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文化研究在文化自信中的时代使命与实施路径

2026-06-08 11:58:29来源：《中华英才》半月刊网作者：滕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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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民间根脉，凝聚家国情怀：
姓氏文化研究在文化自信中的时代使命与实施路径
《中华英才》半月刊网作者：滕灵芝
2026-04-22 17:09

在国家政策与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下，研究姓氏文化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更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使命与政治正当性。
一、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文化自信的微观根基
从意识形态高度看，姓氏文化研究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他深刻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姓氏作为中华文明最持久的“文化基因”，将抽象的血缘追溯转化为可触摸的物质载体与礼仪实践，正是历史连续性的微观见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研究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要求“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姓氏文化研究恰恰契合这一要求——它以“寻根问祖”的方式涵养家国情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个人情感与伦理实践。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姓氏文化研究从最朴素的“同姓同根”出发，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有力回击虚无主义历史观，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国家政策的有力依据：从顶层设计到专项支持

国家从顶层设计到专项政策为姓氏文化研究提供了多重制度保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显著增强”，并将“加强党史国史及相关档案编修，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以及“实施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列入重要任务。家谱族谱作为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大厦的重要文献支撑”，由此获得了明确的国家工程身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国办发〔2025〕4号）进一步明确，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并“支持对文物资源密集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和合理利用”。在国家社科基金层面，姓氏文化相关的重大项目获得有力支持——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关系族谱资料数据库建设》获结项“优秀”等级，该数据库共收录闽台两地296姓氏族谱资料、6186种族谱、43986册、450万张图片，从学术层面印证了两岸血脉同源的历史事实，是对“文化台独”逆流的强有力驳斥。中国地名学会也于2025年召开地名与姓氏文化圆桌会，明确将创办《中国地名·姓氏》期刊、编辑出版《中国500大姓》图书等列为重点工作，表明姓氏文化研究已进入国家学术体系的正规轨道。

三、研究姓氏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综合上述意识形态与政策依据，研究姓氏文化具有多重不可替代的价值：
强化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姓氏是连接个人、家庭、民族之间的重要文化载体。正如相关座谈会所指出的，姓氏文化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情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重要体现”，能够“推动家族荣誉感与使命感建设”，“强化海外华侨华人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激发海外华人的爱国热情，增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姓氏文化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脉络。河南作为姓氏文化大省，300个中华大姓中有171个起源于河南或部分源头在河南，前100个大姓中则有78个姓氏直接起源于河南。这种“同姓同根”的历史事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最直观的学术支撑。
服务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家谱族谱的研究与编修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抓手。济宁市微山县驩城镇以下辛庄村家风家训展馆为阵地，以姓氏文化为脉络展示九大姓氏宗训，将家风教育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在两岸关系领域，族谱数据库建设从学术层面“进一步印证台湾自古以来与大陆一以贯之的血源与文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应用价值。

