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专稿｜王冕之死：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元末明初的狂士——王冕（?-1359），经由吴敬梓（1701-1754）著名小说——《儒林外史》的渲染，他孤傲而才气纵横的意象，业已栩栩如生地烙印在广大读者的心灵，不只成为传统士人所景仰的偶像，也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吴敬梓置王冕为全书的首回，与其他章回所刻画的读书人庸俗不堪、令人发笑的丑态恰成对比，正符合作者所自述“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的用意，在艺术创作上，自是绝大的成功。但小文所要探讨的，却是历史的真实与文学创作之间曲折的紧张性和创新性。
王冕在家乡，可是个“偶像破坏者”。他曾有“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的惊世骇俗之举（陆容《菽园杂记》）， 又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宋濂《王冕传》）。而最值得玩味的是，史传与小说各自如何交待王冕最后的结局。细绎留存至今的文本，“王冕之死”极具争议，难下定论，大略言之，古今史籍不外归诸两大原因，也都各拥文献证据：其一突然暴毙，其二遇难而死。另有若明末散文家张岱溢出历史的神仙说（张岱纂《越中三不朽图赞》），则不予论列。
[明]宋濂撰《宋濂全集》（全四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宋濂（1310-1381）的《王冕传》（《宋濂全集》）向来为后世所尊， 王冕“暴毙而死”不仅成为主流论述，更成为《明实录》（卷七）、《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的依据。宋氏认定朱元璋（1328-1398）曾“物色得冕，置幕府，援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由于宋濂系明初开国功臣，素负文名，他的说法遂为众人所取。但倘若比对该时的原始史料，则颇有斟酌的余地。
职是之故，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撰《王冕传》（《曝书亭集》）交代王冕晚年的下场，则与宋濂所述迥然有异。他特为表彰王冕对于朱元璋“不降其志以死者”，因别为立传，图欲上之“史馆”，希冀编纂者慎择，可见朱氏认真的态度，可惜官修《明史》终究仍本诸宋濂之说。
朱氏的质疑，无非本诸王冕的同乡徐显（生卒年不详）的说词。徐氏系王冕好友，王冕北游南归，曾告诫徐显天下将大乱，王冕遂决定南栖归隐。徐显也替王冕写了篇传记，文末说王冕遭寇（明军）挟持见“大帅”，冕慷慨晓以大义，但“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人为之具棺服敛，墓碑署曰“王先生墓”，可见犹为一介平民。徐显论赞王冕云：“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所以只能直称“元逸民”（徐显《王冕》，见《稗史集传》），而与尔后官修《明史》入列《文苑传》，显有歧出。
但在艺术再现上，王冕则别有一番意味。盖以历史人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虽仍存有大幅发挥想象的余地，但比起全然虚构的人物，多少受到时空与史实若干的制约，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若《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换言之，文学创作固然依违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却非完全受其范囿。视《儒林外史》为“稗官”文类的“闲斋老人”，便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他举《三国演义》为佐证，说道：
《三国》（演义）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葫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弒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亦具可发人深省。（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可见“文”与“史”之间的关系，并非以“虚构”与“事实”的分辨，就可以一语道尽，其辩证关系需得逐一详究。
