚，遂借宿一破屋。不想睡至半夜，忽然屋门大开，从外面进来一红脸大汉，径直走在赵某的身边，手执一串金灿灿的钥匙说：“主人啊，你总算来了，我在此为你守候多年，此屋墙角埋的都是你的财宝，现在总算交差了。”说罢将手中钥匙向赵某丢来，扬长而去。赵某正在发呆，忽见大汉手中的金钥匙砸向自己，惊叫一声，翻身滚向一旁。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赵某心有疑虑，不过还是借着月光把墙角地上的青砖撬起，试试运气，不想没挖几下，忽感下面有硬物，挖出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银锭，上面有一“赵”字，再挖又是一个。越挖越多，最后满地都是。赵某惊喜万分，忽联想起当时扁担之事。夫妇遂跪在那根扁担面前，叩头不已。

　　赵氏夫妇发迹以后，不再肩挑扁担四处游乡，遂以打铁掩护，办起了打造和经营铁钉的生意，而且越办越大，不断向外地扩展。但他们却念念不忘那根为他们打开发财之门的桑木扁担。从此，将桑木扁担油漆一新，常年供奉，视为神物。数百年来，这根红漆桑木扁担尽享赵家烟火。而且在当地留下一个美妙的传说，为赵家发迹布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太谷北洸富商曹氏故里，也流传着一个类似离奇的故事，说的是曹家始祖曹邦彦原本太原花塔村人，是个走村串户卖砂锅的小贩。一天傍晚，曹邦彦推着砂锅车来到北洸村，住进了一个闹鬼的房子，结果晚上发现也是满地的金银财宝。还有旅蒙大商号大盛魁，列有所谓的“财神股份”，相传在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创业时，财神化作驼倌向他们借宿，结果留了一麻袋银子，从此不归。三人找不到客人的下落，遂商定把这笔钱当做贷款计入了大盛魁的“万金账”，并按本计息，算作“财神股”。

　　山西富商致富的原因，实际是他们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结果。之所以有这些神话传说，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宣扬其暴富因有神助，故理所应当，以免遭人嫉妒，招来祸事。二是弘扬其品行操守，借此抬高其身份，隐讳其原来的贫穷身世。

　　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之前，山西以其地接各经济发达地区，又与塞外民族地区接壤的独特地利优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明中叶后，山西有驿站58个，居全国第七位；至清代增至125个，升至第五位；由此可见山西在交通上的重要。地理的适中，交通的发达，为山西商人向塞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塞外，是长城以外蒙古大漠的俗称。这里经济单一，以游牧业为主，非常需要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到塞外经商风险大，但利润也大。明代，明蒙关系很不稳定，一度在大同、宣府开马市，并允许民间私市，于是晋商蜂拥而至，以内地绸缎、绢、棉花、针线、篦梳、米、盐、糖、果、铁锡等交换蒙古牧民马、牛、羊、驴、马尾、羊皮、皮袄等。万历以后，民市贸易大大超过官市。明中叶后，靠近蒙古的山西北部一些小城镇，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

　　明末清初晋商在长城沿边蒙汉接壤地区城镇开设商号的，主要在大同、宣府、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多伦诺尔等城市。其中如张家口于明末开设的八大商号：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东家都是山西人。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建立，逐渐允许内地商人赴塞外贸易，晋商是塞外贸易的主力军。如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帝亲率清军分三路进军漠北征讨噶尔丹时，就曾调派部分晋商奉命为清军远征运输粮食和军需物品、收购良马供军用，并随军从事蒙古贸易。其后这些商人遂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队驻防的重镇开设商号，成为早期来漠北贸易的坐商。同时，有部分在归化城、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市的旅蒙商大号，当库伦西营子、恰克库前营子（买卖城）等地逐渐发展为商肆时，他们便派遣掌柜、伙计、学徒人员前去设立分号，成为这些地区的坐商。咸丰年间，京、津、直隶等地大、中旅蒙商号，也迁去开设分号。这些早期到蒙古草原城镇经营贸易的大中等坐商，皆成为旅蒙商人中的富豪。他们中有的贸易利润，如清初以专为清廷派遣在蒙古地区征伐大军备办粮饷起家的山西商人世家范氏商号。

　　然而，历时间之长，涉地域之广，人数更为众多的是山西出塞贸易的行商。清代出塞贸易的晋商，分为蒙古境外行商和蒙古境内行商两种。境外行商，是指住在蒙古境外的长城沿边地区城镇的手工业者兼商贩。他们春去秋归，到近边的蒙古草原牧区做生意，这类商人为数不少。每年约二三月出发，以三五辆牛车或五七峰骆驼为一帮，由三五人或十几人结伙，驮载蒙古人日常生活所需砖茶、烟酒、火柴、食品、糕点、布帛、针线等小商品，有的还带上工具，为牧民修理蒙古包、家具、马鞍辔、蒙古靴，为牧民剪羊毛、擀毡等，从事手工业劳务活动。他们自带沿途所需的食品、被褥、炊具、帐篷，多数是到距内地边境约三五百里左右蒙古人屯、营住地，进行贸易。或边干活边做生意，迨至秋季九十月间，将赚取的毛皮畜产品或马、牛、羊等运回内地销售，翌年按季节，再去做蒙古买卖。也有些是身背肩挑，经营烟茶、针线等小日用品零碎杂货，兼而揽工干活的小生意人，蒙古人称他们为“巴嘎丹门庆”（意为小货郎）。

　　境内行商，是指住在塞北蒙古境内的旅蒙晋商商号。这类商人，也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设有商号店铺，从事购销活动的纯商人；另一种经营粉坊、磨坊、毡坊等手工业作坊，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到蒙古人游牧的屯落销售后，换回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也有一些是从事放牧牛羊生产的同时，贩运部分货物销售，然后购进蒙古人的牲畜和毛皮。

　　在蒙古境内专门从事贸易购销活动的行商，大多是属于大、中等旅蒙晋商商号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经营规模比较大，从事推销人员多，既有商号的掌柜，也有伙计、学徒和雇佣的驼夫等工人。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比较多，砖茶、布帛等杂货齐全。且都带有自己的房子（帐篷），赶着数十辆或百余辆勒勒车，又称“草原列车”。或驼队驮载货物，进行“旗下贸易”，如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旅蒙商号，派遣人从事流动贸易称为“出拨子”（做草地买卖）。

　　清代中后期，这些旅蒙晋商的经营足迹几乎遍及内外蒙古各地的大草原，他们经年累月地游屯串帐在草原牧区流动售货，成为蒙古地方须臾离不开的商业经营者。

　　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岳外，北部地瘠民贫，“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沃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人们在本土上谋生不易，必须有人外出贸易维持生活。由于当时商路畅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家出走，组成了小商小贩肩挑走四方的贸易大军。晋东南的铁和丝绸，解州的盐，北部的明矾，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药材、羊皮、干果、土布等大量土产品，都是晋商贩于各地的重要商品。后来煤炭也作为重要商品被运销到邻近地区。

　　扁担这个不起眼的原始运输工具，对于晋商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许多供奉祖先的祠堂里，扁担成了神物。因为正是靠肩上这根长木，挑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铜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末，在宣府、大同、西宁、甘州、凉州、宁夏北边地带，常常出没许多从事冒险走私的边商和肩挑背负的小商贩。他们凑了一些资本，带上少量货物，做冒着生命危险的“血本生意”，越过长城来到蒙古游牧地区交易。进入清初，许多后来在蒙古地区城市成为豪商巨贾的大商号，开始亦多起家于肩担小贩的行商。

　　山西祁县商民王相卿（时人称：“王二疤子”），清初在大同杀虎口等地以“肩挑小贩”做蒙古生意。后又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草地买卖。传说，他远涉乌里雅苏台时，适有一蒙古王公的女儿身患重疾，王相卿将携带的中药“龟灵集”献给该患者服用，即见效遂痊愈。该王公感其救女之恩，遂招赘王二疤子为婿。王相卿借着此种姻戚关系，又联络祁县商人张杰、史大学，在乌里雅苏台创建大盛魁商号。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遂又在科布多、库伦等地设立分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清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号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号，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收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经商，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商机，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如果有付诸行动的魄力，没有不成功的。

　　山西蒲州（永济）商人王海峰是明嘉靖年间人，他一开始参与贩盐，也曾去过两淮盐场，还跑过陕西、甘肃和四川一带。在长期闯荡中，他渐渐认识到，经商要独辟蹊径。经过慎重选择，他看中了长芦盐区，准备到那里大显身手。然而，当时那个地方，官僚显贵和地方豪绅上下勾结，贩运私盐的人很多，而且当地居民刮盐碱自制土盐的也不少，所以盐的销售量锐减，许多商人纷纷离去。王海峰则有不同于别的盐商的看法，他想：长芦盐区是春秋时齐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闻名全国的商业始祖陶朱公范蠡也是从此地致富千金的，现在人们都不去此处贩盐，不正是给自己空下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吗？他义无反顾地奔赴沧州，先对当地盐区的盐政和盐的生产、运销历史做了详细调查，分析总结了盐业管理上的若干经验、教训。他将自己调查所得和整顿盐制的建议，向地方官员做了反映，呼吁政府要严刑峻法、打击走私。王海峰的建议得到政府的采纳，长芦盐区经过整顿，果然运销又繁荣起来，盐税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三倍多，王海峰也借机发展自己的盐商业务，大获盐利，成了这一盐区闻名遐迩的富翁。

　　许多人都见过一幅李闯王率义军进北京的油画：画上的李闯王和他的部下都戴着一种特制的凉帽，有人说那是陕西的特产，殊不知这些凉帽中还流传着一则晋商见人之所未见的故事。

　　话说山西交城县清化堡村有个叫王权的，在家务农。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春，交城大旱，粮价飞涨，王权与年迈的父亲连糠菜都要断炊了。村里不少青年投奔了交城山农民起义军去了。当时王权去北京投靠当店铺伙计的兄长，想让他们给自己谋个差事。不想兄长嫌他长相不好，不让他站柜台，只让他侍候卧病在床的东家。王权貌虽丑陋，但心地善良，生性勤快，他每日熬汤煎药、端屎倒尿侍候东家，时刻不离左右。由于他的精心照顾，东家病体渐渐痊愈。病好之后，东家拨给王权500两纹银，让他自己经营店铺。王权开始办了处经营平民百姓器物的小店，时间不长就赚了2000两银子。他拿出500两奉还东家。东家看出了王权的经营能力，告诉他：“银子我不要，以后你放胆干，赚了归你，赔了我继续给你银子。”

　　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冬，商场初露头角的王权回交城探家。正好遇见在交城山义军处搞后勤的一位同宗兄弟，交谈中得知李闯王的义军气势正旺，攻势凌厉，必将直捣京师。王权闻讯便直奔陕北米脂一带，大量收购凉帽。先是三个铜钱一顶。后来，涨到18个铜钱一顶，王权仍照收不误，几乎把当地出产的凉帽收购一空了。于是王权派12匹骆驼，将凉帽全部运到北京，把他兄长的七间过厅堆得满满的。一个冬春过去了，王权连一顶凉帽也没有卖出。他的两个哥哥都为他着急，可王权若无其事，而且遇上零星卖凉帽的仍要购进，连店里的小伙计都认为他脑筋有了问题。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闯王攻进北京。时值初春，蠓虫蜇眼，部队的凉帽都破烂不堪。闯王下令四处求购凉帽。王权将他所囤的凉帽以每顶一两八钱银子的价格，悉数卖出。一夜之间，便成为京城巨富。至此，人们才被王权的远见所折服，一致尊称他为“凉帽王”。

　　山西并非产茶之乡，但明清以来，运销蒙俄的茶叶几乎由晋商垄断。几百年来，形成了一条由南到北经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以输出茶叶为主的茶叶之路。这条由晋商拓展出的可与陆地的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叶之路，成为晋商发财致富一个历久不涸的财源。

　　清代学者王先谦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此三种茶……向为晋商所运。”清代著名的茶庄有100多家。它们的总号大多设于晋中，分号设于汉口、张家口、归化城、库伦、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中俄各建城毗连，中方叫买卖城，俄方叫恰克图）以及俄国的许多城市。财东就是晋中的富商，仅祁县一地就有永聚祥、恒中恒、大德兴、大德诚、大玉川、巨盛川、天恒川、宝巨川、长裕川等十余家茶庄。成千上万的祁县人供职其中。张家口，山西帮茶商竟有百余家。其中在砖茶上以“川”字为商号标记的“两大”、“两长”字号，即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等素负盛名。这四大茶庄均为清廷特允皇商，持有天子赐予的“红色龙票”，从收购、运输，直到俄蒙贸易皆通行无阻，受到各方保护。俄蒙商人只要见此“龙票”，就争相易货，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凭证。在堡子里鼓楼西街茶庄故址中，至今仍保存着乾隆皇帝赐给“大玉川”的一块双龙石碑，上面镌刻着它在发展中俄、汉蒙贸易中做出的贡献。这“大玉川”就是誉满海外，由大盛魁投资十万两创建的“三玉川”茶庄。清朝后期，每年蒙俄需中国茶叶40多万箱（蒙古24万箱，俄国17万箱，每箱55~65斤），即2000多万斤。雍正时，恰克图的中俄贸易额每年为几万卢布；乾隆时，每年达几百万卢布；道光时，每年约1000万卢布；1852年（清咸丰二年），高达1500万美元。

　　晋中茶商原主要采买武夷山区的茶叶，茶市在福建省崇安县的下梅镇。初为散装茶叶，体积大，携带不方便，后将散茶压制成块，状似砖，遂名砖茶（亦称茶砖），当时在茶区采摘茶叶，就地加工。于是，晋商创办的砖茶作坊，成为江南的著名手工业，每年雇用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事此项茶叶加工。茶由产地陆运至河口（今江西省铅山县），再水运经信江、鄱阳湖、长江至汉口。19世纪50年代初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茶商改为采运两湖茶，而湖茶更适合俄蒙人的胃口。以后遂主要采买湖南安化县、临湖县羊楼司、聂家市及湖北蒲圻县羊楼洞的茶。加工后的茶先集中于汉口，由汉水至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赊旗镇。赊旗镇就是今社旗县，晋商叫它十家店，因此地有十家著名的客店专营运输兼保镖。在此经营茶盐的山陕富商集巨资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山陕会馆，1988年被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茶叶驮运由此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然后在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伦、恰克图。骆驼是沙漠之舟，通过大戈壁，它比马车、牛车都安全、快速、便宜。每驼可驮200公斤，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约1500公里，40天可达。当时条件异常恶劣，有人描述道：

　　“绵绵斯道，几不逢人……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水味则苦咸而外，腥且臭，浊且涩，犹宝如玉液。长途举火，马矢代薪，炊灶作食。或带水适断马矢难得，则并日而食。……五月中旬以后，至中元日，无风不异赤道。若艮地狂飙，披裘不及，则冷如隆冬。”

　　山西商人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艰苦创业的精神为自己铸就了利润的“金砖”。山西许多人家经常教育子弟：“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长大住上个茶票庄”，“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客”（客指外出当老板）。

　　在众多山西茶庄中，经营对俄茶叶贸易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自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这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嘉、道、咸、同、光、宣七朝凡150余年。及至晚清，在恰克图十余个较大的山西商号中，常氏一门独