四、符合国家政策的研究形态
在当前政策环境下，姓氏文化研究应重点采取以下形态开展：
一是学术化、规范化形态。坚守学术本位，聚焦文化核心，“远离宗亲结社、商业异化等偏离方向行为”。通过创办专业学术期刊、编纂姓氏文化丛书、设立社科基金课题等方式，将姓氏文化研究纳入正规学术体系。上海图书馆近三十年来在家谱整理研究领域成果丰硕，馆藏家谱近4万种、约38万册、涵盖567个姓氏，被誉为“中国家谱第一藏”，其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汇聚海内外52401种家谱，为姓氏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二是数字化、科技化形态。大力推进姓氏文化数字化工程，建设姓氏数据库与知识服务平台。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整合族谱文本、图像，利用数字化采集技术、可视化、AI机器学习和GIS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姓氏族谱检索、时空关联的家谱知识发现等功能。国家图书馆“中华寻根网”项目已建立姓氏数据500条、家谱书目数据30000条，让沉睡的姓氏文化档案资料“活”起来。
三是生活化、普及化形态。将姓氏文化与公共文化服务、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合。济宁市微山县驩城镇以姓氏文化为脉络打造家风家训展馆，依托农家书屋开展家训读书分享会，以快板、戏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巡回演出家风主题节目，让传统文化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温州龙湾区宁村村作为“中华姓氏第一村”，以数字家谱、家风书写营、百家宴等活动，将姓氏文化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明实践，其“百姓宁好”项目荣获市级文明实践项目金奖。
四是产业化、品牌化形态。在坚守文化本真的前提下，适度发展姓氏文化创意产业。中国姓氏文创官方品牌已正式成立，专注于姓氏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文化跨界融合及文化品牌发展等领域，未来将发掘姓氏文化IP潜力，实现产、学、研一体化的品牌运营模式，从姓氏IP数据库、研学、文旅等方面促进姓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同时可推动“家谱+文旅”实践，如烟台图书馆以家谱资源为基础，以乡情为纽带创新开展“家谱+文旅”实践，入选山东省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实现了文化服务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在您已有文章的基础上，我建议在第四部分“符合国家政策的研究形态”中，增加第五个形态——组织化、群众性形态，专门阐述如何依法依规调动宗亲组织和祠堂的积极性，发挥其家国情怀。
五是组织化、群众性形态。依法引导宗亲与祠堂参与姓氏文化研究。
宗亲组织和祠堂是姓氏文化最深厚的民间土壤，蕴含着天然的情感认同与传承热忱。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以“规范、引导、服务”为原则，完全可以调动这股力量，使其成为文化自信的基层实践者。
首先，依托祠堂建立姓氏文化研究阵地。祠堂不应仅被视为祭祀场所，更可活化为“家风家训馆”“村史族谱档案室”“姓氏文化讲堂”。在基层党组织指导下，鼓励各地祠堂设立“文化管理员”或“姓氏文化志愿者”，系统整理族谱、碑刻、楹联、匾额等实物资料，并与地方档案馆、图书馆合作进行数字化备份。例如，浙江、福建等地已涌现出“红色祠堂”“文化礼堂”的改造案例，将革命传统教育与姓氏文化传承有机融合，既守住了根脉，又注入了时代精神。
其次，依法规范宗亲组织的功能与活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宗亲组织可依法登记为“姓氏文化研究会”“家族文化传承中心”等非营利性社团，接受民政部门和文旅部门的业务指导。鼓励其以“研究姓氏源流、编纂健康族谱、弘扬优良家风”为主要职能，严格区分“家族联谊”与“宗族势力”，杜绝拉帮结派、干涉地方治理、摊派敛财等违规行为。浙江、广东等地推行的“宗亲组织备案制”与“年度活动报告制”，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的管理经验。在活动内容上，应引导宗亲组织重点开展：家谱续修与数字化、姓氏名人家风讲座、族规家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照研讨、寻根谒祖与乡村旅游结合等。
再次，创新“祠堂+乡贤+基层治理”的协同模式。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求“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祠堂作为乡贤文化的物理载体，可以成为“乡贤议事厅”“道德评议堂”。鼓励宗亲中有威望、有文化、有热心的长者或企业家，牵头成立“姓氏文化基金”，资助族谱整理、祠堂修缮、优秀学子奖励（福建福州设立的教育基金是很好的案例）、困难家庭帮扶等公益事业。安徽桐城“六尺巷”片区、江西婺源“宗祠+村史馆”等实践表明，当宗亲情怀从狭隘的“光宗耀祖”升华为“造福桑梓、回馈社会”时，姓氏文化便自然融入现代文明建设，成为基层德治的有效补充。
最后，搭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姓氏文化联合平台。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等机构支持下，可探索成立“中华姓氏文化传承创新联盟”或“祠堂文化研究会”，定期举办“姓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论坛，发布《祠堂活化利用指南》。鼓励宗亲组织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结对子”项目——高校提供学术规范与数字技术，宗亲提供原始文献与田野调查支持，共同完成“姓氏迁徙史”“家训中的中华美德”等课题。福建师范大学《两岸关系族谱资料数据库》的成功经验表明，宗亲组织是族谱收集最积极、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只要给予专业指导和合法通道，其贡献远非任何单一机构可比。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调动宗亲与祠堂力量必须守住三条底线：一是不搞封建迷信，严禁借修谱建祠之机进行风水占卜、巫术活动；二是不搞宗族对立，严禁以姓氏划界、制造村际或族群矛盾；三是不干扰基层政权，严禁宗亲组织替代村“两委”职能。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群众的情感需求，将“敬宗收族”的传统情怀升华为“爱国爱乡”的时代担当，姓氏文化才能真正从“家谱里走出来”，成为看得见、摸得着、人人可参与的文化自信实践。
综上，在国家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支撑下，姓氏文化研究既承担着传承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使命，也面临着数字化、生活化、产业化等多重创新机遇。以“守正创新”为原则，采取学术规范、科技赋能、贴近群众、适度产业化的多元研究形态，姓氏文化完全可以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文化光芒。

作者简介:
滕灵芝：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共同富裕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制度学研究院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度创新大典》编撰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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