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樵:发现河东 诠释河东(组图)

73岁的王雪樵老人

王雪樵已出版的著作
大门口张贴着自创自写的对联、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房、一本用了35年已散架的《辞海》、自己编著的研究当地历史文化的专著、30多年来撰写的近300篇研究河东文化的文章……10月10日上午9时,运城日报家属院,在满屋散发浓浓书香气息的房中,看到满头银发、满脸笑容的73岁老人王雪樵,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王雪樵一直在报社工作,从事河东文化研究已有30多年了。他不会打牌,不会跳舞,不会抽烟,也不能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读各种各样的书。他的几本著作都是河东文化研究的结晶,他为自己定的宗旨是:“发现河东,诠释河东;展示文明,传承文明。”
A 用河东方言论证关汉卿籍贯
刚一落座,王雪樵就拿出新近出版的《识读运城•古中国》。这已经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五本专著了。
去年7月,由他所著的23万字的《河东记忆》出版发行。《河东记忆》分“古史•地名篇”“人物•氏族篇”“民俗•方言篇”“艺文•杂记篇”四部分。书中收录的88篇文章,都是他发表在各类报刊上的作品。
1980年请缨主持运城日报副刊,王雪樵改变了副刊以往只发诗歌、散文、小说的纯文学面孔,把它改成文史兼容的大文化副刊。为突出河东地方特色,副刊定名为“永乐宫”。“河东历史人物”“河东历史故事”“河东今昔”“文史拾零”“方言小考”“地名来历”“名人与河东”“名人访运诗抄”“本地寓言(万荣笑话)”“新魏风”等特色栏目应运而生。
“开始没有写作队伍,只好自己来写。”按照他的想法,“自己先写一篇,把栏目建立起来。”他不仅自己写,而且还请外地的运城籍名人董其武、李健吾、孙雨亭、杜任之、李俊等为副刊撰稿,其间他还采访了李健吾、柴泽民、赵子岳、黄俊耀等来运城的名人。
地方特色突出了,贴近性、可读性自然增强,报纸的影响力扩大了。“一些在外地的运城籍老同志来信要订阅报纸。”王雪樵回忆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当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就引用了运城日报提供的材料。
原上海美专教授景克宁,1980年夏,从上海回到原籍运城,执教于运城师专中文系(现运城学院中文系)。1983年,景克宁创办《运城师专学报》,跟王雪樵约稿。王雪樵认为:“办报纸副刊应当突出地方特色,办一份地方性的高校学报,多刊发研究当地文化的稿件,才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他写了一篇题为《河东方言语词辑考》的文章,向景克宁交卷。出乎意料,这篇3000字的文章刊出后,居然引起学界的重视。景克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提出每期学报拿出5000字的篇幅,让他搞连载。
“连载持续了7年。”王雪樵说,“截止到1989年,总共刊发22期,共计十几万字。”
1990年,山西省举办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经省语言学会推荐,《河东方言语词辑考》被评为三等奖,成为运城地区惟一的一部获奖著作。
1992年,经充实修改,《河东方言语词辑考》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文章评价该书为“方言研究的一朵奇葩”“填补了方言研究的一个空白”。复旦大学教授许宝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了书中条目。国内不少高校还将《河东方言语词辑考》列为研究生参考教材。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南威尔尼斯州大学及我国台湾的一些大学图书馆,也收藏有这本书。
王雪樵最初研究文化的兴趣之一是元曲。“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到关汉卿的籍贯,总是争论不休。”他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应当是“内证”,就是从关汉卿的作品中来找证据。于是,王雪樵通过语言识别比较来证明关汉卿用的是运城的地方方言词;又找出关氏作品使用了大量河东历史题材。1982年以后,他的文章先后在《山西师院学报》、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发表,在学界引起关注。许多研究关汉卿的文章引用了他的文章,赞同关汉卿籍贯“解州说”。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关汉卿研究资料》,2003年,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元杂剧研究卷,都收录了他的文章。
1996年,王雪樵又写出了一篇综论性的文章,从史志记载、作品语言特质、作品题材地域性、元曲发展历史环境与艺界传说、关汉卿和关羽等方面,全面论证了关氏祖籍河东的可信性。这样一步步地打破了文学史上“关汉卿是大都人”一说独霸的局面,“关汉卿祖籍解州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
