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藏书家王咨臣与胡先骕的交往
原标题：记父亲王咨臣与胡校长先骕的交往
1941年9月，我父亲王咨臣以28岁青年的身份，接受国际著名植物学家、国立中正大学胡校长先生的聘请，踏入国立中正大学文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员，同时兼任资料室主任一职，与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一道，共同研究目录学。这段难得的人生经历，不仅使父亲在目录学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也为以后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功底，同时更与胡先生建立了终生难忘的交谊，再即是从胡先生身上学到了许多治学、做人的道理。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研究员生活，父亲于当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江西省立图书馆永新阅览所赋《应胡步曾校长之聘，移家泰和》诗云：“此去只应增学问，探求真理愿穷年。”后来的学术发展，也确实诠释了这种志趣，即“探求真理”的不懈精神始终伴随者父亲走完了全部的人生，为我们子女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典范。
著名藏书家王咨臣
入校前夕
由于我祖父去世较早，家境一直比较贫困，父亲上初中开始就基本依赖借贷度日。据父亲自撰《王咨臣行年纪略》一稿看，1936年7月南昌师范毕业后，既要赡养母亲，还要偿还债务，加上年龄也不小了，按照当地的婚俗，成家的事情也迫在眉睫了，因此也曾为如何找到合适的工作苦恼过，后来由于时任南师校长的彭以升先生照顾，才留校图书室工作。此前他对目录学已经有了初步研究，并通过研究活动结识了时任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的欧阳祖经先生，经他的点拨，研究目录学的水平有所提高，不仅如此，欧阳祖经先生还聘他进入省图书馆工作。如果父亲满足现状的话，或许将终生工作于省图书馆，但他恰好相反，觉得在那里工作一辈子，目录学的水平很可能不会有更高层次的提升，从学术发展与提升的角度考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够谋取更为广阔的发展之处。恰好中正大学已经成立，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胡先生为了将之办成一流大学，为乡梓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不惜代价从全国各地聘请了大批知名人士担任教授，其中就有欧阳祖经和姚名达两位。这两位乡前辈，父亲都认识，乃写信给他们，请代为推荐给胡先生，表达了“鱼书致意愿云从”的真诚心情，同时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书目学术编年》、《四库全书纂修系年录》二文作为附件，一并呈给胡先生审阅。欧阳祖经和姚名达先生都是热心者，即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荐，胡先生读毕二稿，初步同意了。
1941年7月中旬，父亲离开省图书馆永新阅览所，前往杏岭中正大学，先行拜访文史研究部教授姚名达，又请姚先生带领谒见胡先生。应该说这是第一次谒见胡先生，但没有繁文缛节的客套，也没有虚应故事的过程，“彼此谈话十分和谐”，《王咨臣行年纪略》一稿中如是记载。对先前所呈书稿，胡先生认为“颇有学术水平”，“决定聘我为研究部研究员”，并任命“为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父亲即于八月辞省图书馆工作，九月到正大上班，从此开始了与胡先生长达数十年的交谊。
在中山室
父亲到正大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研究部教授姚名达先生的指导下，对研究部资料室（又名中山室）办公场所作了一番全面整理，复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研究部资料室工作实施计划纲要》。其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将原来局限于文法学院的文史、政治、经济的研究扩大到农业和工业的研究，图书采购范围也须随之扩大；
其次剪贴报纸和编制文法、农业、工业论文索引，并装订成一本小册子，以便翻检；
最后是增加工作人员，各司其责，一人管理图书编目和阅览，一人编制论文目录索引，一人剪贴报纸，一人则负责采购图书。
