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与集王圣教序

2016-10-31 17:37:17来源：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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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晚年书作《毛泽东词》

　　张宗祥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外祖父沈韵楼，是有名的书法家。所以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据其《冷僧自编年谱》记载：10岁练习书法，临颜鲁公《多宝塔》，15岁临写《颜家庙碑》，22岁得旧拓《淳化阁帖》，始习行草，间临《争座》、《三谢》、《大麻姑仙坛记》等，自1912年(31岁)开始，张宗祥在书法方面，有了新的改变和心得，改学李邕，1913年，得明拓《思训碑》，自此之后，一变“平原”之习，略能悟唐人用笔之法矣。1915年，得《麓山》、《法华》诸碑，恣临之，又以为力薄。遂临《龙门造像》、《张猛龙碑》，兼习汉隶《史晨》、《华山》。自是岁始，至38岁，皆各碑参互临习。
　　张宗祥的书法学李北海但又不同于李北海，而是尊崇“二王”，特别心仪《集王圣教序》，汲取其精髓，兼收汉魏碑版的特点，同时根据自己的性情、学养成就了自己富有个性的书风。因张宗祥以抄校古籍作为毕生事业来做，故书迹存世不多，主要留存温州、杭州、海宁等文博单位和家属手中，部分散于民间。
　　一、《集王圣教序》在张宗祥书学观念中的地位
　　《集王圣教序》乃王羲之书法之集大成者。此碑广采王书之众长，非常注重变化和衔接，摹刻亦颇为精到，因此可以说，“圣帖”足以代表王氏之书的精华，当时“在唐代京城地区就被视为王羲之行书的标准样式”。如对历代行草法帖颇有微词的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对《集王圣教序》绝口称赞：“唐僧怀仁集右军书，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
　　张宗祥论书，不因袭前人，亦不趋附时尚，有感而发，直抒己见，慧心独具，馨逸天成。对《集王圣教序》的论述也是如此，并与《兰亭序》传本作比较，颇具学术价值。“兰亭刻本太多，对之只觉目迷五色，何去何从，实难决定。予向主择一旧拓善本集圣教碑，取其所集兰亭诸字细细核对，则优劣立辨。盖怀仁集此碑时所摹兰亭诸字，实在神龙、定武诸本之前，或竟出自茧纸真迹亦未可知，故可宝也。今观宋元祐三年苏轼审定圣教序集王羲之书墨迹题识中有云：‘当时在廷，虞、褚诸臣，并精书体。以圣教庄严，不付缮写，欲得王羲之字填文。而羲之字于贞观初出内帑金帛购求殆尽，一时不能复得，勒弘福寺僧怀仁大开溥福之坛，广宣净业之旨，明圣教因缘，征右军笔札，有投只字，赉以寸金。仰佛慈灵，遗迹响应，不阅岁而得二千余字，鸿业竣焉。有所不足，双钩秘阁兰亭集序数字补之’云云。”张宗祥在此论中实际上表述了《兰亭》真本入昭陵而遂亡，存世皆为摹本和临本，转相传模，失真弥远、真赝参半。而《集王圣教序》中，“所摹兰亭诸字，实在神龙、定武诸本之前，或竟出自茧纸真迹亦未可知。”和引用“苏轼审定圣教序集王羲之书墨迹题识”，强调了怀仁为集王字所耗费的艰辛，以及其自身素养与集字的谨严态度等，充分说明了他为何推崇《集王圣教序》的理由，又取《集王圣教序》与《兰亭序》神龙、定武本诸字作比对，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冬窗无事，爰取集圣教中所收兰亭诸字与视，特出者记之。‘集’字，即‘少长咸集’之‘集’，末一点神龙较近，定武则拘谨不堪；‘隹’中一直，神龙、定武皆正，而圣教斜向右方，此皆证明兰亭醉后之笔。‘崇’字，‘山’下既无三点，‘山’字之用笔流利，‘宗’字一直亦不与点相连。‘群’字末笔两歧，神龙略似无力。此其大者。其他所摹诸字，笔法皆较神龙、定武为清晰可法。”
