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蓉：唤醒古代服章之美
颁授典礼完美落幕
1月11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联合主办，深圳华侨城文化集团承办的“2016中华文化人物”颁授典礼，在深圳具有浓郁客家特色的甘坑客家小镇完美落幕。
11位在中国各个文化艺术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文化翘楚，登上了颁授典礼的舞台，现场分享他们的心得感受。他们是：一生钟情影视艺术、从影七十余年的表演艺术家秦怡；将全部生命交给钢琴事业的钢琴家刘诗昆；首次执掌超大规模剧院就将其打造为世界瞩目、原创力惊人、领衔现代管理水准的国际化演艺中心的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织绣领域研究第一人、文物修复专家王亚蓉；独创世界独一无二熔铜艺术、致力拯救铜文化的铜艺师朱炳仁；拥有出神入化木作手艺、四十余年为乡民建造百余座吊脚楼民居的侗族木作大师杨恒金；在五台山破败诊所的基础上，用15年时间建成中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尼众佛学院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五台山尼众佛学院院长如瑞；20年间往返两岸五百余次，观察两岸文化、著成中国音乐遗世珍宝之作的学者林谷芳；用10年时间跟踪拍摄山西左权一支盲艺人队，完整保留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州小调的电视制作人亚妮；长期在南北极、青藏高原等无人区专注拍摄各类野生动物的摄影家顾莹；我国唯一一位国礼折纸设计师、米兰世博会特约设计师、折纸艺术家刘通。
纪念本年度逝去的文化大家，也是每年颁授典礼的重要环节。2016年，剧作家、词作家阎肃；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作家陈忠实；词作家、剧作家张黎；文学家杨绛；词作家庄奴；哲学家叶秀山；作家陈映真；翻译家陆谷孙；舞蹈家贾作光；歌唱家费明仪先后离开我们。斯人已逝，但这些文化大家留下的艺术瑰宝已成永恒。
作为国内首个专门面向全球华人文化领域年度人物进行表彰的庆典，八年来，已有近百位华人文化翘楚站上这一舞台。该活动在华人文化圈也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品牌标杆。
印象
大国工匠
复织古丝绸
1月11日，在“2016中华文化人物”颁奖现场见到王亚蓉，一袭墨绿色旗袍，领口上衬着绿白相间的素净花纹，看上去那么淡雅秀逸，娴静脱俗。追随沈从文先生研究了一辈子古代服饰的她谈到着装品位，“中国服饰文化绚烂瑰丽，我们中国人穿衣服，就应该蕴含中国元素。”
中国古称华夏。古代学者在注释这个词的时候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章，意为美丽的服装。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创造的丝绸，不单让中国人以服章之美享誉世界，而且通过一条以它的名字命名的文明之路连接了整个世界。
在考古领域中最难的是丝织品的考古。许多在考古现场挖掘出来的古代丝绸，当它见到阳光、遇到氧气的那一秒钟便化成了尘土。王亚蓉所做的工作，就是凭借考古发现考证出古代丝绸的地域、年代，查阅当时的纺织方法，设计出修复方案，再进行清洗、染色、刺绣、织造等复杂工序，复织出完美的古代服饰。
王亚蓉曾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最初涉足古代服饰研究，是因机缘巧合结识了沈从文先生。1979年，在沈从文、王和王亚蓉的努力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整理完成，这本著作对中国历史三四千年各个朝代的服饰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探讨，全书有图像700幅，共25万字，其中大量古代服饰插图出自王亚蓉之手。
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从1983年到1990年，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王亚蓉和同事完成了楚墓第一批织物的复原复制，再现了精美绝伦的楚国服饰。2003年，她在首都博物馆创建纺织品保护研究工作室，主持复原复制了明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缂丝十二章衮服和孝靖皇后所穿满地施绣的百子衣。近期播出的新闻专题片《大国工匠》，也记录了她将沉睡了两千多年的东周丝织品从泥沙中分离、提取出来，复织出古丝绸纹路的过程。
王亚蓉也在用行动诠释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她的心脏血管有6个支架；十指关节已全部变形。但始终坚持在家和研究所这两点一线间穿梭；在不同的古墓发掘现场奔走，年复一年。从业四十多年，她带出21名徒弟，让中华民族“天上取样人间织”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王亚蓉说：“文物修复工作是在和古人对话，从事这份工作就得不慕虚名，耐得住寂寞。”
