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走出“饥荒”的日子
我在这儿所说的饥荒，不是那种因为缺粮而引起的自然饥荒，而是另一种精神文化上的饥荒，这种饥荒所引起的空虚与恐怖，我曾经在一篇名为《我放映露天电影的日子》里写到过。毫无疑问，这样的饥荒也是饥荒，同样会给人类的生理与心理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所遗留的后果，恐怕还会更加长久与深远。
不过这种可怕的”饥荒“毕竟也会过去，于是我们便迎来了一段走出饥荒之后，快乐得几乎天天充满惊喜的日子。那些已经绝迹多日的“美味佳肴”令人眼花缭乱地涌来，让我们一时之间，几乎白天都坠入了无法承受的喜悦与忙乱。
那时候我先是在部队，不久又复员回江南一座小城当电影放映员，于是便经历了一段或许是任何时代的同行，都不曾经历过的“黄金时代”。
不过刚刚踏入这“黄金时代”，便让我吃了一顿批评。那是1976年底的一天，“四人帮”刚粉碎不久，便传来一批“文化革命”中被封杀的老电影即将解禁的消息。那天我到宁波机场附近一个连队放电影，带去的影片仍然是已经让人厌烦了的“老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正当我们布好银幕架起放映机，等着部队进场之即，传来了机场操场上今晚将放映《洪湖赤卫队》的消息，这是“十年文革”后第一部被解禁的彩色影片，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部队周围放映。消息被证实后，许多干部战士坐不住了，纷纷找借口开溜，除了几个必要的值班人员，其余很快都不见了踪影，显然己经“弃暗投明”跑到那边的放映场去了。剩下那些走不掉的便牢骚满腹，有些还对我们说起了牢骚怪话。说实话，我那会也是心痒难捺，见此情形，便干脆找个借口取消了放映计划，收起机器便直奔那边的放映场。到了那儿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那里还挤得进去。好在那会儿年轻，一转身便爬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就骑在树杈上远远地观看。
那天的放映是跑片，在冬夜的寒风中等了好一会仍不见动静，从晚上7点一直等到九点钟左右，才听到人群中一片欢呼，电影果然就开眏了。
回到单位后我因为自作主张取消放映计划而挨了批评，不过却丝毫也不感觉后悔，那份如初尝禁果一般的喜悦，我至今还牢牢记在心底。
不久后又有一部解禁的影片惊天动地，赚得了全国老百姓无数的眼泪，那部片子就是《甲午风云》。除了李默然精彩的演技，片中还有一声“邓大人”的呼唤声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在当时中国百姓的心目中，这声“邓大人”分明是在呼唤另一个深得民心，此时却仍然在蒙受冤曲的大人物。
1977年我复员回到地方影剧院，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正好席卷这个领域，一系列原来被封杀的影片接二连三开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三姐》，《阿诗玛》……一部比一部精彩，一部比一部好看。影院天天人满为患，我们忙得天天加班苦干，不过看到观众舒心如意的笑容，心里却是甜丝丝的。
印象中最深刻的，还是那段冒着七月流火，挥汗如雨放映《红楼梦》的经历。那是1978年的酷暑，我正打算报名参加当时刚刚恢复的高考，去向领导请假复习却不获批准，因为剧院正准备放映刚恢复上映的戏曲影片，即那部由王文娟和徐玉兰主演的越剧片《红楼梦》，领导正为缺乏人手头痛呢，那肯轻易放我去复习。于是我只得一边复习一边坚持放映，投入了这场或许是空前绝后的电影盛事。
江南七月的闷热众所周知，七月里挤满了人的剧场是个什么滋味，现在习惯了空调冷气的年轻观众显然无法想像，如果硬要打个比喻，那简直就是一个搁在热锅上的巨大蒸茏。唯一的降温手段就是每天从冰厂拉来的一些大冰块，再加上头顶上几台有气无力的电风扇。不过对观众来说，只要听上宝哥哥林妹妹一段深情婉转的唱腔，什么样的辛苦闷热都算不了什么。每天一大早，他们就在剧场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里头还有不少头发花白的老人。放映场次安排得满满的，从早晨八九点钟一直排到第二天凌晨，每场之间的间隔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放了十几天后，估计小城的居民每人都已经看过二、三遍，这回该松口气了吧，可是不行，售票窗前仍然人山人海排着长蛇般的队伍。仔细看看，原来是周围乡间的农民全都进城了，有的甚至还拖家带口，全家相邀着来看一场电影。
