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彦传略] 
　　王家彦（1588—1644），字开美，号尊五，福建莆田人。少怀大志，与人谈义侠事，辄心向往。谓丈夫自期待，应如汉伏波将军。明天启二年进士。授开化知县，调兰溪。皆有惠政，民赞之曰神君。擢刑科给事中，屡迁户科都给事中，崇祯十三年起吏科都给事中。在谏垣十年，弹击无所避，权贵敛手。擢大理寺丞，进本寺少卿。十五年迁太仆寺卿。四疏言马耗之故，请行官牧及金牌差发遗制。帝手其疏，语执政曰：“家彦奏皆善。”敕议行。十一月底，擢户部右侍郎。时清军进犯京畿，改任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即日登陴，阅视内外城十六门。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翊日校勤惰，将士皆服，争自励。初，分守阜成门，后移安定门，寝处城楼者半岁。解严，赐宴午门，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户部尚书。帝曰：“戎政非家彦不可。”特留任。李自成率部进逼京师，家彦守安定门，备御甚力。因中官有与贼通者，为内应，城遂破。家彦望阙叩头，投城下，不死，自缢于民舍，遭贼焚，残其一臂，仆收其余体焉。南明弘光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清顺治九年，钦赐给地建祠，予祭三坛，谥“忠毅”。《明史》有传。擅诗文，工书法。行世有《王忠端公文集》。

王忠端公画像

王忠端公文集封面

（一）谁是王家彦

　　王家彦（1588—1644），字开美，号尊五，福建莆田人。明崇祯十七年甲申北京殉难文臣。时任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
　　对现今大多数闽人甚或莆仙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只要你懂得上网，输入“王家彦”三字搜索一下，你便能浏览到几百个与他有关的网页。相信对明史稍有常识的人，在阅读部分网页后，将和我一样得出如下结论：这是晚明一位绕不过去的历史名人，一位政绩卓著的廉吏贤臣，一位铁骨铮铮的伟丈夫。今天的我们却对他知之甚少，即使在他的故乡。
　　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状，我无法确认。或许是清初“截界迁民”政策对东南沿海经济文化的破坏摧残所致，或许是上世纪特定年代，人为的意识形态藩篱造成了历史观的扭曲。总之，近现代以来，这位曾经闻名全国的甲申名臣，被他故土的人民所淡忘忽略。他的墓园及多处纪念祠未得到有效保护而湮灭或毁坏。渐渐的，他的生平及传说只局限传播于莆阳侯山王氏及其派衍出的几个村庄里，躺在几册发黄残损的手抄家谱里，凝固在一两句莆仙戏文和俗语里，日趋扭曲、变形，有的变得匪夷所思。作为侯山王氏的后裔，我打小从父辈的口头相传中，得知我们忠门凫山王氏迁自平海湾北岸的东峤山美村，那边明朝出过一位叫王家彦的尚书，为官清廉，忠贞爱民，死后皇帝赠他“四世尚书”。此外，我只能从王氏宗祠那发黑的“四世尚书”匾额，写着“宫保司马”的纸糊大宫灯，隐隐感到这位先辈之非比寻常及曾经的显赫威严。然而他到底是我们直系或旁系的祖先，无人知晓。祠堂的厅壁上有这么一对长联：“凫山脉接侯山，分派同源，忠义当年垂宇宙；西海地邻东海，敦诗说礼，科名指日自后先。”随着年岁渐长，我约略觉得这对长联与王家彦有关。1996年我大学毕业，偶然从村里一位老人那边读到一本刚转抄自侯山宗亲的《王氏家谱》，才知道王家彦是明崇祯年间协理京营戎政的兵部右侍郎，十七年甲申于北京城头殉难。南明弘光朝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后来，我又从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读到关于他的大篇幅章节。1999年，借助互联网，我终于找到一个通往明朝的入口，下载了《明史·列传》中关于他的传略。2009年底，我还从网上购得一套11卷本的《王忠端公文集》。在披阅其文集及大量史料后，王家彦的面容与身影，在我脑海中一天天清晰起来。我感觉到他时时抚摸着故国山河的关切目光，感觉到他深忧民瘼时艰的无边愁绪，以及独力难支、纵身一死的激烈与悲哀。我感觉家彦逝后的三百六十多年，只不过是阴阳一瞬。
　　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向世人介绍他的生平与思想。其一生可从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追辨。

  
（二）挑钱赴任的县令

　　“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此乃人尽皆知的官场俗语。在我家乡莆田，也广泛流传这样一句俗语：“挑钱兰溪去做县”。内容都跟古代县令有关，折射出的意蕴大相径庭。前句说知县是个难得的肥缺，即使号称清廉一任也能捞银十万。后句的寓意则复杂些，一可理解为自己挑钱去兰溪当县令，寓意为官清廉，不取治内一针一线。二可理解为兰溪是个穷县，去那儿当县令没啥油水，借喻做贴本生意。
　　小时候我常听村里人说这句俗语。有一回去邻村看莆仙戏，演的正是《挑钱兰溪去做县》。时过二十多年，我才偶然得知：本俗语的源头，即来自明代兰溪县令王家彦！
　　在腐败成风、大厦将倾的明末，居然出了个挑钱赴任的县令。这是万历名臣海瑞辞世三十多年后，大明帝国再次出现的一个廉吏神话。当然也是最后一个。
　　历史从来不乏颇有意味的巧合。明万历十六年（1588），也即海瑞辞世的第二年，王家彦出生于兴化府莆田县合浦里山美村（今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先锋村）。山美王氏源出仙游奎山王氏，其先世为北宋徽宗朝中顺大夫王震四世孙德祐公，因从父授徒于莆田五侯山麓，遂从仙游锦井迁居山美，人称侯山王氏。生七子，以第六子王琼任广东副使赠中宪大夫。世代耕读传家，书香不绝。宋明以来人文炳蔚，中举登进士第、入仕封荫者达20多人。家彦系德祐公十五世孙。父王维箕，母林氏。兄弟五人，家彦居次。少即颀颖好学，且事亲至孝。曾课业于五侯山麓度岭之众妙园书院，与同窗徐嘉奋、林佳鼎友善。据地方志及时人别史记述，这位自幼饱读圣贤书的莆阳才子，“素有大志，不拘小节，与人谈义侠事，辄心向往。谓丈夫自期待，应如汉伏波将军。居恒不忘马革裹尸，龁龁者无庸也。”一年除夕，林佳鼎出“除夕过溪桥，足踏漫天星斗”句，家彦以“新春挂画轴，手扶万里江山”对。塾师以为气象峥嵘，日后必成大器。家彦早年即游郡庠，然至天启元年（1621）也即34虚岁，才得中举人。所幸翌年赴京会试，一举奏捷，登壬戌科文震孟榜进士。本科取进士409人，其中有文震孟、倪元璐、王家彦、孟兆祥、赵洪范、蒋德璟、黄景昉、方岳贡、黄道周、卢象升、冯元飚、吴麟徵、祁彪佳、张国维、汪乔年、王铎、李明睿、陈廷谟、罗元宾等，后来都是晚明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堪称藏龙卧虎，集一时伟器。其中为辅相者五位，为尚书督抚者二三十位，为侍郎、京卿者更比比皆是。他们或文章名世、翰墨流芳，或力挽颓局、壮烈殉国，或致力恢复、坚持抗清，大多高风劲节，堪称末世之真品。当然其中也有临敌变节、招辱致死的奸贰之臣，最典型者如前大学士、内阁首辅陈演。
　　家彦登第后，即授浙江开化知县。计六奇《明季北略》载，家彦下车伊始，即召集当地父老，坦诚宣布自己的执政理念：“昔人以刺史县令为亲民官，所关利病不细。吾承天子命，令兹土，期与若等更始，若等其敬听令言。”他勤政爱民，廉洁奉公，“取利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辄为厘之。”只一年，邑民不谋而同称他为“神君”。 天启三年（1623）春，因见城墙渐圯，每遇马金溪涨水，必漫过断垣，殃及城内居民，遂带头捐三年俸薪，倡议修筑邑城。城中绅衿感其义举，踊跃乐输，捐资竟达三千余两。为一劳永逸，决定改筑土城为石城，并于凤凰山脚建造官窑，烧制城砖以筑雉堞。本次修缮工程浩大，然二月动工，当年十月即告竣。新城坚固壮观，不仅抵御马金溪水冲激之势，且以建置雄伟，竟成钱江上游胜地。四年（1624）夏，北乡大水，冲毁田地堤坝，尤其马金溪沿岸庐舍一扫而尽，百姓淹死无数。家彦一面向上行文请求蠲赈，一面跋涉各乡亲自查看灾情，鼓励乡民自救，并请富户出钱出粮救济。在他极力申救下，不少外逃的乡民得以重返家园。灾后，民众感其恩德，自发于玉屏山最高处建造王公亭，志其功绩。是年秋，担任浙江乡试考官，誓必得人，为天子报。及撤棘放榜，独家彦所得士称知名，共中六人。次年参加会试，联捷者竟达三人。
　　天启五年（1625），家彦调兰溪县令。兰溪系浙江中西部穷县，地瘠民薄。家彦早有耳闻，立志不取民一钱，尽力为地方造福。据莆阳民间相传，家彦因家道贫寒，无奈赴任前动员夫人说：“此去兰溪，只饮当地一杯水，家财留十分之三赡养父母，其余尽数收拾，以资任上所用。”夫人为之动容，遂变卖家中首饰细软，一并让仆役挑运带上。到达兰溪后，家彦即带衙役四处视察民情，发现县城破烂不堪，水利失修，民生凋敝。当即向上申请减轻赋税，下令革除种种积弊。此外，还贡献家资倡议清理护城河，修缮旧城墙，大兴水利。当地官绅富贾目睹县令如此清廉爱民，不禁深受感动，纷纷解囊相助。只二三年，兰溪面貌便焕然一新，百姓安居乐业，无不称颂家彦。《明季北略》云：“有惠政，一如其令开化者。”家彦的同乡兼同年蒋德璟（福建晋江人）所撰《墓志铭》云：“予向道兰溪，见公批判如流，称英敏比见。”
　　崇祯元年（1628），家彦兰溪任满，以治绩优异应行取，赴京考选北科给事中。家彦家素寒俭，居官又至廉，常将有限的俸禄资助治所穷困。至此令开、兰两县首尾六载，家中依然贫约。本次北上，在京居无半方之邸，无奈借贷于富人，才觅得一住处。考选结束，家彦得假回乡省亲。次年冬，擢刑科给事中。闻命将趋朝之际，家彦取家中旧年贷券一看，才知数目巨大，积数十年俸禄也无力偿还，不禁忧从中来。幸亏他的好友林计曹慷慨解囊，竟捐所积为他一夕了之，且以余者资其家用，家彦这才得以放心赴任。未几计曹公因病辞世。此后十余年，家彦一直怀其恩德，深以未报为憾。后其次子赓靖娶计曹公女，两家结为姻亲。林氏和婉柔懿，内外咸备，然为妇三年，家彦在京均未识面，孰料崇祯十七年初竟因难产殒命。家彦时任兵部右侍郎，因寇警分守安定门，城头闻变，不禁悲痛万分，特设位于寓，亲撰《祭媳妇林氏文》以诔之。祭文云：“余给事琐垣六载，稍纾俯仰，则姻翁之造也……今唯愿林、王世世缔为姻缘，以报吾太姻翁桥梓，亦吾媳妇冥冥意也。”