哪怕只发掘到指甲盖大小的残片
我们的研究也会同期开展
记者：一般人们对古代丝织物的考古过程非常陌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项工作的难点有哪些？
王亚蓉：文物修复过程中，最娇气、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丝织品。因为丝绸使用的材料是有机物，非常容易腐蚀；丝绸制品刚出土的瞬间，很容易“见光死”。一千个古墓也只能发掘出一件丝织品，所以哪怕只发掘到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残片，我们的研究也会同期开展。大部分丝织物在墓中会与湿软的泥沙混为一体，呈泥坨状。我们要从这些泥坨中提取信息，复织消失已久的古丝绸。要用羊毫笔一点点扫落泥坨，用做眼科手术的镊子把它夹出来。这个过程中情况千变万化，必须全神贯注，手、脑、眼并用。不足尺方的一块织物，打开它的泥封要用一个多月。织锦从泥土中剥离出来后，还要从清洗、染色、刺绣、织造等方面入手，一步步还原其本来面目。修复的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甚至十几年。
记者：您做了这么多年考古，谈谈最让您难忘的记忆？
王亚蓉：其实很多。比如我们在2007年发掘江西靖安东周墓，墓中发现罕见的古代织物。取出后必须马上保湿，当时寒风刺骨，我们打来地下水清洗文物。清洗的过程不能用刷子，只能用手。大约换了几十次水，每次换水前要在水里反复拍打上百次，所幸织物在现场得到了及时保护。我们在那里呆了两年多。
中国古代丝饰品达到极高水平
服饰既要保持传统又要融入时代
记者：复原古代丝织物和服饰的想法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王亚蓉：上世纪80年代，在发掘湖北江陵马山楚墓时，我发现内棺出土的很多件衣服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腋下都嵌着一个方片。中国历朝历代服装都是平面剪裁、平面缝合，很整齐，我想这批衣服上的方片肯定有某种穿着功用，但却没有先例可循。这些衣服出土时质地已经很脆硬，有些衣服的后背部已腐烂消失，刚出土时颜色很鲜亮，出土后就逐渐变灰暗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外展览还是作为资料，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件件破破烂烂的衣服。我特别想知道这些衣服的原貌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想把它复制出来。
记者：通过对古代服饰和丝织物的研究，您如何评价中国古代的纺织技术水平？
王亚蓉：比如我们在江西靖安东周墓葬发现了几何纹的红黑织物，贴在棺木上，以为是漆器，但用手一触就融化了。漆是不融的。再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发现它是密度非常大的织品。在200倍的显微镜下，可以看到丝绸的经纬线。现代化设备织出的高档布料经线密度大约是每厘米100多根，而东周时期我们的祖先用手工织机做到了每厘米排列240根经线，每根线的直径只有0.1毫米。一条一条经纬线非常均匀，也就是说当时养蚕缫丝的技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1987年，我在陕西法门寺地宫里看到了唐代的“四经绞罗”，给我的感觉简直是惊艳。可惜现世已经找不到它的织造技术了，在机械方面断层了。四经绞罗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的素纱禅衣一样，是汉唐盛世“中国制造”的旗帜性品牌。
记者：您曾谈到中国人穿衣服就应该有中国元素，要穿中国的“国衣”，但如何才能贴近当下的审美与风尚？
王亚蓉：沈从文先生早就讲过，中国的服饰文化是断得最彻底的文化。历朝历代都有完备的服饰制度，规定什么人穿什么衣服，什么场合什么礼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皇帝穿的十二章衮服，从《周礼》的记载一直延续到袁世凯称帝。再比如，绫罗绸缎的罗，元代制度规定大官穿大花罗，小官穿小花罗。我们平时说七品芝麻官，实际是七品官只能穿芝麻罗，所以不是以芝麻的粒小来形容他官小，而是花罗小。现在因为各种原因，已经没有服装制度了。但是，一个人穿衣服对自己是小事，当这个人或这个群体需要面对世界的时候，那就代表了国家的精神文明。所以现在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中国礼服、常服、休闲服，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现代人穿衣追求时尚，如何让年轻人接受传统服饰呢？
王亚蓉：我们现在提倡中国服饰，不是复古，而是既要保留中国服饰元素，又要融合时代元素。现在有些学校设计的汉服完全遵照古代服饰剪裁，这是不科学的。我们需要国服、礼服，所有的服装都应该有中国元素，但也需要适应社会发展。我国历代的服饰传承都是这样，一方面保留前代的精华，一方面融入新元素，形成当代服装。
