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孙副研究员承绪希古氏敬撰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后，采取屯军、移民、谪居、改流等战略措施，在举开发西南边疆，对贵州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世大推动作用。在明代近三百年间，由内地进入贵州数达百万之众的各色人群中，即有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我入黔始祖守仁公。
        守仁公（1472~1528），号阳明，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武宗正德元年（1506）任南京兵部职方主事时，因反权宦刘谨乱政，受杖入狱，谪为贵州龙场（今修文县治）驿丞，跋涉年余，始抵任所，栖身龙岗山东洞（后名阳明洞）。正德四年内调庐陵知县，未几刘谨伏诛后，相继擢任南京刑部主事等职。嗣因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宸濠之乱”有功，爵封新建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谥“文成公”。他致力从政之余，还潜心治学，在学术思想上继承和发展陆九渊“心学”，集宋、元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之大成，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倡导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门人将其核心立论概括为“王门四名教”（见《传习录》下），并把他毕生著作辑为《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传世迄今。阳明学说在明未清初风靡一时，曾传至日本，成为明治维新时代一个重要学派。王学中反传统的“非圣观”，为晚清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等提供了思想武器。民国中期，蒋介石也抄袭阳明学说，鼓吹“力行哲学”。守仁公谪居贵州三年时期，在其住地创办龙岗书院，继又受聘担任贵阳文明书院主讲，热心教育，频繁讲学，在士大夫阶层中播下理学种子，培养出一批饱学之士。如明代贵州知名学者孙应鳌、李渭等，皆其门生。因此，他对贵州的文化启蒙和智力开发曾经作过卓越贡献,在我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深受历朝封建官吏、社会名流所推崇。如以立祠享祀、遗址寇名等方式彪炳千秋，贵州即有数处遗存。现在修文龙岗山“王文成公祠”大门石柱上镌刻的对联：“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才。”确切写照了守仁公的心性和建树。
        守仁公受陷西谪一要案，是否株连家族？当时是孑然一身赴任呢，还是閣府迁移？如若全家随行，迨他调离贵州之际，相伴亲属是否偕返原籍？或有部分宗支淹留未走？均不曾详见有关史、志记载。
        现据新近发现的我巴綦王氏家族，于清朝同治年间和民国初年所修《王氏族谱》引言记载，可资考证阳明宗亲逸事。盖王氏系出西周姬姓，籍贯太原。自周灵王太子晋逊位景王，住迹缑山，别姓为王。故王姓又称“太原氏”。到西汉年间，元公东迁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延嗣东晋著名书法家羲之公，在会稽内史任内辞官而就地定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嫡传北宋初年佑（ 祐）公，历仁太祖、太宗两朝，据传“天下皆望为相，卒以直道不容于时”，愤世之余，仿古植槐于庭，声言子孙必当位列三公。次子旦公，果于真宗景德三年拜相。这在《宋史?王旦传》中，也有此说。后世因以“三槐堂”为我王姓代称。这支宗脉衍及南宋寿公，迁居余姚；继而胤续蕃息十余代，直至明朝景泰年间出世承祧的华公，即阳明之父。
      华公，字德辉，号海山，成化十七年状元及第，历官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膝下有守仁、守让、守俭、守文、守章、守恭、守身、守良八子。守仁受陷后，华公被迫挂冠归田，率五子偕同守仁公入黔。当时的龙场，是个荒凉驿站，“幽崖之狐成群，阴壑之虺如车轮”（《瘗旅文》）。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与土著居民语言不通，且是戴罪贬谪之人，备受同僚歧待，故而住房难找、口粮短缺，只得在驿站南隅一个山洞里搭间草房栖身，自家开荒种植粮食蔬菜。这在阳明诗文中有所反映，如：“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极。……”（《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山荒扰可田，钱镈还易办。夷俗多火耕，傲效亦颇便。……”（《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另一七律《元夕》，还咏及在龙场过节的境况和心态：“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赖有遗径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春还草阁梅先动，月满虚庭雪未消。堂上花灯诸弟集，重闱应念一身遥。”为作长期流寓打算，改善一家生计，不久，华公率领四子北上另觅安居之所，终在当时川属遵义军民府桐梓县拕坎沟卜 宅托脚。守仁公则迁往东郊龙岗山麓东洞，改其名曰“阳明小洞天”。两年后，守仁公奉调离黔，一家本可随行，而华公顾虑年老体衰，不堪长途跋涉劳顿，加之成家立业不易，且已随乡入乡，“喜其岗峦稍拔，不欲回籍”，遂和已有妻小的几个儿子留居下来。延及明未清初，我王氏后裔瓜瓞绵绵，已在“仁怀、绥（阳）桐（梓）等邑戴籍而居者，不下千余家”。其中守仁公的二弟守让公一房，四传玄孙藩臣公，复于清初“携二子运洪、运泰 自黔迁蜀，插业于卫家坪”（巴县石龙场），“披荆斩棘，夜读朝耕”。运洪、运泰二公棣萼相辉，兰桂竟馥，嗣分巴綦两大房族，各立宗祠，繁衍迄今三百余年间，已传宗接代十余世。
      我国王氏族源，滥觞于三代前氏族大姓衍生的别姓。据称：除由西周姬姓王室分化出来的太原王氏一脉外，还有殷比干、齐田氏、魏无忌等之后亦改姓王氏。其中惟太原王族蕃滋最著，比及此族宗支东迁鲁南、南徙浙东，再而西进湖广、流寓西南，清代甚至远涉南洋，侨居东南亚一带，从一侧面反映了华夏古族姓氏源流及其伴随文化生态的演变，经历民族同化、融合过程，不断繁衍而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主体民族的迁徙、发展轨迹。
       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指出：“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文史通义?外编》）我国自“谱起周代”（《史记索隐》）几千年来，无论皇帝玉牒或民间谱牒，都绵续积累并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珍贵史料，是一项亟待抢救和利用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要综合研究历史，洞察历史原貌，按历史唯物主义办事，离不开谱牒资料。我国古代学者对谱牒的史料价值就十分重视。如马迁修著《史记》，曾经“读春秋历谱谍（牒）”；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在他查阅的大量资料中即包括“百家谱录”。谱牒虽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因其“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的功用而备受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但它毕竟实录了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文状况，只需黜伪存真、去芜取菁，可作察情、施政、资鉴、治学之用。我们党为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提出：“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我们今天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就是国情的体现，不能割断历史。
       由此可见，《王氏族谱》的重新问世，不仅对我国文、史哲学术界研究王阳明家世、生平，考证我国主体民族发展史、明代贵州开发史，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当前尚待开拓和倡导的冷门——与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民族学、人口学、遗传学、地名学、民俗学和方志学等学科交叉的一门传统学科——中国谱牒学的研究活动是一有益贡献。可以预期，这门学科的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对一直影响着我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宗族问题所作的施政决策提供“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科学依据；同时，也是联系海外侨胞、增进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