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 | 衣冠南渡、琅琊王氏
上期：王澄终日醉酒，不理政务，轻率杀人，又弃众逃奔，引起杜弢之乱。路过豫章去拜访王敦的时候，王澄对其军功视而不见，对王敦出言不逊，屡尽侮辱之意，使王敦越发忿怒。王敦将其左右灌醉，命力士将王澄绞杀，时年四十四。（回顾点链接）
永嘉四年的西晋
杜弢【1】起义始于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结束于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整整持续了四年，在这场变乱之外，正如前文所说，西晋政权也已经走到了末路穷途的地步。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汉主刘聪命晋怀帝着青衣奉酒，西晋旧臣不胜悲愤，令刘聪心生厌恶，后又有消息传来，说庾珉等人暗通刘琨，于是刘聪便将晋怀帝、庾珉等十余人全部杀了。消息传到长安，皇太子司马邺即位，是为晋愍帝。但此时的长安，“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显然已经被众人放弃了。晋愍帝也深知这一点，便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但实际上，即便是众望所归，亦或是不得不归的江东，也不尽如人意。
除了之前提到的对江东本地豪族信任不足，所任官员大多是中州逃亡过来的士族，因此“吴人颇怨”以外，司马睿最大的政治败笔在于此时对帮助自己立足江东的琅琊王氏起了忌惮之心。当时司马睿府中参佐大多不问实事，以游山玩水，清谈自逸为要务。录事参军陈頵出身寒素，对朝中流弊忧心十分，南渡后曾劝过王导，认为朝廷但以名望取官，以至于有才之士无法施展抱负，若能“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则大业可举，中兴可冀，但王导没有听从。陈頵又劝谏司马睿说：“洛阳颠覆，正是因为朝臣都以小心恭恪为凡俗，以偃蹇倨肆为优雅，而现在僚属们继承了那时候的风气，恐怕又会复蹈前车之覆”，建议将称病不愿做事的官员统统撤职。陈頵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所提的建议太过激进。其时江东基业未稳，吴人并没有完全依附晋室，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安定江东，拉拢南渡士人才是最重要的事，王导后来所谓的“人言我愦愦（糊涂），后人当思此愦愦”，也是这个意思。
因此司马睿与王导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渡江士族给予打击，破坏自曹魏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以九品中正制为根基的门阀关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祖逖请奏北伐的时候，司马睿并没有给予相当支持，只是象征性地给了他一些粮草布匹，令他军备自筹。
所以对陈頵的提议，司马睿不仅没有听从，不久以后还将其贬为谯郡太守，令其离开了建邺。然而正如《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一般，司马睿明断不足，政治才能实在有限，为了与内辅社稷，外建军功的王氏兄弟相抗，他启用了镇东长史刁协为丞相左长史，从事中郎彭城刘隗为司直，邵陵内史广陵戴邈为军咨祭酒，参军丹杨张闿为从事中郎，尚书郎颍川钟雅为记室参军，谯国桓宣为舍人，豫章熊运为主簿，会稽孔愉为掾。这些人的出身大多寒素，例如钟雅，其父钟晔，曾担任公府掾，但很早就去世了；刁协的祖父、父亲虽然曾在曹魏西晋担任过一定的职务，但与琅琊王氏绝不可相提并论。
而在出身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行事风格与琅琊王氏大相径庭。为了安稳江东，哪怕在言语行为上为江东诸人所轻，但只要他们在政治上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王导兄弟便不以为意，选择屈就。而以刘隗、刁协为首的司马睿亲信，不仅不愿退让，还屡屡挑事，多次弹劾江东士族。但以《晋书》记载，刘隗曾弹劾了护军将军戴若思、世子文学王籍之、东阁祭酒颜含、庐江太守梁龛、丞相行参军宋挺等多人，而其所弹劾之事，除了宋挺割盗官布六百余匹以外，大多是居丧嫁女、结婚等小事而已。对王敦的兄长王含，刘隗更是不加手软，“劾奏文致甚苦，事虽被寝，王氏深忌疾之”。而刁协与朝臣们的关系更加恶劣。其“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如此借酒意辱骂公卿之人，显然不是什么出色的政治人物。也无怪乎周顗的弟弟周嵩以自己哥哥与刁协共事为耻，探病时见到刁协，连哥哥的病情都不问了，直接说了一句“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就径直离开了。司马睿为了抑制王氏兄弟，竟亲近信任这样的人，王敦当然会不满。
这个时候的他，因为平杜弢有功，被司马睿擢为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
陶侃，名人，有陶侃惜谷，陶侃搬砖等轶事
