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思来想去如何记录那次行程的时候，夏天蹉跎成了冬天。半年过去了，那段记忆像浇在花盆里的水，有的在土壤表层砸出了深浅不一的坑，有的渗透进了根，慢慢的，又被风吹干了。我不确定那些存留在我记忆的内容，多少是真实发生的，又有多少是我愿景里出现过的。

 

至此，记住的，忘却的，以及在后来的日子里断断续续记起来时而恍惚时而清晰的画面，都该付诸文字，一一交代了。

 

我们是在炙手可热的五月天回到崇阳的，我之所以用的“回”这个字，是因为我的爷爷，我的父亲都确定的告诉我，我们的先辈是从崇阳迁入安康的，我自儿时便反复听过崇阳这个地名，以至于我在任何地方看到湖北的地名和来自湖北的人，都会有眼眶热热的感觉。

 

爷爷年纪大了，好的时候能熬夜和小辈们打麻将，不好的时候，连人都分不清。寻根问祖的事情自然成了作为家中长子的父亲心心念念的事情。父亲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崇阳，去找找我们的族谱，见见我们的家人。无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能理解父亲一个年近六旬的人，对于家族的责任和对祖籍故土的向往，也明白父亲因为工作累赘、身体状况不尽如意的压力。于是我跟父亲说，不如我先去一趟，帮他探探路。

 

从安康坐大巴到西安，从西安坐高铁到武汉，再经武汉坐大巴到崇阳，这样的行程不同于任何一次出差的远行，在出发前已经联系到崇阳宗亲联谊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王竞和另一个宗亲王勇齐，他们都曾在电话里跟我说：你随时回来，我去接你。因为他们，崇阳之行虽是千里，于我们来说并不是远行而是归去。当日抵达崇阳，已是夜幕时分，时值夏日，入目之处尽是郁郁葱葱，小小的县城，真真是水如明镜、山似青螺的好地方。

 

翌日一早，直奔约见地点，去见已通过多次电话的宗亲王竞和勇齐。两位宗亲甫一见面，便领了我们前往联谊会的办公点去见会长王达斌。一上午，在达斌会长、王竞和勇齐的帮助下，我们翻看了《崇阳王氏大成总谱》，根据父亲告诉我的派根口诀，部分能对应上高枧、丰城、石成三个宗祠，而勇齐所在的高枧祠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达斌会长建议我前往高枧祠找找线索，这样兴许会快一些。于是，我的探微溯源之行程，便正式开始了……

 

到了高枧乡，首先去了勇齐的父亲王贤南族长家，在见贤南族长之前，我们曾通过电话说起我祖太爷的名字槐龙，贤南立刻说有这个名字的，可见他对族谱的熟悉程度旁人难及。初见贤南，他告诉我，按照我说的派根顺序，我是他的长辈，所以他虽是六旬长者，我也只能直呼其名。刚一进门，贤南和妻子就端上来我从未见过的茶水，这茶既不是我们平时饮的清茶，也有别于北方人吃的油茶，茶中加入了青花椒、黄豆、花瓣、芝麻和花生，以及一些我还辨别不来的内容，入口清香解暑，很是过瘾。

 

得益于王竞的帮助，我不仅在第一时间见到了族谱的守护者和整理者贤南族长，还见到了初文哥、红日哥、贤根等诸宗亲，大家带着我们前往高枧宗祠，祠堂山门额匾书写三个大字：太原堂，门口雕印着一副对联：“高堂万众朝宗祖，枧脉干支壮槐祠”，取“高枧”二字做首，横批：“王氏宗祠”，庄严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站在记录家族的辉煌与传统的“圣殿”里，他们给我讲宗祠的建设历程、高枧祠王姓的起源和变迁，讲家门里走出去为国为民做大贡献的宗亲……第一次，我看到了一面墙的祖宗牌位，那种震撼，来自于回归这片土地油然而生的深深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在我看来，祠堂文化不是迷信，也不是个别人所说的传统文化之糟粕。相反，宗祠是后辈对祖先慎终追远的载体，是继承家族优良家风的仪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具体传承体现。

 

我站在刚建成不久的高枧祠堂里，感受到的，是真正来自久远的千百年里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深深的觉得，那些为家族辑谱建祠做奉献的宗亲们是何等的无私。