宋濂的《王冕传》说“冕屡应进士举不中”，但在《儒林外史》里却绝口不提王冕曾屡试不中之事，刻意将其塑造成无意仕进，“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门读书”的高士。按，文学创作本不须“秉笔直书”，与史实小大出入可也。
王冕似曾见过明太祖，明初刘辰（1334-1412）的《国初事迹》里，载有以画梅著称的王氏，曾赴金华见太祖，太祖待之颇厚，曰：“我克绍兴，看你做知府。”（刘辰《国初事迹》）遂赐衣服遣回，并未任用。按该书类案牍之词，逐条记实，行文朴质，无所隐讳，应有所据。甚至复传有王冕曾献奇计于明军之事，告以攻城之略，却惨遭溃败，王冕得咎，遂受疏远（徐勉之《保越录》）。明人另有传言，云“洪武开国之初，所以待元绅士者极其优厚，奖其忠义而抑其顽钝、无耻者”，反讽的是，名列“忠义者”的王冕却落得如此下场：
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军前，直言而死。此又忠义者之果于自决，非为上者之不优容也。（来集之《倘湖樵书》）
此似为太祖开脱之言。诸如此类遁词，不禁启人疑窦。
相反的，宋濂并未亲见王冕，却着意为之立传，恐缘当时两军对垒（朱元璋与张士诚），王冕为该时名士，其投效与否，大有文宣价值。此外，明初另一国师刘基（1311-1375）也为王冕的《竹斋集》写过序（刘基《竹斋集序》，见寿勤泽点校《王冕集》）。一介逸士需劳得两位重要的开国文臣为其作传、写序，显得十分不简单。
疑团是：以王冕的狂傲自恃、放言无碍，遇上素轻儒生、拒听雅言且嗜杀的朱元璋，恐凶多吉少。太祖诛杀其义子亲侄朱文正（1336-1365?）的罪名，正是“亲近儒生，胸怀怨望” （吴晗《朱元璋传》；刘辰《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何况太祖毫不掩饰地径告其近臣：“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并参吴晗《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王冕处境的艰危，可想而知。
唯王冕的死因扑朔迷离，徒增后世史册纷扰，致难为其清楚定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的《诸暨县志》即反映了此一窘境，它如是记述道：
王冕，万历《绍兴府志》列《儒林》，《浙江通志》载《续高士传》列《隐逸》，《续宏简录元史》（按，此指邵远平撰《续弘简录元史类编》，共四十二卷，清康熙时期刻印）列《文翰》，《明史》列《文苑》；今录宋濂传，仍拟列《儒林》。（枕椿龄等修、楼卜瀍等纂《诸暨县志》卷二十五，清乾隆三十八年刊本）（文/黄进兴）
王冕在家乡，可是个“偶像破坏者”。他曾有“爨下缺薪，则斧神像爨之”的惊世骇俗之举（陆容《菽园杂记》）， 又曾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宋濂《王冕传》）。而最值得玩味的是，史传与小说各自如何交待王冕最后的结局。细绎留存至今的文本，“王冕之死”极具争议，难下定论，大略言之，古今史籍不外归诸两大原因，也都各拥文献证据：其一突然暴毙，其二遇难而死。另有若明末散文家张岱溢出历史的神仙说（张岱纂《越中三不朽图赞》），则不予论列。
宋濂（1310-1381）的《王冕传》（《宋濂全集》）向来为后世所尊， 王冕“暴毙而死”不仅成为主流论述，更成为《明实录》（卷七）、《明史》（卷二百八十五）的依据。宋氏认定朱元璋（1328-1398）曾“物色得冕，置幕府，援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由于宋濂系明初开国功臣，素负文名，他的说法遂为众人所取。但倘若比对该时的原始史料，则颇有斟酌的余地。
职是之故，清初大家朱彝尊（1629-1709）撰《王冕传》（《曝书亭集》）交代王冕晚年的下场，则与宋濂所述迥然有异。他特为表彰王冕对于朱元璋“不降其志以死者”，因别为立传，图欲上之“史馆”，希冀编纂者慎择，可见朱氏认真的态度，可惜官修《明史》终究仍本诸宋濂之说。
朱氏的质疑，无非本诸王冕的同乡徐显（生卒年不详）的说词。徐氏系王冕好友，王冕北游南归，曾告诫徐显天下将大乱，王冕遂决定南栖归隐。徐显也替王冕写了篇传记，文末说王冕遭寇（明军）挟持见“大帅”，冕慷慨晓以大义，但“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人为之具棺服敛，墓碑署曰“王先生墓”，可见犹为一介平民。徐显论赞王冕云：“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所以只能直称“元逸民”（徐显《王冕》，见《稗史集传》），而与尔后官修《明史》入列《文苑传》，显有歧出。
