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明:世家传承创中国书法高峰
在书法史上，魏晋时期因出现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书法家被誉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世家传承是魏晋书法发展的主流，各家族自觉形成独具特色的书法文化精神。这些精神又通过家族间的交流进一步聚合，构成魏晋书法文化的主体精神。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都有良好的家风，如琅琊王祥临终遗命：“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这五条准则成为琅琊王氏世代传承的家风，其家族在汉魏两晋和南朝五百年间长盛不衰。良好的家风又孕育出良好的家学。琅琊王氏的家学自汉末至东晋经历了从经学到玄学再到书法的转变，书法最终成为世代传承的家族文化，并出现了王导、王敦、王廙、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众多书法名家。魏晋时期，由家族传承而形成的书法文化世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家族间书法精神的传播与交流
魏晋世家大族的书法文化传承不是孤立和单一的，当时的家族子弟通过师承、联姻和交游等方式形成新的传播渠道，使各家族的书法精神互通有无，相互影响和促进。如王羲之曾受教于卫夫人，而卫夫人又是钟繇的传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晋中书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今人沙孟海在其《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王羲之的字，直接受自卫家，间接是学钟繇的。”所以，卫夫人便成为从钟繇到王羲之书法传承的纽带和桥梁。
家族联姻，当时非常讲究门第。联姻的家族一般地位相当，且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如东晋时期，江左最著名的家族联姻是王、谢两大望族，王凝之娶谢奕之女谢道韫，王珣娶谢万之女，王珉娶谢安之女。谢道韫是著名的才女书法家，嫁到王家后与擅长草隶的王凝之自然有书法上的交流。他们有四子一女，女儿又嫁到庾家。于是，王、谢、庾三大家族之间因为联姻而产生了书法文化上的互动。
除了联姻，魏晋时期的名士通过交游也进行了很好的书法交流。如王羲之和谢安交好，谢安在东山隐居时，常与王羲之等人闲游。唐代张怀瓘《书断》卷中称谢安“学草、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者尤难”。家族间的书法文化互动实质是伴随着家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和流动而进行的。在魏晋那个非常讲究书法笔法传承的时代，只有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笔法才能在家族间自由流动和互通有无，并逐渐形成家族书法精神的交流与融合。
地域文化影响家族书法发展
魏晋书法的高峰出现在东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晋间出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晋末年，北方发生了“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入侵的事件，中原和齐鲁地区是当时受到战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于是，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开始，中原和齐鲁士族纷纷南迁。中原地区南迁的家族有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留江氏、陈郡谢氏等；齐鲁之地南迁的有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琅琊颜氏等数十个家族。在这场大迁徙中，北方大族南下同时带去了中原和齐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万历绍兴府志》载：“自晋之东，宋之南，銮舆既迁，而衣冠从之，东南文献始甲于四方矣。”这些典籍和文化精神一到江南，便与江南比较保守的文化发生碰撞，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江南文化。
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东晋书法文化家族与此前的颍川钟氏和河东卫氏等家族大不相同。这些家族的书法根植于新生的江南文化土壤，书法文化精神和艺术风格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如琅琊王氏在借鉴钟氏和卫氏家族书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抛却古法而趋向新意，书法气象由原来的朴茂古拙逐渐转向风流妍美，并出现后世所谓“新体”书法。泰山羊氏和陈郡谢氏则进一步汲取琅琊王氏家族的书法精神，并融合本族的文化精神，创作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经典，出现了羊欣、谢安等新派书法家。东晋时期的书法文化世家全都受到南北文化融合风气的影响，于书风也兼取南北之长，形成新的书法文化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书法文化世家若从钟繇算起，依次出现了颍川钟氏、河东卫氏、泰山羊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和谯国桓氏八大家族。这些家族的书法文化精神一直处在提升和发展中，进而推动了家族书法艺术风格的不断创新和发展。