　　祁县渠家“长裕川”茶庄也毫不逊色。茶叶贸易为渠家开辟了致富财源。它以专营茶叶发达，继而兴学堂，办实事。长裕川财股、身股各半的20股生意中，渠家除其财股之外还有两三分身股。每逢开账分红一股便可得七八千两白银，折合白洋一万余元。至于其资财多少难以想象。在抗战爆发，日寇侵祁期间，日军在长裕川老号院中挖防空洞时一下掘出白银40万两。由此可见渠家的殷实富有。

　　实现发财的梦想，须有坚忍不拔和一以贯之的精神。不管别人的嘲弄，只要默默地坚持到底，换来的就是别人的羡慕。

　　日本流传着一个江户时代精诚开启金石的故事。江户时代有一位具有十万石诸侯地位的“松之位”艺妓，就是名播一时的“高尾大夫”。她所接的客人都只限于诸侯或富商巨贾，是一般武士或商人高不可攀的一朵花。有一次，一位在染房做工匠，名叫老久的年轻人，在街上目睹风闻已久的高尾大夫风采时，竟看得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老久于是暗自下定决心，开始省吃俭用，拼命工作，想与她幽会一次。三年之后，老久储蓄了15两黄金，来跟高尾大夫相会。临别时这位艺妓说：“请再光临。”他竟然回答：“我得再等三年才能再来一次。”这位艺妓觉得奇怪，得知老久为了想跟她见一面，竟然苦干了三年，遂被他的诚实、纯真所感动，说：“我这里的年限一满，就嫁给你。”据说，后来这位艺妓果真和老久结婚，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创立了全江户第一的染房。全球闻名的日本松下公司老板对此感慨万千，说这样把一件事认真贯彻到底，实在有气魄、有胆量。人生有超越得失的一面，对自己所决定的，即使孤注一掷也要勇往直前，又有什么不可呢？

　　历史上很多成功的晋商都是从小伙计做起，他们的韧性与这种精神和气魄何其相似！早年间，把新进店铺学做生意的小伙计美其名曰“相公”。由相公熬成师傅，最少要经过三年艰辛的日子。无论寒暑，学徒每日天不亮就得起床。一睁开眼就马不停蹄地忙开了：先到灶房生火烧水，随即悄悄上柜房替掌柜倒尿盆，然后是里里外外地洒水打扫。待掌柜起床，又须立即去叠被褥，端洗脸水。掌柜的净面完毕，呼噜呼噜地抽水烟，学徒偷空把冲好的鸡蛋捧至面前。等这些事告一段落，火旺锅开，赶紧下米搭笼，淘米揉馍。开饭时，要给掌柜和师傅们端送，并且双手捧举碗碟，恭恭敬敬搁放。伺侯老板吃喝完后，自己才敢狼吞虎咽地用点简易饭菜。开完饭，快速洗锅涮碗，收拾灶具，之后，马上去站柜台。当小伙计的学问很多，一见顾客进店，先是笑脸相迎，继而察颜观色，介绍商品，任其挑选，务必将买卖做成，不能让买主走掉。那时有些乡绅，喜欢代邻居赊账置婚丧嫁娶物品。这是较大的主，甭瞧是欠账，由于货价暗暗提高，所赚利润比出现款尚高。因此凡遇这样的人进店，掌柜的早有嘱咐，要求格外热情接待。他们一到，相公们便立刻迎上前去，“张爷”、“李爷”地呼唤，接着是为其打土撩衣，请入柜房，泡香茶，端点心。

　　时至中午一时左右，相公去煮午饭，伙计们仍在营业。午餐毕，相公仍去店面卖货。掌灯时分，始允许搭板上门。晚间，除帮助师傅们清点整理货物、安排掌柜的休息外，自己还要学打算盘，练毛笔字或熟悉记账知识，不到11点睡不了觉。

　　正是这些小伙计经过学徒时期的多年磨炼，逐渐锻炼成熟悉业务，能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的商号人才，还有不少人成为叱咤风云的商号经理和主管业务人员。若无精诚的意志，万难开启“掌柜”的金石之门。

　　期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并根据合约规定的条款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以某一特定价格买卖某一特定数量和质量的商品的交易行为。期货交易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商品所有权的转移，而是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回避现货价格风险。

　　现代有组织的期货交易产生于美国芝加哥，1848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开始从事农产品的远期买卖。从历史进程看，期货交易是由现货交易发展而来的。业界认为，在13世纪比利时的安特卫普、17世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18世纪日本的大阪，就已经出现了期货交易的雏形。殊不知18世纪的中国包头，也有了这种贸易形式的雏形“买树梢”，发明者就是晋商乔氏鼻祖乔贵发。

　　最早踏上包头这块土地的汉人是山西的旅蒙商人，紧跟着是开荒种地的山西北部农民。当时，清廷解除了汉蒙贸易的禁令之后，曾随康熙皇帝的亲征部队随军服务的小商贩们，由于最先了解蒙古地区的道路交通，通晓蒙古人的习俗语言，特别是了解汉蒙商品的巨额差价，所以他们捷足先登，率先占领了这个市场。巨额的差价和随之而来的巨额利润刺激这些商贩们扩大经营规模，同时也刺激更多的买卖人涌向这里。这些买卖人以归化城为根据地，南下汉口，北上蒙古，形成了庞大的经营规模。大批的买卖人和众多的运输工具驼、骡、马等需要大量的粮食，而当时从归化城到包头有大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等待开垦，于是晋北的农民纷纷来口外开荒种地。到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廷颁布了劝耕劝垦的政策后，开垦的人更汹涌而来。这样，一方面有大批的从事汉蒙贸易的商人需要粮食，一方面又有大批的垦荒种粮的农民提供粮食，于是在二者中间的环节上又出现了中间的商业行当：粮店和草料铺。他们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以满足旅蒙贸易商人的需要，从中获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专业粮店和草料铺的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经营手段日趋提高，同行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而激烈的竞争更促进了业务素质和经营手段的提高。比经验，比胆量，比经营艺术，比战略目光，直到比冒险精神。于是，“买树梢”这种极需胆量、冒险精神和战略眼光的期货交易方式的雏形出现了。

　　乔贵发在与那些春来冬去的农民打交道中察觉出，由于对粮价剧烈波动的担惊受怕，这些农民普遍有一种求稳的心理；另外，他们冬去把卖粮的银子全部带回，春来时却舍不得多带钱出来，在春夏之季他们往往因手头拮据，急需银子。根据农民的这两个特点，乔贵发又发现了发财的机会：在他们刚刚春种夏耘，尚未秋收时，便给他们一个粮价，让他们“稳住”，同时按这个粮价付给他们部分银子，帮他们拮据的手头宽裕起来。他给了农民两个方便，自己也得了两个方便：放银子的高利息和比秋天买粮价低得多的价格。

　　农民或急于得到现钱，或乐于得到稳定的粮价，纷纷与乔贵发合作了。乔贵发在春夏之际按定价付了部分银子，到秋天不管实际粮价多高，他会按定价如数收回粮食。这个差价去掉利息便是他的赚头了。乔贵发善于算计，更有眼光，他往往在上年粮价暴跌农民们心有余悸，而实际上本年粮食行情可能上扬的时候做这种生意。赚头大，胆量大，操作难度大，这种风险和利润都很大的买卖，让同行们瞠目结舌，望洋兴叹，很快乔贵发的草料铺成了包头地面上财力最雄厚的商家。

　　高利贷资本，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是为榨取高额利息而放贷给他人使用的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河南连年歉收，“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利放债”。近人卫聚贤说：“明末清初，铺4695家，占全国当铺总数的21%。《清稗类钞》称山西首富“亢百万”就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大典当商。亢氏清初发迹时有“约计千万”的资产，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

　　在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晋商大盛魁、天义德等曾以放贷高利贷银而获得巨额盈利。每当蒙古王公晋京值年班，呼图克图（活佛）晋京朝觐，交纳驻蒙古中国（清朝）军队的维持费，王公子弟袭爵，向乌里雅苏台将军赠贿，对博克多葛根（库伦寺院活佛哲布尊丹巴）献礼的时候，蒙古各旗往往财政困难，就不得不乞援于大盛魁或天义德这两家商号。他们是有求必应，贷给这些人必需金额的银钱，附加高利。以后由家畜或其他副产品收回。在外蒙古的140旗或沙毕（寺庙属众）之中，不曾负债于大盛魁的，仅有10～20旗左右。其他大部分的旗，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天义德对科布多管辖区内各旗，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当时蒙古人说：大盛魁从蒙古人中攫取的财富，可以用50两的银元宝，从库伦铺成一条至北京（2000余华里）的路。

　　囤积居奇是商人谋利常用的一种手段。山西商人乘明初开中之制的实施，兴起于商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窖粟”。山西不是粮食丰产区，但具备储存粮食的绝好自然条件，地处黄土高原东部，黄土层深厚而密实，气候干燥，挖掘地窖非常便利。谷粟存入地窖后，“经久如新”。山西商人据此囤积居奇，大获其利。明人谢肇浙在《五杂俎》中总结山西商人经营的行业中，就有“窖粟”致富者一类。三晋商家，常常窖封藏粟数百万石。及至开封之日，购粮者一拥而至，如赶集般热闹。窖藏大批粮食既为“备战”、“备荒”的良策，又是调节粮食生产与供应矛盾的高招。入清后，山西百姓多数利用地窖储藏资产。清后期，山西富商窖藏多为银两，做囤积居奇的买卖。

　　1921年，旅蒙晋商大盛魁支持它的小号通盛远银号，在包头大搞囤积居奇、买空卖空的生意。归化城和包头一些人们，把那种生意，叫做“虎盘”，又叫做“耍空盘”。通盛远银号承大盛魁之命，大量地出卖铜元，收买银元。当时包头的广生店，在山西祁县帮巨商复字号的支持下，大量地出卖银元，收买铜元借以把大盛魁的资本排斥出包头市场。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肯认输。于是双方的赌注，越下越大。直到最后，就不得不把空盘变为实盘，互相交收实物。就是通盛远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铜元，收回它所买下的银元；广生店方面要交出它所卖出的银元，收回所买下的铜元。通盛远方面，就利用大盛魁的关系，除向附近的城镇尽量收购铜元外，还向各中小城市和村镇进行收集。收集到的铜元，用各种运输工具，日夜不停地运入包头，交付了广生店，马上向广生店逼索银元。并勾结了马福祥的都统署，下了命令，限制包头的铜元出城，以抵制广生店在农村和其他城镇收购银元。

　　广生店所依靠的复字号，虽然也是资本雄厚，周转灵活，但它活动的范围局限于大中城市，在小城镇和农村的活动，远比不上大盛魁。再加上官府发布了限制包头铜元出城的命令，使它越发施展不开了。对方交足了铜元之后，就催逼它立即交出银元，这就使它难于应付，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困境。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广生店的经理胡振业，亲自到归化城求见通盛远的经理邢克让，表示低头认输，央他放松一步，代求官署撤销前颁的命令，以结束这一件事情。最后的结果，通盛远获得暴利，迫使广生店关门，胡振业气愤而死。

　　马克思说过，如果利润率高达300%，资本家可以冒上绞刑架的风险。封建时代的商人何尝不是。清纳兰常安《行国风土记》记载：

　　塞上商贾，多寅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功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蓄故也。其筑城驻兵处侧建室集资，行营进剿，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际，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是以收利盈千万亿，致富不赀。

　　这是敢于舍身取利的战场上的山西商人的写照。他们甚至冒杀头危险，在明清时期做走私生意。

　　明代，与蒙古牧民的贸易除了规定时间、地点的官市、民市外，严禁内地商人与蒙民进行贸易。但是，走私活动十分猖獗。据明代任宣化总督的王崇古推论，仅大同墩哨驻军，三个军人中的粮银，有二人的成为私市货资，则大同墩哨军粮银每月同牧民的交易额，至少有3000银两，若以此银两购买布匹前往牧区交易，则有二万余梭布私贩到塞外，同时私贩进牛3000头或羊万余口。1570年（明隆庆四年），有山西榆次商人李孟阳等去蒙古走私马尾，时间长了，竟入住蒙古，并诱蒙古俺答军8000袭击明军事城堡。原来明代嘉靖万历年以后，江南地区百姓使用鬃毛或马尾纺织巾、帽绸巾的风气非常盛行，嘉靖以前只有生员与富有的人才戴鬃尾，到万历以来穿戴鬃巾为上层社会流行时尚，个个生员视鬃巾为必备品。而当时原料来源非常少，物以稀为贵，使商人铤而走险，私贩马尾等商品。由于走私者日众，一些人逐渐定居蒙古地区，其集居地蒙人称为“板升”，对板升的解释有多种，一说为“百姓”之谐音，一说为“堡子”。在板升中以山西人居多，他们在蒙古地区耕作，开发了农牧手工业，同时参与私市，故明朝一直对板升居民作为剿灭对象，但力不能及，只能听之任之。

　　说来有趣，由于明清政权的更迭，山西有八家做走私生意的商人竟蒙受了“皇商”的荣光。这八家商人在与各少数民族贸易的同时，与满清政权过从甚密，在明政府封锁满清政权的时候，仍然贸易不绝，实际上做的就是走私生意，清政权一统天下之后，这八家受到满清皇族的特殊优待，以答谢雪中送炭之功。

　　入清以后晋商参与走私贸易活动的仍然相当多。特别在对旅蒙商人采取严厉限制政策的雍正时期，更为厉害。

　　当时清朝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贸易孔道，并设卡对输入蒙地商品进行检查。还规定，凡赴内外蒙古进行贸易的商贾，必须持有“龙票”，在指定的盟旗进行贸易，贩运的商品也有严格限制，除铸铁锅和日常生活金属器皿外，严禁将武器、铁等金属输入蒙地。

　　但厚利的蒙古生意，仍然强烈吸引着甘冒风险的山西商人。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律，利用驼队载着货物深入到蒙古地区进行贸易。

　　私贩玉石是清政府严禁的行为。但晋商曾发生过数起私贩玉石案。乾隆年间归化城有一座晋商开办的三义绸缎杂货铺，掌柜贾有库，山西右玉人，从1773～1778年（清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三年）期间，三义号就在掌柜贾有库主持下，做过几次私贩玉石的大买卖。

　　第一次是1773年，三义号用一万银两的货物兑换成玉石，私运到苏州贩卖。第二次是1775年，贾有库派其侄子从新疆私贩玉石到苏州，获利3000银两，第三次是1778年，从新疆私贩玉石550斤，作价银7150两，卖给北京城古董商。就三义号的这三笔私贩玉石生意，毛利高达22613银两。

　　如果说观念创新是晋商致富的源泉，那么制度创新则是其兴盛数个世纪的保证。晋商在商务往来中，以“道行、道德、道义”文化底蕴创新出了一系列先进实用的管理体制。其组织结构全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设事，保证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以及责权对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的联号制，大大拓展了其在商业舞台上资本运营的空间；经理负责制，理顺了股东与股东、东家与掌柜、掌柜与伙计之间的职权关系；人身顶股制，“以人为本”，极大地调动了商号上至经理下至伙计学徒的工作热情和奋发进取心；严格的号规，加上凝聚人心的商业文化、团体精神，还有共存共荣的商业理念，无不蕴涵着大企业的精神。