《纲要》呈经胡先生审阅批准后，众人均各司其责，严格按照《纲要》的要求去认真细致地工作，使得资料室的面貌短时间内就有了很大改观，不少外院系的教授、学生纷纷来此查找资料和借阅图书，都感到比此前方便多了，“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父亲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与目录学专家姚名达教授在一起共同探讨、研究目录学，有时甚至为了某个学术问题也会产生争论，“恒至午夜不休”。他在研读了姚名达教授的《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两部专著之后，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不时向姚教授请益，日积月累，后来撰成了《中国目录学史编年》和《章实斋年谱评议》二稿。文稿完成后，本拟请姚教授再作一次修订，不意姚名达教授突然以身殉国，致该稿一直未能付印，遂为终生憾事。当然，此乃后话。但可以告慰前辈的是，上述两稿由于姚名达教授儿子姚果原先生的努力，即将分别作为《姚名达文集》和《姚名达年谱》的附件公诸于世。
由于父亲在资料室的工作颇为出色，深得众人好评，胡先生决定将原定八十元的工资提高到一百二十元。
父亲生前曾对我说起有关胡先生的往事，其中最佩服的是他的才思敏捷这一点。说学校不时有群众性集会、名人演讲及来校访问之类的事情，每逢此时，主持人多在演讲结束之后，邀请胡先生作一次总结性的演讲，而胡先生的即兴演讲，往往比原讲者还要系统、具体、明白，使听讲者更易受到感染，省政府有时也会请胡先生去演讲，而继任校长则在这方面较为逊色。再就是胡先生和蔼待人、易于接近、不摆架子的学者风度也使父亲受到不少教益，受用终生。
后续交往
1944年5月，由于种种原因，胡先生不得不辞去正大校长职务，校长既去，我父亲见此情势，也于不久后辞中正大学职，从此就与他所尊敬的胡先生天各一方。1949年前后，由于战乱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两人音讯阻隔，但我父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设法去拜访一生中最值得尊敬的校长。
1945年，胡先生应邀来庐山为省教育厅组织的暑期教师讲习班作主题演讲，恰好父亲也参加了这次的讲习班，两人因此得以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聚首。父亲很是珍惜这个机会，对胡先生的每次讲演，他都做了笔记，形成了《庐山讲习一月记》。1957年，胡校长再度来江西讲学，父亲又专程前往拜访，并带去他曾祖父胡家玉致许仙屏的亲笔信札一份，胡先生见后十分喜爱，回北京后特意托人捎来口信，要求收藏曾祖父的遗物。大凡藏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自己珍爱的藏品，是不愿轻易给别人的，但这次例外，父亲将原文重抄一遍之后，忍痛割爱，送给了胡先生。对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父亲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载，如1974年所写《挽步曾校长》的注释9记载道：“步曾先后讲学庐山、南昌间，余皆从游，并出示所撰《新建近代人物志》稿，乞其删定，大为赞许，又出示其曾祖小蘧先生致许仙屏亲家一书，至为欢然，未几即托胡一民索去。”
父亲尊敬胡先生的心情还可通过两次写挽诗的行动体现出来。1974年2月底、3月初时，他听到校长逝世的噩耗后，悲痛不已，立即写了一首古风《挽步曾校长》，“四人帮”垮台后，他又接到胡先骕治丧委员会发来的讣告，再次写了一首七绝《挽胡先骕校长》，诗文不长，权照录于下：
序：得《胡先骕先生治丧委员讣告》，以校长深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7月16日含冤逝世，终年七十有三，定于1979年5月25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追悼昭雪，不禁悲喜交集，因续为挽章，以寄哀思。
魑魅横行四海时，文章科学尽荒衰；
含冤十载今昭雪，桃李芬芳万世师。
这种先后两次为同一个人写挽诗的做法，据笔者所知似乎还不多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3月间写的那首长诗。它高度概括和肯定了胡先生的贡献，对胡先生充满了敬佩，同时回忆了与胡先生的交往，对其人品赞叹有加。父亲之所以能够在“四人帮”肆行的岁月里赞赏胡先生的贡献，除了具有很大的勇气和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非常了解胡先生的个人道德、学术水平、文章风格等各方面的情况，对这点，我们不妨看下面一例：
