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火之火，仍在燃烧
91岁的王火，鹤发童颜，身体康健。本报记者赵征南摄
本报记者赵征南
“作家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作家不应不关心他的国家、民族面临
世界不和谐的时局，作家应该情系人民，作家如果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自己的想法，那就失去了灵魂和责任。”
这是王火在长篇小说《东方阴影》的封面上写下的话。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1924年7月生于上海。选择“王火”为自己的笔名，是“想用熊熊烈火烧掉旧社会”。在他的笔下，七十年前的那场民族救亡的战火仍在炽烈燃烧。
作为那场战火的亲历者，他的烈火始于“孤岛”的“亡国奴”生活，那时他的“创作”形式是发抗日传单；抗战胜利后，举国欢庆，他亲历战争审判，用一篇篇新闻揭露对猖狂战犯的纵容；解放后，他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完成长篇巨著《战争和人》，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再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老人的不少作品以情取胜，在“悼亡伤逝”中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继去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王火文库”后，“王火文集”的整理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7月底，记者来到王火位于成都市大石西路的家中采访。从他口中，《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的那段著名话语变得逐渐明晰：“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故事，可以清楚而有力地反映一个时代。”
南京路上撒下抗日传单
7月的午后，成都酷暑难耐，大石西路36号四川新闻出版局宿舍窗外绿柳成荫，一切都是那么宁静。
“噔噔噔——”脚步声急促有力，让人很难相信，前来开门的是一位91岁的老人。王老这两年瘦了不少，但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腿脚灵便，甚至和子女抢着开门、接电话。
八个月大的重孙子既给老人带来了四世同堂的喜悦，也使他的生活多了些许困扰。王火拿出鞋套说：“以前来我家是从来没有脱鞋或是穿鞋套这些规矩的。现在重孙子成天在地上爬来爬去，为了保持地面清洁，保姆要求必须用鞋套。可我总觉得对客人不大礼貌，所以还请你见谅。”
老人家的客厅被高高的书柜“包围”着，爱人凌起凤的照片摆在正中央。凌起凤2011年去世后，大女儿王凌就担负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每天上午，她会给父亲炖两碗汤，一碗是枸杞汤，另一碗是以各种贵重药材炖制的延寿汤药。然而，王火常常喝不完，他的饮食习惯无拘无束、百无禁忌。令人格外吃惊的是，年过耄耋的他，餐后必须要吃一支冰淇淋。
“我的视力退化得比较厉害，看小字要老花镜、放大镜双管齐下，记性也不如从前，现已很少提笔。但是，得益于年轻时注重锻炼，总的来说，跟同龄人相比，我的身体还是不错的。我很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不喜欢和老人聊，因为老人每张口，就是自己又得了什么病。但是四川百岁老作家马识途除外，我喜欢和他聊，我们俩不聊病，只聊人生。”王火说。
走进王火的“书房”，看到书柜、地板、桌面……视野范围内尽是书。后来才知道，这间满是书籍和手稿的屋子只是他的会客厅，真正的书房在房子的另一头。他说：“我写的很多书都捐出去了，那些书记录的是我所了解的抗战。它们本身对我已不重要，因为早已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因而不如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更多的人记住抗战烽火。”
对王老而言，那场“火”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怒火。
时光倒回至1938年的秋天，王火跟随父亲从香港回到了上海租界。当时，日寇已占领上海，他们在外白渡桥设下关卡。中国人从租界进入日占虹口区，都要向日军岗哨鞠躬方可通行。
由于日本尚未与英美开战，租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被称为“孤岛”。这段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为王火带来的不仅是“亡国”之苦，还点燃了他的反抗之火。在东吴附中初中部读书时，粉笔很便宜，一分钱两根，他经常和好友俞伯良、陈鑫如一起，藏起粉笔，趁着夜色，跑到夜间人烟稀少的汉口路文化街，在墙上写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枪毙汉奸”，写完后，几个人“开心地把家还”。