　　重要性便日益凸显。而科学有效的组织结构是确保管理效率的基础，是企业实现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度平台。山西票号，在其兴盛时期，总号共有30多家。设在全国各地的分号则在400处以上，票号的总号集中设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

　　总号是上层机关，是全号经营与管理的中心机构，主要负责全号业务经营上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监督等工作和号际关系。各地的分号是总号的下属业务部门，是受总号直接控制的派出机构。

　　这种颇类似于现代企业直线职能参谋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职责分工明确，职能部门起综合参谋作用，上下级关系明确，便于统一指挥而且机构精简。

　　它的优点是，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在这样一种管理体制之下，往往容易陷入统而过死，影响事业发展的局面。机构设置权、资金调度权、人事任免权和盈利分配权全部由总号掌握的山西商人，是何以实现组织机构运转自如，各项业务蓬勃发展，资金高度灵活，汇兑畅通无阻，盈利与日俱增的呢？其奥妙之处在于：

　　其一，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在组织设立上是因事择人还是因人设事，是企业组织是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山西各家票号大都坚持以事（经营）为中心的原则。“全盘人位之计划，系因事用人，决不因人用事。恐事少人多，习于娇惰。设或同人间有龃龉，即重行调兑，既不欲丧失养成之人才，又不得碍于业务之进行”。可见，山西票号在管理上固然以重人才为其特点，但在管理组织与机构的设立上，却是坚持“因事用人”的以经营为中心的原则。这正是组织机构精简特点的原因所在和经营成功的因素之一。

　　其二，统一指挥的原则。大德通等山西各票号的内部管理组织，均以总经理为主设计建立。总经理在设立本号组织机构时，实际上是根据票号业务上的特点，首先坚持了统一指挥的原则，总号具有决策的权威性。凡经总号集体研究决定的经营决策、业务方针、存放汇兑各种规章以及人事管理制度，上至经理（包括分号老板），下至一般伙友，必须不折不扣地遵行，不准有丝毫违背。否则，即以违犯号规论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开除出号，毫无情面。有令必行，有禁即止，从而保证了各项业务的有序进行。

　　其三，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适宜以及责权对等。从票号内部组织机构的情形可以看出，票号在实行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前提下，其内部管理组织又颇为严密。总号的人员及其职务，从有关史料来看，其情形大致如下：

　　总号设总经理（大掌柜）一人，为全号之领袖，有经理全号内外一切事务之大权。

　　设副总经理（二掌柜、协理）一人，辅助总经理办理全号事务。

　　设营业经理（三掌柜、管内事掌柜）一人，辅助副总经理工作，负责全号营业事宜，总号设营业组一个，三四人组成，其中柜台营业员一人（俗称“坐掌柜”“拦柜头”），负责管理门市部。正营业员（正跑街、上街头）一人，归营业经理领导，负责了解本日商情动态上市接洽款项及一切银钱业务往来。设副营业员（副跑街）一至三人，辅助正营业员调查商情并办理一切上市业务，练习营业无定员。另外还设有账房、信房（文书组）、外交组等。

　　设账房一个，其中管账先生（称某先生而不称掌柜，实系财务经理）一人，总理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副管账一人，辅助管账先生经管账目。帮账二人，受副管账指挥，助理各项账务，练习帮账无定员。

　　设文书组（信房）一人。其中文牍先生一人，办理号中对外文件。信员二三人，受文牍先生指挥，负责号中来往文件，处理繁多的信札。

　　设外交组一个，一至三人不等，负责外事交际。另外，设稽核员之职，人员多属兼任。总号练习生（学徒）通常五六人至一二十人不等。主要是整理屋子、抄写文稿、帮账、学习业务。

　　总号的人员及其职责的主要情形大致就是这样，通常一个总号人数包括练习生约二十人左右。增设分号前练习生有所增加。

　　总号在各地所设的众多分号，其人员数额“虽因各地业务繁简不同，有所增减，而内部分科负责者，则大致相同”。从总经理到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分号经理以至下层职员，实有一条自上而下的十分清楚的指挥链。虽然票号以经营为中心实行统一指挥，但实际上每一成员基本上只接受一个上级的领导。尤为可贵的是其内部真正实现了管理层次的删繁就简。如总号“跑街”只对营业经理负责，“帮账”对账房先生负责。分号下员对分号经理负责。营业经理、账房先生和分号经理对总经理负责。而且由下至上每一层次的管理幅度基本上又是渐趋缩小的情势，并且副经理（协理）和总号职能部门负责人同时又是总经理对分号管理上的助手和参谋。因此，管理层次较少，管理幅度恰当，可以说是票号内部管理组织设立上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

　　其四，信息传导流畅。为了解各地市场行情和需求变化以及营业状况，山西票号充分利用信函这种当时惟一的传导工具，进行川流不息的交流。为此，各总号与分号均订有按时反馈商情动态的规定，一般要求三日一函，五日一信，月终汇报全月情况，既报总号，又分报联号，做到上下左右通气。内容上凡与商业、金融有关的信息几乎无所不包。特别是分号与分号之间的信函。其目的在于：（1）要各分号互相了解各号收交款项的情况；（2）要各分号根据了解的情况，主动做生意，相互支持，避免因某地交款过多，影响到某地业务和信誉，或是存银多无交项，积压资金。比如北京分号知道西安分号收款很多，就主动找生意往西安汇兑，有时为了调剂疲快，不仅不收汇水，甚至还给汇款人贴费，生意做得十分灵活。为了保守秘密，各家信函都有自己的暗语。遇有重要情报，分号必须派专人日夜兼程向总号亲自汇报。山西票号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作为成功的诀窍。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努力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做到知于先、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联号，大多是由一个财东出资（或一个为主）对在各地所经营的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进行管理的一种体制。这种联号，有些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子母公司，是晋商科学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的一大特征。

　　山西商人联号制的总号，一般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太谷县曹家就是一个总部设在山西，以这种联号制形式，管理着庞大“子公司”的“母公司”。它通过励金德账房管理设在太原、潞安及江南各地的商号，通过用通玉账房管理设在东北的各商号，通过三晋川商号管理设在山东的各商号。如励金德管辖的彩霞蔚，是曹氏规模最大的绸缎庄，而彩霞蔚又管辖着张家口的锦泰亨、黎城的瑞霞当、榆次的广生店、太谷的锦生蔚等号。这些商号的经营和盈亏，财东曹氏不直接过问，而是由彩霞蔚负责，彩霞蔚则向励金德负责。如果彩霞蔚所属锦泰亨等商号经理想面见财东，须由彩霞蔚经理先引见励金德经理，再由励金德经理引见财东。曹氏办的各商号虽然都是独立核算，但是各商号在上一级商号的领导下，无论在信息交换、物资采办、市场销售上都相互支持，必要时在财政上也可挪款相助。从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商业集团。

　　晋商中也有少数集团总号设在其经营的大本营，如大盛魁商号的总号就设在归化城。它在外蒙、内蒙和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分支机构。它有许多流动贸易的“房子”，还有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生意的小组，活动在广大的外蒙草原上。它还出资开设了若干小号。大盛魁分支机构有乌里雅苏台分庄、科布多分庄、汉口分庄、库伦分庄、召河养马场地。这些分支机构，负责当地的收购、储存、运销业务。其中乌、科二分庄业务范围大，地位重要。

　　总号由归化城派出去的货房子是大房子。一般每顶房子包括14把子骆驼。每一把子有14只，共是196只骆驼，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马四匹，总共是200峰（匹），按15顶房子计算，共有210把子、2940只骆驼。到了外蒙以后，就把每把子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分别到各旗进行流动贸易。这种贸易单位组织，也是灵活的。根据各地域和人口情况，可以用一把子骆驼组成，也可以用二把或三把子骆驼组成。这些流动贸易的单位，也各带一顶小型的帐蓬、一般也称为一顶房子。每一单位有一个领房子掌柜，有几个做生意的助手。这些流动贸易单位，到各部各旗赊销货物。同时，也协同放印票账的人员，把赊销货物的价款，换算为印票账的价款，向王府取得贷款凭据，任务就算完成。它不做零星售货的生意。

　　此外，它还组织若干流动贸易小组，串蒙古包，做零星售货的生意。这种组织更为灵活，规模大小，完全以销售货物情况来决定。

　　大盛魁的小号是随着营业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大盛魁在外蒙市场上销售的各种货物，是由内地贩运去的。初期，它只是从归化城购买，没有力量从产地进货。以后，随着营业的发展，它就投资开设了各行各业的小号，依靠这些小号，从产地来进货。这就把这方面的利润，纳在自己的企业系统之内。初期，它的资金的周转、调拨和汇兑，完全依靠别的钱庄、票号来办理。后来它又投资开设了钱庄和票号，把这部分利润，也纳在自己的企业系统之内了。

　　大盛魁的小号有大盛川票号，三玉川茶庄，天顺泰绸缎庄，东盛昌发货店，德亨魁牲畜店，盛记毛庄，协盛昌、协盛公、协盛裕京羊庄，分别设在祁县、归化、天津、北京等地，分别承担着大盛魁的金融、茶叶、绸缎、牙记、牲畜等业务。大盛魁的这些小号，绝大多数都在各行中占据着巩固的阵地，它们本身也成为殷实的商号。它们对大盛魁的扩大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三玉川和大盛川，由于总号设在山西省祁县，加入了山西资本集团，是大盛魁系统中两根有力的支柱。据说，大盛魁有几家小号都分配过巨额的红利，它们资本的总额，都大大地增长了。最盛时期的资本总额，甚至超过了原资本的数十倍。这种类似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子母公司形式的出现，标志着晋商的商业资本集团性的加强。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晋商于商号经理之聘用，用人惟贤，惟才是举。在这方面，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形成了经理负责制。具体做法是：经理聘用之前，先由财东对此人进行严格的考察，确认其人有所作为，能守能攻，多谋善变，德才兼备，可以担当经理之重任，便以重礼招聘，委以全权，并始终恪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道。一旦选中聘用，财东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常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经理有无上之权力，不论是用人还是业务管理，均由经理通盘定夺。经理在任期内，如能尽力尽职，业务大有起色，财东则给予加股（人身股）、加薪奖励。如不能称职，则减股减薪，甚至辞退不用。据说，每届年终各地经理齐集总号汇报工作时，由财东设宴款待，盈利多者坐上席，东家敬酒上菜，热情招待；盈利少或发生亏损者居下席，自斟自饮，受到冷遇。如果二三年都屈居下席，用不着财东说话，经理也只有自请辞职了。

　　晋商经理负责制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明确划分了财东与总经理合作关系上的各自责任与职权。财东的责任主要是对票号的风险负有无限责任，即亏损由财东按银股多寡平均分担。财东的权力主要是：具有总经理的任免权（通常由于聘请时慎重，下属人员均由总经理选定，故罕见其免职之事）、经营范围及其规模的控制权、带有风险性的较大事项的决定权、年终营业报告的审查权、决算期（大德通一般四年一次）依据约定程序处置红利的决定权以及重大赏罚的决定权等等。

　　总经理则承担着向财东和全号人员的利益负责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总经理的一切决策，首先都要在保证财东和全号人员的利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考虑。或者说，票号内的一切经营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均是以总经理的责任和义务为出发点制定的。虽然财东负有无限责任，但实际上除受政治上、军事上的突变事件的影响而外，总经理一般都有保证票号不致亏损的得力措施，故通常财东实无亏本之事。至于总经理的职权，除其个人与财东的联系之外，在全号（包括总号和数十个分号）之内，“有无上之权力”。这里由于票号实行“全局统筹，不分畛域”的条条领导的总号集权制，所以总经理的权限近乎独裁。全号的机构设置，人员的配备、选用及其待遇，经营方针，重大决策，人财物的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等等经营管理中的一切较大事情决定权，统归总经理所有。实际上，这种经理负责制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力地调动了经营管理人才智的发挥。

　　财东与总经理的合作，除坚持订立合同以人力股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外（这一点将在下节专述），实际上有一种无形的信义原则。从票号的合约和有关史料中，我们不仅没有发现财东对总经理除免职之外的制约措施，反而见到了不少双方的信义内容。在财东方面，在疑人莫用的前提下，遵循“用人莫疑”的宗旨，完全信赖总经理的人格与才能，不过问平素的经营管理事宜，而且“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丧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

　　在经理一方，则以忠义之心来对待或答报财东的知遇。近代曾任大德恒经理的颉尊三说：总经理既受财东“信赖与委托，得以经理全号事务，任重而道远，所以事事无不出于忧、勤、惕、励之一念。领导同人，崎岖前进。”总经理对财东那种近乎无限信任的全权委托，则以个人人格和财东利益为重，以“忧勤惕励”、毫不疏虞来自勉，以不负财东、竭尽忠义来报答，这充分体现了财东与总经理的合作关系上，总经理以“忠义”报答的合作原则。

　　这种“信义”原则，实质上是财东与总经理合作关系上的一条负有广义制约意义的原则。它是社会上普遍崇尚“信义”和财东确认所聘总经理尤重“信义”的条件下，财东利用总经理在诚信相托之下必以忠义相报的重名誉的心理特点所采用的一种合作原则。这种合同之外特定条件下的合作原则，在当时山西票号中不仅是一种普遍采用的原则，而且大都获得了大成功。虽然从其科学性上来考察，财东确实冒有很大的风险（实系风险性的信义合作原则），然而，确定合作原则时注重对方人格和心理特点，应该说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身顶股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指商号中人凭自身才能、工作关系与业绩经过评定而获得的顶生意股份，它是晋商的一大创造。这种形式在西方原有意义上的股份制中是没有的，充分体现了儒商“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股份（股俸）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财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银两到数万银两不等，可按股分红，但无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是财东除正本外又存放商号或票号的资本；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顶一定数量的股俸，按股额参加分红。清人徐珂说：“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所有者，在商号或票号享有永久利益，可以父死子继，夫死妻继，但对商号或票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

　　身股数额，各商号、票号均有具体规定：一般来说经理可顶一分（每股各一俸，或称一分），但也有破例顶一分二三厘的；伙友顶身股最初不过二厘（即一股的1/12），以后每遇到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为止，称“全份”。所谓账期，即分红期。光绪以前一般是五年为一个账期，以后是四年，也有三年为一个账期的。凡伙友顶身股者，一般须在号内工作达三个账期的时间，工作勤奋，无有过失时，才由经理向股东推荐，经各股东认可，然后将姓名、所顶身股数额载入“万金账”，才算正式顶上身股。顶身股后，倘有越轨行为，除重大案情开除出号和赔偿损失外，如属小节情有可原者，则酌情处分，减少其身股数额。顶身股者，每年可按其所顶股分领取一定数量的“支使银”，又称“应使银”。应支额每股多者四五百两，少则一二百两，分四季支用，到账期分红时，无论应支多少，概由各人应得红利内扣除，上至经理，下至伙友，一视同仁。倘若营业不好，无红利可分，则顶身股者除每年“应使银”由号内出账外，毫无所得。没有顶身股的伙友，则按年支给薪俸。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银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增加，有十余年历史者可达80～100银两，这时就有资格参加身股了。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票号一般仍给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大致经理故后享受八年的红利，未任经理者享受七年的红利，顶身股八九厘不足一分的享受六年红利，顶身股六七厘者享受五年的红利，顶身股四五厘者享受四年的红利，顶身股三四厘者享受三年的红利，顶身股一二厘者享受二年的红利。对本号经营立有特大功绩者，还可再增一二个账期的分红。

