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世的科第，累世的显达：明清新城王氏家族兴旺发达之道（1）

2019-06-20 13:25:55来源：果果老师文化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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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王氏第四代王重光“四世宫保坊”）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家”天下的宗法制农业社会。建立在血缘、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家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细胞，也是立国之本。

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不少大家巨族，但更多的是普通百姓家族。那么，那些大家巨族是如何发达起来的？平民百姓之家为何难以跻身于贵族之家？一个平民百姓之家又该如何走上显达之路？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魏徵传》）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上名门望族的家族文化，探索其家族发展历程，从中得到启迪，无论对于个人的成长发展，还是对于家族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周时期，贵族世家都是依靠分封世袭而使家族获得荣华富贵的，都是世卿世禄的贵族世家。

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瓦解，出现了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制，秦汉以后，世家大族逐渐形成。汉代以经学作为晋身入仕的条件，而经学传授又多限于家学私门，“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融二为一，形成了文化家族世代相因的局面，文化世家既是国家政治的中坚，也是文化传承的主体”。

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人用人，“中正”的评定内容，本身就有“家世”、“行状”、“人品”三项，选人要考察家族几代人的文化背景。人才的选举与士族家族制结合在了一起，这就为文化世家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保持了文化世家在政治上的特权和地位的延续，“故家大族，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

历史上贵族世家既是政治主体，也是文化上的垄断者。显然，平常百姓人家，以农为业，只能得到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在生产水平低，再赶上年成不好，连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都很难。所以，隋唐以前，平民百姓，往往世代都是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跻身于贵族行列，除非出现骤变的机缘。可这样的机缘，一般平民百姓，是难得遇见的，不可能凭空而来。一个家族要有大的发展，不仅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以及政治基础、文化基础。

一个人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大家族的发展，最能影响个人发展前途的，就是国家的取才用人制度。通过国家的取才用人制度，个人得以发展、晋身，其后便会直接影响到家族的发展。

隋唐至清代实行科举考试选人用人制度，破除了自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世族文化垄断，为庶族士子开启了晋身仕途之门，这是一个以科举文化传承为主导的时期。在这个漫长的科举时代，新的文化世家的出现往往要经历由文化之兴到科举之名，再到仕宦之显的发展奋斗过程。而仕宦之家的优越条件，家学、家风的传承影响，往往使世宦、世科、世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科举文化世家。

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是文化世家的共同特征。一个充满书香的门第，虽然崛起于乡野小农之间，却未必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家族获得更大的发展，唯有令其子弟刻苦读书，勤奋治学，通过经世致用而建功立业，光大门第，才能推动一个家族迅速崛起。这就要求其子弟必须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从政谋取高官厚禄，为整个家族的高贵和后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以农立家，以学兴家，以仕发家，是历朝历代文化世家的共性。农—学—仕，既是文化世家形成与发展的三个必要阶段，也是文化世家建设与构成的三个必要因素，三者缺一不可，而学居于核心地位。文化世家本质属性在于学，无学不成其文化世家。

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往往来源于农，由农家子弟经由读书治学转变而来，这在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尤其如此。

魏晋是世家鼎盛的时代，“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政治格局是其基本特征。隋唐时期，虽然科举人物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但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要位置的仍是世家子弟，这是一个门阀世家向科第世家过度的时期。到了宋代，科举出身的政治人物已经占据了政坛的主导地位，但是门阀制度的残余并未扫荡干净，其主要表现时恩荫制度和任子制度的过松过滥。明清时期，是比较完全彻底的科举时代，进士出身的政治人物完全占据了政坛。有学者将明清时期论定为科举望族时代。

明清时期的新城（今桓台县）王氏家族，由科举入仕是家族发展的主要途径。

新城王氏家族，自明初先祖王贵由山东诸城迁居新城到清末，数百年时间，整个家族经历了农—学—仕的三个阶段，最终形成了有名的文化世家和豪门望族。

累世的科第，累世的显达：明清新城王氏家族兴旺发达之道（1）

（新城王氏第四代王重光忠勤祠大门）

《新城王氏世谱》清刻本记载：“（王贵）原籍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明初避白马军乱，移居新城县之曹村，居赵氏庑下。为人质朴无华，力本重农。”可见，新城始祖王贵是在明初为避战乱迁居新城的，而且当时十分贫寒，寄居在赵氏门下过活，靠种地为生。该家族代表人物之一的王之垣在《修谱凡例》中说先祖王贵“长益硕德敦善，敬老怜贫，乡人感之，乐于亲厚，遂家新城”。因为王贵憨厚老实，品行好，敬老怜贫，深得乡人好评，最终在新城安家落户。