后来，他们觉得在墙上写大字太耗费时间，而且影响太小，于是决定发传单。他们从街上买来彩色的油光薄纸，将纸裁成三指宽的纸条，写上标语后撒到文化街。
即使在租界，发抗日传单也是禁忌，他们此行受到了日伪特务的干扰。因而，一直到进了高中，三个小伙伴才再次出手。
王火的高中在南京东路东首慈淑大楼里。此楼的一二层是商场，一面邻着热闹的南京路，另一面靠着冷清的山东路，“地形绝佳”。这一次，他们足足写了六百多份传单。晚上，从山东路的后门和侧门分头进入大楼，在四楼集合后，将传单从楼梯口转弯处朝商场的南京路大门撒下，然后飞速溜了下来。“下楼后，我们看见大门口很多进出商场的人拿着传单边看边议论，不由得心里乐开了花。”王火说。
刻骨铭心的“最后一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沪日军趁着夜色轰炸黄浦江上的英美战舰。那夜，王火在梦中被隆隆的炮火声和飞机的轰鸣声惊醒。由于坊间早有日本向英美宣战的传言，风云骤变的感觉让王火非常不安，彻夜难眠。
第二天上学，王火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前一晚炮火声的谈论，大家忧心忡忡。有人说：“看来，日本兵今天要开进租界了……”对战争的恐惧扑面而来。“孤岛”再也不是世外桃源，上海将彻底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中。
那一天，教室里只来了5个同学。悲壮的情绪弥漫在教室内。俞伯良突然用粉笔在黑板中央端端正正地写了四个大字——最后一课。教室里的学生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样的命运也将降临到他们身上：或许今后他们再也看不到爱国进步的书籍，国文课也会变成日文课，这些可怕的预感像刀子一样扎进学生们的心脏。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前，写下“最后一课”，很快就将整块黑板填满。王火的满腔屈辱化作泪水，夺眶而出。
此时，日本兵进城了。
王火从窗口俯瞰南京路：外滩方向列队走来一队“东洋鬼子”，从海军太阳旗可以判断，这是一支海军陆战队。他们身着蓝色制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奏着粗暴的军乐，以分列式的队形，迈着八字步耀武扬威地横行。
“今后我就是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了。”王火此刻想到，“要是我当时有一颗手榴弹，一定扔下去。”
教室门响，王火的国文老师王佐才走了进来。王佐才看到了黑板上的“最后一课”，没有像往常一样按着课文顺序往下讲，而是先将没写“最后一课”的地方擦干净，又用粉笔写下了“新亭对泣”。他说：“今天请大家将课本往后翻，我来讲《新亭对泣》这一课。”
老师说，《新亭对泣》反映了东晋初建时，面对匈奴侵占北方大片国土的现状，有些官吏希望偏安东南，成天唉声叹气，有些时刻抱有匡复中原之志，慷慨激昂。此时，王火开始明白今天为何要上《新亭对泣》，中国青年太需要这样一篇文章了。
讲完课文，王佐才的最后一段话，王火至今铭记在心：“即使落泪，也要记住哭没有用！今后，只要你们记得曾经有一位58岁的国文老师给你们上过这样一堂课，那我也算没白教你们这些学生了。”
让王火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真是他在东吴附中的最后一课。1942年7月，不愿做亡国奴的他离开“下江”故乡，前往大后方。
王老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从未没有对别人说过的生活。1945年，王火已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读书，有空时会摆渡过江，到四川江津的凌起凤家中看望。那个夏天，日本天皇颁布投降昭书的消息传到中国，他在凌家通过广播听到了这一消息。
“那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时刻。”王老说。
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凌起凤却默默地坐着发呆，不时擦拭眼角边的泪花——她的二姐夫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对日作战中和敌人同归于尽，二姐闻讯后心脏病突发身亡。
很快，整个江津城都轰动了，炮仗声比过年还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从自家跑出来，敲锣打鼓，没有锣鼓的就拿脸盆或瓷缸敲了起来。百姓欢天喜地，自发地组织起了游行，一个人遇到了一群人会自动加入，一队人遇到了大队人马也会自动加入，涓涓细流立马汇聚成滔滔江河。
让王火印象更深的还是晚上，人们丝毫没有睡意，每家每户都有人拿着火把走出来，江津城如同被一条火龙缠绕一般。人们笑着、哭着，整座城市陷入狂欢，大家觉得“哎呀，光明来了”。
“抗战线”和“贪腐线”