王忠端公文集（清顺治十六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三）刑垣救故相

　　清末莆籍御史江春霖出仕前曾作《言志对》表达自己的志向：“内则谏官，外则县令。”待其实现夙愿并以“铁面御史”声震天下，时人视为名言。倘以江氏此论，270多年前“先任县令，后为谏官”的王家彦简直是他从政理想的化身。由此我们或可作如下推测：作为一位钦命建祠致祭的前朝乡贤，青年时代的江春霖当有可能熟知王的生平事迹，并在为人及从政价值取向上受其影响。
　　 崇祯二年（1629）冬，42岁的王家彦被擢为刑科给事中，由此开始他长达十年的谏官生涯。
　　明代的监察体系由两套机构组成，一是都察院，二是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均直属于皇帝。六科与六部相对，为六部的监察机关，每科设都给事中（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从七品），与都察院下设的各道监察御史并称“科道”，均属谏官(亦称言官)。六科掌侍从、规谏、拾遗、补阙、审核，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可封还制敕，钞发章疏，稽察违误，纠劾官吏，品秩虽较低，但权颇重。故给事中选任程序尤为严格。依明制，地方知县、推官，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经地方高级官员保举和考选，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称为行取。优者授给事中，次御史，再次各部官职。王家彦被授为给事中，可见其治县六年的政绩与官声得到有司的高度肯定。
　　家彦一入刑垣，便以清廉端慎、远见卓识博得同僚敬重。次年四月，他上《明刑疏》，开篇即一针见血：“国家承平日久，纲目疏阔，内外相蒙，酿成一不痛不痒之世界。”乃援引唐贞观年间崔仁师治狱名言“当以仁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提出应以仁师为法而守律。复有感于“淹滞之宜疏，追赃者之宜速结”，请推行按月奏报之法，使四方狱囚得无久淹。此疏切中时弊，鞭辟入里，很快得以批准施行。
　　真正让他从一名给事中脱颖而出、引起高层关注的，则是崇祯四年（1631）他上疏成功申救钱龙锡一事。
　　钱龙锡，字稚文，号机山，松江华亭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屡迁少詹事。天启四年擢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曾因忤魏忠贤，削籍。崇祯即位后，斥原魏党阁臣，诏廷臣推举内阁辅政人选，龙锡名列其中，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旋加太子太保，改文渊阁大学士。颇为崇祯信赖，于事多所进谏，皆为采纳。定魏忠贤逆案，多为钱龙锡主持，因此魏党诸臣恨之入骨。时附魏御史高捷、史褷遭罢，吏部尚书王永光力引之，为龙锡所扼止，两人大恨。崇祯二年（1629）夏，督师袁崇焕诱杀皮岛帅毛文龙，事后报疏云：“辅臣龙锡为此一事低徊过臣寓。”时文龙拥兵自擅，有跋扈声，此举崇祯非但不以为罪，还嘉谕倍至。其年十二月，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从古北口进迫北京（史称“己巳之变” ）。崇祯怒崇焕战不力，逮之下狱。高捷乘机诬劾钱龙锡曾同袁崇焕议杀毛文龙，且言祖大寿师溃而东，亦由龙锡所挑激。崇祯起初并不为所动。高捷再次疏攻，崇祯的看法逐渐动摇。钱龙锡乃引疾罢归。袁崇焕被囚禁审讯半年多后，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处于磔刑（分裂肢体），弃尸于市。此时，史褷趁热打铁，疏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并受崇焕所畀重贿数万。崇祯大怒，遣使逮龙锡下狱。列名逆案的魏党群小，借机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欲更立一“逆案”相抵。乃议龙锡死罪，崇祯以龙锡并无逆谋确证，命长期监禁。四年正月，右中允黄道周激于义愤，连上三疏言龙锡不宜坐死罪，触怒崇祯，将其贬秩三级调外。五月大旱，刑部尚书胡应台、给事中刘斯琜等又上书乞宥龙锡，崇祯略有所动，诏所司再审，然迟迟未决。时圣渊难测，朝中无人敢再言是非。在此形势微妙之际，人微职卑的王家彦居然于初十日呈上《救钱机山公疏》，指名道姓为钱龙锡申救。
　　朝中与家彦友善的臣僚都替他捏了把汗。未料此疏一上，崇祯龙颜大展，当即释钱龙锡于狱，免死改戍定海卫。消息传出，朝野正直之士无不额手称庆。面对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崇祯皇帝，王家彦在起草此疏时，着实费了一番踌躇。我认真研读了这篇奏疏，不禁深为家彦高超的规谏技巧所折服。
　　奏疏的开头语气恬淡、措词委婉，似乎只在转述一则朝闻：“至如累辅钱龙锡，业经刑臣胡应台等专请，荷有事关重大、朕自有定裁之旨矣。中外诸臣不觉举手加额曰：有是哉。”话锋一转，就把高帽戴到崇祯的头上，意为钱龙锡免死一事圣躬自有定裁，我只是和诸臣一道为之高兴罢了。接下来，他非常谦卑地说：“圣裁渊深，臣等无敢浅揣。倘以事关封疆，不得不借罪辅以明法则，千里逮系，羞播道途，半载幽拘，俯首狱吏，窘辱已极，困衡备至，虽幽流崇放，法不过如是矣。若必使其囊头屈膝，偕旅囚而受廷鞫，以发其羞耻而后施恩，龙锡从此以往，身名俱败，草木同腐，虽知有人间羞耻事，亦何赎哉？臣等缘是不为龙锡惜，重为国体惜矣。”把钱龙锡罹罪受辱的状况写得惨不忍闻，作为曾居高位的内阁辅臣，从此身名俱败、与死无异，杀掉他只会有伤国体。继而，家彦又作更深一层的剖析：“臣等非谓龙锡无罪也，然而罪如四凶，舜处之而尧释之。千载之下，服舜之明断而不闻病尧之姑息。皇上前之置诸理者，行舜之断；今之释诸狱者，行尧之仁。唐虞两代之盛事，固以一身都之矣。”竟把不杀钱龙锡的意义提升到堪与尧舜比肩的高度，无怪乎崇祯读完非常受用，当即改变了主意。与先前黄道周犯颜直谏相比，崇祯帝对待同一事前后态度截然相反，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家彦在谏垣十年，“历任四科，弹击无所避”，然终不以言获罪反而不断得以奖掖提拔，除了清廉端慎外，跟他善于审时度势、讲究策略技巧是分不开的。所谓不言则已，言则中的，且罪不及已，不作无谓之牺牲。本奏疏即一典型例证。后人刊印《王忠端公文集》行世，编纂者把《救钱机山公疏》置于卷首，应该不是无意为之。