王贵生有五个儿子，幼子王伍，“性醇谨，事父母、诸兄，皆得其欢心”。怜贫惜弱，乐善好施，乡人称之为王菩萨，被其后人尊称为“善人公”或“桑植公”。

新城王氏家族前两代是普通匠户，直到第三代王伍次子王麟，“方濡染书香，始肇文脉”，继而走上了科宦之路。王麟十四岁考中贡生，但后来举业不顺，没做多大官，仅仅做了个颍川王府教授（从九品）。王麟在家族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首先，“始肇文脉”使王家由下层匠户开始上升为书香门第，并走上了仕宦之路。王麟官阶虽然不高，但作为王家第一个读书仕宦之人，他使家族从此跻身于绅士阶层。王家后来科宦辈出，王麟无疑具有开源之功。其次，王麟以《毛诗》起家，不但为后代科举奠定基础，而且开启了王氏家学之源，家学的积淀造就了一大批诗人、学者。

王麟共有八个儿子。其中长子王耿光和次子王重光取得了功名。王耿光岁贡出身，官居马朝府经历，正八品；王重光进士出身，官居贵州右参议，正四品。新城王氏从第四代王耿光和王重光兄弟开始，随着举业的成功，真正发展为一个地方的名门望族。

新城王氏，作为明清时期山东最负盛名的官僚世家，其科举发达，出仕官员也众。

明朝中叶，新城王氏家族至第五、六代时，发展至最盛，成为明代海内著名的官僚世家。如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云：“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明人陈继儒称为：“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

新城王氏家族第五代有进士3人，举人1人，贡生2人。王重光七个儿子，其中五个取得了功名。王之垣，进士，官居户部左侍郎，正三品；王之辅，举人，官居户部员外郎，从五品；王之诚，贡生，官居温州府同知，正六品；王之猷，进士，官居浙江按察使，正三品；王之栋，贡生，官居高阳知县，正七品。王耿光四个儿子，四子王之都，进士，官居开封知府，正四品。

第六代，王氏家族进士10名，举人1名，贡、荫生13名。

这样，新城王氏五、六两代，共出进士14人（1名武进士），举人2人，贡、荫生15人。获取官职的37人中，官位至大臣者（正四品以上）9人。同门父子、兄弟数十人同朝为官，布列权要，时人有“王半朝”之称。

第七代，王氏家族进士3名（含1名武进士），贡生1人，荫生3人。

第八代（到了清朝时期），进士5名，举人1名，贡生3名，监生2名。

第九至十三代，新城王氏有30人取得功名，官居从一品、三品、四品至八品都有。

据统计，明代新城王氏入仕39人，清代入仕42人。明清两代，新城共出文武进士81名，文武举人184名，贡生530名。其中新城王氏共出进士29名，占35.8%；举人38名，占20.7%；贡生115名，占21.7%。可见新城王氏家族势力之大，影响之广。新城王氏家族凭借科举入仕之路成为海内闻名的文化世家，名门望族。

新城王氏家族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累世的科第，才有累世的显达！

（新城王氏第八代王渔洋：清初一代诗宗，官至刑部尚书）

自隋唐以至明清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历朝历代，人们崇尚“学而优则仕”。无论富家子弟还是寒门子弟，刻苦攻读诗书，以求考取功名。历史上流传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的。以学入仕，入仕为官，不止是个人的发展，更为重要的，通过个人的发展，带动整个家族的发展，进而至于，家族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

[说明：除部分个人文字外，图片及大多文章内容选编自山东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志民主编的“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之《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文化研究》，2013年版。著作者：何成。]

（除了通过累世的科第，获得累世的显达，建立在极高的名望、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基础之上的新城王氏家族婚姻关系以及交游关系，也为其家族的兴旺发达奠定了丰厚而庞大的社会关系基础。另文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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