王火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还是聚焦“西安事变”至1946年3月间中国社会的抗战三部曲《战争和人》。似乎之前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为此书做积累。解放后，王火开始整理抗战思绪。最初，他构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想用一百万字，从西安事变写到南京解放。后来，他萌生了用三句古诗做书名的想法，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只延伸到解放战争爆发。在上海总工会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
1953年，他被调职北京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深夜听着窗外北风呼啸，顶着寒冷，饿着肚子，在寝室中奋笔疾书，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文革时，初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稿子被拿去展览，王火因此被批斗，不得已，他愤而将书稿付之一炬。
文革结束后，多位老友劝他重写三部曲。此时，他55岁，与明史学家谈迁重写《国榷》的年龄相同。“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在山东沂蒙山区，王火将日渐下降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创作中，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写下了数公斤重的稿纸，写完了第一部。
由于第二部、第三部的故事情节都牵涉到大后方，再加上四川同窗的邀请，王火在辗转上海、南京、香港、重庆、北京、山东等地后，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定居成都。然而，一次因见义勇为造成的意外险些让三部曲再次“夭折”：为了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王火头撞到钢管上，左眼失明。但王火并未放弃，将过去浪费的光阴夺回来的激情激励着他，他靠着一只右眼完成了余下两部。1993年，三部曲以《战争和人》为总名集成一套出版。1997年，该书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在《战争和人》里，童霜威从一个政治上无依无靠、被日渐冷落的国民党官员，逐步变成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民主战士，他的原型正是王火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的王开疆；而童霜威之子，从贵族子弟成长为进步青年的童家霆，人物原型正是王火……
“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故事，可以清楚而有力地反映一个时代。”《战争和人》这句著名的卷首语，是对这本著作的最好诠释。
“《战争和人》是成功的。在后来研究者的评论中，最大的争议在于书中并非当代人的说话方式恐不为读者接受。不过我认为这个缺点反而是个优点，书中描述的是抗战时期真实的南京、上海、香港、武汉、中原和大后方，当年，人们就是那么说话的。”王老强调说。
他认为，《战争和人》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在于覆盖面较广，体现了大后方、根据地、沦陷区的生活百态；二是与一般的抗日作品不同，它不单单描述苦难中国的悲惨历史，书里也不仅有希望、信念、理想，有饱含着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条“抗日线”，还有一条“贪腐线”，即国民党从抗日以来的逐步堕落——“日本败亡了，国民党烂完了”。
“在大后方的生活，让我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贪腐本质。我觉得必须让人知道，战后的腐败让它很快走上了不归路。这在当代，依旧值得警醒。”王火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故人相继离去。在去年出版的《九十回眸》中，王火专门写了一章“悼亡伤逝”，其中，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长相依》最为感人。“解放后，身处台湾的她，抛弃荣华富贵，在香港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假自杀’，突破重重阻隔来大陆和我在一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战争和人》中，我把她称为我创作的‘大后方’。”王火说，“我们俩从未吵过架，不是因为我们的脾气有多好，而是我们的感情足够深。”
2012年，王火从成都回上海。他走进成都南路99弄5号楼旧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过往的回忆历历在目：一楼的五彩窗户还在，“当当当”敲三下，是他和地下党约定的开门暗号；客厅的吊灯也在，当年，他为了掩护地下党启用“吊灯机关”，推动吊灯将人藏进空房间，随后把吊灯下的桌子移走，不露痕迹。