一次，胡先生对父亲谈到自己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动机时说：“中国十分贫穷，知识落后，为了挽救中国，转弱为强，转贫为富，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必须发展中国农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保持水土，防止流失，才能避免水旱灾害，使祖国大地资源得到开发，广大农民得到幸福。这是我报效祖国的衷心志愿，所以我毅然选择攻读农业森林科学的专业，并愿为此奋斗终身。”（引自湖北校友会编《胡先骕先生诞辰百年专刊·胡步曾先生评传》，1994年版）笔者以为，如果两人之间知之不深，一般不会涉及这种话题。再有一例，家中曾长期摆放过胡校长的照片，照片约两寸大小，但父亲用了较大的玻璃框装好，陈列于自己的卧室中，以便能够天天看到他所尊敬的校长，策励自己在学术领域不断进取！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不曾拿开！
正是在这种知之颇深的前提下，父亲很早就开始留意收集胡先生的文献资料，在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撰写《胡先骕先生年谱》，可称是国内研究胡先生的开山专著，后刊于《海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6年第1期），此外又撰写了不少关于胡先生和中正大学的文章，再如有人编纂《忏庵诗稿》、《胡先骕文存》等书之际，他也无偿提供了较多的一手资料，并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湖北校友会出版纪念专刊，父亲撰写《胡步曾先生评传》一文，详尽地列出了绝大部分的重要书目及文章篇名，另外即是在他主编的《新建文献五种》一书内为胡校长立了传记，列出胡先生的重要著作书目，还收录他的科普长诗《水杉歌》作为《诗徵》重要内容之一保留，对之赞叹不已。
也许是父亲受胡先生的影响颇深，在我的记忆里，他对那些好钻研学问的学者、晚辈等之类的青年人，永远都是和蔼可亲，别人上门要求查阅资料，他总是热心、热情、周到地满足别人的要求。甚至对我也这样要求，说以后有人上门查找资料时，一定要做到热情周到等等。
行文至此，用我父亲所写的一段话来作结语，以见他对校长的崇敬之情：
“步公的一生，为人道德高尚，刚正不阿，热爱祖国，爱护学生；为学重视科学研究，喜好吟咏诗词，是著述宏富、蜚声中外的国际学者……步公的英名，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垂不朽！”
1941年9月，我父亲王咨臣以28岁青年的身份，接受国际著名植物学家、国立中正大学胡校长先生的聘请，踏入国立中正大学文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员，同时兼任资料室主任一职，与著名目录学家姚名达先生一道，共同研究目录学。这段难得的人生经历，不仅使父亲在目录学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也为以后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功底，同时更与胡先生建立了终生难忘的交谊，再即是从胡先生身上学到了许多治学、做人的道理。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研究员生活，父亲于当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江西省立图书馆永新阅览所赋《应胡步曾校长之聘，移家泰和》诗云：“此去只应增学问，探求真理愿穷年。”后来的学术发展，也确实诠释了这种志趣，即“探求真理”的不懈精神始终伴随者父亲走完了全部的人生，为我们子女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典范。
著名藏书家王咨臣
由于我祖父去世较早，家境一直比较贫困，父亲上初中开始就基本依赖借贷度日。据父亲自撰《王咨臣行年纪略》一稿看，1936年7月南昌师范毕业后，既要赡养母亲，还要偿还债务，加上年龄也不小了，按照当地的婚俗，成家的事情也迫在眉睫了，因此也曾为如何找到合适的工作苦恼过，后来由于时任南师校长的彭以升先生照顾，才留校图书室工作。此前他对目录学已经有了初步研究，并通过研究活动结识了时任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的欧阳祖经先生，经他的点拨，研究目录学的水平有所提高，不仅如此，欧阳祖经先生还聘他进入省图书馆工作。如果父亲满足现状的话，或许将终生工作于省图书馆，但他恰好相反，觉得在那里工作一辈子，目录学的水平很可能不会有更高层次的提升，从学术发展与提升的角度考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够谋取更为广阔的发展之处。