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介于家谱和国史之间最重要的环节
传统文化似真金，包罗万象细载体。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村修志迎盛世。
—————朱爱民
中国向来有重史的传统，重视史书的记录与留存。一部二十五史，是中央王朝的兴衰史，也是中国的政治文明史与社会治理史。就文献地位来讲，国史构成了中国文献的主干。同时，中国地域广袤，地域环境多样，围绕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是众多的地方，这些地方政治上归属中央，但又具有各自的地方历史、地方经济、地方生活与地方社会特性。为了记录与保存地方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国人创制了与国史配合的地方文献体裁——地方志。
《一》地方志历史来源及简介：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艺，其鼓舞濬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方志是地方历史文化、前贤模范与地理风土的文献呈现，它所具有的文化传承、文化认同的影响力，以及对地方人格、地方文艺与地方学统的养成、鼓舞与激发均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清代著名学者，最有影响的方志学家、现被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出自浙江。章学诚论证三者的关系是：如果家谱信而有据，就可补充州县地方志的缺漏；如果地方志信而有据，就可补充国史的缺漏。
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而乡镇志是记载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有的为修志甚至奉献出毕生精力。唐代贾耽、李吉甫，宋代乐史、李宗谔、王存、朱长文、范成大、马光祖，元代袁桷、王祯、于钦、杨维桢，明代黄仲昭、王鏊、康海、韩邦靖、冯梦龙、徐霞客，清代顾炎武、方苞、戴震、章学诚、钱大昕、洪亮吉，近现代缪荃孙、孙诒让、张謇、甘鹏云、王葆心、梁启超、寿鹏飞、张国淦、吴宗慈、黄炎培、余绍宋、柳亚子、金毓黻、黎锦熙、瞿宣颖、顾颉刚、谢国桢、朱士嘉、傅振伦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方志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离不开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就委托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组织编修志书。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开会期间，专门借阅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阅读。同年，周恩来在与北京大学图书馆邓衍林教授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2]1979年邓小平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3]1993年，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查良镛（即金庸），临别时向其赠送《浙江方志源流》《浙江地名简志》等书，并在《浙江地名简志》扉页上题写了“良镛先生惠存”。
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全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向来就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必须把这个传统继承和发扬光大起来，否则我们就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后代。”
历史最忌讳的就是没有细节，而这些细节就依靠于地方志，因为地方志是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越小准确度越高，越大而化之准确度越不高，所以它（地方志）是帮助历史补充细节的好依据。如有关钓鱼岛主权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记载：清代黄叔璥所著《台海使槎录》(1736年)卷二《武备》列出了台湾府水师船艇的巡逻航线，原文称“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岛，可泊大船十余”。杜牧的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让世人对杏花村家喻户晓。《杏花村志》中户牒、族系详细地记载了杏花村家族的演变。
家谱，地方志和国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简单地说，家谱，以家为主。地方志，以地方事物为主，国史，记载国家重要事物。所以说，地方志介于家谱和国史之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多有 “盛世修志”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汉唐时期、宋代“咸平之治”、明清 “洪武之治”“永宣之治”“嘉万中兴”“康乾盛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地方志编修事业皆欣欣向荣。 即便是战乱纷争、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及民国时期，修志事业也并没有中断，甚至数量也不算少 。明末天启、崇祯朝无疑是个乱世，编成的志书却分别有 68 种、198种。太平天国运动后，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地就兴起了编修地方志的潮流 。