魏晋书法世家承载着家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的书法精神，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变革时代不断创新和提升，终于创造出中国书法的时代高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政治与社会变迁视阈下的艺术史观”（14CF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魏晋时期，世家大族都有良好的家风，如琅琊王祥临终遗命：“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这五条准则成为琅琊王氏世代传承的家风，其家族在汉魏两晋和南朝五百年间长盛不衰。良好的家风又孕育出良好的家学。琅琊王氏的家学自汉末至东晋经历了从经学到玄学再到书法的转变，书法最终成为世代传承的家族文化，并出现了王导、王敦、王廙、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等众多书法名家。魏晋时期，由家族传承而形成的书法文化世家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现象。
家族间书法精神的传播与交流
魏晋世家大族的书法文化传承不是孤立和单一的，当时的家族子弟通过师承、联姻和交游等方式形成新的传播渠道，使各家族的书法精神互通有无，相互影响和促进。如王羲之曾受教于卫夫人，而卫夫人又是钟繇的传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晋中书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今人沙孟海在其《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王羲之的字，直接受自卫家，间接是学钟繇的。”所以，卫夫人便成为从钟繇到王羲之书法传承的纽带和桥梁。
家族联姻，当时非常讲究门第。联姻的家族一般地位相当，且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如东晋时期，江左最著名的家族联姻是王、谢两大望族，王凝之娶谢奕之女谢道韫，王珣娶谢万之女，王珉娶谢安之女。谢道韫是著名的才女书法家，嫁到王家后与擅长草隶的王凝之自然有书法上的交流。他们有四子一女，女儿又嫁到庾家。于是，王、谢、庾三大家族之间因为联姻而产生了书法文化上的互动。
除了联姻，魏晋时期的名士通过交游也进行了很好的书法交流。如王羲之和谢安交好，谢安在东山隐居时，常与王羲之等人闲游。唐代张怀瓘《书断》卷中称谢安“学草、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解书者尤难”。家族间的书法文化互动实质是伴随着家族成员之间的交往和流动而进行的。在魏晋那个非常讲究书法笔法传承的时代，只有通过以上三种方式，笔法才能在家族间自由流动和互通有无，并逐渐形成家族书法精神的交流与融合。
地域文化影响家族书法发展
魏晋书法的高峰出现在东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两晋间出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晋末年，北方发生了“八王之乱”和少数民族入侵的事件，中原和齐鲁地区是当时受到战争威胁最严重的地区。于是，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开始，中原和齐鲁士族纷纷南迁。中原地区南迁的家族有颍川庾氏、河南褚氏、陈留江氏、陈郡谢氏等；齐鲁之地南迁的有琅琊王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琅琊颜氏等数十个家族。在这场大迁徙中，北方大族南下同时带去了中原和齐鲁的文化典籍和文化精神。《万历绍兴府志》载：“自晋之东，宋之南，銮舆既迁，而衣冠从之，东南文献始甲于四方矣。”这些典籍和文化精神一到江南，便与江南比较保守的文化发生碰撞，经过长时间的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新的江南文化。
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东晋书法文化家族与此前的颍川钟氏和河东卫氏等家族大不相同。这些家族的书法根植于新生的江南文化土壤，书法文化精神和艺术风格都呈现出新的气象。如琅琊王氏在借鉴钟氏和卫氏家族书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抛却古法而趋向新意，书法气象由原来的朴茂古拙逐渐转向风流妍美，并出现后世所谓“新体”书法。泰山羊氏和陈郡谢氏则进一步汲取琅琊王氏家族的书法精神，并融合本族的文化精神，创作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经典，出现了羊欣、谢安等新派书法家。东晋时期的书法文化世家全都受到南北文化融合风气的影响，于书风也兼取南北之长，形成新的书法文化风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书法文化世家若从钟繇算起，依次出现了颍川钟氏、河东卫氏、泰山羊氏、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和谯国桓氏八大家族。这些家族的书法文化精神一直处在提升和发展中，进而推动了家族书法艺术风格的不断创新和发展。魏晋书法世家承载着家族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的书法精神，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变革时代不断创新和提升，终于创造出中国书法的时代高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政治与社会变迁视阈下的艺术史观”（14CF1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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