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历时六年书写《抗日战争》
军旅作家王树增近期出版了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收官之作《抗日战争》，这部写了6年的纪实文学作品总计180万字。他接受京华时报专访时表示，写这部书想让读者全面了解抗日战争，明白日本右翼的侵略逻辑是如何形成的。
“我看了他写的《长征》，正在看《解放战争》，打算购买《远东朝鲜战争》，突然发现没有《抗日战争》，为什么没有写？”这是一位读者发在网上的疑惑。当天的采访在“朝内166”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内，王树增穿着灰色T恤十分干练，刚刚签完500本《抗日战争》第一卷。
聊到那位读者的困惑，王树增说：“我写战争系列没按历史顺序来写，为什么把它搁在最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难度比较大，包括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还有档案和资料的获取，这些东西都比其它的几个题材难度要大一点，体量也大一点。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总一直定不下来写这个的决心，最后时间逼到这儿了，就赶紧写出来。”
《抗日战争》难写，直接的原因是对历史的认知问题，王树增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战争史中，我们很多人认识最含糊也是最有分歧的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当代中国读者真正地全面了解这场战争的人不多。他觉得，这不是读者的原因，而是我们的很多历史读物不尽如人意，这些作品大大地低估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同时也低估了这场战争给这个民族命运上带来的变化的重要性。
在王树增看来，在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有70年的时候，再来审视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场战争的认识，恐怕是对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这个民族所承担的沉重苦难，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一种关照，这场战争有鲜明的当代性”。
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人有何启示？王树增写了一个长达7万多字的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一方面，他觉得真正的抗战时期应该从1931年算起，总共加起来有14年，“很多孩子问我，日本侵略我们总要通过一线开始打起吧？怎么一下子卢沟桥成国门线了，这就涉及日俄战争留下的一个权益分配，还有皇姑屯事件。”卷首这个长长的序章，就是为读者梳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六年的历史脉络。
最重要的一方面，王树增是为了做一个历史铺排，告诉当代中国人日本右翼侵略逻辑的渊源。“我从明治维新就开始叙述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了，安倍一讲话你就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不可理解？他认为很正常，对不对？必然有他的逻辑。我就特别想阐述清楚这个逻辑是什么？日本国策的形成有它的必然性。”
《田中奏折》是解读日本国策的重要依据，对于它的真伪史学界存在争议。在王树增看来，这份奏折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因为它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国策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种逻辑直到今天的日本右翼依然秉承着。“很多人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偷袭珍珠港，武汉会战之后他基本上就打不动了，为什么还玩命开辟另一个战场？”
通过梳理日本右翼的一贯逻辑，王树增想告诉读者的是“永远不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策抱有幻想，这个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只要日本的军国主义思维还存在，只要它的右翼政策还坚持他们老祖宗的立场，中华民族要永远保持足够的警惕。拿我们军人的话来讲，要随时准备作战。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上百年的中日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三卷本《抗日战争》总计180多万字，王树增写了六年多，前后搜集史料的时间更长，目前出版了第一卷。聊到写作中的具体困难？他说，这是写所有战争史系列作品中史料搜集、整理最难的，不仅国民党正面战争的资料缺乏，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资料同样匮乏，“对于这场战争的档案整理、留存、口述历史等做得都不够，我有时心里很不好过。我们遗忘的太多，这对那些在这场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于这个历史也不公平。”
王树增为此多次去日本、台湾查证资料，他举例称对战争死亡人数统计就极为不准确，日本的一个数据十分离谱，一场长沙战役，它说阵亡官兵280人，“你别说阵亡了，就是生病也得死280人。”为此，他专门查看了日本防卫厅编的官方全史，还有师团史、连队史，很多数据都对不上号。
在搜集官方史料的同时，王树增舍弃了个人回忆和口述史的记载，觉得水分太大，“我走访了一些老兵，用处不大。我能采访到的七八十岁的老兵，那时候是个孩子，他知道的比局部还局部，记住了他那个连长叫什么，有时连长叫什么都能说错，不可能了解他参加那场战斗的整个背景，有时我还纠正说，老人家，您说的那个那时候没在那个区域。”