清朝政府重视编纂地方志。清廷早在顺治十七年(1660)就开始命令河南巡抚贾汉复督修方志。康熙十一年(1672)大学士卫周祚建议各省纂修通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之需，康熙帝采纳后诏令各地设局修志，责成学正检查志书的质量，后来又限期成书。雍正元年(1728)，清廷严谕各省县修志。清代形成了60年一修地方志书的传统。清初对于纂修地方志的要求，是既严厉又明确的。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192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的馆藏方志统计，共著录历代各类志书8264种，共11万余卷，约占全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包括山、水、寺庙、名胜等各类专志及各种地方小志、杂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调查范围仅限于省、市级以上收藏单位，且清查单位不及200个，覆盖面有限，如果再加上全国各地未作统计的单位及民间收藏，保守的估计，全国现存方志数量至少在万种以上。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8000余种方志，按方志类型划分，计通志122种、府志875种、县志5728种、志略333种、志料168种、乡土志529种、里镇志326种、其他183种。以朝代划分，清代最多，达5000余种，其中又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最多，都在千种以上。其次为民国时期所修志书有千余种。明代方志不足千种，其中以嘉靖、万历两朝最多，各有300余种。元代方志9种，宋代方志28种，宋以前3种。以地域划分，则以四川（671种）、浙江（590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河南（528种）较多，都在500种以上。不足百种的省区有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宁夏、青海、新疆、台湾、西藏等。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方志只是我国从古到今所编方志的一部分，散佚的志书无法估量。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录，光是明代以前已佚，但有书名可辑者即达2000余种。明代是我国地方志发展兴盛时期，志书的编修相当普遍。明代开始普遍撰写地方志，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朝廷正式颁布“纂修志书凡例”。凡例规定了二十一项记述内容：一、建置沿革，二、分野，三、疆域，四、城池，五、山川，六、坊郭镇市，七、土产、贡赋、田地、税粮、课程、税钞，八、风俗，九、户口，十、学校，十一、军卫，十二、郡县廨舍，十三、寺观，十四、祠庙，十五、桥梁，十六、古迹，十七、宦迹，十八、人物，十九、仙释，二十、杂志，二十一、诗文。
如河北束鹿就有天顺、成化、正德、嘉靖、隆庆、天启6次修志的记载，今皆无一存留；天津及宝坻、宁河、蓟县、武清、静海五县，有文字记载的修志活动达17次，现仅存《嘉靖蓟州志》残帙，余皆无一幸存。有些学者推断，明代所修志书应不少于3000种。就是清代，尤其是清前期志书的散佚也是相当严重的。有人推断清代散佚志书的数量与现存清代志书数量相差无几。
《二》农村村志编写指南：
村志内容包括地理环境、建制、人口变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民兵兵役、村民委员会、农业、副业、工业、教育卫生、精神文明建设、人物、村民生活、习俗、方言、谚语等。可归纳性地列为村况概览、村落变迁、村政沿革、村民经济、村民文化、教育卫生、人物等七大类。这七大类是总体分类，各村不必死套设置篇章。
村庄概览。写位置，要写自己村的具体位置，不要写全县共同的位置。写四邻，要用较固定的标志、较有名的标志，很快消失的标志、不为人知的标志会使人不知所云。村名由来、村落形成，一定要以查阅的史料、家谱为准，不能人云亦云。有少数民族的村庄一定要明确记录。
村落变迁。是记录一个村庄发展变化的历史。不论是从村庄的形状、规模，还是到建筑物的结构、类型，每个村庄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把有转折意义的、有标志性的变化记录下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旧村改造的推进，村庄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新的规划带来新的面貌，住宅翻新、通水通电、街道整修等方方面面的硬化、亮化、绿化、美化，都为我们提供了编志的亮点。
村政沿革。包括各个时期的隶属关系，区划变动，村组织（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民兵兵役、村民委员会等）形式、名称变化发展，各时期主要负责人的任职情况，每届的主要政绩，都要详略得当地进行收集记录。
村民经济。包括农业、副业、工业等。每个村有自己的情况，主要经济形式不一样，主要经济来源不一样，农业种植结构不一样，劳动力的投入方向不一样，要根据自己村的实际，写出各自的经济特色。
村民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习俗、方言、谚语。各村传统文化记载，一定要写出各自原汁原味的艺术。没有间断的艺术形式，要写出演变的基本状况；已经失传的，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次机会，趁着还有曾参与过的老人健在，做一次抢救性的收集整理，给后人留下不可复得的精神财富。
教育卫生。记录各个时期村学校的存在形式、规模、所有制关系、村民受教育状况；村学校的消失，在校学生的流向，都要有一个交代。医疗卫生，要反映发展变化，特别是新制度。
人物部分。人物是一部村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哪些人该入志，哪些人不该入志，入志人物如何写才恰如其分，是一个较难处理的问题。
采访70岁以上老人谈他们父辈和祖辈关于本村的情况，只要能记得起的尽可能回忆过去。如一百年前的村庄是什么样子，大户宗族姓来历，宗族迁徙路线情况，自然环境，传说故事等。他们基本上能说清楚村子里所发生的大事和解放前后的对比。是为写好村史提供重要素材的人群。尤其对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坑美援朝有亲身经历的体会。农业合作化运动知之基甚多。如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农村干部是必须采访的人群。
《三》世界主要收藏地方志图书馆简况：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方志数量在全国各藏家中居于首位。现藏有全国各地方志志6000余种，9万余卷。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现藏全国各地方志4600余种。1976年编印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当时共著录方志4200余种，其中1500余种系从原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接管而来的。
上海图书馆。收藏历代方志5400余种，收藏量居全国第二位。1979年编有《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最早的刻本有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
天津图书馆。现藏方志约4000种，其中大半为民国时期私家藏志“巨擘”天春园主人任风苞（字振采）于解放初年捐赠，多珍善本。1980年编有馆藏方志目录。