　　各商号、票号均由财东出面聘请经理，再由财东、经理共同邀请中人三五人，书写股本合约，其内容包括资本若干，以若干为一股，几年结大账一次，按银股身股分红等。在清光绪以前，山西各商号的身股占银股的一半，而到了清末则“身”价大增，身股普遍超过了银股。比如志成信同治年间银股17股，身股6股；身股是银股的35.3%；大德通光绪十五年（1889），银股20股，身股9.7股，身股为银股的48.5%，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银股20股，身股23.95股，身股为银股的119%多。这一变化不管是什么因素所致，应该说根本上体现的是企业所有者向经营人才让渡利润的结果。

　　这种与财力股享有同等分割红利的“人身顶股制”，实质的意义是在财东与经理、伙计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经理与伙计的物质利益与商号的发展始终休戚相关，商号的兴衰成败也始终关乎经理与伙计的生存与发展。旧时商界同行见面，嘘寒问暖之际，就会问“顶几厘生意”，表示对彼此境况的关切。任何一位票号的正式成员（学徒除外）都有资格得到顶身股。“人人都可当东家”，这样的灿烂前景和强烈的诱惑力，使每一位票号中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苟安，都无一不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扑在号事上。段占高1925年十四五岁时经人举荐进祁县复恒当学徒，挂牌子，站柜台，跑联络，值夜班，甚至还代吃官司，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整十年，到1935年，终于顶了三厘生意，头一账一来就分了200块银元。他在《山西文史资料》上发表的《祁县复恒当从业亲历记》、《我所目睹的复恒当号规》两文中，记录了人身顶股制的诱惑力。

　　晋商通过银股形式，吸收资金，扩大了经营资本；而通过顶身股形式，把商号的经营与商号员工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两者都参加账期分红，从而充分调动经理、伙计、学徒的工作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群体作用，增强了敬业精神与凝聚力，增强了晋商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晋商不是埋头业务的赚钱狂，他们对职工教育十分重视。对普通职工的生活也很关心，以便稳定人心，服务企业。由于在职伙友均不带家眷，业余时间如何引导则是一件重要事情。元朝时，运城盐商就设有子弟学校，明清时代商号培训职工，一般是通过实地训练，也有少数集中训练的。如大盛魁虽在外蒙古、俄国做生意，但是职工却在祁县、太谷招聘。经亲朋推荐，经理考核，相貌端正的十五六岁的男青年才能入选。入选后先到归化城，然后再到外蒙古科布多接受专门训练，学习蒙古语或俄语、维吾尔语，然后分到柜上跟老职工学习业务。

　　职工教育内容，一是思想方面，主要是日常教育。如大盛魁每逢年节，要在其财神庙内，向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筐子叩头，除夕晚上，必须吃小米粥，纪念以货郎担起家的创业祖宗，不忘创业艰辛，以此为号规，200多年不改。还设有财神股、狗股，实际是对职工进行信义教育。曹家商号每年磨豆腐三次，每次磨豆腐，经理必亲自向磨神烧香叩头，以乞神灵保佑。因曹家是在东北朝阳磨豆腐发家的，以此进行传统教育。二是业务教育，徒弟入号，分给老职工带领，在实际业务中教育他们学习业务技术，将培训教育与实绩考核与增加顶身股相结合，不断提高职工的创业精神和业务素质。

　　各商号不仅注意培养职工信义观念，创业精神，风险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注意培养职工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核算观念，而且注重职工的文化娱乐，个人价值。各行业都有自己崇祀的偶像，逢节过年参拜叩头，而且组织同乡会馆，相互帮助。大的商号还有自己的戏班，山西人喜欢听晋剧，张家口、内蒙各地群众因山西商人的关系，也喜欢看北路梆子。高平赵家、万荣潘家、祁县乔家都有自己的戏班。各地商会行社均要在一年内多次演戏，于是一个城市几乎天天可以不花钱看戏。座落在苏州城内的全晋会馆，就是昔日山西商人的办公地和戏园，今日是江苏戏剧博物馆。不少商人发财以后，还乐施好义，捐资办学，设立书院，或助赈行义，修桥筑路，办好事，从而提高了商号与商人的社会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广告。

　　据山西高平县文史工作者对高平侯庄、秦庄、石末、南马、北马、附城、平头、寨平、南北张寨等十几个村的访问了解，清代以来，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的几百年中，为赵家做生意的人很多。仅侯庄村传说不到百年的时间内，经商位至掌柜者100多人。现有据可查的40多人，除一部分人是侯姓商号的掌柜外，大多数是赵家商号的掌柜。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诚实可靠，终生为赵家卖力，有的是几代人为赵家服务，终生不悔。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有人谈起，还津津乐道，且以能在赵家生意中做事为荣。由此可见，赵家像晋商其他大商号一样确有一套稳定人心的办法。

　　除了凭借其资金雄厚，生意稳当，工资高，福利大之外，凭借的就是让人有归属感的企业文化。在中原地区大部分城镇，都有山西会馆，有的是山陕会馆，如臬县的山西会馆，由赵家永升老店主管，馆内契约由老店保管，解放初还交由郭掌柜出租使用。在掘港的山西会馆供晋人聚会，还有专门停放灵柩的地方，并着人将尸骨送回故里，可算是一种慰藉。赵家商号多，在南方的很多店友，往返于山西和商号之间，沿途往在赵家商店，免费食宿。不论是在商店中的伙友，或仅是十多岁的孩子远离故土，家里人都很放心。赵家还有自家的戏班子“青峰班”。每年定时到各商号轮回演出。特别是对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来说，能够看到家乡的上党梆子戏，无疑是一种安慰和自豪。这是一般商家所不可相比的。而且老南院的戏班行头好，演员全，把式高。演戏水平是当时州五处（泽州的五县）府八县（潞安府辖八县）一流的戏班子。

　　晋商于异地经营，特重乡情，且热衷组织同乡会和会馆。所以，晋商同乡会和会馆遍布全国大小城市，就是在云南和贵州等偏远省份也不例外。他们通过同乡会和会馆，把当地晋商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被现代语汇称作“团队精神”的团体意识，以便与外帮势力竞争。

　　在京城筛煤球、开饭馆，在福建、安徽、江苏、湖南即山买茶，就地加工，经长途贩运，直达欧洲市场。山西商人的商路和经营地区，各帮自有选择，绝不一哄而上，相竞于一业一地，自然形成了各帮商人自己比较固定的商路和经营地域。如临汾、襄汾帮走北京和兰州、天水；绛州帮走西安、三原、宝鸡、兰州、平遥、祁县；太谷帮走东北、北京、天津、张家口、外蒙古、新疆、苏州、扬州；汾州帮和徐沟帮走俄国、蒙古、宁武；代州帮走呼伦贝尔和归化；泽州帮走河南、安徽、山东；潞安帮走北京、河北等等。走东北者，榆次常家商号以长白山人参和高丽参为主要购进商品，输出四川夏布；走扬州者，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主做淮盐生意；走外蒙古者，祁县太谷王家、史家。各帮到南方贩茶也各有固定地点。

　　晋商无论在何地经营，均要修建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如钱行、颜料行、缸行、面行、布行等等，并由各商号经理轮流担任执事，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会事，制定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办理商务立法和执法事宜，甚至还建立商团武装，保卫商务，以至巡查弹压，维持地方治安。

　　晋商会馆或行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起到了维护山西帮团队利益的重要作用。

　　一是组织市场公平交易。晋商行会维护市场公平交易，不仅是因为山西商人做生意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是行会取信政府，维护本行会员利益的必须，故经常根据需要，在政府支持下，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并付诸实施。

　　二是整理货币维护经济秩序。清朝末年，市场上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归化城一带到光绪年间，沙钱愈来愈多，为维护经济秩序，归化城各行会积极配合当局，整理货币。经各行会负责人与有威信的长者共同协商，决定在三贤庙内设立交换所，让人们以同等重量的沙钱换取足制钱，并将沙钱熔毁，铸成铜牌一块，立于三贤庙内，上书“严禁沙钱碑”。

　　三是处理商务纠纷。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商人行会有调解与仲裁的义务及权利。归化城马王社是同城马车业者的行会，因成立较早，社规废驰，外来车业者与会员勾结，抢劫乘客财物之事屡屡发生。1909年（清宣统元年）萨拉齐车业者来归化城后，与会首王玉柱勾结，胡作非为，会员忍无可忍，向当局起诉，经官方调查，罚外来车业者与王玉柱分别向马王社缴纳衮灯一对和挂灯一对，并向会员赔情道歉。对此事行会刻石于海窟龙王庙内，无论外来者还是本会会员都必须恪守社规，以维护本行会会员的利益。

　　四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本是政府的任务，晋商行会为了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秩序。内蒙包头，原是一个村子，后来包头城市发展了，但长期没有政府办事机构。直到清末，仍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民国初年也只由萨拉齐县巡警分设了一个驻所。此时包头商民五六万人，社会治安基本是由商业行会和农民的“农圃社”维持街面。直到包头建县以前，一直是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内办公。受萨拉齐厅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各种事务，大行基本代替了行政机构。当然，这也许是一个特例。但行会参与地方政事，协助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等，无疑是积极的。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组成这种具有对本域的认同及对外域的排他特点的集团式商帮，对巩固晋商经营阵地以及促使其势力的崛起，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太谷志成信票号创始人贠成望第十世嫡传后裔贠文绣，撰文回忆说，贠家创办志成信票号后，贠家商业经营迅猛发展，形成了五大网络，即：以西安（志成信西柜）为中心，沿丝绸之路向西发展；以广州为中心，向东南沿海地区发展；以长沙为中心，占据中州；以张家口为中心，向蒙俄发展；以沈阳为中心，向东北发展。太谷则为整个商业活动大本营。为什么贠家的生意能迅猛发展，而且持续了200多年久盛不衰？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金融与商业的密切合作。贠家凡设置票号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商号。票号为商号提供资金，商号自主经营独立结算，形式上好像不是直接管理的隶属关系，但实质上商号的经营活动几乎都是在票号的监督之下进行的。这种管理体制，既尊重商号的经营自主权，便于发挥其经营积极性，又达到了贠家对其商号的监督和控制。因为每个票号以及钱庄都有贠家门中人当家，直接决策号内重大事务，所以贠家的商业活动很少做赔本生意。

　　晋商的钱庄、当铺、账局、票号等金融企业，大多数是在商品经营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基础上兴办起来的。当其金融企业发展起来后，他们不仅没有放弃原来经营的商号、货栈、店铺，反而还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强，有的还或多或少地将一些资本投入了纺织、面粉、火柴、酿造以及采矿、冶炼等轻重工业。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有机结合与互促互动。因此，可以说，晋商称雄中国商界的基础在商业资本，而其命脉则在金融。这是因为工商业资本的调拨周转，必须凭借金融机构的汇兑和筹措，而金融机构的放借贷款，又必须要以工商业为主要对象。山西商人正是由于把货币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紧密结合起来，相互渗透，才使其各种企业互相促进。在这一点上，它与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商业与金融业的密切融合，有着共同之处。所不同的是，晋商这种资本积累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像西方国家是靠野蛮血腥的殖民掠夺。从晋商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正是其商品经营资本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数量的迅速增长，才促成其金融企业的日益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工商企业的实力。当初，如果没有晋商在内地和俄蒙、中亚、东南亚的商品经营，那么，就不可能有其票号后来在全国各地以至恰克图、乌里雅苏台、新西伯利亚、莫斯科、新加坡、加尔各答、东京、大阪、横滨、仁川等地的生存与发展。

　　同行间一方面对立竞争，另一方面却必须妥善协调，以谋求整体的健全发展。松下幸之助认为，不论哪一行，都必须健康发展，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生意也才会日益繁荣。惟有被大家称赞：“那个行业值得信赖。不论哪一家商店，都有良好的品质、公道的价钱和周到的服务。可以放心地去买东西”，这种行业，才会受顾客的欢迎，为这一行业的所有商店带来繁荣。如果，同行业内有许多经营不善的商店，就会让顾客认为：“那个行业不好，根本不可靠”。结果，全体同业都会遭受很大的损害。

　　山西票号在全国金融界虽处于垄断或统治地位，但它们之间在业务上的竞争也是有的，然而不论哪家票号，绝不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而是通过一面竞争一面协调，考虑如何使自己存在，并同时促进整个业界的信誉，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对当地的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等，不仅从资金上给予帮助，业务上也有一个巧妙的分工。虽无明订契约，但实际各有专攻。即：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因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统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即票号有意降低这部分存款利率），由钱庄、钱铺等收存；埠际之间的汇兑，官款和大额商款由票号承汇，小额的由钱庄、钱铺办理；官商借款，巨额的、期长的由票号出贷，小额的、期短的由钱庄、账局等出借。这样，山西票号稳操了对各地金融市场的领导和控制权。

　　光绪年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山西祁县富商乔氏、渠氏开办的票号，因一时发行钱贴子（银票）过多，人们怕钱贴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难情况下，乔氏、渠氏为保其票号信誉，求援于太谷县富商曹氏，曹氏出于“义”字，慨然答应，让曹氏的锦生润票号代兑现银，从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后来，渠、乔二位也处处帮助曹氏。正是这种以信义为先的思想，使山西商人之间既有平等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不仅如此，山西票号还在加强金融监管上发挥了同业相助的精神，体现了共存共荣的理念。

　　随着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在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即1840～1850年，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汉口、重庆、成都、广州、长沙、西安等23个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就间的无序竞争，以及倾轧、欺诈等行为。与此同时，清朝后期币制极为混乱，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两、银元、铜钱、宝钞、银票并行，而银钱的成色分量又不统一，因此，给一些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造成了可乘之机，假冒伪劣货币的泛滥，也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面对这一现状，山西商人为防范金融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金融机构自发地组织一些同业行会，或建立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如归化城的山西货币商组织的银钱行会“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这些同业行会，凭借在当地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负责商定市场规程，协调各商号，组织钱市交易和同业拆借，如宝丰社，它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都与它有须臾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平常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垄断和调节行市的权力。这样，就比较有力地防止了金融市场无序的混乱局面，给金融业的正常营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基于共存共荣的理念，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和利益，是现代各行各业所应有的态度。数百年前，晋商特别是资本力量雄厚的票号就有实现这种目标的责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这的确是票号经理人的英明所在，也是票号事业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

　　犹太人以其非凡的财务智慧和强大的金融实力著称于世。有人说，犹太人银行家在家里打个喷嚏，全世界的银行都要连锁感冒；五个犹太财团坐在一起，便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着整个人类的黄金市场。在这一方面，称雄华夏商界近500年的晋商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晋商似乎天生具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卓越的财商。19世纪20年代，晋商从商贸领域挺进金融领域，首创票号，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稳固地占据中国金融市场，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其汇兑方式之严密，账务管理之科学，经营手段之高超，在世界金融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数学、珠算、会计等计算科技与商人的经商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晋商对这些计算科技的研究与实际应用是其生财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蒲州大商人张四敦，尤精通《九章算术》，凡方田勾股商法等，皆可妙解。盐商沈江对算学也有较大热心。明代山西汾州（今汾阳）商人王文素，早年随父到河北饶。他收集了宋代杨辉、明代杜文高、夏源泽诸家的算书，精心钻研。到1513年（明正德八年）撰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