按《晋书》记载，王敦都督六州军事后，“始自选置刺史以下，浸益骄横”，罔顾朝廷命令，自任六州行政事务。他以原荆州刺史陶侃为广州刺史，从弟王廙代之。陶侃【2】的将吏郑攀、马俊等人上书王敦，请求将陶侃留下，王敦怒而不许。王敦忌讳陶侃，不仅仅是因为陶侃平杜弢有功，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司马睿逐渐开始依靠琅琊王氏以外的寒族之士。可见陈頵当时的提议，司马睿虽然没有及时采纳，但还是有所考量的，而王敦擅自为政，更加引起了他的忌惮。因此王敦和司马睿之间关系的恶化，双方可谓是各为因果。
就在王敦升任为镇东大将军后的一个月，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九月，汉刘曜攻破长安；十一月，晋愍帝出城请降，被送至平阳。十二月，司马睿得到晋愍帝被掳的消息后，“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然而可笑的是，他以漕运延期耽误出征时间为由，斩杀了督运令史淳于伯。《晋书》中说淳于伯的献血沿着柱子逆流而上，人们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淳于伯当然是被冤枉的，他不过是司马睿不肯出兵的替罪羊罢了。而刘隗则借机弹劾，以至于最后王导不得不上疏引咎请求辞职，虽然司马睿故作姿态，表示政刑失中是自己的过错，没有追究王导的责任，但这显然也是一次有预谋的弹劾。而在这场风波以后，出兵解救晋愍帝一事，就此搁浅了。晋愍帝大约也知道江东绝不会出兵讨伐，因此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顺服，在出城投降前一日，他对左右下诏说，“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
而这时候的晋愍帝，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被迫登上帝位的孩子。
次年三月，司马睿在群臣“固请”之下，“不得不”依魏晋故事，称晋王，“改元，始备百官，立宗庙，建社稷”。
一年后，也就是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晋愍帝被杀，各地刺史纷纷上疏，请司马睿为天子。司马睿仍然故作姿态，不仅不肯接受，还让殿中将军韩绩将御坐撤去。然而在群臣的坚持下，司马睿“不得不”顺应天命，登基为帝，是为晋元帝。而为后世所称道的，“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大有落实王与马，共天下这个说法的行为，也不过是司马睿对王导的一次试探罢了。王导于此也是心知肚明，坚持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罢了。然而从最初的君臣相协，到现在王导的隐忍退让，多次因为刁协的弹劾而自请辞职；而为王导辩解的中书郎孔愉，也被司马睿降职为司徒左长史。司马睿与王氏兄弟，乃至士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
纵然王导自己对这样的处境淡然自若，然而王敦却为自己的弟弟深报不平。他上疏司马睿，声称“王佐之器，当得宏达远识、高正明断、道德优备者，以臣暗识，未见其才。然于见人，未逾于导；加辅翼积年，实尽心力。霸王之主，何尝不任贤使能，共相终始！管仲有三归反坫之识，子犯有临河要君之责，萧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终为良佐。以导之才，何能无失！当令任不过分，役其所长，以功补过，要之将来。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风；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忠于社稷”。这份上疏先是到了王导手中，王导将其退还给了王敦，但王敦坚持再次上疏给了司马睿。平心而论，文中对王导的评价，“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于千百年后的我们看来，也不可谓不客观公允；而他恐怕王导侍奉君侧多有得罪，主动提到前朝管仲、萧何诸人，希望司马睿能够宽容王导犯下的过错，令其将功补过。王敦这份上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绝看不出史册中所谓此时王敦已有不臣之心，欲取晋室而代之。
上一期：魏晋风骨（王敦） | 永嘉之乱、王与马，共天下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八十三至卷九十三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 桓温列传》
《晋书·元帝 明帝纪》
编注：
【1】杜弢（？－315年），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祖父杜植是有名蜀土的人，因而杜弢在蜀地亦有名望。杜弢起初任地方官员，在西晋末年在湘州被当地流民推举为变民首领叛乱。后来王敦派陶侃和周访领兵讨伐，颇见成效，令杜弢曾一度投降，但不久则因仍受晋军进攻而再次起兵叛乱，但以失败告终。
【2】陶侃（259年－334年），字士行。江州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省都昌县）人，晋朝名将。出身寒门的陶侃自讨平张昌叛乱开始以其战功一直升迁，最终当上太尉之位，并掌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并任荆江两州刺史；在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是一个例外。陶侃不单对东晋的建立与维持在军事上作出贡献，本身亦甚有治绩，治下荆州太平安定，路不拾遗，亦深受人民爱戴。曾建杉庵读书于岳麓山。