 

在看过宗祠以后，我们返回贤南家，贤南抱来厚厚的几捆族谱卷宗，陪着我趴在客堂的矮桌上一页页寻找。历经百余年的族谱卷宗，纸张泛黄，页面轻薄，握在手里像握着一捧纱，伴随着夏日灼热的气温，泛起一股若有似无的尘埃气味。卷宗按照派支分类编号，封面是手写的目录，内页是竖版繁体的印刷，统一用红棉线装订，多处破损均有修补。残页上的手写内容，有多种笔迹，有的是写某一支迁入迁出的情况，有的则是填补被岁月毁掉的原文。我小心翼翼的翻开族谱卷宗，心里默默祈祷：“槐龙老先生保佑我，一定要让我找到……”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我们一下午的努力，找出了好几个槐龙，且基本都在同一个年代生活。于是，我只能再从太爷爷庭瀚的名字入手，殊不知，庭瀚在族谱里也不是唯一的名字，就这样筛查再筛查，我还是没能确定到哪一个槐龙才是当年背井离乡迁入安康的那位。

 

眼看到了晚饭时间，查找工作暂停，我被宗亲们带到家里吃晚饭，那菜那酒和那殷切之情，无不是我儿时家里过年的情景再现，我的思绪也瞬间被带到了爷爷家的饭桌。原来即便是远离故土几千里，历经几百年，这故乡的味道，始终都刻着家的烙印，从不曾改变过。如果现在有人跟我说我不是湖北人，我定是不信的了。

 

吃完晚饭回到宾馆，我继而想起了父亲曾说槐龙的兄长槐昌是被派到陕西做官的，如今我们老家的半山上还竖着槐昌老先生的墓碑。或许当年槐龙是随槐昌举家迁徙，他离开崇阳时尚还是个少年，到了安康以后才成的家，所以族谱上并未有详细的记载，族谱上的槐龙压根都不是他……线索越来越多，符合这些线索的人却突然找不到一个了，越想越糊涂的我，夜不能寐，只好起床继续翻看达斌会长拿给我的《崇阳王氏大成总谱》，把范围继而扩大到另外两个宗祠：石城祠和丰城祠。尽管如此，还是一夜未果。

 

第二天，我将查找结果告诉王竞，他立刻联系到制作大成谱电子版的完凤姐，翻卷宗改成查电子档案，槐龙和槐昌越来越多了，离我父亲给的线索却越差越远了。我也因此而愈发的沮丧，想到必须回去了，心里很是失落。达斌会长和王竞劝我说慢慢找，以后还有的是时间，这本来就是个缓慢的过程，不必急于求成。为了让我此行不至于满怀希望而来却败兴而归，他们决定翌日带我去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宗亲故里参加活动。

 

在王世杰故里，我们遇到了前来采访拍摄王世杰故居的记者和参加活动的各祠宗亲，在王世杰故居参观，顺便旁听了记者采访，对世杰宗亲的生平诸事了解一番，不禁感慨故土人杰地灵，也为拥有这样一位学识渊博、功勋卓著的宗亲倍感荣幸。

 

至今日，离崇阳之行已半年余，宗亲们的热心关照，百忙之中的陪伴，丰盛的家乡饭菜，至今仍历历在目，激荡我心。只有家人，才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吧。我自崇阳回来后，曾多次和父亲提及在崇阳的经历，每每说到崇阳宗亲的盛情，父亲都感动不已。

 

回来以后，我常常想，崇阳的山山水水总让我有熟悉的感觉，生活环境同我现居的安康颇多相似之处。是不是先辈当年离开崇阳，行至安康，像是看到了家乡的山水，举目之处都觉得格外熟悉，所以才会选择在安康安的家？

 

虽然此次寻根之行，结果并未明朗，尚未完成父亲交办的任务，但我总算是找到家族那棵大树。我迫切的期望，再有机会重回崇阳，再见那里的山山水水，再会那里的亲朋众人。

 

在此，我想向崇阳之行遇到的达斌会长、王竞秘书长、贤南族长、初文哥、红日哥、完凤姐、勇齐、贤根、崇崇等宗亲表示深深的谢意，祈愿以后还有更多相见的机会。我也会继续寻找线索，为迁出崇阳的先辈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