　　当时河北武清也有位喜欢数学的杜瑾（字良玉）。王、杜二人会于清河旅店，各陈所长，切磋算法。王文素的学问和外表，令杜瑾至为叹服，杜认为宋代杨辉及当朝金陵杜文高、江宁夏源泽、金台金来朋等名家，算法固然不错，但藏头露尾，俱以逢巧之法而证之，不够灵活通变，以至后人学之甚难。惟王文素以通玄活变之术，断成讲义，使人易学易懂。王文素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也指出：算学是“普天之下，公私之间，不可一日而缺者”。他认为，对于算家，切不可以“六艺之末而忽之”。于是，“留心算学，手不释卷，三十余年”。1524年（明嘉靖三年），年已60的王文素倾其毕生精力编成《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全书共42卷，203条，117诀，1267问，分订12册。这是一部优秀的应用数学之作，内容之丰富，科学性之强，胜过明代钱塘吴敬《九章算比类大全》、安徽休宁程大位《直指算法统宗》。

　　王文素所著《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具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包罗面广，实用价值高。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算学成就，并有所创新，如将“身前因”改进为“身前乘”，发展了“归总还零”除法，创造了“众九相乘”、“实位相同”等新法，对传统的开方法有所改进，并在立体图形的插图画法上，率先采用了现代轴图法中常用的正等测图法。此外，书中还可看到当时的税收征管法等内容，介绍了简捷速成计算法。所以王氏所著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应用数学之作。二是深入浅出，通俗易学。全书中有释义、解题，并有绘图及算学口诀。三是校正了过去算学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之处。四是珠算内容丰富，算法新颖，在明代诸多珠算书中处于高水平。

　　山西票号对平码银色的利用，更体现了他们发达的数量意识。

　　当时货币，通行白银，因此用以称量白银的平码，以及白银的成色，便最能体现数量意识在经商中的运用。但由于清政府对金融市场缺乏有力监管，各地平码都是各行其是，千差万别。关于平码，时人即称：“甚至同一地方，其货币称量所用之权衡有至数十种者，通国殆不下数千”。而银色同样多种多样，例如，官方通用“纹银”，在北京，便又有“松江银”，“马店儿松江银”与之并行，成色各不相同。在其他地区，也各有主要流通银种，如天津为“化宝银”，上海为“豆规银”，汉口为“估宝银”，广州为“番银”，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票号创立了自己的平码标准，用来与各地平码进行对比换算，被称为“本平”。本平的创立，扫清了开展汇兑业务的障碍，有了本平，才能够通过折合，将各地不同的平码统一起来，使从不同地区收交的银两有一个统一的权衡。这不仅解决了汇兑业内部记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确保了收兑的银两与兑取的银两重量一致，使得票号与客户交易公平，两不吃亏，从而使票号发展壮大成为可能。

　　首开中国票号业先河，成为中国银行业鼻祖的是享誉世界的平遥日升昌。提起日升昌，人们总是以“汇通天下”来形容它。相传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话说日升昌票号自雷履泰创立以来，经营红火，买卖越做越大，分号迅速扩张，遍布全国20余个重要商埠和重镇码头。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近代中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求和，不得不发文行省加派赔款银两。当时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当机立断，命令川、陕、豫、鄂、湘等内陆行省分号伙友尽快了解所在地汇解赔款银两的时间、金额、汇往口岸等情况，并要求及早与承办藩府取得联系，主动揽做这笔大买卖。不想这件事惊动了道光皇帝。一日道光皇帝上朝了解各省汇解银两情况，得知一个叫日升昌的山西票号竟使一纸汇票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经大臣解释，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夸道：“好一个日升昌，竟能汇通天下”。消息很快传到京都日升昌分号。从此日升昌北京分号写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名声大震。全国各地的殷实商号和地方官吏更加信赖日升昌，遂常把大宗汇兑业务交给日升昌票号办理。到日升昌票号步入鼎盛阶段，设立的分号增加到35个，同时与外国来华设立的银行，如英国汇丰、麦加利，美国花旗，俄国道胜，德国德华，日本正金等银行也经常发生业务往来，日升昌票号汇通天下也真正名副其实了。

　　票号的出现，使中国金融业在存、放款的基础上，又具备了汇兑的功能，这就使近代银行业务在中国金融机构内全部具备，从而使票号拥有了更为浓郁的近代银行色彩。

　　山西票号通过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它的获利能力是非常惊人的，令其他各种商业经营活动自叹不如。作为山西票号“天字第一号”的日升昌，资本为36万两，分成30股，每股1.2万两，达蒲李家在光绪年间已拥有全部股份，而当时日升昌最多的一次分红每股为1.2万两。这就是说，仅此一次，李家就可将其投入的全部资本收回。而在生意兴旺的光绪年间，日升昌曾结账分红七八次之多，每次李家都有30万两上下的白银进账，六七十年间就获得200万两以上白银，获利之丰可想而知。

　　“蔚字五联号”的蔚丰厚票号，创办之初，每年获利除了开支之外，只余三五千两。而到了光绪年间，利润剧增近百倍，每年达20万两白银。四年一个账期，每账每股可分红利一万两左右，财东侯氏一次即可获得20多万两。其他如蔚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也不示弱，每账分红每股少者七八千两，多者一万多两。因此每次账期结算分红，每个字号都能给财东介休侯家送去几十万两白银，用四匹高头大马拉车送往北贾村侯府。一个账期“蔚字五联号”拉到侯府的白银不下120万两，“蔚字五联号”都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创办，到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歇业，侯家从五家票号获得的总收入大约在1000万两白银以上，这还不包括从利润中转入资本公积金的“厚成”那一部分。乔“在中堂”商业金融集团麾下的大德通票号在票商精英、总经理高钰的出色经营下，成为票号发展后期业绩最为突出的一家票号。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结账分红时，每股分红高达1.7万两，比每股资本还高出一半，乔“在中堂”光这一次就分得40多万两白银。

　　汇费是票号的主要收入，指替人汇兑银两所得的费用，票号把汇费称作汇水。汇费的收取并无固定标准，而是由主客根据“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汇兑之逆顺（指顺汇，逆汇），数目之大小”而商定。另一方面，还要看顾客与票号的关系如何。普通时候，在交通便利的通都大邑，每千两仅需二三两的汇水，若是交通不便的地方，每千两的汇水达二三十两，时或高至七八十两。新疆每千两汇水多至百两。三帮（指平遥、祁县、太谷）之中，平帮的汇水，往往比祁太两帮略低。如蔚长厚票号在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五月给福建汇兑海军费用到京，每百两得汇水5两3钱银。同年，蔚丰厚票号为江西省汇解京款15000两，得汇费375两。日升昌票号张家口分号在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往太谷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苏州汇兑，每千两收汇水4两；往河口汇兑，每千两收汇水10两。如果得空期长，票号则可少收汇费。

　　山西票号盈利如此之丰，还来自得空期收入、平色余利和存放款利息差额，除了金融行业本身获利能力较强外，更充分利用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与危难政局，广开进财之路，获得超额的金融利润。其获利渠道之多，恐怕连西方金融家也会妒羡不已。

　　票号用以汇兑款项的主要凭据是汇票，亦名汇券。普通汇款，以庄票使用最多，其手续是汇款人将款交给票号，由票号开具汇票，交给汇款人，汇款人将此汇票交给收款人，收款人即可持此票向汇票中指定的票号取款。

　　在票号产生以前，我国虽早已汇票流通，但因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而不能被广泛使用。平遥票号的产生，才开始了我国比较成熟完善的汇兑制度。晋商经过不断摸索，创造了一种密押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做到了精心设计。从而保证了异地汇款所用汇票真实可信而不致被造假者冒领汇款。

　　因为票号的兑付都实行“认票不认人”的制度，汇票上写上银两数额后即可到异地提取现银，所以汇票的防伪性极其重要。票汇的关键是在一纸“票”上。从目前留存的汇票可以看到，汇票基本是折纸形式的，有四个折面，规格呈长方形，高约23公分，宽约10公分。在第一个折面印有“券”字和其他内藏匠心的图样。聪明的票号经营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各票号的汇票都盖有各自的印章。汇票折纸里还夹印着各票号名。日升昌票号的汇票就夹印有“昌”字。协同庆汇票是在湖南印制的，看起来不过是个折纸，也没有花纹格式，可是纸里暗印有“协同庆”三个字，汇票的印制和各分号使用都有严格的数量控制。如平遥县蔚泰厚的汇票纸，以绿线红格，由平遥一处印，各分号均用总号之纸，如坏了一张，必须寄到总号备案。除此之外，他们还各有自己的绝招。

　　一是由专人书写汇票，其笔迹要通报各分号，并让各分号都能熟辨。如果更换了书写汇票的人，首要的工作就是通报各分号其笔迹。这方面也体现了中国书法的绝妙，因为用毛笔来模仿笔迹而要达到以假乱真是极其困难的事。故此，后来中国兴起银行业后，虽汇票和支票都改为钢笔填写，但经理签字仍用毛笔。

　　二是创造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十个数字及一年中12个月和每月30天的代码。这种代码各票号都各自编设，而且要不断变更。我们不妨举几例来观其奥妙。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天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代表银两的十个数目分别是“赵氏连城壁，由来天下传”或“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万千百两”的数字单位由“国宝流通”四个字分别代替。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些密码既有一定的含义，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又保密性强，由此可以看出票号经营者的聪明才智。

　　三是为保证商家汇款不至遗失，票号按商家的要求，还采取了“讨保交付”和“面生讨保”的办法。凡商家要求票号必须保证其汇款不遗失时，票号即在其汇票上盖有“讨保交付”的戳记。此种汇款，交付时必须取得商保。“面生讨保”则是在取款人生疏的情况下才要保。

　　对于遗失的汇票，票号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办法。有些地方如在京师、保定，多为登报声明；在天津则报知商会局，并在海关边署、巡警总局、商务总会备案。在汉口、重庆则通知当地分号料理，并报告当地政府、商会总会，同时照会驻当地各国领事。

　　票号的保密制度保证了票号与顾客双方的利益。历史上未曾出现过款项被人冒领之事，因而保证了票号的社会信誉。也正因票号管理制度的严格，汇票在“见票三五日兑付”后便将“汇票即焚”了，因此据说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能够保留下来，后人无缘见识真物，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在晋商创立票号之前，中国民间就通行着一种商业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这是一种将民间商业中的全部经济事项，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分别设立账目核算的科学方法。所谓进，是指全部收入；缴，是指全部支出（包括销售商品进价和各种费用等支出）；存，是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也称欠，是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度终了办理结算（即现在的决算），就是核实和整理一年的经营成果，以便向业主作交代。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如果“进”大于“缴”，就有盈利；否则，就有亏损。它应该与“存”、“该”的差额（即盈亏）相等。这四大类的相互关系，可用公式表示为：

　　进-缴=存-该

　　每当办理结算时，便可运用上述会计公式来验算两方差额是否相等，并据以确定当年盈亏。相传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也由此而得名。

　　龙门账可能是我国会计的开端，其“合龙门”至今仍是科学会计原理之一。山西票号创立之后，业务内容增多。为了加强账务管理，其账簿的设置更为复杂。据一位票号研究者的考察，山西票号的各类账簿，其数量多达16种，而且组织完备，登记详密，各有功用。主要有万金账（东伙开办时合同、股利分配等）、流水账（借贷、汇款、杂支、汇费、利息，与各庄来往汇款）、老账（就流水分类账）、浮账（即活期存款）、汇兑账、存款账、放款账及各地往来总账、本埠往来总账等。

　　大德通票号的账簿，分为流水账、老账、现金账、浮记账四种。

　　流水账：各项交易，均须于此账内先加分录，然后过入老账，故可称为各种账目之原始账，如同银行簿记之日记账。而账内抬头之下分上下两方，上方记载收入，下方记载付出。

　　老账：即依流水账各个抬头，分别记载的一种账簿。该账包含全部财产变动的综合情况，因此可以据以知晓财产状态及营业损益。此账名称虽多，但也不外入出老账与收取老账两种：入出老账专载营业上的损益，即银行的损益部分；收取老账，表示营业上对内对外的一切资产与负债，收即银行债务部分，取即银行资产部分，出入老账合计的余额，即等于收取老账的余额。如要清抄，入即新收，出即开除，而收取即是实在，其余额即银行的纯益金。

　　现金账：为核计库存而设，凡逐日出入现款，必须登记此账，其收付合计的余额，即本日库存之数。

　　浮记账：为省时间而设，因当年票号极盛时代，逐日交易，事务过繁，如往来存款一种，增加特多，如果逐宗记入流水，再由流水抄入老账，只有二三个司账员绝不能胜任，于是为提高工作效率，才设立这种账簿，将往来存款及同仁（即同行）暂记等项，不过流水，直接登入此账，待月终结算时，只将收取两方之合计数，一笔移转于流水账。

　　但上述账簿中，又可分为若干种，例如流水账下分为银流水宝账、钱流水宝账；此外还有万金账、钱来往宝账、银来往宝账、各铺来往账、外该借贷账、收借贷账、各路存户汇项账、汇银宝账、收出满加账、出入平色宝账、收贴费现利捐项银账、未到期票项宝账、外庄入本账、应支账等等，名目繁多。

　　山西票号复杂的账簿，是其特殊的管理方式以及当时经营环境的产物。例如，分号员工一切花销，几乎均由票号垫付，然后再予清结，这就需有专门账簿记录；再如，当时银两、制钱并行，而两者间兑换比率又不固定，同样需要备有专门账簿记录。此外，汇兑、放贷，名目不同，也需要分别记录。复杂的经营内容，必然需要严密的账务管理，而严密的账务管理，使各种交易自然处于一目了然的状态，也就为总号审核分号业务，从而控制整个票号，提供了基本条件。

　　所谓酌盈济虚，抽疲转快，是指在总分号之间、各分号之间调度资金，增加放贷，扩大利润的做法，这是晋商货币资本经营中的重要办法。

　　山西票号各分号在营业中，经常会出现现金盈绌和行为疲快的矛盾现象：有的地方现金多余，银根松，利率低，款放不出去，资金闲置；而另一些地方则现金不足，银根吃紧，利率上升，无款可放，支付困难。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经济运行频率不同而造成的。举例来说，在重庆地区由于官盐起运纳税的原因，每逢四、七、十月，市场交易最为旺盛。银根也因此最紧。而在北京市场，则每年春季交易最旺，银根最紧。此外，如生产茶叶，一般三四月份上市，棉花产地，一般八九月份收获，届时都会带动当地市场的繁荣，致使银根偏紧。所以，当甲地银根偏紧之时，乙地往往银根偏松。而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票号得以赢利的一个机会。