恰好中正大学已经成立，急需各方面的人才，胡先生为了将之办成一流大学，为乡梓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不惜代价从全国各地聘请了大批知名人士担任教授，其中就有欧阳祖经和姚名达两位。这两位乡前辈，父亲都认识，乃写信给他们，请代为推荐给胡先生，表达了“鱼书致意愿云从”的真诚心情，同时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书目学术编年》、《四库全书纂修系年录》二文作为附件，一并呈给胡先生审阅。欧阳祖经和姚名达先生都是热心者，即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荐，胡先生读毕二稿，初步同意了。
1941年7月中旬，父亲离开省图书馆永新阅览所，前往杏岭中正大学，先行拜访文史研究部教授姚名达，又请姚先生带领谒见胡先生。应该说这是第一次谒见胡先生，但没有繁文缛节的客套，也没有虚应故事的过程，“彼此谈话十分和谐”，《王咨臣行年纪略》一稿中如是记载。对先前所呈书稿，胡先生认为“颇有学术水平”，“决定聘我为研究部研究员”，并任命“为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父亲即于八月辞省图书馆工作，九月到正大上班，从此开始了与胡先生长达数十年的交谊。
在中山室
父亲到正大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研究部教授姚名达先生的指导下，对研究部资料室（又名中山室）办公场所作了一番全面整理，复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研究部资料室工作实施计划纲要》。其内容大致如下：
首先将原来局限于文法学院的文史、政治、经济的研究扩大到农业和工业的研究，图书采购范围也须随之扩大；
其次剪贴报纸和编制文法、农业、工业论文索引，并装订成一本小册子，以便翻检；
最后是增加工作人员，各司其责，一人管理图书编目和阅览，一人编制论文目录索引，一人剪贴报纸，一人则负责采购图书。
《纲要》呈经胡先生审阅批准后，众人均各司其责，严格按照《纲要》的要求去认真细致地工作，使得资料室的面貌短时间内就有了很大改观，不少外院系的教授、学生纷纷来此查找资料和借阅图书，都感到比此前方便多了，“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父亲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与目录学专家姚名达教授在一起共同探讨、研究目录学，有时甚至为了某个学术问题也会产生争论，“恒至午夜不休”。他在研读了姚名达教授的《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目录学年表》两部专著之后，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不时向姚教授请益，日积月累，后来撰成了《中国目录学史编年》和《章实斋年谱评议》二稿。文稿完成后，本拟请姚教授再作一次修订，不意姚名达教授突然以身殉国，致该稿一直未能付印，遂为终生憾事。当然，此乃后话。但可以告慰前辈的是，上述两稿由于姚名达教授儿子姚果原先生的努力，即将分别作为《姚名达文集》和《姚名达年谱》的附件公诸于世。
由于父亲在资料室的工作颇为出色，深得众人好评，胡先生决定将原定八十元的工资提高到一百二十元。
父亲生前曾对我说起有关胡先生的往事，其中最佩服的是他的才思敏捷这一点。说学校不时有群众性集会、名人演讲及来校访问之类的事情，每逢此时，主持人多在演讲结束之后，邀请胡先生作一次总结性的演讲，而胡先生的即兴演讲，往往比原讲者还要系统、具体、明白，使听讲者更易受到感染，省政府有时也会请胡先生去演讲，而继任校长则在这方面较为逊色。再就是胡先生和蔼待人、易于接近、不摆架子的学者风度也使父亲受到不少教益，受用终生。
后续交往
1944年5月，由于种种原因，胡先生不得不辞去正大校长职务，校长既去，我父亲见此情势，也于不久后辞中正大学职，从此就与他所尊敬的胡先生天各一方。1949年前后，由于战乱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两人音讯阻隔，但我父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设法去拜访一生中最值得尊敬的校长。