南京图书馆。现藏方志4000余种，其中一部分为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八千卷楼”藏品。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藏方志2000余种，曾编有《故宫方志目》及续编。其中有清康熙、乾隆、嘉庆时刻印的善本方志300余种，全国孤本方志在百种以上。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书楼，是明朝嘉靖年间浙江鄞县范钦的藏书阁名。天一阁以收藏明代志书较多其一大特色，现藏有明代志书270余种。上海古籍书店曾据天一阁所藏志书，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收入107种，后又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出版，收入109种。
台湾收藏情况。台湾“中央图书馆”1957年编、1960年出版的《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据台湾11家主要学术文化机关所藏统计，共著录了自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至1954年间所修各类方志3361种。1981年又出增订本，合计共4000余种。
其他收藏情况。第一历史档案馆、南京地理所、国家文物局、北京民族文化宫、水利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大连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吉林图书馆、山东图书馆等单位的藏志数量也都在1000种以上。大专院校图书馆收藏方志较丰富的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等图书馆，藏志数量都在1500种以上。其中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最丰富，达5000余种。
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前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收藏中国古籍相当丰富。清末民国时期，包括地方志在内的各类中国古籍大量流入日本，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又强取豪夺，流入日本的中国方志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较高。1968年出版，由日本国会图书馆所编的《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共著录了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内阁文库、宫内厅图书寮、尊经阁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天理大学图书馆、大阪府立图书馆、爱知大学图书馆、蓬左文库、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及九州大学附属图书馆14个单位收藏，包括丛书中所收地方志与现代人所编的分省地方志及缩微胶卷在内，总计达万部以上。
日本各图书馆及藏书单位还编有多种中国地方志目录。如东洋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院、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与内阁文库于1964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一般考查部编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中国地方志综录稿》、山根幸夫编的《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等。日本所藏方志不乏珍善之本，以宋、明两代方志而言，朱士嘉等曾编有《日本现存稀见中国宋明两代地方志草目》，其所收均为目前国内各图书馆缺藏（或不全），其中宋代志书1种，明代志书105种。
美国。美国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地方志，以国会图书馆最多。国会图书馆大规模收藏中国地方志，主要开始于民国时期。据朱士嘉1942年编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著录，美国国会图书馆当时共藏有中国地方志2939种56989卷。包括的年代自宋神宗熙宁九年至民国30年（1076-1941）。其中宋志23种、元志9种、明志68种、清志2376种植、民国志书463种。其后，该馆又编有续编，增录300余种。截至1977年6月底统计，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方志达3750种，约6万册。
美国大学图书馆以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收藏较丰。哈佛大学藏有中国地方志有3500余种，芝加哥大学藏1600余种。此外，美国西雅图的华大及耶鲁、密歇根、普林斯顿、康奈尔等大学也都有不同数量的收藏。
成立于1894年的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也非常注意收藏中国地方志。该会设立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1971年以来，该会大量收集、复制中国家谱与地方志，已拍摄胶卷130万卷，收藏的中国地方志已超过5000种。该会在世界各地设有200多个图书馆分馆。
其他国家。欧洲各国收藏中国地方志远不及日本、美国丰富。欧洲各国收藏的中国地方志，1957年出版有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吴德明编的《欧洲各国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目录》。该目录共著录了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等7个国家、25个单位所藏中国地方志达2590部，除去重复，共1434种。其中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最多，有625部，其次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500部。加拿大温哥华的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的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韩国的首尔大学，澳大利亚的国家图书馆及一些大学图书馆，都收藏有一些中国地方志，不过数量都比较少。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于1967年出版有《中国地方志目录汇编》，分联合目录、图书馆目录、专题研究三部分，专门收集国内外的各种地方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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