　　为了尽可能盈利，必须在各分号之间调度款项。否则，不仅不能放款生息，而且盈余地客户向短绌地汇款的业务也做不成。因为该地无现银可以付出。这时按说应当调动现银，但费用高昂，而且需费时等待。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的办法就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用现银多的地方的钱去接济短绌的地方。具体办法是通过异地顺汇和逆汇的办法，实现抽疲转快，平衡资金市场供求，扩展业务。如京师分庄盈，库伦分庄短，库伦可主动吸收向京师的汇款，在库伦收款，京师付出，此叫顺汇；也可以由库伦分庄先贷款给当地的商人，允在京取款购货，京师先付出，库伦后收进，此叫逆汇。这样不仅平衡了两地现银盈绌，也多赚了贷款和汇款的业务收入。这种做法要求各分号间及时通报业务，互通信息，这是晋商发达的一个重要诀窍。

　　然而，各地出现盈绌，即使酌盈济虚，少量的现银调运还是不可免的。为了保证银两调运，山西商人自设镖局，武装押运。有人考证，镖局鼻祖，乃山西神拳张黑五。不论张黑五是何时代人，但山西人设立的镖局最多却是事实，这是与商业运现的需要分不开的。北京、张家口、蒙古三岔河多处有山西人经营的镖局。运现之外，晋商发展了汇兑，还有“克钱”、“拨兑”以及“谱拨银”、“城钱子”等多种信用工具和融资方法，发行了凭贴（本票）、兑帖（汇票）以及汇兑的其他形式如上贴、上票、壶瓶贴、期帖等等，这些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实际上与货币无多大差别。可见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多种信用流通工具，这些工具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贸易的繁荣和发展。清代中期，凡是山西商人活跃的地方，多数都出现了钱市。每日清早各钱商集聚在固定地区，进行货币与资金交易，并由钱业行会组织管理，操纵行市和汇水，这种钱市实际上具有了现代金融交易的某些特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致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获得最大的收益。

　　过去的商业制度和现代不同，现代企业负的是有限责任，以投入的全部资本负责偿还债务，资不抵债时，按资债比例偿还就行了。而过去的商号负的是无限责任，一旦发生亏损，不管资本额是多少，财东必须拿出全部家资来偿还债务，直至倾家荡产。所以，一个商号的倒账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商号的倒闭关门，而且意味着所属财东的灭顶之灾；商号的亏损倒账往往使富甲一方的财东一夜之间一贫如洗；而且由于古代商界极重信誉，这家财东的商号一旦倒账，财东的信誉便一扫而光，以后也再不会有重整旗鼓的机会。

　　正因为如此，晋商的风险意识极强，抵御风险的准备也很充分。

　　就日常营业而言，由于营业的不平衡，可能出现现金巨额支付，所以晋商字号都准备有充足的现金，以备急需，防止出现“柜空”而损伤信誉。如复盛公钱铺，平时至少要保持三至五万元现金储存在银柜里。一旦大存款户来提现金，或珍贵财物来典当，复盛公根本不挡手；甚至，来往较深的“相与”来借款，或者包头地方政府临时紧急用款，复盛公都能代为垫付现金。这样一来，号内人气盛胆壮，市面上又信誉隆盛，买卖也就更好做了。

　　而就长远考虑，买卖受种种因素的影响，起伏跌宕更大，风险也更大，山西商号的金融防范措施也更严密。

　　其一是“厚成”。在账期结账时，把应收账款、库存商品和其他财产故意加大折扣，使账面资产价值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这样一来，这些账款、商品或其他财产只能是未来的盈利因素，而绝不会成为亏损因素。据包头“复”字号的员工讲，“复”字号的许多财产就不上账，而上帐的财产价值仅是实际价值的1/10左右。

　　其二是副本（护本）。东家开钱庄票号时除给掌柜一份本钱外，还要给一份副本（护本）。或副或护，只是起辅助正本的作用。这份副本（护本）并不参与分红。这样，商号一旦出现资本亏损时，副本就可随时补进，使商号能正常营业。乔家给商号的副本数额也很大很足，与正本相等。如乔家的广顺恒钱铺，资本五万两，另有副本五万两。也就是说，即使商号把本钱全赔光了，这个商号仍可以照常营业！乔家钱庄票号的副本与资本之比为1:1；而以稳健著称的蔚字五联号之一的天成亨票号，副本与资本之比也仅为2:5！由此可见，乔家的商号比以稳健著称的天成亨还要稳健。

　　其三是预提风险基金。乔家的商号在分红时不是分光吃尽，而是在分红前预先提取出一部分利润作为风险基金，以应付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使商号能够在风险临头时逢凶化吉，安然无恙。这部分钱要专款储存，不能挪作他用。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的这部分钱就专存在“德裕永”的堂名下，东家掌柜都不得擅自动用，遇有生意亏赔或其他紧急用款情况时才准使用。

　　其四是倍股。在分红时，东家掌柜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把东家的一部分红利转为资本（资本股数不变，只是每股资本额增大），使资本雄厚，更好地开展买卖。乔家在这一点上也很突出，以大德通为例：初创时资本为六万两，1884年改组时为12万两，1908年时资本增至22万两。如此雄厚的资本，不仅使经营规模扩大，效益增大，也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晋商如此的未雨绸缪，如此的一道又一道结实厚实的“保险罩”，并非杞人忧天，多此一举。如乔家的复盛公商号从1801年成立起，在包头商界岿然屹立150年之久！它成了包头商界成立最早而又结束最迟的“老寿星”！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历经几次巨大的金融风潮而稳如泰山！山西共有43家票号，而到1893年，由于受“阜康票号”倒闭及其他金融风潮的冲击，山西票号共歇业或倒闭19家；再到了1921年，由于受金融风潮的打击，山西票号几乎倒闭歇业殆尽，惟有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和祁县渠家的三晋源三个票号继续存在；最后到了1934年，三晋源票号也歇业后，山西票号仅剩大德通、大德恒两个票号了，而这两个票号都是乔家的。假如乔家的商号没有上述一整套家在中国商界和金融界的最后的辉煌。

　　清朝后期，山西票号曾“执全国金融之牛耳”，“汇通天下”，被外国人称为“山西银行”。山西票号最著名的有祁、太、平三帮，创立最早的是平帮日升昌，历史最久的是祁帮大德通（初名大德兴），而首家在国外设庄的是祁帮合盛元。

　　合盛元原为茶庄，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改营票号。其股东是祁县荣任堡村的郭源逢和祁县城内的张廷将（大盛魁商号创办人张杰后裔）。合盛元，最初股金正本为白银六万两（分十股，每股6000两），后来合盛亨、合盛利、合盛昌各出辅资二万两，合计为12万两。总号设在祁县城内西大街路北的西廉巷西段，首任经理渠寿昌先后在北京、天津、太原、奉天（今沈阳）、营口、安东（今丹东）、西安、开封、上海、汉口、安庆等城市设庄，业务大兴，红利日增。到19世纪80年代，资本达到50万两，公积金650万两，成为资本雄厚的著名祁帮票号。

　　合盛元票号的发展，该号后期的财东郭嵘、经理贺洪如等立下了汗马功劳。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东北局势混乱，票号业务受损。郭嵘、贺洪如慧眼识英才，委派年仅18岁的申树楷（字培植，1876年生于祁县申村中街）接任营口分号经理，以挽救该分号濒临倒闭的危局。申树楷明察形势，放胆与日商开展业务，并雇日人招揽日商生意，不久转危为安，重振票号，并以营口为基地，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周旋，还抓紧时机加速向海外发展。合盛元决策层远见卓识，不畏艰险，敢为天下先，创办了山西票号的最早国外分庄。1897年先在东陲重镇鸭绿江北岸的安东（今丹东）设立分庄，接着又在南岸的朝鲜新义州设置代办所，开始国际汇兑业务，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当时北朝鲜属俄国势力范围，合盛元以新义州为前进基地和日商、俄商在朝鲜竞争。1900年正月初八，新义州代办所改为分庄，在南奎山亦设分庄，申树楷亲赴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下关（马关）设代办所，山西票号开始进入日本本土。八国联军侵华后，日俄在东北的矛盾日趋尖锐，1904年终于爆发日俄战争。1905年俄国战败，不得不放弃北朝鲜的权利，并与日本在东北划分了势力范围。合盛元看到东北地区日进俄退，日已在东北亚称雄，遂抓紧在东北增设分支机构，先后在四平、哈尔滨、昂溪、齐齐哈尔、黑河（位于中俄边界、黑龙江南岸）等地设分庄，并正式向日本政府申请在神户设分庄。

　　日本政府不轻易允许外国人在其领土上设立银行，尤其他以战胜国之威，对华商的申请更是百般刁难。合盛元总经理贺洪如于1906年秋亲赴日本，申树楷也多次东渡，耗神费款，加以清政府外务部、中国驻日大使、旅日侨胞和留学生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才使日本政府批准申请。历经近一年的艰辛，合盛元于1907年5月31日在神户开设分行“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设于神户市荣町三町目，资本50万日元，总经理申树楷。半年后申又克服重重困难，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等地，陆续设立分店。这些机构从事国际汇兑和结算，向外商提供金融信用，对侨胞尤其留学生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短短几年，合盛元的分号扩大了三倍，尤其在东北、朝鲜、日本和俄国的远东地区，机构之多，国际贸易汇兑之盛，堪称票号之首。1907年至1908年，合盛元办理中日汇兑业务，每年达2000万日元，汇水以5‰计算，约得十万日元。20世纪初是合盛元的鼎盛期，每四年开股一次，每股红利最多达1.4万两，少也有8000两。贺洪如以后，李苞任合盛元经理，他维持住该号的兴盛，继续在东北亚与日商、俄商竞争，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合盛元票号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现金的遗失或失窃是旅行者最怕的梦魇，糟糕的是现金无法获得赔偿。所以发达国家的人出行旅游时携带的往往是旅行支票。旅行支票是银行或旅游公司为方便旅行者在旅行期间安全携带和支付旅行费用而发行的一种固定面额票据。它存在的意义便是在世界各地即使不慎遗失或遭窃，通常很快可以得到补发。比如美国运通全球理赔服务提供了涵盖全球超过十万个理赔地点，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服务。我们检阅中国近代金融史时，会惊异地发现这样一种先进的金融服务100多年前在山西票号里已在运作了。

　　票据在中国历史上起源较早，唐宋时就有了票据的雏形。唐代的“飞钱”、“贴”，宋代的“便钱”，都具有票据的性质和功能。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规模有限，这些所谓的“票据”还不够完善，在社会上也未能大量地使用起来。

　　清中叶票号崛起后，晋商最早使用了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晋商将这种票据称之为“贴子”，如属于本票性质的叫凭贴，属于汇票性质的叫兑贴、上贴，属于商业票据性质的叫上票，属于融通票据性质的叫壶瓶贴，属于远期汇票性质的叫期票，等等。

　　票据上有三个基本关系人，即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此外，还有背书人、承兑人、持票人、保证人等。每个关系人在票据上签名后，都要对正当持票人的票据承担相应的责任。

　　汇票作为一种票据，在汇兑过程中，有见票即付和见票隔几日再付两种规定。见票即付就是票号见到持票人所交之汇票后，当即付款兑现，一般用于汇款额数小者。见票隔几日再付，是票号汇款还付的一种规定，主要是为了便于票号的经营，避免汇款大，见票付款的困难，不致因一时付款困难，影响票号的信誉，因而票汇上明白地写有“见票迟×天交款”的字样。持票人必须按规定等×天才能提款，如果持票人因某种原因需要提前取款，这势必要影响票号的正常安排，增加票号的负担，所以，持票者就要交纳一定的费用，票号将这种费用称之为期票贴现。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出票之家荒闭，或任意推诿，不能按时付款等现象，当地钱行业规定照票注明某日照交，添盖戳记，其文曰某字号照票图章，永远遵守，以昭公示，从而也为汇款者提供了一定的保证。

　　晋商经营的这种汇票中就包括一种供旅行者在途中票号联号提供的旅行券。据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旅行券的使用具体方法是：“（甲）欲从北京到上海，将1000两交给北京的票庄，由票庄开付会（汇）券，当时说明路上所要经过的某某处票庄。北京的票庄将会（汇）券的人名或字号局面通知联号。（甲）起身到天津提500两，即可向该票庄联号提款，由联号在会（汇）券上注明提取及下存数目。（甲）走到济南再提200两，最后到上海又至该联号提取300两，会（汇）券即由上海的票庄收回。”如果这种票据遗失，可以在所承汇的票号挂失，并登报声明。1913年12月7日《大公报》就刊登了这样一则挂失启事：

　　“鄙人于十一月初三日，由上海日升昌汇洋八百元汇票一纸，票面写明汇至天津，见票三五天交汪叔文收款。乃于初四日在津浦特别通车上遗失，业已向天津日升昌挂失作废。如有人拾得，即请送至德租界大营门外天庆里南徐公馆内汪叔文收，当谢洋十元，决不食言。”

　　这种办法，如同现在的旅行支票或银行的信用卡，不同之处是现在的信用卡可以透支少数款项，而票号汇票一般不许透支，尽管这样，仍说明当时山西商人的金融信誉和服务支持已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标期”，即赊购结账期，是清代晋商各商号结算方法的划一办法。它对于避免和防范债权债务纠纷，活跃商贸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

　　标期制度最早由资本雄厚、规模宏大的大盛魁创立。大盛魁总号和各大分号，处于内地与漠北的交通要冲，又是货物集散之地，它从内地采买的日用百货，绸缎、茶叶、布匹等，通过张家口，集中到归化城，缴纳税款后领上票照，以骆驼为运载工具，运到前营（乌里雅苏台）和后营（科布多），再分路向蒙古等地销售；从蒙古等地贩来的牲畜、皮毛、药材等产品也都经过归化城，再转运到全国各地销售。据史料记载，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的砖茶达三万箱，生烟有2000多囤（18万多公斤），从蒙古赶回的活羊一般在100万只，活马在二万匹左右。归化城市场上的许多重要商品，也都由大盛魁开盘行市面上，如果大盛魁的货物未运到，就须推迟开盘。商人们在这里购置货物后，或外销或内售，因路途遥远，所需时日甚多，所以资金的周转期也长。有些商人想要购进所需货物，却又现金不足，只好赊账。与大盛魁的交易是这样，与其他商人的交易中也有类似情况，因而难免出现债权债务问题。有鉴于此，大盛魁在归化城创设了一种专为商号之间清理债务的办法“过骡子”。

　　这种“过骡子”就是标期制。这是一种极其严格的收、付款项的制度。商号与商号之间，由于生意来往，彼此有存、有欠，需要按照预定日期进行清理。有存项就收回来，有欠项就付出去。每月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骡子”；每季清理“债权”、“债务”的日期就叫做“过标”。“过骡子”的日期是三天，“过标”的日期是五天。这些日的规定，不是由当地的官府公布的，也不是由商业团体公议的，而是由山西祁县的大商号共同议定的。他们把一年内“过标”日期和“过骡子”的日期，于年前一次通知各商号共同执行。大约每年的标期和骡期都在阴历腊月的二十五日前后通知。旧历正月过第一个标，叫做“春标”；四月过第二个标，叫做“夏标”；七月过第三个标，叫做“秋标”；十月过第四个标，叫做“冬标”。这就是所谓“四季标”。旧历的二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二十五日前后“过骡子”，这就是所谓“月月常骡”。