B 研究“运城•古中国”
“多年来,我一直把河东当做一本美丽而厚重的大书来读。”王雪樵说,“当年抓报纸的地方特色,成为而后我坚持研究河东文化的一个起跳点。”
传统文化积淀之深厚,让河东这片古老的土地在众人眼中变得非常神奇。作为一个河东学人,王雪樵认为,研究并弘扬优秀河东文化,责无旁贷。1990年以后,在研究方言的同时,他有意地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更加注重了历史、民俗、地名、民族、人物、经典文化等方面。”
1990年,他在运城日报开辟了《河东漫话》专栏,开篇发表了《河东最早称“中国”》一文。25年后的今天,这篇只有800余字的文章的标题,已成为运城对外宣传的经典口号。1993年,他又写了《河东——华夏文明的摇篮》一文。此后,运城历史文化特色定位,成为他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从那时起,这一课题持续了20多年。
为什么将运城称为“古中国”,王雪樵认为:古代称“帝王所都”为“中国”。我国历史上文明高度发展,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是在尧舜禹时期,“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河东,即运城、临汾地区。因此这里是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作为一个文明荟萃区域,“古中国”之名非河东莫属。就运城来说,不仅“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其境内,而且有大量的尧文化的遗存。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尧舜禹不是传说,是信史”,这为运城“古中国”说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当然,我们所说的“古中国”是一个地区的概念,这与纯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国”还是有区别的。
王雪樵说,运城既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区域,又是华夏文明发祥的核心地区,还是上古“天下之中州”冀州的源头。这些观点苏秉琦、李学勤、刘起釪等大家都有论述。因此运城不仅是尧舜禹时代的政治中心,也是华夏早期的文明中心,还是位居“九州”天下的地理中心。“运城以"古中国"为号,言之有据,当之无愧。”
2014年以来,他陆续写出了《“中国”一词最早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联赞“运城•古中国”》《运城,当之无愧“古中国”》《关于“运城•古中国”访谈录》等重要文章。
2015年年初,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联合举办的“运城与古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王雪樵以自己的观点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9月,他的专著《识读运城•古中国》正式出版发行。
这些文章、专著的发表和出版,对河东地区历史文化特色的定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运城,每当提起研究“古中国”的话题,众人总是首推王雪樵为“第一人”。
C 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1943年出生的王雪樵,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先后出版了《河东方言语词辑考》《河东艺文丛考》《河东文史拾零》等五本著作,参编了多部文化丛书。
王雪樵文字功底扎实,许多在《新华字典》上都找不到的字,他不仅认识,还能解释出意思来。有一次,报社的一位同事问他“三皇五帝都是谁”,他专门写下几种不同说法的名称,并认真讲解。有人询问自学大学中文系课程需要念哪些书,他就给人家详细地列了一张书单。若干年后,对方忆起此事,称受益匪浅。“发现河东,诠释河东;展示文明,传承文明。”王雪樵不仅给自己制定了研究河东文化的宗旨,而且还对自己要写的文章提出要求:“新、实、精。”“我的选题力求有新意,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别人写过的,我一般不写,别人说过的话,我尽量不说。”王雪樵说:“文章要言之有物,用新闻的视角,挖掘材料,告诉读者应知欲知的东西。”“用材料说话,用事实说话,不作泛泛空论。”只要翻阅王雪樵的文章就会发现,不论多大的题材,他的文章不仅标题“实”,而且内容也短小精悍。用他的话来说,“尽量精炼,方便读者阅读。”
王雪樵说:事实上这些要求自己并没有做到,“虽未能之,心向往之,我一直把它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
尽管出版的著作颇丰,王雪樵表示,手头还有几部书稿,正在继续加工完成。
本报记者 李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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