（四）邦计与邦本

　　崇祯五年（1632），家彦转工科右给事中。值本垣缺员，身兼厂库城工、巡视京营及巡青（巡视禾苗、牧草的生长情况）数差，然不以劳苦而敷衍之。时福建海盗刘香老劫掠闽安镇，侵扰郡邑，省会震动，抚镇追剿多次失利，朝廷议召募，准备举大兵征剿。九月，家彦上《闽省海防疏》云：“旧制卫所军饩于官，无别兵亦无别将，统于各卫之指挥。寨设号船，聊络呼应，又添设游击等官，虽支洋穷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复旧制，勤训练。练则卫所军皆劲卒，不练虽添设召募兵，犹驱市人而战之，糜饷扰民无益，贼终不能尽。”时人以为名言至论。是冬，奉命京城巡青，所条奏多为议行。
　　在巡青过程中，家彦深为现行马政弊端所虑。原先，隆庆年间太仆种马额存十二万五千，边马至二十六万。言者以民间最苦养马，所纳马又不足用，议马征银十两，加草料银二两，岁可得银百四十四万两。中枢（兵部尚书）杨博力持不可，诏折其半，而马政始变。万历九年议尽行改折，南寺岁征银二十二万，北寺五十一万，银入冏寺而马政日弛，已成军国大患。是年十二月，家彦上《马政疏》，极陈太仆种马征银之弊，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家彦另一力陈亟需改革的是班政之弊。京操班军制度始于明永乐末年，诏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万全、大宁、南北直隶等都司和中都留守司诸卫所的旗军赴京，从事操练戍守等军事活动。每年?16万人，分春秋两季番上京师，每班8万。明中期以后，班军多被用作工役，操练尽废，兵员衍期不至，缺额严重，逃亡或以残羸代替现象日益突出。班军旧额十六万，后减至七万，至崇祯年间只有二万多，更有官员建议尽征行粮、月粮，免其轮番上京，出银代役现象愈为普遍。时家彦巡视京营，目击班军现状，不禁忧心忡忡。遂于崇祯六年（1633）九月上《整班政瘳军苦疏》，力陈不可尽征行粮、月粮，且请免班军工役，使之尽归行伍。此二议皆为崇祯帝褒扬并采纳。
　　崇祯七年（1634）五月，家彦奉使江西册封益藩，八月得便归里省亲。
　　崇祯八年（1635）春，家彦转户科左给事中。时遵化铁冶厂久废，土民刘邦基等请复铁厂及开铅洞，家彦认为此际开矿，有百害而无一利。遂于五月上疏言：“安静乃可鸠民，言利适以滋害，恳乞明旨严斥倖请，以固人心……今民穷盗炽，以法绳之犹恐弗戢，苟示利之所在，必争必譟，不犹建鼓为之招乎？”并一针见血指出，细民之所以敢上疏言利，其背景实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有关。时张凤翼等以贼患甚深为由，欲奉旨开矿不准行，乃有土民上疏倖请之事。家彦请求：“凡有矿场处所，俱请一体封闭严禁，毋令言利小人乘机巧中，而防未萌之欲，贻天下宁静之福。”九年（1636）六月，又有人请开开化云雾山以兴屯，亦以家彦言而止。
　　此际的大明帝国已是流寇遍地，后金铁骑自关外步步进逼，干戈、疫病与饥馑共同吞噬着黎庶百姓。为巩固王朝的统治，明廷只好接二连三地扩兵，扩兵又直接带动加饷，加饷则导致增赋。对此乱象的根源，早在崇祯五年九月，家彦即在一篇奏疏中精辟地分析道：“今天下兵多于农，而贼之多百倍于兵，非贼多也，农不化为兵而为贼，则贼多矣。兵不仍为兵而为贼，则贼愈多矣。”八年正月，各路义军主力在河南荥阳聚会，推高迎祥为盟主。洪承畴试图围堵，但没有成功。义军横扫中原，转战千里，于正月十五日攻克凤阳，还焚毁了朱明的皇陵。是年八月，命卢象升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兼湖广巡抚，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剿寇战事。卢象升系明末著名将领，与王家彦同科进士，曾在剿寇及御清中立下赫赫战功，历数十百战未曾败过。因军兴饷诎，卢象升乃有因粮加饷之议，疏倡湖广等五省乡绅及有田之家出“助饷银”， 请加派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即以税粮高低定助饷多少，每两加一钱。十月，户部尚书侯恂据此奏请于未被寇之地，乡绅赋银每两助饷二钱，富民五两以上每两加一钱。家彦闻议，言：“民苦加派极矣，奈何欲令重困乎？”遂于十二月上《贫民不堪助饷疏》力驳之。疏云：“民赋五两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户，非富民，不可以朘削。若不于中为区别，则必贫者同富者以均摊。军需固当熟筹，贫民犹宜轸恤。此捐助之议，备而不用，与民休息，中外之至愿也。臣与闻邦计，不敢不念及邦本，用是极竭毣毣之愚。”时军食不足，从畿辅、山东、河南、江北召买米豆输天津至九十余万石，然被吏胥侵耗约数十万，家彦并请予严治。以上两条建议均为崇祯采纳。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清兵入墙子岭、青口山，京城戒严，召卢象升率师入卫。象升主战，杨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和，议不相合，两人关系恶化。时杨嗣昌以东阁大学士掌兵部事，事事加以掣肘，致使卢象升部最后只剩五千老弱残卒，且粮断饷绝。在求援无望的情况下，他誓死与清军决战，十一年十二月（1639年1月）于巨鹿（今属河北）阵亡，年仅39岁。死后追赠太子少师、兵部尚书，南明福王时追谥“忠烈”。作为书生出身的一代名将，卢象升的军事生涯是非常寂寞与痛苦的，曾自叹“海内竟无一人同心应手者”。他的寂寞与痛苦源自他的清醒。对于流寇越剿越多的现实，他在《剿寇第一要策疏》中作了如此直接的解读：“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缘于缺饷。”因而他认为，剿寇的根本，还在于要让老百姓有活路。其《靖寇绥民八则》言：“酌缓征之宜以延民命，勤修废之役以奠民居，通山泽之利以济民穷，戢刁告之风以降民害，禁差拘之拢以安民生，广招垦之术以裕民养，恤行户之苦以资民用，严驿递之归以苏民困。”读了这些文字，你能说卢象升头脑不清醒吗？可为什么，如此清醒的卢象升要上五省助饷之疏，而为言官王家彦所驳止呢？一切皆为时局所逼。因为卢象升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手中无兵，或者有兵无饷，纵使韩信岳飞再世，也是枉然。所谓因粮加饷，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但这连户部尚书侯恂都同意的倡议，却难被一贯刻意邦本、珍恤民力的王家彦所接受。
　　卢象升对此事多少有些难以释怀。九年正月，他大会诸将于凤阳，上疏曰：“贼横而后调兵，贼多而后增兵，是为后局；兵至而后议饷，兵集而后请饷，是为危形。况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所言皆切中机宜。在这篇奏疏中，他还不无委屈地写道：“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臣与督臣，有剿法无堵法，有战法无守法。”似乎指的就是王家彦。当然，家彦并非不能理解卢象升的难处，他之所以那样做，非关私人恩怨，纯粹是站在忧国忧民的立场上。据有关记载，获悉卢象升为国捐躯后，家彦极为悲痛，竟至三日不食。就助饷事件的动机而言，两人都没有错。荒谬的只是明末的政治现实。其实一年多后，也即崇祯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提出新的剿寇计划，要求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两，并言措饷四策，其中“因粮”即卢象升因粮加饷法的翻版。崇祯帝接受了杨的建议，于当年闰四月正式下诏征收剿饷。剿饷原定以一年为期，但农民起义势不可当，辽东战事也日趋急迫，于是崇祯十二年又下令增派练饷。至此辽饷、剿饷、练饷三饷加派，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从而引发更大面积的饥民暴动，内交外困，大大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五）唯孝而能忠