　　此法启发了山西平（遥）祁（县）太（谷）各商号和票号，很快得到推广。按四季标期的结账办法，是一种革新和创造，它有效地促进了批发商的资金周转速度，支持了过载店的加速运输，保证了专业汇兑的信用，受到各商家的热烈欢迎。因此平遥、祁县、太谷等县的商帮，也各自在本县订立了自己的标期。例如平遥的春标期为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夏标期为六月二十八日，秋标期为九月二十九日，冬标期为十二月十日。祁县、太谷的标期，开始也如此，后因太谷人有巨商大盛魁的关系，财势较大，又由太谷来订标期，名之为“太谷标”。太谷的标期，分为四季：春标在二月、夏标在五月、秋标在八月、冬标在十一月。具体日期，每年冬标时由各家代表共同商定，然后通知各地商家。凡各来往户，均须于标期以前结账，并在标期前三天办理交款。凡是批发商品，全属赊购赊销，等到标期结算，在赊货时就订明结算期。一般是近者定为下一标，较远者隔两标，再远者隔三标，最迟者必须冬标结清，不能隔年。票号钱庄的汇款和贷放款项的支付收回，也是按标期约定。

　　凡赊购标期货的商号，如到标期付不了款，叫作“顶标”。顶标的商号经理人姓名，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各商家便与这家商号断绝往来关系，顶标的商号从此就不能或很难买标期赊购货物。“顶标”，对票庄（号）和商号来说，关系到信用问题，但凡有三分奈何也是不会去“顶标”的。标期结算制度是经济活动的总结，是经营盈亏的鉴定，更是对企业信用的考验。

　　用情人关系来形容中国历史上商人与官府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是形象而准确的。官商好像是一对情人，明里看不出多少来往，暗里却是过从甚密。商人总是愿意做出“风险投资”，以期投桃李报。

　　查中国历史，似乎没有哪个王朝对商业和经商者曾经给予过什么真正的支持，但是历代王朝中的许多官员作为个人却总是对商业和商人投以特别的热情和关照。这个比例虽说无法做出准确的统计，但事实上确实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尤其是到了清朝后期，一个官员被录用之后派往某地主政，朝廷一应开支均不负担，甚至连上任的盘缠、到任以后所聘幕僚的工资都得他自行筹措。没有商人的支持怎么能行？所以一个官员赴任，必须先向一个或几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他们常常就是商人伸手借一笔做旅途之用的银两，到任后再借一笔支付幕僚和跟班的费用。就像是做生意一样，他用这笔钱使买卖开起张来。当然他的钱总是不愁借的，当地的大户也罢商人也罢，都愿意借钱给他，他们都知道，只要在官场上投了资，一般来说就会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就像种了发财树，白花花银子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精明的山西商人自然深谙这条“风险投资”之道。

　　当然，这种“风险投资”是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也是封建社会商人的“生存”之的。

　　《红楼梦》中“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句俗谚，描绘的薛家是“家中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薛蟠的叔伯妹妹宝琴“八岁随父行商海外”，“跟他父亲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书中这样的描述，山西皇商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学者曾把清代山西皇商与《红楼梦》里的薛家联系到一起，做过考证，认为山西皇商就是曹雪芹笔下的模特。理由是皇商薛家的财势气派、经营国内外贸易和广交官府等等情况，当时除山西皇商外，在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是山西商人得到“皇商”身份的手段。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得到商人在财力上的支持，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而明清晋商在这方面的行为却影响更为深远。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活动，同时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有传递文书的活动。据《清实录》记载，1618年（明天启三年）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州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清入关初，军费支出猛增，军饷筹措十分困难。清廷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清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次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大多得到过包括晋商在内的商人的财力支持。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曾有一些晋商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物资。他们在清军的军事行动中为清军保证了后勤供应，同时还开展了与蒙古牧民的贸易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最著名的是山西介休富商范氏。在向清军运送军粮中，由范毓任总办，弟弟毓任督运。战争中粮饷供给最关紧要。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征讨噶尔丹，清兵只有七日口粮，在昭莫多战役中，尽管清军取得胜利，但清军中仍有饿死的士兵，以至由于粮饷供给困难，无法继续深入追击噶尔丹军。当时，由政府官吏运粮不仅迟误，而且耕费过大，运一石米需银120两。显然这是官吏经手舞弊侵蚀所致。后来，经过范毓的筹划核计，认为只需“三分一足矣”，于是范氏“遂以家财运饷万石”，“军费一如所计，刻期无后者”。这是极其艰巨的运输工作，不说时间急迫，费用又得节省，单就环境之恶劣就使人望而生畏。当时范氏的运粮队“出长城，逾瀚海”，战胜艰险，克服重重困难，硬是将粮饷运至用兵的西北，顺利完成了任务。后来，由管理户部事务的怡亲王允祥推荐，范氏又承担了北路军粮的运输任务。据记载，范氏先后为清政府运送军粮百余万石，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万两。自然，这些山西皇商得到的是银两加荣耀的丰厚回报。

　　皇商在名义上是为皇室采购需用物品，每月只向内务府领取二两钱粮，然而实则可以假官营私，凭其买办特权，在全国范围内以至国外经商，只要有利可图，哪里都去，什么行业也干。于是，他们的商号遍布全国各地，通过私下经营，捞取厚利。正因如此，各家皇商都是富极一时。

　　《红楼梦》第八十回中夏金桂曾道：“谁不知道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压人”，正是一语道破了皇商的恃财仗势。连贾家需要人参、牛黄等药材都要向薛家讨取，需要棺木也由薛家赠给。贾母那么看得起薛家，总想亲上加亲，也正是因为薛家有钱。前面说的山西八姓皇商之一的介休范氏家庭，就是清代拥有数百万金之富，祖孙四世显赫近百年，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甲第联辉，名艳当世的最具代表性的典型。范家与官府关系十分密切，频频行贿，动辄以万两计。甚至代人托情，包揽词讼。范家拥有雄厚资财，供其全家族享受奢华生活，毫不逊色于《红楼梦》里的四大家庭。连乾隆皇帝也称范氏家庭的人为“富家子弟”。范毓香宾的长子清注在京的公馆，俨若王府，有僮仆数百人之多。至举家败落时，尚有“奴婢千指”（指百人），其气派也不亚于薛家。

　　清代最著名的江南巨贾胡雪岩身捐二品红顶戴，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胡雪岩之所以能够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达起来，就是得益于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官场的熟稔于胸。把为官与经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几乎是在他出道的时候就玩的把戏。初登商场胡雪岩就花钱捐了候补知县，从那时起官帽子就不曾离开过他的脑袋。随着买卖越做越大，他头顶上的顶戴也就越捐越高，直到头上戴上一顶二品红顶才算封顶。而二品红顶在身就意味着他出入县府、知府、州府如走平地，他见了巡抚不必下跪，比他官职小的像州府、知府、县府之类见了反倒得给他下跪。可想而知做生意的人做到了这样的地步会是何等的威风！

　　其实对商人来说威风不威风倒不是主要的，他们看重的是这官员的身份能给生意带来说不尽的好处。晋商通过财力、物力上支持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不仅当上了皇商，而且多人被清政府关照出任官职。据统计，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有20人出任官职。山西票号财东与经理人员则通过直接捐纳报效买官衔和封典。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有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

　　平遥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经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12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亦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31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是“夫人”、“恭人”，冠冕堂皇。三晋源、长盛川、百川通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赢，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渠、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亻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花翎顶戴。平遥乾盛亨、其德昌票号财东介休北辛武村冀家当家人马太夫人，当咸丰初，清廷劝谕票商捐饷助炮以镇压太平军时她曾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寄信各分庄，令竭力捐输助饷，前后共捐白银数十万两。不仅票号财东个个名登仕版，票号的经理人员亦一捐再捐，加官进衔。据清档零散的不完全统计，1853年（清咸丰三年）五月初三到十月初十日，山西各票号和账局捐资以“铸炮”，共白银34万两，钱七万吊。同年十月下旬，日升昌、天成亨等13家票号又捐银6000多两。1852～1853年（清咸丰二、三年）山西票号商人捐款达267万两。就这样，清政府用虚实官衔换得了票号商人的大量白银；票号商人则以白银易得了各种封典，取得了政治特权。

　　山西商人脑袋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各种顶戴，实际上不仅仅是荣誉和门第高贵的显示，更象征着白花花的银子。首先它可以把地位的象征演变成信誉的象征，山西商人本来就是以诚信为本把信誉视作性命一般，掌柜捐了官衔，在普通人眼里就更增加了信任感，买卖自然是要比过去好做得多。该做一万的也做成了十万，原本是三个顾客也成了30个。自己方面，过去不敢放的账现在也敢于大胆地赊放了，不用担心到时候收不回来。

　　而且商人一旦官帽朝服加身就可以与相同职位的政府官员平起平坐，见了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员亦无须下跪。既然彼此能够平起平坐，都是官场上的人，那就有什么话都好说了。谁都知道，“官官相护”是中国历朝官场上的一条基本原则。退一步，就说贿赂官府，别人需花一万两银子的事情，他只要出几千两也就能把事情办了，并且还能省却许多关节。而更多的时候官府得给捐有官职的商人留以足够的面子，在税收在公益在各种多如牛毛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收费方面给予关照。俗话说的好，省下的就是挣下的。颠过来倒过去这个道理是硬道理：花钱购买官衔对生意人来说是一件极划算的事情。

　　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清晨，乔家上上下下忙碌异常，洒扫庭堂，铺设红毯，众人都听从着在中堂乔致庸之侄、曾任直隶新城县五品知县的乔超五的指挥号令。明眼人一看便知，一定又是哪位朝廷官员要造访乔家，要不怎会由熟悉朝廷礼仪的饱学之士乔超五来安排应酬事宜？时至晌午，一队浩浩荡荡的人马来到乔家堡，乔家人老远就纷纷跪倒行礼，待轿子抬到乔家大门口，近侍掀帘，下来一位身着便衣行装，但气宇轩昂的男子，待人介绍亮财主乔致庸时，来人不等乔致庸行礼开口，便握住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一个“亮大哥”叫得乔致庸瞠目结舌，半晌才说：“不敢不敢！左大人这样称呼，折煞小民了。”原来，来人竟是身份显赫的清廷重臣左宗棠。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兼新疆督办时，便与乔家的票号结成了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均由乔家的票号存取汇兑。当时，左宗棠平定西北，又设防俄国，耗费巨大。此时大清财政已捉襟见肘，常常供不应求，而军情似火又不可等待，所以他常从乔家的票号借支透支。清光绪年间，乔家开设的大德通和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地，资本雄厚，买卖兴隆，信誉卓著，不仅吸引了大批普通商人，而且吸引了各官府。由于山西商人率先开办票号，经营汇兑业务，原先上交税银和下拨军费银、赈灾银等，都由实物解送变为汇票，纳入了山西人的票号业务银。这样，官府图个方便，票号图个汇水，官吏也可得些好处，互惠互利，久而久之，各地官府与山西票号便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西北安定下来后，清廷调左宗棠回京任军机大臣。祁县位于川陕通往京城的官道上，乔家堡离官道也就是15里地，所以左宗棠以朋友身份绕道来乔家堡拜访乔东家。一是感谢乔家对他经略西北的支持，二是将来还有求于乔家票号。

　　此时，乔家刚修完院子，正要在大门前做个百寿图，便请左宗棠赐一副对子，给百寿图画龙点睛。左宗棠高高兴兴即兴挥毫：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横额为：履和。

　　这副对联至今保存在乔家大院大门前的百寿图上，让人想起乔家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赫赫威势。

　　到过乔家大院的人，还会发现大门上有一副锃亮的铜板对联：

　　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笔调朴实温和，遣词大雅吉祥，文章含蓄深远。相传，这副铜板门联为大清总理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赠。

　　乔家自从创办票号以来，得到了结交官府的许多好处。大德通票号还与曾任山西、四川巡抚的赵尔丰、九门提督马玉琨、山西巡抚岑春煊、丁宝铨等有密切往来。两湖总督端方曾在大德恒财东祁县乔家居住。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丰关系甚密，赵尔丰调遣到哪里，高就随往到哪里。事实上，山西票号为了发展业务，大都与所在省份的督抚交结甚厚。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官，出入衙门，借势借财，措置裕如。为了保持这种固定关系，总号调任分号经理很注意与官吏的调任相协调，分管经理也很注意与所在地官吏的私人情谊。

　　合盛元票号汉口经理史锦刚是两湖总督瑞澂的干儿子，总督府差役称史为“三少”，不敢直呼其名。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百川通广州分庄经理邢象宾是张府常客。袁世凯为了巴结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在三晋源票号经理的精心安排下，在票号账房得以拜见李鸿章。协成乾驻广州分号经理无一任不与粤海关监督为磕头之交，其北京分号经理与户部尚书往来甚密，所以能长期把持广东粤海关税款存储向京师国库汇解业务。山西票号正是从与官府的勾结中步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晋商在交结政府官吏方面除了靠钱直接与官吏交易之外，还有两种颇有独到之处的手法，一种是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直到走马上任。对于有希望科中之省试和入都应试者，其沿途川资，可由山西票号汇兑，川资不足，可由票号借款。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号也予以垫款，代他运动官职。既放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票号也可先行垫支。

　　检阅山西票商的书信，这样的交易内容随处可见。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蔚泰厚票号苏州分号致京都分号信称：

　　“又复开去王家言老爷三代单一纸，恐前信迟延，耽误伊功名大事。”“今封去黄国校、朱锦文二位捐从九品职三代各一纸，查收递捐”。“今封去周学浩兄，由俊秀捐从九职，黄伟、司霭云二位由俊秀捐监生履历各一纸，查收递捐”。蔚泰厚京都分号复苏州分号信称：“所有李北春兄等之功名，均已递捐，伊用过咱平足银一百四十七两零七分，黄伟、司霭云二位各用银一百四十五两零八分，周学浩、郑锡周二位各用银一百一十八两四钱”。

　　票号替上述索取功名或官职之人垫付活动银两，乃是一种放长钱吊大鱼办法。俗话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何况这样的长远投资，谁能不为之效命？以后这些人一旦得志，对于票号所经营业务予以便利与关照是铁板钉钉的事。

　　还有一种是代办捐纳和印结。咸丰时，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大开捐纳，按虚实官衔等级定价，输银加封。“文官可至道台，武职可待为游击，京堂二品，鬻实官并卖虚衔，加花翎而宽封典。票庄乘机居间揽办，得利优于其他汇款”。已捐虚衔者，为了取得实职，还要靠票号为其打听消息，如某地官位有缺，如何运动，打通关节。已放实官者，为了取得高一级的职务，亦请票号帮忙。就以当时清廷派驻库伦的办事大臣一职为例，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有名的肥缺，其肥硕的程度到了就是皇亲国戚要想谋得这一职位也得花20万两银子以上的活动费用。那时库伦办事大臣一职为何能够卖得这样高的价码？就因为它肥在了恰克图关贸，恰克图事务归库伦办事大臣管辖。而这样高的价码，没有票号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票号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能够办通捐纳。票号平时自亲兵至郎中，分别等级行贿，逢年过节必赠款送礼，腊月二十到除夕，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拉包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赠送。对王公大臣，均在“相公”处殷勤接待。所谓相公地方，乃是布置精致、雅静，招待周到之处。因为王公大臣绝对不到妓馆等下流交际场所，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所以就有了“相公”地方。当由票号打通关节取得实职后，这些人自然感激票号，于是个人存款，贿赂横财尽存票号，公款业务也照顾票号。票号对这些人的存款代守秘密，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均予保护，或转汇原籍支取。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得到高官厚禄，票号则在官僚的庇护下得到存款汇兑公私款项便利，扩大营运资本，并得到了官僚的政治保护。