采访的最后，王火提醒记者关注“孤军营”的命运。老人的思绪又回到70多年前，当年，他、俞伯良、陈鑫如三个中学生买了一束通红的月季花，前往位于租界的胶州路“孤军营”，看望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在升旗的努力已经失败的情况下，谢晋元带着战士们依旧士气高昂，整齐地高喊口号跑步上操。面对上官团附“我们很惭愧！没有战死疆场，却奉命撤退到了这里！对不起全国民众”的道歉，小伙伴的心中回荡着难以平静的浪潮。
世界不和谐的时局，作家应该情系人民，作家如果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自己的想法，那就失去了灵魂和责任。”
这是王火在长篇小说《东方阴影》的封面上写下的话。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1924年7月生于上海。选择“王火”为自己的笔名，是“想用熊熊烈火烧掉旧社会”。在他的笔下，七十年前的那场民族救亡的战火仍在炽烈燃烧。
作为那场战火的亲历者，他的烈火始于“孤岛”的“亡国奴”生活，那时他的“创作”形式是发抗日传单；抗战胜利后，举国欢庆，他亲历战争审判，用一篇篇新闻揭露对猖狂战犯的纵容；解放后，他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完成长篇巨著《战争和人》，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再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老人的不少作品以情取胜，在“悼亡伤逝”中寄托对故人的哀思。
继去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王火文库”后，“王火文集”的整理又被提上议事日程。
7月底，记者来到王火位于成都市大石西路的家中采访。从他口中，《战争和人》第一部卷首的那段著名话语变得逐渐明晰：“有时候，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故事，可以清楚而有力地反映一个时代。”
南京路上撒下抗日传单
7月的午后，成都酷暑难耐，大石西路36号四川新闻出版局宿舍窗外绿柳成荫，一切都是那么宁静。
“噔噔噔——”脚步声急促有力，让人很难相信，前来开门的是一位91岁的老人。王老这两年瘦了不少，但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腿脚灵便，甚至和子女抢着开门、接电话。
八个月大的重孙子既给老人带来了四世同堂的喜悦，也使他的生活多了些许困扰。王火拿出鞋套说：“以前来我家是从来没有脱鞋或是穿鞋套这些规矩的。现在重孙子成天在地上爬来爬去，为了保持地面清洁，保姆要求必须用鞋套。可我总觉得对客人不大礼貌，所以还请你见谅。”
老人家的客厅被高高的书柜“包围”着，爱人凌起凤的照片摆在正中央。凌起凤2011年去世后，大女儿王凌就担负起了照顾父亲的重任。每天上午，她会给父亲炖两碗汤，一碗是枸杞汤，另一碗是以各种贵重药材炖制的延寿汤药。然而，王火常常喝不完，他的饮食习惯无拘无束、百无禁忌。令人格外吃惊的是，年过耄耋的他，餐后必须要吃一支冰淇淋。
“我的视力退化得比较厉害，看小字要老花镜、放大镜双管齐下，记性也不如从前，现已很少提笔。但是，得益于年轻时注重锻炼，总的来说，跟同龄人相比，我的身体还是不错的。我很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不喜欢和老人聊，因为老人每张口，就是自己又得了什么病。但是四川百岁老作家马识途除外，我喜欢和他聊，我们俩不聊病，只聊人生。”王火说。
走进王火的“书房”，看到书柜、地板、桌面……视野范围内尽是书。后来才知道，这间满是书籍和手稿的屋子只是他的会客厅，真正的书房在房子的另一头。他说：“我写的很多书都捐出去了，那些书记录的是我所了解的抗战。它们本身对我已不重要，因为早已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因而不如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更多的人记住抗战烽火。”
对王老而言，那场“火”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怒火。
时光倒回至1938年的秋天，王火跟随父亲从香港回到了上海租界。当时，日寇已占领上海，他们在外白渡桥设下关卡。中国人从租界进入日占虹口区，都要向日军岗哨鞠躬方可通行。
由于日本尚未与英美开战，租界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被称为“孤岛”。这段刻骨铭心的“孤岛岁月”为王火带来的不仅是“亡国”之苦，还点燃了他的反抗之火。在东吴附中初中部读书时，粉笔很便宜，一分钱两根，他经常和好友俞伯良、陈鑫如一起，藏起粉笔，趁着夜色，跑到夜间人烟稀少的汉口路文化街，在墙上写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枪毙汉奸”，写完后，几个人“开心地把家还”。