　　崇祯九年（1636）初，家彦升户科都给事中（户科掌印主官）。时国事窘迫，钱谷头绪丝纷。家彦受事之初，即录范仲淹名言于座右曰：“居官计日所为，必与日称，或有不及，次日补之。”以此与同垣者共勉，谢绝一切酬应宴会，即使除夕元旦，仍住宿科中，篝灯筹划漕储、赋役、兵农、屯盐、鼓铸诸策。我认真翻阅了《王忠端公文集》所收奏议部分，发现家彦就职户科期间，所上奏疏最多。崇祯八年达十二道。崇祯九年竟达二十二道。有的隔日两疏，有的一日两疏，可见其处职之勤苦端慎如是。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载：“王家彦巡视京营，巡查厂库，条画兵食大计，如议屯马运河、鼓铸盐铁诸务，一时称为硕画。其最大者言漕政一事，禁科索，立程限，清补挂欠，及就近收粜，以省漕费……历年内外官胥为奸者摘发无遗。”
　　三月，晋豫因灾而饥荒，饥民人相食。家彦上《救灾疏》，告乞曰：“勅将户部近日条奏山西救荒事，宜通行省直，以便预为遵行，乘其未饥而救之，而尝平预备积谷之外，别无救荒奇策。”在强调“民命当恤、求灾宜早”的同时，他又指出：“荒政十二，最重在散利在薄征。但地方既灾，苟不薄征，虽散利亦无济于事也”。七月初，满洲铁骑忽然突破长城喜峰口直逼京师，由间道入昌平。家彦以陵寝震惊，疏劾兵部尚书张凤翼坐视不救，有负职守。凤翼深惧，无奈自请督师，然出都后仍畏缩不前，导致京师周边的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清兵在京畿地区烧杀饱掠了两个月，至八月底才退出长城。九月初，张凤翼于言官的弹劾声中畏罪自杀。家彦目睹畿民涂炭，遍地哀鸿，不禁为之愀心垂泪。复于九月十三日，呈上《赈救难民暂罢额赋疏》。言自“己巳之变”后，“兵气不扬，杀贼罔效，十城连堕若摧枯，万命处割如杂草。臣不知几十年生聚而后可以还此版籍之旧也……在今日广推皇上之德意，莫先议赈垂危之民，升斗有无即足为存亡。或倾囷仓，或措牛种，皆当视民命为缓亟而议赈矣，不继以议蠲可乎？”乞请尽速招徕赈恤。崇祯帝阅毕为之改容，即敕施行。
　　家彦在接连上疏呼吁赈灾蠲赋的同时，也对寇乱不绝的原因作了本质上的思考与揭示。他认为：“流寇日炽，缘于墨吏朘民，民益走为盗。因而盗日多，民生日蹙。”他在一篇奏疏中语重心长地说：“臣见秦、晋之间，饥民相煽，千百为群。其始率自一乡一邑，守令早为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为盗，盗何至溃裂以极？论者谓功令使然，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一二贤明吏束于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宽文网，壹令抚绥，盗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复聚。”疏出，普天之下以为兴平梁肉、救乱药石，率无过此。崇祯帝虽予褒纳，但积弊已深，民众额赋有增无减，把本已危机四伏的朱明天下一次次推向崩溃的边缘。
　　家彦平素事亲至孝，一直以长年宦游不能侍奉为憾。是年正月，曾梦母林氏于九月冒险涉水，寤而徬徨，即寓书于父以祈调护。六月，忽接报母年衰力惫，饮食即呕，伏枕已阅数月，不禁茹痛如割。九月十九日，得其父七月十一日所寓书，称母前月一跌，病势增剧，气息奄奄。二十一日即上《陈情疏》，以母病乞归省，言辞凄怆恳切。时家彦正奉命磨勘太仓历年奏缴钱粮一事，上以正当彻底清厘，竟不许。九月二十六日，于任所接讣，言母已于七月十二日逝矣。家彦闻之，“亟将一应册籍收储科中，踉跄归寓，哀迷不知有生”。特请人绘母像，十月初二日设灵座于邸，成丧服具牲礼而哭奠之。十月初六日，家彦出都奔丧，置母像于座前，不论舟车，均以之为灵位，晨昏哭奠。十一月下旬，舟至浙江金衢地界，忽得报奉旨问太仓磨勘钱粮未就事，着据实回奏。乃于舟中草《循职有心疏》一一具陈，遣仆王忠返京奉上。其间言：“万里征途，风木长号，见星奔驰，自分草土残生，徒负圣明，无从称塞。而拳拳然若重负难释者，唯磨勘一事。”所谓忠臣孝子之心，跃然纸上。家彦此行历燕齐吴越而始入闽，行程八千余里，计二月零六日。直至十二月十四日才得返故庐，难禁抚母柩而长恸。
　　其后三年，家彦与诸兄弟守孝莆阳家中，体被练缞，居处饮食俱按丧礼，未敢稍改。每逢母生忌日，必亲撰祭文诔之。其《殡官告文》曰：“呜乎！三季之丧如斩，制原易尽；终天之痛是钜，拭泪何干？谨告母灵，聊识日月，哀哉。”

（六）弹击无所避

　　崇祯十三年（1640）春，家彦丁艰服阕，起吏科都给事中。时薛国观为内阁首辅，党邪伐正，贪赃枉法，言官们慑其权焰，多缄口不言，独家彦数抗章劾之。
　　薛国观，西安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由推官历给事中、都给事中、左佥都御史。为人阴鸷谿刻，不学少文。先前附魏忠贤，多次攻劾东林党人士。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时，为南京御史袁耀然所劾，迫于清议，辞官归里。以“素仇东林”为权辅温体仁所赏识，温于罢官之前，曾密荐于帝，遂获超擢大用。崇祯十年（1637)，入阁辅政。崇祯十二年（1639），一跃而为内阁首辅，“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崇祯将他视为温体仁第二，信任有加。后因得罪东厂太监及皇族外戚，渐为崇祯帝所恶。十三年六月底，以鬻爵纳贿被劾而罢官放归。到此时薛国观还不知悔悟，离京时“重车累累”，一副衣锦荣归的作派。七月初九日，家彦上《纠辅臣疏》，尖锐地指出：“薛国观因贪成妒，欲渐削吏部之官，驱除异己之人，恣己欲为之事，至举用人旧制，而顿废之。如此防贤病国，编书其罪，已在流放之条。”请求：“速正国观防贤之罪，以为大臣背公不法之戒。”不久，东厂太监执其亲信，获其招摇纳贿的一系列罪证。国观连疏力辨，帝皆不纳。十月，遣使逮国观入京。翌年八月被赐缢死。
　　是年入夏，江南旱潦为灾，民心蠢蠢思动。操臣（即提督操江，掌上、下江防事，以副佥都御史为之）罗元宾以病允请，未几，南京兵部尚书李邦华也称病乞归。家彦深为所虑，上《纠辅臣疏》后三日，又上《请推操江并敕中枢疏》，提请尽速推补南京操臣之缺，并敕其兼防水陆，以防江南之患。本疏为《王忠端公文集》所收家彦言官任内的最后一篇奏疏。至此他已在谏垣十年，历刑、工、户、吏四科，“弹击无所避，权贵为之敛手”。先后上疏百余条，皆关切利弊、裨补民生。在明末党同伐异、攻讦成风的言官队伍里，家彦能洁身自好，真正以言为职，体现了一位言官的政治良心和铮铮风骨。
　　邑人余飏《王忠端公文集序》云：“时言路亦甚波靡，皦讦成风，间一稍稍立异，鸣鸾仗马当时群噪，亦何不可立名高而成竣望者，而先生屹然不顾也。守一官尽一官之职，建一言造一言之利，键杜私门、断绝请谒，人亦不知其掌垣卿二者。”《莆田县志·忠义传》云：“家彦天性忠孝，历官廉慎，在谏垣救掖善类，锄抑奸邪不少假，然据事直陈，不为风闻苛刻。其言钱法，言班师，言铁厂，言薪饷，言漕政边政，言闽海事宜，皆切利病，至其言马政尤详悉。”蒋德璟《祭文》曰：“（家彦）及以吏垣起家，单车凉踽，沿途至京，无一人识为都谏者也。遇邪正纷挠，正色昌言，壁立如山，然公恂恂不示峻也。”均对家彦为言官的十年作出高度评价。