就这样，一部《红楼梦》我们整整放了二十天，而且还是冒着江南最热的酷暑。这样的盛景,估计今后的中国电影史上，都很难再次出现。
许多精彩的外国影片也纷纷亮相，如日本的《追捕》《狐狸的故事》等。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部南斯拉夫战争影片《瓦尔特保卫薩拉热窝》，那几乎令人窒息的紧张剧情，那优美洋气的异国情调，让刚刚从闭关锁国中走出来的小城观众如痴如醉，看得欲罢不能。剧院售票窗前整天排着长长的队伍，许多观众看一场不过瘾，非得要连看三、五场才罢休。来找我们开“后门”的熟人朋友络绎不绝。但票子实在太紧张，我们內部的工作人员一人也分不到几张，常常顾得张三顾不上李四，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
这部电影及随后上映的《桥》等故事影片，给中国观众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在那之前，我们只从政治学习中知道南斯拉夫是个“修正主义”国家，看过影片后才知道那儿是如此美丽，那儿的人民也是如此英勇顽强。一些精彩台词至今还在我们心里珍藏，只要有人提个头，立刻就能琅琅地背诵出来，譬如那句“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还有“我要走了，去找我的归宿”等等。
面对这么多精彩绝伦的好电影，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也在与日俱增：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那么博大精深，国外的文化艺术也那么精彩绝伦。可“四人帮”偏偏要制造“文化饥荒”，把这么多好影片都封起来藏起来，整整十年只让全国人民看八个“样板戏”，这是多么恶劣的行为，他们安得什么心!
说起来，在那个时代当个电影放映员，也实在是一种幸运。虽然地位不算什么，可口袋里揣着几张当时的“稀缺资源”一一电影票，头还是仰得高高的。我们用“稀缺”换取“稀缺”，如用电影票去和卖肉的去换几斤紧缺的猪肉，去百货商店买些稀缺的工业品，就是偶尔去饭店吃顿饭，碗里的肉也明显要比别人多出几块。
嘿嘿,透露一点当年的“小秘密，”也算是对那些刚刚走出饥荒的温馨日子，一丝甜蜜而略带酸涩的追忆吧。
不过这种可怕的”饥荒“毕竟也会过去，于是我们便迎来了一段走出饥荒之后，快乐得几乎天天充满惊喜的日子。那些已经绝迹多日的“美味佳肴”令人眼花缭乱地涌来，让我们一时之间，几乎白天都坠入了无法承受的喜悦与忙乱。
那时候我先是在部队，不久又复员回江南一座小城当电影放映员，于是便经历了一段或许是任何时代的同行，都不曾经历过的“黄金时代”。
不过刚刚踏入这“黄金时代”，便让我吃了一顿批评。那是1976年底的一天，“四人帮”刚粉碎不久，便传来一批“文化革命”中被封杀的老电影即将解禁的消息。那天我到宁波机场附近一个连队放电影，带去的影片仍然是已经让人厌烦了的“老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正当我们布好银幕架起放映机，等着部队进场之即，传来了机场操场上今晚将放映《洪湖赤卫队》的消息，这是“十年文革”后第一部被解禁的彩色影片，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部队周围放映。消息被证实后，许多干部战士坐不住了，纷纷找借口开溜，除了几个必要的值班人员，其余很快都不见了踪影，显然己经“弃暗投明”跑到那边的放映场去了。剩下那些走不掉的便牢骚满腹，有些还对我们说起了牢骚怪话。说实话，我那会也是心痒难捺，见此情形，便干脆找个借口取消了放映计划，收起机器便直奔那边的放映场。到了那儿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那里还挤得进去。好在那会儿年轻，一转身便爬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就骑在树杈上远远地观看。
那天的放映是跑片，在冬夜的寒风中等了好一会仍不见动静，从晚上7点一直等到九点钟左右，才听到人群中一片欢呼，电影果然就开眏了。