　　这两种手法，对山西商人来说可谓是一石二鸟，既承做了买官鬻爵的业务，又做了囤积奇货达到利用官吏目的的生意。

　　协同庆是平遥县十大票号之一。总号掌柜刘雪斋派张治达到北京协理协同庆北京分庄的一切事宜。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放长线，钓大鱼，居奇货是他的拿手绝活。一次见有旗人穆氏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六万两，张满口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时间不长，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

　　张之洞，晚清重臣，学界巨擘，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个代表，他能做到封疆大吏，相传也曾成为协同庆票号下注的奇货。

　　张之洞因母丧守制三年后，进京朝见皇帝，想谋取更高职位，但必须送礼打通军机大臣和掌握实权的宦官等关节才行。张为了借打点钱，到京后的第二天，便坐轿拜访日升昌票号。寒暄后即开口借银十万两。日升昌掌柜想：不借给吧，张是官场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万一他日后真谋得大官，岂不是赶走了财神爷？借给吧，如果他谋不得大官，如何还得起这笔钱？因此说话吞吞吐吐，没爽利答复。张看到这种情况便告辞而去。日升昌邻近还有几家票号，张为了颜面，没有进去，却绕到另一个胡同，到了协同庆票号。

　　协同庆掌柜很机灵，张拜访日升昌时，已暗中派人探听消息，得知日升昌没有借给张，即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张之洞来到协同庆，这位掌柜亲自出迎，十分恭敬，满口应许，并说：“10万两银子算什么，但大人不会一下都用，最好立一取银折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数字。”掌柜这样说，有自己的打算，因他宫廷有耳目，如果张花上三五万，皇帝确有委派的心愿，那么比十万再多也借给；如果花上三五万，宫里没有什么好消息，或者皇帝流露不愿重用的意思，那就不再继续借与张了。张闻言，很满意，立了一个取银折子走了。银子还没有借到三万两，张就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了。消息传出后，各票号都到张的任所贺喜。协同庆掌柜抢先赶到，似开玩笑地说：“当日大人到京时，日升昌看大人连十万银子都不值，小看大人甚。而小号则由大人随便取用。那时是大人用小号之处，现在大人高升了，小号可要沾大人的光了。”张之洞不谈报答，反问：“你们两广有庄没有？”协同庆掌柜答道：“没有”。张即嘱咐道：“你们派两人随我到广东，今后两广的财粮国税，完全由你一家经手解交。”这时，各票号贺喜的都到了，张均挡驾不见。据说，协同庆就因结交了张之洞，三四年间就赚到了百十万两银子。

　　没有票号的帮助，官吏的许多欲为之事是难以成功的。他们要想升官发财、存储脏款，必须有票号予以运筹。同治年间，左宗棠降收了董福祥，任以新疆陕甘总兵，后升提督，军饷调拨频繁需要有人经办，遂通过朋友与蔚丰厚票号商议，由蔚丰厚派人在迪化设立分号，经汇存董福祥军队军饷，蔚丰厚票号积利甚多，董福祥私蓄亦达十几万两。安徽芜湖道童某卸任返乡时，将在任所搜刮的脏款十万两，交蔚丰厚票号汇回原籍重庆，每年支取一万两，十年取完，不计利息。

　　有名的光绪八年（1882）“户部云南贪污案”，也是由票号参与进行的。在捐职监生、天顺祥票号经理王敬臣和捐职布政使理问、平遥乾盛亨票号经理阎时灿的积极帮助下，云南省粮道崔尊彝和永昌府知府潘英章通过办理云南报销，由昆明汇京白银185000两，以八万两贿赂户部、工部官吏16人，打通关节，崔、潘二人除在京购买奇珍异宝及挥霍浪费之外，还有部分银两又汇回原籍藏入私囊。

　　清代官吏将贪污受贿所得赃款存储票号，各地皆然。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蔚丰厚、协同庆票号成都分号收存了四川官员徐春荣、钱玉兴纳贿之款。徐、钱二人由于有人上奏而遭到查处。经调查二票号底簿及票号管事人，徐春荣自1890～1893年，先后存过银一万两，汇过上海及转浙江银共47000余两。钱玉兴先后存过银11000两，汇过安庆等处银7300余两。1916年蔚丰厚票号改组蔚丰商业银行时，袁世凯就以其弟袁世辅的名义在该银行投资入股100万两白银。但袁及各官吏在表面上和公开场合，却把自己打扮成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清官”。袁世凯还借此“整”了一伙“贪官”。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北京。当时帑藏一空如洗，西太后饬令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筹款维持。袁世凯欲使所属各官僚捐献巨资，于是在署设盛宴邀饮各官员。席间说出意图，不想这些官员闻听争相诉苦，说所得俸金不敷需用，一个个婉言谢绝。袁世凯大为不快，他考虑半天，想出一计。

　　一天，袁世凯派一得力精明之人找天津蔚长厚票号掌柜甲某，声称现有大宗公款要存储。掌柜询以需息金多少，来人说三分。掌柜说：“敝号存款，利息最多不过八厘，若要三分，实在不敢负担。”来人又说：“这是官款，不可以他项论。”掌柜说：“敝号惯与官场往来，……”接着举出某藩司30万，某阜司20万，某道员、某总办、某统领各有所储，先后不下百余万，其息率皆五厘六厘暨七八厘不等，无有出一分以外者。来人说：“我不相信。”掌柜说：“如疑吾言有伪，取簿呈核如何？”来人点头，甲某即取来账簿正欲展阅，忽闻报告有客谒见。此人乘机对掌柜说：“我把此簿册带回让袁总督检阅后，他便相信你所言非虚，我也好交差。”

　　数日后，掌柜派人入署取簿，得到的回答是：“总督尚未过目，隔日再来。”这样往返数次，还没取上，其时已届新年正月上旬。清朝惯例，每届年初，印委各官，必赴督辕贺喜。一日，袁见账簿上列名者已齐于署，于是同时传见，并留他们饮宴，席间又提及筹款事宜，这些官员还是诉说窘状，以实在拿不出钱相应。袁世凯当即变脸说：“我已知诸等各有巨资储蓄晋商蔚长厚票号，为什么还要哭穷呢？”袁世凯遂即从袖中取出簿册示以众人。这些官员哪敢承认。袁世凯说：“我想你们决不会有这样的造孽钱，定是奸商假托公等名义。”于是马上打电话召票号掌柜到署，厉声叱道：“刚才我已遍询各大人，都说并无巨款存你号之中，你为什么要假用其名呢？这种事情必须严厉惩处。”掌柜俯首无言可答。袁又说，既为人假冒，此款理应入官。于是不容置辩，派员随掌柜去，按账簿所载存款人存储数额，尽数提取，共约105万两。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圈套，但这些官员只好哑巴吃黄连。

　　当然这只是个特例。一般来说，票号对于官吏个人的私款，受贿的横财是严守秘密的，账簿根本不示于人，一旦遇到查抄处分，票号绝不实告，或转汇原籍支取。至于任上的公款，按清朝定例，在京则存户部，在省则存藩库。但官吏多将其公款存蓄票号，好做私下的人情。这样，官僚在票号的支持下，既获得了高官厚禄，又有了藏富的保险柜；而票号则不仅取得了大量公私款项的存放，扩大了其营运资本，且取得了官僚的政治保护。二者互为利用，朋比为奸。

　　晋商一向以诚信著称，然而票号与官府关系陷之太深，因此亦有因“福”得祸之时。官吏贪赃被揭发，则票号随之一损俱损。在山西票号史上还发生过一起私分官家赈款的丑事。

　　1877年（清光绪三年），山西大旱。五年，两湖办理晋省赈灾捐款，由三晋源票号葆亭手中，等到期再转交票号，持汇票赴库缴款。葆亭令其门丁杨清如将汇票交巨兴源票号伙友车跃笼带回，巨兴源就将款暂存号内，观望时局，待催问即还司库，不问则聊作号内资金周转。然而不久，葆亭被罢了官职，相关人员也多更换。巨兴源认为无从查考，掌柜王鉴即起隐昧之意，遂与执事贾世源、伙友车跃笼商议，三人便将此款私分了。不想后来山西巡抚张之洞派员清理库款，发现来文与库簿不符，短收第27批银一万两。当即严饬司道局员调齐档案，详细查考，并提经手此批汇兑之巨兴源票号执事贾世源、车跃笼（此时王鉴已病故）一并发交太原府，下令该司道督一起查究。堂上对证，人证物证俱在，贾、车供认不讳，情愿全数缴回。因退款及时，认罪态度较好，从轻处罚：贾世源除革去从九品职衔外，与车跃笼各杖一百、徒三年，此案即算了结。

　　但没想到这时监察御史章耀廷提出了异议。他上了一本奏章，说：“往年晋省奇荒，赤地千里，朝廷施仁发帑，各直省官绅无不力筹援解；下至黎民百姓，也省吃俭用，凑合成资，源源接济。但是灾区较广，还是饿死了很多人，至今元气未复。设想一下，如果拿出这万金之数，该又能救活多少人命呢？巨兴源票号平时操奇居赢，利权在握，起居服用，贵似王公，当此家乡灾荒，不仅没有发慈悲之心解救桑梓危难，而且竟敢贪污分赃邻省协济赈款，至一万两之多。这样的罪行不是判三年徒刑可以了结的，现在山东诸省又发生了大水灾，哀鸿遍野，其灾情比往年山西更严重。若非将此案严加惩办，会有很多人效尤，老百姓的死活谁还在乎呢？因此应当严惩。”

　　这位章御史还在奏章中出了个主意说：“此辈市井居心，视银钱为性命，以其人之道治之，才能使其悚畏。拟请旨饬下该抚，严提巨兴源票号，正身免其杖徒，着照前所隐匿之数，勒限十倍罚锾，即以拨充山东赈款，俟如数缴清，方准省释。”清廷采纳了章耀廷的奏章，贾、车等人一万两未得，倒赔了十万两，从此该号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给清政府带来了财政的极度困难，却给票号带来了业务的畸形繁荣。山西票号积极通过资金融通，解救清政府的财政危机，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由红发紫，利润也高得惊人。以大德通票号为例，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而1900年则为4024两，扩大4.7倍，到1908年每股分红1700两，是甲午战争前的20倍。

　　通过支持清政府的财政获得高额利润是晋商的拿手好戏。早在清初，山西商人就开始以捐输的名义换取政府的支持。清政府捐输的名堂很多，数量也很大，因为山西商人富名在外，所以山西是全国捐输最多的一个省。如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伊犁屯田，山西盐商等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110万两；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后藏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山西盐商等捐输银100万两；1800年（清嘉庆五年）山西捐输银一百四五十万两。《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山西人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捐输之首。1864年（清同治三年），又因新疆用兵，筹饷银，解运难，山陕商人又在新疆地方兑充大量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

　　给政府垫借款是晋商缓解当局财政困难的又一方面。大体上从同治开始，各省及税关应解京协饷，往往因款项不备，常由山西票号借支垫汇。如粤海关1864年、1865年（清同治三年、四年）上解京饷不备，在这两年中，分别由山西票号垫借总额的18%和27%。1866年，广东省财政拮据，由山西票号借垫汇解京饷15万两，占该省应汇解京饷的21%。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清户部因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出北京，在外逃期间，开支费用一时无有着落，相当困难，又由山西票号借给清廷银40万两，帮助清廷渡过了难关。在此期间，慈禧太后住大德通票号，随驾大臣董福祥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其他人员亦都由票号安置下榻。同时，光绪皇帝传旨，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老庄平遥、祁县、太谷。顿时山西平、祁、太票号总号成了清廷总出纳。

　　1901年9月，李鸿章全权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付给各国战争赔款白银45000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万两。清政府为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收入中腾挪出一部分款项外，其余则全部摊派各省，要求各省按年分月汇解上海集中，以便交付西方列强。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为票号增加了新的业务。同时也把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更加密切的阶段。

　　票号在办理如此庞大的公款汇兑中，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利用收汇交汇的时差，占有大量存款和在途款项。据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度支部在京各金融机构存款看，仅存大德通、大德恒、义善源、存义公几家票号的款项即达2064596两，占度支部在外存款的30%，而存入国家银行大清银行的为61%，外国银行8%。票号并且吸收生息银两，仅商部在上海合盛元票号就有53万余两。由于票号有如此巨大的存款，不仅可以承办巨额汇兑和垫汇，同时又对政府放款。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究竟在票号借款若干，无法稽考。但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1911年10月，度支部大臣绍英向内阁大臣袁世凯请示，准备向京师各山西票庄再借银500万两时，山西各票号都担心“前欠各号之款已逾七百余万，归还尚无着落”，而不敢应允。

　　1914年阴历九月初一，日升昌京都分号代理经理侯垣携伙友及账簿逃回山西，随之其他地方分号的人员亦闻风惶恐接踵逃避。甚至并无亏本、尚有盈余的上海分号和杭州分号也关闭停业。晚清王朝危局之中如日中天的山西票号，就这样一夜之间如大厦倾倒，一发不可收拾。

　　《大公报》曾载文分析其倒闭原因说：其一，日升昌营业的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其二，日升昌的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万两亏至35两及五六十两。亏耗之数令人惊异。其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500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根本不用说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始终未停利，这又是一项大的亏耗。以上三项，是为远因。所以关闭如此迅速的原因，还有种种近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广西的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

　　事实上，无论近因远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为鱼水关系，水涸鱼岂能存？晋商因之而盛，亦因之而衰。

　　晋商同清政府的关系密切在清廷崛起之时，为满清入主中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关系，为其日后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山西票号在19世纪50年代的迅速发展固然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然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官所助。山西票号在创设的最初30年，只有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广泰兴、合盛元、志成信等十家。而从1851年开始到1864年的14年中，又有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大德兴、元丰玖、协成乾、乾盛亨、谦吉升、蔚长厚、其德昌、三晋源、存义公、巨兴源、大德玉、祥和贞、义盛长等十几家票号的建立，它们的营业利润是极其优厚的。如蔚盛长在1856年到1858年三年中，资本虽然只有3万两，而盈利却有82499.13两，每年盈利为资本额的91.66%。各家票号资本大多十数余万两，但汇兑额动辄数百万两，如此巨大的周转资本，主要是靠吸收存款。票号吸收的存款，以各省政府机构之公款及贵族显宦之积蓄为多数，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等，无一不存在票庄之内。所以祁县老商人杨某说：“如其说票号的股东是山西富商大贾，还不如说是清政府及其显宦要员更确切些。”

　　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储蓄和政府公款存储，而在银归还者，便称上乘，至于利息的支付，绝对难以得到。特别是清政府欠票号的银两，“屡恳无效”。京中王公大臣的借款，因清廷覆灭亦难清理。

　　辛亥革命中，日升昌遭到致命打击。在变乱中，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银30余万两，由于清皇室贵族官吏垮台，放款收不回来，总数达300万两。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标志着晋商淡出历史的舞台。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本文作者：张正明，马伟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