　　当代也有将《集王圣教序》与《兰亭序》相比照，如复旦大学喻蘅教授指出：“两者神采，字形、笔势基本一致者56字，神形相似而笔者有异者32字。”和暨南大学曹宝麟教授也逐字制出比勘图，比较字形、笔势后的结论：“《兰亭序》中有73字可能被怀仁集取。”而这样的比对，张宗祥早就在考证了，既体现了怀仁集字之谨慎和忠实程度，也反映了在那个时代，张宗祥对《集王圣教序》的独具慧眼和深邃的见地。
　　清代产生了重碑抑帖的书学观念，深刻影响着近当代的书学发展。张宗祥学书时期没有受这一书学观念的影响，早年受家学指导“学书当学颜”，在22岁时，得旧拓《淳化阁帖》，始习行草，尤好二王法书。31岁后虽学李邕，但极善分析和研究，认为“能守王之家法而不变者，独一李邕。”又说：“自羲之而下，皆用羲之之法而不逮者也……若会合传家所存之帖而观之，则可知自汉至晋无大变迁，独巧拙之间有不同耳，故自汉至晋言书学者可以羲之一人为大宗也。”由于《集王圣教序》是最大限度地忠实于王羲之书法，加之石质在保存上的优越性，使他成为王羲之书法艺术最为可靠的载体，而张宗祥对王氏书风，特别是对《集王圣教序》的深刻剖析，使他跳出了当时“重碑抑帖书学观”的樊篱，加上曾因补北海之力薄，遂“上追”肆临六朝方笔之碑及汉隶，从而形成了他的书学观念，并对于碑帖之学，也有了其独到的见解：“‘碑帖均有是处，也均有弊处。故不能尊碑压帖，也不能尊帖压碑’，‘传世之碑，刀多笔少也。刀笔不分，而劝人写碑，流弊不胜言，学者审之。碑之误于刻，则可知帖之亦误于刻。倘能从笔法研求，自无诸弊。惟帖翻刻至多，遂至失真愈甚，不可不知’。故先生一生既学碑，又学帖，从无主碑、主帖之说。他的书法，既有碑之雄俊伟茂，又有帖之清气逸韵。”应该说“碑之误于刻，则可知帖之亦误于刻。倘能从笔法研求，自无诸弊。惟帖翻刻至多，遂至失真愈甚，不可不知。”实则张宗祥是从《集王圣教序》与《兰亭序》神龙、定武本的比对中所悟，因此，使他认识到既不主碑也不主帖，形成了“碑帖兼融”的书学观。
　　二、张宗祥对《集王圣教序》的实践应用
　　1.张宗祥临《集王圣教序》
　　《集王圣教序》在中国书法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朱关田在所著《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中有言：“盛中唐之行书，每每宣称临习王羲之，实则全从《圣教序》而来，或出自初唐诸贤所仿摹之《兰亭集序》……”，所以历代诸多书法家皆以其为必学范本，这可从现存有关《集王圣教序》的摹本、临本中得到证明。可以想见，先贤况且如此，张宗祥不可能不受影响，他曾说：“临圣教序之后再临兰亭，就成一条直线，上去自然便当得多。这是大路一条。”［14］这与宋《宣和书谱》：“怀仁书二，《圣教》居首。《圣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一则僧怀仁集羲之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为后学字楷。学羲之者，必自怀仁始。”一样，对《集王圣教序》在学王羲之行书中首要地位的推崇。而他70岁后，每天早餐之前，总是背临一通《神龙兰亭》。由此推算，笔者认为张宗祥是在对《集王圣教序》深度研习后，再达到能背临《神龙兰亭》的程度。
　　清代书家王澍在“临圣教序”题跋中曾言：“临古不可有我，又不可无我，两者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不能无我，则离合任意，消息因心，未能虚而委蛇，以赴古人之节，钞帖耳，非临帖也。然不能有我，但取描头画角，了乏神采，此又墨工椠人伎俩，于我何有？故临帖不可不似，又不可徒似。始于形似，究于神似，斯无所不似矣。”张宗祥临《集王圣教序》，也是如此，既重形似，又注重对其内在精神的抉发，同时，又看到：“《圣教》集王书为之，然行间皆不相贯法，若以字论，则《圣教》钩摹王字当较《兰亭》为精，今乃反不及之，此岂非行间幅里精神不贯法之故乎？”因此，在临写时除笔墨上强化墨色的浓淡枯湿变化，又重视行幅间的贯法和气息的传达。
　　2.张宗祥在其创作中的应用
　　据上所述，张宗祥学《集王圣教序》，不是仅学其形，而是以自己的学养和理解去丰富。也就是，不拘细处，以风韵取胜。往上直追晋唐，正如他自己所说“……后则各家杂临，但终至唐而止，唐以下仅作参考而已。”现从张宗祥不同时期作品中书写的字与《集王圣教序》的字比对，就可以看出他对圣教的研习之深，显示其扎实的王羲之书法功底。他延续了王书用笔坚挺紧实，笔锋按下程度较大，转折处顿笔、折笔暗过，运笔速度爽快，在转换时动作丰富，有节奏感。悬腕中锋故无拖带侧锋之弊，加上他又有临习六朝方笔之碑和汉隶的根基，转折处更强化方、折用笔，增其骨力，“似又不似”，有着自己的个人面貌。