回到单位后我因为自作主张取消放映计划而挨了批评，不过却丝毫也不感觉后悔，那份如初尝禁果一般的喜悦，我至今还牢牢记在心底。
不久后又有一部解禁的影片惊天动地，赚得了全国老百姓无数的眼泪，那部片子就是《甲午风云》。除了李默然精彩的演技，片中还有一声“邓大人”的呼唤声震撼人心，催人泪下。在当时中国百姓的心目中，这声“邓大人”分明是在呼唤另一个深得民心，此时却仍然在蒙受冤曲的大人物。
1977年我复员回到地方影剧院，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正好席卷这个领域，一系列原来被封杀的影片接二连三开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刘三姐》，《阿诗玛》……一部比一部精彩，一部比一部好看。影院天天人满为患，我们忙得天天加班苦干，不过看到观众舒心如意的笑容，心里却是甜丝丝的。
印象中最深刻的，还是那段冒着七月流火，挥汗如雨放映《红楼梦》的经历。那是1978年的酷暑，我正打算报名参加当时刚刚恢复的高考，去向领导请假复习却不获批准，因为剧院正准备放映刚恢复上映的戏曲影片，即那部由王文娟和徐玉兰主演的越剧片《红楼梦》，领导正为缺乏人手头痛呢，那肯轻易放我去复习。于是我只得一边复习一边坚持放映，投入了这场或许是空前绝后的电影盛事。
江南七月的闷热众所周知，七月里挤满了人的剧场是个什么滋味，现在习惯了空调冷气的年轻观众显然无法想像，如果硬要打个比喻，那简直就是一个搁在热锅上的巨大蒸茏。唯一的降温手段就是每天从冰厂拉来的一些大冰块，再加上头顶上几台有气无力的电风扇。不过对观众来说，只要听上宝哥哥林妹妹一段深情婉转的唱腔，什么样的辛苦闷热都算不了什么。每天一大早，他们就在剧场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里头还有不少头发花白的老人。放映场次安排得满满的，从早晨八九点钟一直排到第二天凌晨，每场之间的间隔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放了十几天后，估计小城的居民每人都已经看过二、三遍，这回该松口气了吧，可是不行，售票窗前仍然人山人海排着长蛇般的队伍。仔细看看，原来是周围乡间的农民全都进城了，有的甚至还拖家带口，全家相邀着来看一场电影。
就这样，一部《红楼梦》我们整整放了二十天，而且还是冒着江南最热的酷暑。这样的盛景,估计今后的中国电影史上，都很难再次出现。
许多精彩的外国影片也纷纷亮相，如日本的《追捕》《狐狸的故事》等。让我念念不忘的，是那部南斯拉夫战争影片《瓦尔特保卫薩拉热窝》，那几乎令人窒息的紧张剧情，那优美洋气的异国情调，让刚刚从闭关锁国中走出来的小城观众如痴如醉，看得欲罢不能。剧院售票窗前整天排着长长的队伍，许多观众看一场不过瘾，非得要连看三、五场才罢休。来找我们开“后门”的熟人朋友络绎不绝。但票子实在太紧张，我们內部的工作人员一人也分不到几张，常常顾得张三顾不上李四，为此还得罪了不少人。
这部电影及随后上映的《桥》等故事影片，给中国观众留下不少美好的回忆，在那之前，我们只从政治学习中知道南斯拉夫是个“修正主义”国家，看过影片后才知道那儿是如此美丽，那儿的人民也是如此英勇顽强。一些精彩台词至今还在我们心里珍藏，只要有人提个头，立刻就能琅琅地背诵出来，譬如那句“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还有“我要走了，去找我的归宿”等等。
面对这么多精彩绝伦的好电影，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也在与日俱增：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那么博大精深，国外的文化艺术也那么精彩绝伦。可“四人帮”偏偏要制造“文化饥荒”，把这么多好影片都封起来藏起来，整整十年只让全国人民看八个“样板戏”，这是多么恶劣的行为，他们安得什么心!
说起来，在那个时代当个电影放映员，也实在是一种幸运。虽然地位不算什么，可口袋里揣着几张当时的“稀缺资源”一一电影票，头还是仰得高高的。我们用“稀缺”换取“稀缺”，如用电影票去和卖肉的去换几斤紧缺的猪肉，去百货商店买些稀缺的工业品，就是偶尔去饭店吃顿饭，碗里的肉也明显要比别人多出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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