但在艺术再现上，王冕则别有一番意味。盖以历史人物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虽仍存有大幅发挥想象的余地，但比起全然虚构的人物，多少受到时空与史实若干的制约，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若《三国演义》之于《三国志》。换言之，文学创作固然依违于历史的缝隙之间，却非完全受其范囿。视《儒林外史》为“稗官”文类的“闲斋老人”，便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他举《三国演义》为佐证，说道：
《三国》（演义）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葫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弒者鉴，其他蜀与吴所以废兴存亡之故，亦具可发人深省。（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可见“文”与“史”之间的关系，并非以“虚构”与“事实”的分辨，就可以一语道尽，其辩证关系需得逐一详究。
宋濂的《王冕传》说“冕屡应进士举不中”，但在《儒林外史》里却绝口不提王冕曾屡试不中之事，刻意将其塑造成无意仕进，“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门读书”的高士。按，文学创作本不须“秉笔直书”，与史实小大出入可也。
[元]王冕绘《墨梅图》
又，王冕原以“画梅”见长，倚此闻名于世。但在《儒林外史》里却不提“梅花”，王冕改以画“荷花”见著。按，“荷花”作为象征，不外取喻释教佛本身或载道工具，但核诸王冕生平素不礼佛、敬佛，则知非其所本。只是《儒林外史》里塑造王冕画荷的寓意，应与佛教无关。作者吴敬梓较可能取材自北宋大儒周敦颐（1017-1073）的传世名文《爱莲说》（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全集》），将出淤泥而不染、不蔓不枝、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莲花，转化作君子洁净高超的象征。王冕似曾见过明太祖，明初刘辰（1334-1412）的《国初事迹》里，载有以画梅著称的王氏，曾赴金华见太祖，太祖待之颇厚，曰：“我克绍兴，看你做知府。”（刘辰《国初事迹》）遂赐衣服遣回，并未任用。按该书类案牍之词，逐条记实，行文朴质，无所隐讳，应有所据。甚至复传有王冕曾献奇计于明军之事，告以攻城之略，却惨遭溃败，王冕得咎，遂受疏远（徐勉之《保越录》）。明人另有传言，云“洪武开国之初，所以待元绅士者极其优厚，奖其忠义而抑其顽钝、无耻者”，反讽的是，名列“忠义者”的王冕却落得如此下场：
诸暨王冕，值大兵攻城，舁至军前，直言而死。此又忠义者之果于自决，非为上者之不优容也。（来集之《倘湖樵书》）
此似为太祖开脱之言。诸如此类遁词，不禁启人疑窦。
相反的，宋濂并未亲见王冕，却着意为之立传，恐缘当时两军对垒（朱元璋与张士诚），王冕为该时名士，其投效与否，大有文宣价值。此外，明初另一国师刘基（1311-1375）也为王冕的《竹斋集》写过序（刘基《竹斋集序》，见寿勤泽点校《王冕集》）。一介逸士需劳得两位重要的开国文臣为其作传、写序，显得十分不简单。
疑团是：以王冕的狂傲自恃、放言无碍，遇上素轻儒生、拒听雅言且嗜杀的朱元璋，恐凶多吉少。太祖诛杀其义子亲侄朱文正（1336-1365?）的罪名，正是“亲近儒生，胸怀怨望” （吴晗《朱元璋传》；刘辰《国初事迹》；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何况太祖毫不掩饰地径告其近臣：“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并参吴晗《朱元璋传》第五章《恐怖政治》）王冕处境的艰危，可想而知。
唯王冕的死因扑朔迷离，徒增后世史册纷扰，致难为其清楚定位。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的《诸暨县志》即反映了此一窘境，它如是记述道：
王冕，万历《绍兴府志》列《儒林》，《浙江通志》载《续高士传》列《隐逸》，《续宏简录元史》（按，此指邵远平撰《续弘简录元史类编》，共四十二卷，清康熙时期刻印）列《文翰》，《明史》列《文苑》；今录宋濂传，仍拟列《儒林》。（枕椿龄等修、楼卜瀍等纂《诸暨县志》卷二十五，清乾隆三十八年刊本）（文/黄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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