（七）营救黄道周

　　崇祯十三年冬，家彦被擢为大理寺丞（正五品），终于迈入中层文官的门槛。这一年他已53岁。自崇祯三年抵都任刑科给事中算起，家彦已在谏垣将近十一个年头。海瑞式的寒俭与常年超负荷的操劳，使他衰老得很快，非但两鬓霜白，脸上也皱纹横生。每一次升迁，对他更多意味着肩上责担的又一次加重。从外吏擢夕郎如此，由言官转寺卿亦如此。
　　大理寺系明廷中央机构“五寺”之一，系全国最高上诉机关，与督察院、刑部构成三法司。长官为大理寺卿，正三品。家彦在寺丞职位上，迅速体现出非凡的才干与作风。不到一年时间，即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便进大理寺左少卿（正四品）。在他任职大理寺期间，朝廷又发生一起大臣因言获罪议狱将死之事，二十多人身卷其中受到株连。其焦点人物，正是家彦的同年兼好友——老乡黄道周。道周字幼平，漳浦东山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为经筵展书官。崇祯二年进右中允。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严冷方刚，不谐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多次犯颜直谏，崇祯不怿，数遭贬官罢斥。十一年六月，廷推阁臣。时道周任詹事府少詹事，名列其中。帝不用，用兵部尚书杨嗣昌等五人。道周日上三疏，一劾掌兵部事的东阁大学士杨嗣昌“冒丧斁伦、不忠不孝”，二劾宣大总督陈新甲“守制不终，走邪径、托捷足”，三劾辽抚方一藻私下妄自议和。崇祯疑道周以不用怨望，将之下吏部行谴。杨嗣昌趁机上言攻讦，故意自乞罢免。崇祯帝时忧兵事，认为可托大事者惟有嗣昌，于是优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内阁及诸大臣于平台，质问道周三疏所劾事，并就杨嗣昌丁忧夺情事，使之当廷与道周辩论。道周言辞激烈，帝大怒，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帝怒甚，厉声叱之退。即贬道周六秩，为江西按察司照磨。
　　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江西巡抚解学龙向朝廷荐所部官，对道周推奖备至，称其“学问直贯天人，品行无忝孔孟”。大学士魏照乘素恶道周，当即拟旨责解学龙滥荐。崇祯帝大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查究同党者。词连编修黄文焕、吏部主事陈天定、工部司务董养河、中书舍人文震亨，一并系狱。户部主事叶廷秀、监生涂仲吉救之，亦系狱。黄道周秉性鲠直，直谏旨在纠偏揭奸，解学龙仰其人品学问加以推荐，而崇祯听信谗言，竟以“伪学欺世”罪予重治，还穷究所谓朋党，株连了一大批无辜者。此时的崇祯简直是小题大作，歇斯底里了。是年年底，刑部尚书李觉斯因拟罪太轻，被严旨切责，无奈再拟谪戍烟瘴。崇祯帝竟以不合己意将觉斯革职，并将道周等移送镇抚司拷掠审讯达五月余，后又送还刑部狱重拟定罪。不料继任的刑部尚书刘泽深仍拟道周瘴戍，崇祯气急败坏，“屡严驳，声息汹汹”。道周的门生陈子龙“遍走当局称同志者，皆蹙额相向，以为上意方不测，若申救，则益其祸”。应该说众臣的顾虑可予理解，但与道周交厚的几位福建老乡，如王家彦、蒋德璟（时任礼部右侍郎）、黄景昉（时任詹事府少詹事）等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袖手旁观。尤其家彦，与黄道周交谊最为笃厚，更是心忧如焚。
　　当时家彦只是个大理寺丞，蒋德璟、黄景昉二人也尚未入阁，说话都还谈不上分量，冒然上疏必然步叶廷秀、涂仲吉之后尘，成为无谓的牺牲品。他们只好四处求援于朝中诸大佬名流，走曲线救人的路子。先是谒请吏部尚书兼大学士谢升出手相救，孰料这位实权派人物竟太息说：“死矣！迟秋为幸。”三人闻之失色。在近乎绝望的境地里，他们终于捕捉到一丝希望。十四年(1641年)九月，恰好周延儒新召回内阁为首辅，加太子太师，进中极殿大学士。家彦等人知道黄道周与周延儒有些渊源关系，乃不失时机，恳请周延儒出力。崇祯四年(1632年)，黄道周因病乞休，临行前上疏建议任用贤能，斥退小人。因语刺辅臣周延儒、温体仁，激怒崇祯，被罢斥为民。周延儒时为首辅，对此事心中多少有些愧疚。本次复出，经不住家彦等人怂恿，于是出面为道周婉为开释，崇祯帝的心终于稍稍变软。此际刘泽深又以原拟奏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过此惟论死……道周抗疏，只托空言，一二知交相从罢斥，乌睹所谓党，而烦朝廷大法乎？且陛下岂有积恨道周，万一圣意转圜，而臣已论定，悔之何及？”帝乃准原拟请，免黄、解二人死，改永戍广西。

（八）四疏言马政

　　崇祯十五年（1642）四月，崇祯帝令首辅会三法司清狱，家彦以大理寺左少卿参与其间。凡所经手的案件，明判如昼，决断如流，许多积压多年的冤案一时得以平反。家彦的才干得到上至首辅下至小吏的一致赞扬。五月狱毕，即被擢为太仆寺卿（从三品）。太仆寺原属兵部，掌管全国军用马政。太仆卿为该寺长官，别称冏卿。家彦任工科右给事中时奉命巡青，目睹马政种种弊端，曾上《马政疏》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没想到十年之后，自己竟被推到太仆寺卿的位置上来，职掌早已积弊丛生的马政。甫上任，他便为太仆马政驰废的现状感到骇然。受事旬余，即上《杜援请画还数疏》，言：“冏储已竭，经费难支，乞敕部严杜额外之援，请确画户工之还数，并核马价之实用，以稍资接济，无误军需事。”他不无感慨地说：“治天下之道，莫善于生。马惟生故不穷，银不生故易耗。祖宗初年原无冏库，其时专主孳马，不主积金。自成化间始置库，至正德嘉靖间始收种马银，然犹未多也。迨万历九年尽以银抵马，当日识者不羡银之富，而忧马之乏，谓其孳生路绝，猝有缓急，虽银如贯朽，不可操而骑也。不谓今日马尽而银与俱尽也。”
　　在对当前马政的弊端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后，家彦决定着手实质性改革。是年六月三十日，他分具《酌议马政长策疏》、《酌议内地马政疏》及《酌议边地马政疏》，就振兴马政的长策及边、腹两地具体改革措施作了详悉的建言。有关史料表明，崇祯帝对家彦的这些建议颇为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不久蒙上召对，家彦遂痛言召买借调之弊：“南北太仆岁征马价草料四十九万七千余两，岁发各边买马四十余万两，但有发数无买数。两年来闻警复借调寺马七千六百余匹，有借数无还数，宜加严核。”又言：“内地边地皆宜修旧制，责令孽牧，而申高皇帝钦定榜文，庶马可蕃息”。崇祯帝特命家彦取钦榜观之，语诸阁臣曰：“王家彦马政疏凿凿可行也。”时蒋德璟已入阁为辅，锐意佐行，马政顿时为之一振。
　　另外，旧规寺额每马征银二十四两，后来杨嗣昌署兵部，骤加一倍，岁增马价三十七万两，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征到位，并原额十逋其八，追比苛急。家彦特上疏言：“课马改折，旧增至二十四万两，已重困。杨嗣昌不恤民，复增三十七万，致旧额反逋，不可不厘正。”时蒋德璟值票，因拟报帝，崇祯手书其疏，曰：“家彦奏皆善。”敕议尽蠲。然军兴方亟，不能尽举。
　　太仆寺原属兵部，马政原属军政，太仆寺的马银支收一经兵部准札，只能问财之入而不能制财之出。如此，往往造成所解旧额未完，新额又要加派的糟糕局面。因而兵部在马政问题上的态度做法直接关系到马政施行的效果。在这样的体制下，家彦痛感枢臣（兵部尚书）人选优劣的重要性。故此，十五年八月又上《重中枢之选疏》，言：“欲修马政，宜重中枢之选事。窃照马政管于邦政，故周礼夏官名曰司马，审兵戎之所重也……皇上御极以来，发过马价马匹不知其数，所买所讨之马今安在乎？曾以一骑奏战胜乎？只为司马非人，边种几举而旋废。一阻于宋统殷，再阻于杨嗣昌，于是积习相承，请马予马，请价予价……今中枢业郑重廷推，刻期陛见，必得其人。”
　　屈指算来，家彦在太仆寺卿任上只历时半年，然《王忠端公文集》收入他这一时段关于马政的疏、议竟多达十一篇。蒋德璟《祭文》言其“为冏卿疏京边马政，务复旧制，中外推石。”
　　正当家彦为马政改革夙兴夜寐之际，是冬十一月诏下，擢他为户部右侍郎（正三品）。