写作中，王树增还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中国军队的番号太乱了”，“乱到一团乱麻，蒋委员长当时也是难为他了，我不知道他的军政部是怎么来指挥部队的，全是一笔糊涂账。还有汪伪军队的隶属关系等也很乱。”他认为，梳理作战部队的番号、隶属关系本是写战史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花费了大量功夫。田超
“我看了他写的《长征》，正在看《解放战争》，打算购买《远东朝鲜战争》，突然发现没有《抗日战争》，为什么没有写？”这是一位读者发在网上的疑惑。当天的采访在“朝内166”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内，王树增穿着灰色T恤十分干练，刚刚签完500本《抗日战争》第一卷。
聊到那位读者的困惑，王树增说：“我写战争系列没按历史顺序来写，为什么把它搁在最后？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难度比较大，包括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还有档案和资料的获取，这些东西都比其它的几个题材难度要大一点，体量也大一点。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总一直定不下来写这个的决心，最后时间逼到这儿了，就赶紧写出来。”
《抗日战争》难写，直接的原因是对历史的认知问题，王树增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战争史中，我们很多人认识最含糊也是最有分歧的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当代中国读者真正地全面了解这场战争的人不多。他觉得，这不是读者的原因，而是我们的很多历史读物不尽如人意，这些作品大大地低估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同时也低估了这场战争给这个民族命运上带来的变化的重要性。
在王树增看来，在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有70年的时候，再来审视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有着重要意义，“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场战争的认识，恐怕是对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这个民族所承担的沉重苦难，以及对当代中国的精神状态一种关照，这场战争有鲜明的当代性”。
这场战争对于当代中国人有何启示？王树增写了一个长达7万多字的序章《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逻辑？》，一方面，他觉得真正的抗战时期应该从1931年算起，总共加起来有14年，“很多孩子问我，日本侵略我们总要通过一线开始打起吧？怎么一下子卢沟桥成国门线了，这就涉及日俄战争留下的一个权益分配，还有皇姑屯事件。”卷首这个长长的序章，就是为读者梳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六年的历史脉络。
最重要的一方面，王树增是为了做一个历史铺排，告诉当代中国人日本右翼侵略逻辑的渊源。“我从明治维新就开始叙述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了，安倍一讲话你就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不可理解？他认为很正常，对不对？必然有他的逻辑。我就特别想阐述清楚这个逻辑是什么？日本国策的形成有它的必然性。”
《田中奏折》是解读日本国策的重要依据，对于它的真伪史学界存在争议。在王树增看来，这份奏折是有相当可信度的，因为它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国策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种逻辑直到今天的日本右翼依然秉承着。“很多人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要偷袭珍珠港，武汉会战之后他基本上就打不动了，为什么还玩命开辟另一个战场？”
通过梳理日本右翼的一贯逻辑，王树增想告诉读者的是“永远不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策抱有幻想，这个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只要日本的军国主义思维还存在，只要它的右翼政策还坚持他们老祖宗的立场，中华民族要永远保持足够的警惕。拿我们军人的话来讲，要随时准备作战。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上百年的中日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三卷本《抗日战争》总计180多万字，王树增写了六年多，前后搜集史料的时间更长，目前出版了第一卷。聊到写作中的具体困难？他说，这是写所有战争史系列作品中史料搜集、整理最难的，不仅国民党正面战争的资料缺乏，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资料同样匮乏，“对于这场战争的档案整理、留存、口述历史等做得都不够，我有时心里很不好过。我们遗忘的太多，这对那些在这场战争当中为这个民族而倒下的人不公平，对于这个历史也不公平。”
王树增为此多次去日本、台湾查证资料，他举例称对战争死亡人数统计就极为不准确，日本的一个数据十分离谱，一场长沙战役，它说阵亡官兵280人，“你别说阵亡了，就是生病也得死280人。”为此，他专门查看了日本防卫厅编的官方全史，还有师团史、连队史，很多数据都对不上号。
在搜集官方史料的同时，王树增舍弃了个人回忆和口述史的记载，觉得水分太大，“我走访了一些老兵，用处不大。我能采访到的七八十岁的老兵，那时候是个孩子，他知道的比局部还局部，记住了他那个连长叫什么，有时连长叫什么都能说错，不可能了解他参加那场战斗的整个背景，有时我还纠正说，老人家，您说的那个那时候没在那个区域。”
写作中，王树增还遇到一个麻烦就是“中国军队的番号太乱了”，“乱到一团乱麻，蒋委员长当时也是难为他了，我不知道他的军政部是怎么来指挥部队的，全是一笔糊涂账。还有汪伪军队的隶属关系等也很乱。”他认为，梳理作战部队的番号、隶属关系本是写战史最基本的要求，为此花费了大量功夫。田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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