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钟爱的事业
多大的困难都可以藐视
记者：您曾长期在沈从文先生身边工作，他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王亚蓉：沈先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教会了我耐烦、认真、不张扬。沈先生常说：“我是相当蠢笨的一个人，就是有耐烦，耐烦改。”当一个人专注于自己钟爱的事业，多大的困难都可以藐视。静下心来、认真踏实、目标明确、努力勤奋地做好研究工作，才会有所作为，才能为民族、为国家作出贡献，人生才会更有意义。这是我从沈先生身上所看到的，并努力将之践行于我的工作中，我常要求我的学生也这样做。虽然在沈从文先生去世后，我也失落过，但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做什么就坚持做，坚持、坚持，这个想法一直支撑着我走到现在。
记者：沈从文先生有一个遗愿，建立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您也一直想做这件事，现在有眉目了吗？
王亚蓉：沈先生在世时常提到建历代服饰博物馆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他说像做马山楚墓出土衣物的复制工作一样，每出土一件成熟的文物，我们就复制一件，积累起来，弄个屋子摆起来，就是个历代服饰博物馆。就是这么俭朴的愿望，沈先生没能看到它的实现。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遵循沈先生的意愿，对经典服装进行复原。现在我也过了古稀之年，看着至今这个博物馆还没有头绪，心里很着急、很难过。
王亚蓉口述 在沈从文先生身边的日子
上世纪70年代，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介绍我认识了沈从文先生。那时沈先生住在东堂子胡同，一间小屋只有十二三平方米，架上是书，桌上是书，地上堆的还是书。四壁凡身手能够到的地方全贴满图片和字条，屋中占着很大位置、很显眼的双人床上堆的也全是书。
沈先生请王先生帮我调进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和王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像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三四百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时期。
沈夫人张兆和从“五七干校”回来无处安身，作家协会在小羊宜宾胡同（原小羊尾巴胡同）找了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东房，沈夫人带着两位小孙女住（大儿子沈龙朱住集体宿舍，大媳妇在南方水电站工作，二儿子沈虎雏夫妇均迁去了四川三线的工厂）。沈家的两间小屋相距一公里多，沈先生在东堂子书堆中工作，中午12点回小羊宜宾吃饭，饭后挎一竹篮子将晚饭带回东堂子，晚上把床上的书往上码一码就睡觉。当年我常加入沈先生奔走吃饭的旅程，没少吃沈夫人烧的可口饭菜。
沈先生自己做的红烧肉、红烧猪脚味道很好，肉烂烂的，口味不咸还略带甜味。记得一次在沈夫人住处吃饭，一道笋干炖排骨，我们直夸味道好，等沈夫人转身去取饭时，先生悄悄告诉我们：“要不是我偷偷抓了一把糖放锅里，哪会这好吃！”然后像小孩一样神秘地微笑……那几年的工作紧张辛苦，可快乐充实。
用温文尔雅形容张兆和是最恰当不过了。她人很消瘦，总是不停地劳作着，一方小屋永远是整洁的。夏天屋前的方寸土地被她安排得总是花朵常驻：玫瑰、月季、扁竹……这里是沈家“花园”。客人来了，屋里没地方，花园就是沈先生待客的首选处所。有许多朋友现在见面谈起来，仍忘不掉和沈先生在小花园旁谈话的记忆。
沈先生的脑筋永远为他研究的专题在转动，半天不见，就会看到桌上、壁上增添了好多小纸条，“这个×××有用”“这个给××参考”“这个新材料待补充”……沈先生在东堂子犒劳我们的时候，常是筷子夹着一块排骨什么的和你讲话，举了很长时间忘记放到嘴里，又送回盘里，起身去给你拿书。
沈先生谈到丝绸，谈到冠巾……尤其是讲到凤凰，说着说着，他的声音越说越轻，右手食指轻点着，最后稍加重点儿语气的一句湘西话“美极了”结束一段话。那就是先生讲述得最神往的时候，好像高声宣讲就要破坏什么。遇到他这种神往的时候，我们从不打断，不明白，以后再细细问他，弄懂以后就会知道难怪他这么专注。
沈先生手不释卷，晚年高血压非常严重，视力受影响，他侧着眼睛也要读书。有时他让我们帮忙查资料，告诉我们哪本书第几部第几卷。我们去查，保准在那儿。
当我们被一些让人不平或困惑的事干扰得情绪不好时，沈先生常轻轻地谈：“不去管它吧！要看到我们做的是大事，我们不能输掉，有多少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日本人，我们不能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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