（九）戎政非家彦不可

　　直到55岁，这位一直徘徊在中下层的官员开始得到皇帝的重用。况他平素清勤谨慎，不要一钱，按理说到户部任职再合适不过。孰料突变的时局一下子将他推入那场捍卫末世王朝的战争中心，再也没有退路。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清兵分道大举入塞，破蓟州、真定等地。闰十一月，入临清、河间，京师再度戒严。时戎政侍郎刘余祐丁母忧，崇祯急择戎政大臣，于平台召对张凤翔、冯元飚、张忻周、王家彦四人。家彦出语谦退，然于城守营事独具卓见，崇祯激赏，特改授他为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家彦深知形势危艰，恐难胜任，初七日一闻命下，即上《控辞协戎疏》请辞，言：“兵乃专门之学，而张皇六师尤刻，下挞伐制胜亟着，傥非其人，不可尝试……惟是烽火近郊，兵机呼吸，微臣不敢自昧生平，以误军国重事。”并力荐冯元飚（前任兵部尚书）代之。崇祯不允，乃即日受事抵城头察视。于本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先由正阳门，历内九门，次由西便门，历外七门，共阅垛口一万九千二十五，督促毕具守御之器，壁垒顿时一新。又出阅城外列营二十，分信防扼，申严军法。《明史·列传》载：“（家彦）即日登陴，阅视内外城十六门。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翊日校勤惰，将士皆服，争自励。初，分守阜成门，后移安定门，寝处城楼者半岁。”在这场历时七个月的京城保卫战中，他表现得极为出色，不仅昼夜勤躬，而且军务谙熟，奖勤戒惰，将士皆服，争以自励。先后上《赴城料理疏》、《察阅城外列营疏》、《察阅内外十六门疏》、《请敕城守公疏》等，于攻略守法，于御将束兵，均言之人所未言，识人之所未识。京城解严后，崇祯帝特赐宴午门外，欲逾格晋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荣誉品衔），世袭锦衣指挥。照理说，从一名正三品的侍郎直接擢为从一品，简直是天恩浩荡，多少朝臣连做梦都不敢想。孰料社稷艰危之际，家彦竟视显爵如浮云，力辞不就。崇祯无奈许之，改诏加一级，袭锦衣正千户三世。家彦犹力辞，崇祯不许，数与辅臣言：“王家彦真清真慎，不要一钱，昼夜勤劳，不可及迨。”
　　入仕二十年后，王家彦的才干与人品，终于得到崇祯帝的激赏。翌年（1644）甲申二月的朝臣会议上，大家一致推举家彦为户部尚书。崇祯帝本已点用，沉吟许久又曰：“王家彦勤劳王事，清勤谨慎，理财最好。但戎政须久任，临敌不便易将，特留任京营。”倚重之情溢于言表，似将家彦视为股肱之臣，期望他能挽狂澜之既倒。
　　自从杀袁崇焕之后，崇祯帝对文臣集团的态度直线而下，由不信任督抚及中枢大臣转向宠信宦官，重新走上其先辈“重宦官、轻文臣”的老路。甚至军国大事，都以宦官为“督、察”，对文武大臣进行监视和控制。同样，崇祯在言“戎政非家彦不可”后，并没有授予王家彦在戎政上的独立指挥权。李自成逼近京师，他让襄城伯李国祯总督京营，又命司礼太监王承恩提督内外军（称总察），内监及各官分守九门，兵部尚书张缙彦只负责调度各处兵马。家彦除协理京营戎政外，复守安定门。当时李自成由秦入晋，连陷宣、云，一路数十州县势如破竹，几乎清一色地开门纳降。此际的大明王朝烽火遍地，军队因旧年疫殁及缺饷导致畿辅空虚，一垛一军尚不能足，军心也已涣散。自二月二十日颁布勤王诏令以来，各镇兵马各怀心志，迟迟不见来援。在这样的情况下，起兵出城与农民军决战，无异以卵击石。家彦主张采取守势，保存实力，等待吴三桂的数万勤王铁骑赶来。然总督李国祯尤大言请战，王承恩也予附和，家彦力争之不得。在决定大明王朝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守卫京城的重任却交在一帮根本不知兵甚至软骨头窝囊废的人手里。总察王承恩及其他监视宦官自不必说，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系崇祯四年进士，之前历任清涧、三原知县、户部主事、编修、兵科都给事中，据史料记载，是个典型的文官兼文人，在带兵御敌方面毫无经验或卓识。不知崇祯帝为何突发奇想，于去年十月将他从一个正七品的言官破格擢为二品枢密大员，儿戏般委以军国大事。总督李国祯系明廷勋戚，以荫袭襄城伯，数上书言兵事，又自请于京营外选炼卫所官舍，崇祯视为干城之将。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则云：“国祯无赖子弟，善骑射，喜大言，数请战，实恇怯无能为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崇祯帝所倚重的李国祯与张缙彦，后来都投降了李自成，而且结局都很悲惨：李国祯因追赃不足，被拷打折足而自缢；张缙彦降李自成后又降清，历任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等职，后犯“文字狱”被革职下狱，流徙宁古塔至死。钱甹只《甲申传信录》这样概括家彦当时的处境：“协理戎政，营兵掌于勋臣，督以太监，操纵则统于大司马，不能尽其欲为。”在这样的领导组合及决策机制下，无怪家彦“力争之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据史载，当时吴三桂奉诏弃宁远率部回援京师，三月初旬出关，徙宁远五十万众，日行数十里，虽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但也于三月十六日抵山海关，三月二十日抵河北丰润，与京城仅三百里之遥。而农民军真正攻陷北京的时间为三月十九日。
　　当时情形，不禁让我想起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我的这位王氏先辈，也颇像当时坚持防守京城的兵部侍郎于谦。假设崇祯帝能像当年郕王朱祁钰（即明代宗，时监国）大胆起用于谦那样，将王家彦擢为兵部尚书，令其全权负责筹划京师防御，并采纳其主守建议，将京畿三大营精兵分遣九个要害城门，严防死守，等待吴三桂等各镇将勤王援兵的到来，那么只要再坚持三至五日，则京城的战局将完全改观，接下来的历史也完全有可能改写。当然历史从来没有假设。这宝贵的三至五日，也即挽救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丝可能，却被“喜大言，实恇怯无能为”的李国桢给断送了。崇祯十七年甲申大悲剧由此拉开走向高潮的帷幕。

（十）尽节安定门

　　三月十六日，农民军入居庸关，将及土城关。总察、司礼太监王承恩奉命专征，尽调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为明朝京城守军主力）数万精兵往御，轻易掷出守城明军的最后一个筹码。这样一来守垛的军士少得已构不成防线，数垛都不能一军。事实就像家彦判断的那样。这三大营前日还在沙河和土城关外防守的精兵遇敌即溃，大部分降了敌人，火车巨炮，反为敌攻城所用。农民军驱动降兵攻打西直门和阜成门，自己的兵士反在后头休息。降兵同守城的军民不断说话，称闯王兵力如何强大，随时可以破城，劝城上人识时务，早一点开门投降，免遭屠戮。城上人听了他们的话，众心更加瓦解。农民军环攻甚急，然而到了如此境地，一切号令进退仍由监视宦官指挥节制，公然阻止诸臣登城。十七日晚，还把业已叛变的太监杜勋用绳子缒上彰义门城楼，一番秘密约定后让他下去。家彦身为兵部侍郎兼协理戎政大臣，几次登城，都被守城内臣挡回。张缙彦作为朝廷枢密重臣的兵部尚书，值大敌围城之日，竟也无权登城视察。真是旷古怪事！十八日早上，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后又冰雹雷电交至。无奈之下，张缙彦将京营巡视御史王章报告情况的手书呈上，崇祯帝才手敕遣张缙彦登城察视。家彦随同，监视宦官曹化淳、王化成仍然固拒，示之手敕乃许。家彦上城后即问：“杜勋安在？”回答他的只有两个字：“去矣。”这时有人禀告：“秦、晋两王亦欲上城。”家彦大声叱道：“二王降贼，即贼也。贼安得上！”两监视拂衣而去。家彦见城上守卫形同虚设，气得向张缙彦顿足痛哭。哭声未歇，即听见李自成军砍墙的声音。上午巳时，敌军已拥至城下，攻围益急。家彦急请王承恩炮击之，连毙数人，而两监视却于城楼饮酒自若。家彦偕张缙彦诣宫门请见皇上，此时已不得而入了。
　　一心誓死殉国的戎政侍郎哪能想到：叛监杜勋之所以能堂而皇之于彰义门缒上缒下，其实背后隐匿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据《崇祯实录》、《明季北略》等史志披露：当时杜勋系充当李自成特使，入大内与崇祯谈判割地议和事宜。只因条件苛刻，崇祯难以接受而告罢。彼时秦、晋二王已降闯王并押为人质，所以杜勋有恃无恐，来去自如。而他的上司兵部尚书张缙彦目睹大势已去，思想及时转弯，也于第二天伙同监视宦官打开自己分守的正阳门，成为一位颇识时务的俊杰。
　　姚雪垠在其长篇巨制《李自成》第四卷第八章，以苍凉悲怆的笔调描述了大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末日临朝的惨淡景象：“十七年来，崇祯每次常朝，从来没有像这般朝仪失常，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太监侍候，而跪在平台上接驾的只有二位大臣：一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二是兵部待郎协理戎政大臣（又称戎政侍郎）王家彦。……崇祯看见离御案几尺外只跪着两个老臣，除这两位老臣外，便只有十几个从乾清宫随驾来侍候的内臣，显得宫院中空空荡荡，不觉落下眼泪。”当然，谁也无法复原崇祯最后一次上朝的真实情况，但以姚氏之渊博与严谨，我相信他设置的本情节自有其史实上的依据或合理性。——这也从另一侧面，佐证了王家彦在晚明史中不可忽略的历史地位，以及他在甲申殉难文臣中的独特风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昭于各种史乘记载。三月十八日下午申时，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外城不攻而下。当夜，太监王相尧开宣武门，刘宗敏整军入。另张缙彦守正阳门，朱纯臣守齐化门，一时俱开门迎敌，农民军遂潮水般涌入内城。
　　十八日夜，在农民军以斧抉城的声音中，王家彦于安定城头泣血写下《示子赓恭赓靖赓皋书》，书云：“今贼狠攻至此，矢尽力穷，已无余力，不肖自分一死以尽臣节。唯是君恩未报，父老未得送终，母浅土未葬，不孝之罪莫能自逭。尚愿诸子克承吾志，毋过痛毁，奉祖余年，早觅吾母抔土，余死亦瞑目矣！” 此前数日，他在《与吴安止少司农书》中已表达了必死的决心：“不肖处此，誓先一死以报圣明。然内乏饷而城头并不传军，转盼之间，即成瓦解，不肖实不忍言所终矣。夜约王芳老亟叩以效秦庭之哭，而既有登陴之役，例不敢入城谒拜，台臺忠耿，愿即集诸老之肯为国为天子者，呕血共支危局。祖宗三百年养士之报，岂一旦竟无一人乎？”
　　十九日黎明，闯王兵从别门拥入安定门。家彦身中数刀，血流如注。部下劝家彦尽速弃城逃生，家彦正色叱曰：“国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随乘舆，触死辇前，赎臣子万一之罪耳。”言毕，北向叩首，以谢先帝。复南向叩首，以谢父母，纵身投向城下，不死，复自缢于民舍，乃死。是日文臣死国者，除王家彦外，还有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孟兆祥、孟章明、施邦曜、凌义渠等，共二十一人。然论死之壮烈者，无出其右。
　　同一日天色将曙之际，崇祯手携内监王承恩，入内苑，登万岁山，自经于寿皇亭之海棠树下，王承恩对面缢死。衣前御书曰：“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这位刚愎自用、多疑妄断的亡国之君，至死仍不反思自身治国为政之失，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在朝中诸臣身上。
　　从家彦遗留下的信札及时人记载看，他对当时京城局势早有极清醒的认识。在都城被兵前一月、山西大同之变后，他便与蒋德璟言：“贼不犯城则已，犯必无幸，吾自分死耳，恨不能终事吾父。”二月二十八日，他与张肯堂的手书亦云：“事势至此，身当戎责，誓以一死报国，所不能瞑目者，亏忠亏孝，既不能完母之葬，复不能送父之老，南望涕下，不禁如雨。”在国事堕坏、无复可为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不可为而为、杀身成仁的悲壮道路了。我们可以从他于安定门城楼所吟《城头秋感》两首遗诗，约略领会其当时悲怆难言的心情：
　　　　其一
　　　　漠漠寒云起暮笳，烟尘犹未退戎车。
　　　　壁门明月临青海，朔野霜风卷白沙。
　　　　幕府夜阑蛩复切，严城秋老菊无花。
　　　　可怜关塞凄凉甚，荒冢垒垒数万家。
　　　　其二
　　　　铁笛齐吹汉月秋，壮夫有志竟悠悠。
　　　　凄凉关塞寒风集，杳渺河山积雪留。
　　　　匹马曾过青草冢，大军昔驻皋兰洲。
　　　　平生最厌推卫霍，百战无封亦便休。
　　上首语境肃杀凄凉，下首调转慷慨激越，尤其末尾两句，不禁令人想起袁崇焕《边中送别》中的名句：“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二人许国之心如出一辙。然与后者以磔刑死于君父之手相比，家彦能在北京城头力尽而成仁，已属幸运。