　　张宗祥平生多写行书、草书，故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以晋唐为宗，他对有着集王羲之书法之大成者的《集王圣教序》等的深度研习，从而充分汲取到了王羲之书法的精髓，体会到了：“羲之一生用力尽在修饰去古之拙而存其巧，去古之疏而存其密……是可证羲之之书同古人之法，而致力于修饰者也。”才能看到初唐书家学王的不足对他们也有着深刻的剖析：“虞世南学王而得其拘，如《尚书宣示》之类。褚遂良学王而得其媚。拘者，厚重有余，流利不足，力胜韵也。媚者，流丽有余，厚重不足，韵胜力也。然二家之书，褚与王分道，虞犹不自标异。”“北海学王，规步矩趋，无敢或缺，然亦有取巧之处，时以倾侧之势救力弱也。”所以，张宗祥书学北海，但对北海的短处了然于胸，有着精辟的论述：“余之论北海，以谓北海守成法而少变化……故董香光以为右军犹龙，北海犹象，真确认矣。”其中张宗祥对“右军犹龙，北海犹象”的涵义更是一语道破：“惟龙故变化不测，惟象故致力不倦。”李邕的特点也是其不足之处，即“少变化”。而《集王圣教序》的“变化莫测”正弥补了这一不足。他对于王羲之之意义极为明确：“羲之最神化不测，用笔结体亦未敢舍师承之学、独出己意而为之，但删削弊病，悉求工妙……自羲之而下，皆用羲之之法而不逮者也。当是时，善书者虽多，立异者绝少。羲之之力，可谓绍前启后，若就书学上位置论之，真与儒家之有孔子同矣。”
　　正是张宗祥对有着“王羲之行书标准化之称”的《集王圣教序》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所以在其平时书法的实践创作中也充分加以应用，以圣教的“去古之拙而存其巧”的意韵来化解李北海的硬拙挺耸
　　的怒气，以六朝方笔之碑及汉隶来补北海之力薄，碑帖巧妙融合。
　　三、结语
　　当今书法创作常因“法”的缺失而导致“品格”的低下，略能一观的，无非是在“技巧”上有较好的表现与把握的能力，因此，法的“缺失”是当今书法最为致命的问题。张宗祥对《集王圣教序》的推崇，在当下的意义：首先唤醒我们对“法”的重铸。其对《集王圣教序》的临习和应用，对“法”做了很好的注释。他所临的《集王圣教序》，体现出圣教挺拔俊秀、雄强遒美，且结体精严的形神风貌。由于《集王圣教序》为刻本，故而点画往往趋于硬挺，棱角也不免更为突出，字法的展示只在结构方面，笔触也很难表现出来。初学者往往会表现得生硬，而无生机。张宗祥所临《集王圣教序》从模糊的刻痕中表现出清晰的笔法来，使得《集王圣教序》充满着鲜活的气息。行笔的过程、引带的流变，将“二王”信札与《兰亭序》的气韵渗入到临习过程中，这样《集王圣教序》的笔法与气韵就显现出来，不会同刻板所表现的外象那样呆板、僵化。因为张宗祥对行草临习是倡导：“行草尤宜多见墨迹，方有妙悟，如不可得，则求整幅碑版悬而玩之，方有神悟。若逐字学之，必无可观。”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在临习《集王圣教序》时，最好以书写墨迹为参照，从墨迹、摹本以及后人继承较好的墨迹等几个方面多元地看待并进行研究，这样便可事半功倍。
　　其次，“当今学王书家，其实大多承继了孙(过庭)、赵(孟頫)、董(其昌)及《阁帖》使转之法，而于唐摹本王书手札、《集王圣教序》之骨力多不能及。”“当今学王的流行书风，对王书传统空间形式之悟解，显然不够透彻。惯性的用笔造成同类点画之形态单一雷同。”而张宗祥从《集王圣教序》的数千王字中悟到“王氏书风”的精神内涵，体会到王书有锋棱、有色泽，虽冲和虚澹，但内含骨力以及“出奇入正”的空间美感。在书写中讲究字字藏锋入笔，随势生态，用笔从细致入微处显示王氏一脉运笔的线路、笔法的隐现和起承转合，结体峻拔秀丽，于平正中见险绝，秀媚中见遒健。并用其丰厚的学养和文化意识去研索领会，显现出高贵而洒脱、规正而放意的“书卷气”，形成了既有碑之雄伟，又有帖之清逸的书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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