杜弢【1】起义始于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结束于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整整持续了四年，在这场变乱之外，正如前文所说，西晋政权也已经走到了末路穷途的地步。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汉主刘聪命晋怀帝着青衣奉酒，西晋旧臣不胜悲愤，令刘聪心生厌恶，后又有消息传来，说庾珉等人暗通刘琨，于是刘聪便将晋怀帝、庾珉等十余人全部杀了。消息传到长安，皇太子司马邺即位，是为晋愍帝。但此时的长安，“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显然已经被众人放弃了。晋愍帝也深知这一点，便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但实际上，即便是众望所归，亦或是不得不归的江东，也不尽如人意。
除了之前提到的对江东本地豪族信任不足，所任官员大多是中州逃亡过来的士族，因此“吴人颇怨”以外，司马睿最大的政治败笔在于此时对帮助自己立足江东的琅琊王氏起了忌惮之心。当时司马睿府中参佐大多不问实事，以游山玩水，清谈自逸为要务。录事参军陈頵出身寒素，对朝中流弊忧心十分，南渡后曾劝过王导，认为朝廷但以名望取官，以至于有才之士无法施展抱负，若能“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则大业可举，中兴可冀，但王导没有听从。陈頵又劝谏司马睿说：“洛阳颠覆，正是因为朝臣都以小心恭恪为凡俗，以偃蹇倨肆为优雅，而现在僚属们继承了那时候的风气，恐怕又会复蹈前车之覆”，建议将称病不愿做事的官员统统撤职。陈頵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所提的建议太过激进。其时江东基业未稳，吴人并没有完全依附晋室，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安定江东，拉拢南渡士人才是最重要的事，王导后来所谓的“人言我愦愦（糊涂），后人当思此愦愦”，也是这个意思。
因此司马睿与王导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渡江士族给予打击，破坏自曹魏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以九品中正制为根基的门阀关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祖逖请奏北伐的时候，司马睿并没有给予相当支持，只是象征性地给了他一些粮草布匹，令他军备自筹。
所以对陈頵的提议，司马睿不仅没有听从，不久以后还将其贬为谯郡太守，令其离开了建邺。然而正如《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一般，司马睿明断不足，政治才能实在有限，为了与内辅社稷，外建军功的王氏兄弟相抗，他启用了镇东长史刁协为丞相左长史，从事中郎彭城刘隗为司直，邵陵内史广陵戴邈为军咨祭酒，参军丹杨张闿为从事中郎，尚书郎颍川钟雅为记室参军，谯国桓宣为舍人，豫章熊运为主簿，会稽孔愉为掾。这些人的出身大多寒素，例如钟雅，其父钟晔，曾担任公府掾，但很早就去世了；刁协的祖父、父亲虽然曾在曹魏西晋担任过一定的职务，但与琅琊王氏绝不可相提并论。
而在出身以外，最重要的是这些人行事风格与琅琊王氏大相径庭。为了安稳江东，哪怕在言语行为上为江东诸人所轻，但只要他们在政治上能够给予一定的支持，王导兄弟便不以为意，选择屈就。而以刘隗、刁协为首的司马睿亲信，不仅不愿退让，还屡屡挑事，多次弹劾江东士族。但以《晋书》记载，刘隗曾弹劾了护军将军戴若思、世子文学王籍之、东阁祭酒颜含、庐江太守梁龛、丞相行参军宋挺等多人，而其所弹劾之事，除了宋挺割盗官布六百余匹以外，大多是居丧嫁女、结婚等小事而已。对王敦的兄长王含，刘隗更是不加手软，“劾奏文致甚苦，事虽被寝，王氏深忌疾之”。而刁协与朝臣们的关系更加恶劣。其“性刚悍，与物多忤，每崇上抑下...又使酒放肆，侵毁公卿，见者莫不侧目”，如此借酒意辱骂公卿之人，显然不是什么出色的政治人物。也无怪乎周顗的弟弟周嵩以自己哥哥与刁协共事为耻，探病时见到刁协，连哥哥的病情都不问了，直接说了一句“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就径直离开了。司马睿为了抑制王氏兄弟，竟亲近信任这样的人，王敦当然会不满。
这个时候的他，因为平杜弢有功，被司马睿擢为镇东大将军，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
按《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魏晋南北朝贵族政治与东亚世界的形成》一文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制度，都督专掌军事，但由於其兼任治所的州刺史，以及作为其府僚的长史兼任治所的郡守已经成为惯例，加之其他属州、属郡的长官也多由都督府的府僚充任，所以都督在管辖区内也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然而由于都督府和刺史府分属不同系统，治所以外的属州也都各有官府,因此在同一管辖区内的各个州是互相对等的关系，都督府面对这些对等关系的属州时仅能行使军事权。