（十一）一瞑而万世不死

　　关于王家彦当日殉国的死况，历来有多种说法，一说自缢，二说自刎，三说为敌所杀。我比对综合了各种史料，觉得比较可信和具体的是：十九日黎明，城陷，家彦纵身投城下，不死，伤臂足，被仆人掖入民舍。仆人劝他一道速走，家彦执意不肯，复自缢于民舍，乃死。时城内皆兵，尸停四日，其仆才得潜奉收殓。因民舍遭焚，殓时半臂已焦，并无透爪之拳。有仆四人扶公柩归。另据《莆田县志·忠义传》载：“时仓卒变起，众皆遁去，无顾者。乡人郑诠为殓其尸归葬。……郑诠字而泉，豪爽负气。先是客燕谒家彦，家彦曰：‘君宜亟去。’诠曰：‘先生若何？’家彦慷慨语曰：‘天下事至此万无可为者。微臣孤愤，独立难支，惟守死以尽吾分耳。’至是卒如其言。”所谓郑诠者，除县志外无其他史料可印证，故只能录为别说。
　　家彦杀身殉国在当时朝野上下引起强烈的反响，身后极尽哀荣。
　　四月十四日，仆人王攀抵莆，带回都城的惊天噩耗。其子赓恭、赓靖、赓皋冒死北上奔丧，行程数千里终于在淮水与仆会合，一道扶柩南归。时福王朱由崧已在南京正式即位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闻王家彦灵柩舟过龙江，弘光帝特辍朝哭悼，命太宰议赠秩，宗议易名司空营葬。南都诸臣及耆宿名流，感其壮烈，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公奠仪式，一时挽联素幛山堆雪积，祭文奠词多不胜读，哭声充斥天地。在拥挤的吊唁人群中，有位年已花甲的老臣哭得尤其伤心，他便是家彦生前至交黄道周。此际他已被弘光朝起用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见家彦遗体还归江南，不禁抚棺大恸，数曰：“开美得其所矣！”沿路各抚按道府，为表达对忠臣的敬重，也纷纷组织吊唁奠礼活动，王公三子一路挥泪致谢，且驻且行，从江苏至福建，竟然用了四个多月。
　　柩过省会福州，三山庠士悲恸不已，在陈一鹏、翁勃等带领下，随以素车白马，奔吊于榕城西郊外，以最高礼仪公奠这位忠烈殉国的八闽巨子。《公奠文》曰：“公勋猷一代，节谊千秋。烈愤指天，爰捐躯而赴义；血诚贯日，遂慷慨以成仁。谁非王臣也哉？乃独完正气，而八闽仅有我公也。呜呼！”
　　从《王忠端公文集》所收十四篇祭文看，以家彦同科进士、前大学士蒋德璟之文记述最详、寄情最切。
　　蒋德璟，字申葆，号八公，泉州晋江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崇祯中，由侍读历迁少詹事，寻擢礼部右侍郎。十五年六月，与黄景昉、吴甡俱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同入直。十六年晋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博闻强识，精晓旧章时务。性鲠直，数犯颜进谏。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势渐逼，痛陈练饷殃民之害，帝震怒，责以朋比。德璟力辩，竟于三月初引罪去位。闻山西陷，未忍遽去，仍移寓外城，直至城陷，始离京回乡。德璟与家彦素交谊笃厚，于城外闻其凶讣，不禁仰天痛哭，愤恨欲绝。是年八月初九日，蒋德璟于晋江家中抆泪写下《祭文》，又专程过莆，哭吊王公甚哀。其文曰：“公与予同籍二十三年，别即相思，见即相慰，善相勖，过相规，非经济不谈，非名流不顾。入视其室，寒俭如书生，僮仆皆有饥色。然公绝口不言贫也……在戎政年余，寝食城上前后可八月，夜尝徒步周巡，鼓励兵将。先帝数称公清苦勤劳，公亦不言瘁也。” 又曰：“予素敬事公，以为当今经济第一手。公亦最知予，然予入直后，则足迹不及予寓。间逢佳节，吾两人以一果一茗相饷，澹然如水，亦不知为亲疏也。”
　　是年八月，福建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肯堂为家彦上疏请赠恤荫谥建祠。未几，弘光帝以江南官民奏闻诏下，赐北都殉难文臣二十二人，勋臣二人，戚臣一人，俱给祭葬赠荫祠谥，并令礼部将上述二十五人立祠南京以祀，赐名旌忠祠。赠家彦太子少保（后又加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予祭三坛，遣官卜葬，且特祠于莆学宫之右，议荫世锦衣。有司遂于莆阳仓后府学之西建世忠祠，并祀宋御史王回、莆田令王保隆、侍郎王晞亮及明尚书王家彦，赐“世笃忠贞”匾额。
　　翌年八月十四日，其子赓恭等葬公于莆尊贤里大观山所赐茔，即日奉主入祠，蒋德璟应邀为之撰写《墓志铭》，曰：“与公定交二十余年，公今从烈皇帝于天寿弓剑之间，与文信国为幽燕箕尾之友，一瞑而万世不死。何以？墓中石为哉。抑公轶事，维余知最深，宜传以示后，因次状及奏议、遗书志焉。”又云：“凡公受一职，即考问职内今曩利弊，殚日夜精思力行，无旁骛，无中挠，无外炫，内刚而色和。忧国奉公如其身事，视世俗酒色财之辈，犹粪土也。”
　　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张肯堂、黄道周、郑芝龙、郑鸿逵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以是年为隆武元年。为褒扬家彦之忠贞节烈，笼络人心，隆武帝依例诰封其祖上三代均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故称“四世尚书”），且御赐建“宫保司马”牌坊于其故里附近之吴城村。张肯堂时为隆武朝资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为表达对家彦的敬仰之意，还特为其祖父王实斋公题写了神道碑，署时“隆武元年季秋”。
　　清顺治九年（1652），清世祖表章前代忠臣二十人，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家彦名列第四，处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之后，改谥“忠毅”。遂于兴化府城隍庙附近（今莆田城区三清殿西侧），建宫保祠祀之，予春秋二祭。