1945年，胡先生应邀来庐山为省教育厅组织的暑期教师讲习班作主题演讲，恰好父亲也参加了这次的讲习班，两人因此得以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聚首。父亲很是珍惜这个机会，对胡先生的每次讲演，他都做了笔记，形成了《庐山讲习一月记》。1957年，胡校长再度来江西讲学，父亲又专程前往拜访，并带去他曾祖父胡家玉致许仙屏的亲笔信札一份，胡先生见后十分喜爱，回北京后特意托人捎来口信，要求收藏曾祖父的遗物。大凡藏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自己珍爱的藏品，是不愿轻易给别人的，但这次例外，父亲将原文重抄一遍之后，忍痛割爱，送给了胡先生。对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父亲有着比较详尽的记载，如1974年所写《挽步曾校长》的注释9记载道：“步曾先后讲学庐山、南昌间，余皆从游，并出示所撰《新建近代人物志》稿，乞其删定，大为赞许，又出示其曾祖小蘧先生致许仙屏亲家一书，至为欢然，未几即托胡一民索去。”
父亲尊敬胡先生的心情还可通过两次写挽诗的行动体现出来。1974年2月底、3月初时，他听到校长逝世的噩耗后，悲痛不已，立即写了一首古风《挽步曾校长》，“四人帮”垮台后，他又接到胡先骕治丧委员会发来的讣告，再次写了一首七绝《挽胡先骕校长》，诗文不长，权照录于下：
序：得《胡先骕先生治丧委员讣告》，以校长深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7月16日含冤逝世，终年七十有三，定于1979年5月25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骨灰安放仪式，追悼昭雪，不禁悲喜交集，因续为挽章，以寄哀思。
魑魅横行四海时，文章科学尽荒衰；
含冤十载今昭雪，桃李芬芳万世师。
这种先后两次为同一个人写挽诗的做法，据笔者所知似乎还不多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3月间写的那首长诗。它高度概括和肯定了胡先生的贡献，对胡先生充满了敬佩，同时回忆了与胡先生的交往，对其人品赞叹有加。父亲之所以能够在“四人帮”肆行的岁月里赞赏胡先生的贡献，除了具有很大的勇气和前瞻性的学术眼光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父亲非常了解胡先生的个人道德、学术水平、文章风格等各方面的情况，对这点，我们不妨看下面一例：
一次，胡先生对父亲谈到自己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动机时说：“中国十分贫穷，知识落后，为了挽救中国，转弱为强，转贫为富，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必须发展中国农业，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保持水土，防止流失，才能避免水旱灾害，使祖国大地资源得到开发，广大农民得到幸福。这是我报效祖国的衷心志愿，所以我毅然选择攻读农业森林科学的专业，并愿为此奋斗终身。”（引自湖北校友会编《胡先骕先生诞辰百年专刊·胡步曾先生评传》，1994年版）笔者以为，如果两人之间知之不深，一般不会涉及这种话题。再有一例，家中曾长期摆放过胡校长的照片，照片约两寸大小，但父亲用了较大的玻璃框装好，陈列于自己的卧室中，以便能够天天看到他所尊敬的校长，策励自己在学术领域不断进取！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也不曾拿开！
正是在这种知之颇深的前提下，父亲很早就开始留意收集胡先生的文献资料，在国内学术界第一个撰写《胡先骕先生年谱》，可称是国内研究胡先生的开山专著，后刊于《海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6年第1期），此外又撰写了不少关于胡先生和中正大学的文章，再如有人编纂《忏庵诗稿》、《胡先骕文存》等书之际，他也无偿提供了较多的一手资料，并提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胡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湖北校友会出版纪念专刊，父亲撰写《胡步曾先生评传》一文，详尽地列出了绝大部分的重要书目及文章篇名，另外即是在他主编的《新建文献五种》一书内为胡校长立了传记，列出胡先生的重要著作书目，还收录他的科普长诗《水杉歌》作为《诗徵》重要内容之一保留，对之赞叹不已。
也许是父亲受胡先生的影响颇深，在我的记忆里，他对那些好钻研学问的学者、晚辈等之类的青年人，永远都是和蔼可亲，别人上门要求查阅资料，他总是热心、热情、周到地满足别人的要求。甚至对我也这样要求，说以后有人上门查找资料时，一定要做到热情周到等等。
行文至此，用我父亲所写的一段话来作结语，以见他对校长的崇敬之情：
“步公的一生，为人道德高尚，刚正不阿，热爱祖国，爱护学生；为学重视科学研究，喜好吟咏诗词，是著述宏富、蜚声中外的国际学者……步公的英名，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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