按《晋书》记载，王敦都督六州军事后，“始自选置刺史以下，浸益骄横”，罔顾朝廷命令，自任六州行政事务。他以原荆州刺史陶侃为广州刺史，从弟王廙代之。陶侃【2】的将吏郑攀、马俊等人上书王敦，请求将陶侃留下，王敦怒而不许。王敦忌讳陶侃，不仅仅是因为陶侃平杜弢有功，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司马睿逐渐开始依靠琅琊王氏以外的寒族之士。可见陈頵当时的提议，司马睿虽然没有及时采纳，但还是有所考量的，而王敦擅自为政，更加引起了他的忌惮。因此王敦和司马睿之间关系的恶化，双方可谓是各为因果。
就在王敦升任为镇东大将军后的一个月，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九月，汉刘曜攻破长安；十一月，晋愍帝出城请降，被送至平阳。十二月，司马睿得到晋愍帝被掳的消息后，“出师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然而可笑的是，他以漕运延期耽误出征时间为由，斩杀了督运令史淳于伯。《晋书》中说淳于伯的献血沿着柱子逆流而上，人们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淳于伯当然是被冤枉的，他不过是司马睿不肯出兵的替罪羊罢了。而刘隗则借机弹劾，以至于最后王导不得不上疏引咎请求辞职，虽然司马睿故作姿态，表示政刑失中是自己的过错，没有追究王导的责任，但这显然也是一次有预谋的弹劾。而在这场风波以后，出兵解救晋愍帝一事，就此搁浅了。晋愍帝大约也知道江东绝不会出兵讨伐，因此对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有着不可思议的顺服，在出城投降前一日，他对左右下诏说，“朕已诏琅邪王时摄大位，君其协赞琅邪，共济多难”。
而这时候的晋愍帝，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被迫登上帝位的孩子。
次年三月，司马睿在群臣“固请”之下，“不得不”依魏晋故事，称晋王，“改元，始备百官，立宗庙，建社稷”。
一年后，也就是太兴元年（公元318年），晋愍帝被杀，各地刺史纷纷上疏，请司马睿为天子。司马睿仍然故作姿态，不仅不肯接受，还让殿中将军韩绩将御坐撤去。然而在群臣的坚持下，司马睿“不得不”顺应天命，登基为帝，是为晋元帝。而为后世所称道的，“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大有落实王与马，共天下这个说法的行为，也不过是司马睿对王导的一次试探罢了。王导于此也是心知肚明，坚持推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司马睿这才罢了。然而从最初的君臣相协，到现在王导的隐忍退让，多次因为刁协的弹劾而自请辞职；而为王导辩解的中书郎孔愉，也被司马睿降职为司徒左长史。司马睿与王氏兄弟，乃至士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了。
纵然王导自己对这样的处境淡然自若，然而王敦却为自己的弟弟深报不平。他上疏司马睿，声称“王佐之器，当得宏达远识、高正明断、道德优备者，以臣暗识，未见其才。然于见人，未逾于导；加辅翼积年，实尽心力。霸王之主，何尝不任贤使能，共相终始！管仲有三归反坫之识，子犯有临河要君之责，萧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终为良佐。以导之才，何能无失！当令任不过分，役其所长，以功补过，要之将来。导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风；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物听一移，将致疑惑。臣非敢苟私亲亲，惟欲忠于社稷”。这份上疏先是到了王导手中，王导将其退还给了王敦，但王敦坚持再次上疏给了司马睿。平心而论，文中对王导的评价，“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义，动静顾问，起予圣怀，外无过宠，公私得所”，于千百年后的我们看来，也不可谓不客观公允；而他恐怕王导侍奉君侧多有得罪，主动提到前朝管仲、萧何诸人，希望司马睿能够宽容王导犯下的过错，令其将功补过。王敦这份上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绝看不出史册中所谓此时王敦已有不臣之心，欲取晋室而代之。
上一期：魏晋风骨（王敦） | 永嘉之乱、王与马，共天下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卷八十三至卷九十三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 桓温列传》
《晋书·元帝 明帝纪》
编注：
【1】杜弢（？－315年），字景文，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祖父杜植是有名蜀土的人，因而杜弢在蜀地亦有名望。杜弢起初任地方官员，在西晋末年在湘州被当地流民推举为变民首领叛乱。后来王敦派陶侃和周访领兵讨伐，颇见成效，令杜弢曾一度投降，但不久则因仍受晋军进攻而再次起兵叛乱，但以失败告终。
【2】陶侃（259年－334年），字士行。江州鄱阳郡枭阳县（今江西省都昌县）人，晋朝名将。出身寒门的陶侃自讨平张昌叛乱开始以其战功一直升迁，最终当上太尉之位，并掌握重兵，都督八州军事并任荆江两州刺史；在世族垄断高位的东晋是一个例外。陶侃不单对东晋的建立与维持在军事上作出贡献，本身亦甚有治绩，治下荆州太平安定，路不拾遗，亦深受人民爱戴。曾建杉庵读书于岳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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