（十二）身前身后名

　　王家彦的生平思想及言论著作，得到清廷及后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清顺治十六年（1659），朝廷令其子赓恭梓先生遗集以传世，刻本《王忠端公文集》共十一卷，收录有疏、谕帖、书、祭文、杂著、家书，殉难遗言、墓志铭、公函及祭文等。乾隆四年（1739），大学士张廷玉等修成《明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三有王家彦传略，志第七十五艺文四收其《王家彦奏议》五卷、《文集》五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库全书》纂毕。在长达10年的修书过程中，乾隆帝为清除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采取了寓禁于征、大兴文字狱的做法，共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作为一部颇具影响的明末忠臣别集，《王忠端公文集》也被列为禁毁书目。本次禁毁给中华典籍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有价值的著作由此绝迹。在严酷的禁毁之下，仍有许多优秀的典籍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存留，或是无意中幸免遇难，或是有人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有意藏匿。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略有亡佚残缺，《王忠端公文集》还是被保留下来。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有关图书馆的学者、工作者通过调查摸底，综计约1500种禁毁书存世，经艰辛搜集后汇编成册，定名《四库禁毁书丛刊》，分期影印面世。《王忠端公文集》有幸被收入《丛刊》集部第163册，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清顺治十六年刻本共十一卷，1995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通过网上搜索我们可以发现，当代许多社科学者，在作晚明史及明代财政、马政、漕政、海防、班军、粮饷、茶盐、开矿、救荒等制度研究时，经常会提到王家彦的名字及引用《王忠端公文集》中的有关文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朝统治者对《王忠端公文集》前后迥然不同的态度，反而为后世佐证了王家彦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及其思想言论的特有内涵价值。官方褒恤及正史的盖棺定论替代不了时人及民间对家彦的追忆与敬仰。除了清朝官修的《明史》外，明末清初的许多别史、野史及时人笔记都述及王家彦，有的还对其行状作了详细记载。较著名的有：计六奇《明季北略》、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查继佐《罪惟录》、蒋棻《明史纪事》、钱甹只《甲申传信录》、文秉《烈皇小识》、顾炎武《明季三朝野史》、吴伟业《鹿樵纪闻》、张岱《石匮书后集》、陈鼎《东林列传》、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周璟《昭忠录》、汪楫《崇祯长编》、无名氏《崇祯实录》等。清陆应旸小说《樵史演义》及民国蔡东藩小说《明史演义》有王家彦的段落。孔尚任的名剧《桃花扇》也提及王家彦。莆人郑王臣《莆风清籁集》及黄海《续莆阳比事》，均收录其生平事迹及若干诗文。民国陈田《明诗纪事》收其诗一首。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有其大篇幅章节。
　　行文至此，我觉得有必要对家彦光辉的一生作精要概括。这位少以伏波（汉名将马援）自期的莆阳文士，自35虚岁得中进士后，剩下的二十三个春秋这样度过：为县令六年，为言官十年，丁忧守孝三年，为寺卿二年，为侍郎两年。其中为县令历开化、兰溪二地，为言官历刑、工、户、吏四科，为寺卿历大理、太仆二寺，为侍郎历户、兵二部。可谓从政阅历丰富，经过多岗位锻练。然与同科之以京卿而外任督抚或以翰林而入阁辅政者相比，其仕途进程总体偏慢。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晋大理寺丞后，步伐才突然加快，竟呈大器晚成之象。特别是十五年（1642）冬，他刚擢为户部右侍郎即改任兵部右侍郎、协理京营戎政，临危授重，足见崇祯帝对其能力与品行的认可。在协理戎政的七个月中，家彦之雪夜携灯巡城、寒暑枕戈城上及所上城守营务诸疏，给崇祯帝留下极深的印象，也得到朝中大臣的普遍赞誉。及京师解严，崇祯帝竟欲逾格进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相当于内阁辅臣的品衔。可见彼时崇祯已将他纳入高层肱股的视野。十七年（1644）二月廷推，家彦列户部尚书第一。崇祯本已点用，却因“戎政须久任，临敌不便易将”，徘徊良久特予留任。还数语辅臣们曰：“王家彦真清真慎，不可及迨。”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假如没有甲申之变，或者明亡的时间稍为推迟，王家彦完全可能在任户部或兵部尚书后入阁为辅相，于帝国的权力核心一展平生抱负。历史的脚步改变了这一切。此际的大明王朝，犹如锢疾之人，虽扁鹊华佗不能疗起。明知国事堕坏、无复可为，家彦仍“不遗余策，备御甚力”。但历史注定他只能成为一名独力难支、守死尽分的孤臣，成为甲申大祭坛上的第一批殉国者。一如其身前南宋的文天祥、张世杰、陈文龙、陆秀夫，一如其身后南明的史可法、黄道周、陈子龙、张煌言、朱继祚。其中的陈文龙、朱继祚，与家彦均为莆田人。
　　我的假设与慨叹三百多年前时人就作了精辟的论述。余飏《王忠端公文集序》中这样写道：“设使先生优游太平，晋孤卿，揆席从容坐论进退，百官奉身林下，退老家园，人亦谁识尽忠激烈有如此者。”计六奇《明季北略》论家彦时曰：“国事之坏，半由良民尽走为盗，然驱之在墨吏。公自为令，至言官，鳃鳃虑此，使在廷早见，尽如公，贼祸之酷，岂至是哉！履霜不戒，寻至坚冰，悲夫！”汝南刘梦兴《题家书卷后》叹曰：“天下之忠臣，必天下之清官方能做出。而几有能为真清真慎者？一当大难，未有不能为忠臣者也。”
　　诚乎斯言，痛乎斯人！蒋德璟《祭文》云：“古谁不死，如公死而骨愈香名愈烈，斯乃为不死乎，又何恨焉？”

（十三）百代难销国士愁

　　王家彦甲申殉难至今，弹指一挥过去了三百六十六年。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转瞬间也过去了六十六年。关于晚明史尤其是崇祯帝的种种是非，三百多年来一直是史家、学者乃至政客们争论不休的话题，相关著述未及浩如烟海，也足以汗牛充栋。
　　近年来，这股热潮益加澎湃，且因网络、影视等现代传媒手段的介入，使这一历史题材日趋通俗化、大众化。人物还是那些人物，史料还是那些史料，但因社会环境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人们的评判标准及立场观点也随之变化，其结论也往往迥然不同。当然变与不变永远都是相互倚存的，再大的变局中依然深藏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东西。与闭塞僵化的封建王朝统治相比，当今之世界格局与社会形态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然黄炎培所言的历史周期律依旧冷峻无情地运行，筛选着一种又一种的执政方式，考验着一代又一代的执政者。置身任何社会格局中的个人，只有切实做到对自己负责、对当下负责，才能够对今后的历史负责。崇祯也好，李自成、多尔衮也好，袁崇焕、王家彦、吴三桂、史可法也好，都是历史这部超大机械上的一个部件，以各自的位置、观念和作为，配合着大小齿轮的运转，共同制造出下一个谁也预料不及的时代变局。作为一位传统儒家教化出的士大夫，一位真清真慎、鞠躬尽瘁的贤吏，一位精忠爱国、舍身取义的孤臣，应该说，王家彦是一位虽死犹生的烈士，一位虽败犹荣的英雄。我们不能以后世人的价值体系，抛却三百多年前中国的历史现实，对他作道德观念上的苛求。何况他对时局及国计民生的许多思想看法，至今仍不失为远见卓识。
　　回顾家彦并不漫长的一生，我觉得他有以下风范精神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一为勤政恤民，清廉端慎。二为精忠爱国，死而后已。三为事亲至孝，处世诚直。四为爱岗敬业，深思笃行。五为淡泊名利，不计得失。以上五点，前文均有具体事迹或言论可资印证，这里就不作赘述。
　　“挑钱做县”的俗语还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开化、兰溪两地的人民至今传诵着莆阳王公的德政。家彦浴血守卫的安定门城墙早在1969年拆除殆尽，如今取代它的是北京二环路上车潮如织的立交桥与人潮汹涌的地下铁，尽管世道数迁景物全非，但人心仍在，青史犹传。
　　对先贤的缅怀与纪念永远不会过时。我衷心希望更多的学者、作家投入到对王家彦的研究上来，深入梳理、挖掘他的事迹和思想，共同弘扬他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以力所能及的行动，慰藉这位曾一度被世人淡忘的孤独国士。
　　最后，谨依家彦公《城头秋感》原韵，和诗二首，结束这篇意犹未尽的长文。
　　　　其一
　　　　安定门楼绕暮鸦，凄凉关塞似无家。
　　　　勉为戎政孤臣志，强作秋光朔地花。
　　　　宁向城头倾碧血，岂安阶下受乌纱。
　　　　烈皇早用忠端辈，何至煤山觅树桠！
　　　　其二
　　　　朔野霜风满眼秋，将军无计复登楼。
　　　　挑钱赴县兰溪令，执炬巡城白雪头。
　　　　临死犹思朝汉阙，履冰更耻事胡裘。
　　　　存亡兴替成前史，百代难销国士愁。
　　　　　　　　　　　　　　　　　　　　　　　　　　　　　　　　　　　　　　　（全文完）
　　　　　　　　　　　　　　　　　　　　　　　
　　　　　　　　　　　　　　　　　　　　　　　　　　　　　　　　　　　　　2010、3、19   于秀屿
　　
　　
　　主要参考书目：
     1、《王忠端公文集》（十一卷），清顺治十六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2、张廷玉等著《明史·列传》。
     3、计六奇《明季北略》。
     4、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
     5、查继佐《罪惟录》。
     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7、钱甹只《甲申传信录》。
     8、文秉《烈皇小识》。
     9、顾炎武《明季三朝野史》。
     10、张岱《石匮书后集》。
     11、叶绍袁《启祯记闻录》。
     12、周璟《昭忠录》。
     13、无名氏《崇祯实录》。
     14、《莆田县志·忠义传》。
     15、《开化县志·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