后来，他们觉得在墙上写大字太耗费时间，而且影响太小，于是决定发传单。他们从街上买来彩色的油光薄纸，将纸裁成三指宽的纸条，写上标语后撒到文化街。
即使在租界，发抗日传单也是禁忌，他们此行受到了日伪特务的干扰。因而，一直到进了高中，三个小伙伴才再次出手。
王火的高中在南京东路东首慈淑大楼里。此楼的一二层是商场，一面邻着热闹的南京路，另一面靠着冷清的山东路，“地形绝佳”。这一次，他们足足写了六百多份传单。晚上，从山东路的后门和侧门分头进入大楼，在四楼集合后，将传单从楼梯口转弯处朝商场的南京路大门撒下，然后飞速溜了下来。“下楼后，我们看见大门口很多进出商场的人拿着传单边看边议论，不由得心里乐开了花。”王火说。
刻骨铭心的“最后一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沪日军趁着夜色轰炸黄浦江上的英美战舰。那夜，王火在梦中被隆隆的炮火声和飞机的轰鸣声惊醒。由于坊间早有日本向英美宣战的传言，风云骤变的感觉让王火非常不安，彻夜难眠。
第二天上学，王火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前一晚炮火声的谈论，大家忧心忡忡。有人说：“看来，日本兵今天要开进租界了……”对战争的恐惧扑面而来。“孤岛”再也不是世外桃源，上海将彻底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中。
那一天，教室里只来了5个同学。悲壮的情绪弥漫在教室内。俞伯良突然用粉笔在黑板中央端端正正地写了四个大字——最后一课。教室里的学生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样的命运也将降临到他们身上：或许今后他们再也看不到爱国进步的书籍，国文课也会变成日文课，这些可怕的预感像刀子一样扎进学生们的心脏。越来越多的学生走上前，写下“最后一课”，很快就将整块黑板填满。王火的满腔屈辱化作泪水，夺眶而出。
此时，日本兵进城了。
王火从窗口俯瞰南京路：外滩方向列队走来一队“东洋鬼子”，从海军太阳旗可以判断，这是一支海军陆战队。他们身着蓝色制服，戴着钢盔，全副武装，奏着粗暴的军乐，以分列式的队形，迈着八字步耀武扬威地横行。
“今后我就是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了。”王火此刻想到，“要是我当时有一颗手榴弹，一定扔下去。”
教室门响，王火的国文老师王佐才走了进来。王佐才看到了黑板上的“最后一课”，没有像往常一样按着课文顺序往下讲，而是先将没写“最后一课”的地方擦干净，又用粉笔写下了“新亭对泣”。他说：“今天请大家将课本往后翻，我来讲《新亭对泣》这一课。”
老师说，《新亭对泣》反映了东晋初建时，面对匈奴侵占北方大片国土的现状，有些官吏希望偏安东南，成天唉声叹气，有些时刻抱有匡复中原之志，慷慨激昂。此时，王火开始明白今天为何要上《新亭对泣》，中国青年太需要这样一篇文章了。
讲完课文，王佐才的最后一段话，王火至今铭记在心：“即使落泪，也要记住哭没有用！今后，只要你们记得曾经有一位58岁的国文老师给你们上过这样一堂课，那我也算没白教你们这些学生了。”
让王火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真是他在东吴附中的最后一课。1942年7月，不愿做亡国奴的他离开“下江”故乡，前往大后方。
王老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从未没有对别人说过的生活。1945年，王火已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读书，有空时会摆渡过江，到四川江津的凌起凤家中看望。那个夏天，日本天皇颁布投降昭书的消息传到中国，他在凌家通过广播听到了这一消息。
“那是我这辈子最激动的时刻。”王老说。
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凌起凤却默默地坐着发呆，不时擦拭眼角边的泪花——她的二姐夫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对日作战中和敌人同归于尽，二姐闻讯后心脏病突发身亡。
很快，整个江津城都轰动了，炮仗声比过年还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从自家跑出来，敲锣打鼓，没有锣鼓的就拿脸盆或瓷缸敲了起来。百姓欢天喜地，自发地组织起了游行，一个人遇到了一群人会自动加入，一队人遇到了大队人马也会自动加入，涓涓细流立马汇聚成滔滔江河。
让王火印象更深的还是晚上，人们丝毫没有睡意，每家每户都有人拿着火把走出来，江津城如同被一条火龙缠绕一般。人们笑着、哭着，整座城市陷入狂欢，大家觉得“哎呀，光明来了”。
“抗战线”和“贪腐线”
王火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还是聚焦“西安事变”至1946年3月间中国社会的抗战三部曲《战争和人》。似乎之前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是在为此书做积累。解放后，王火开始整理抗战思绪。最初，他构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想用一百万字，从西安事变写到南京解放。后来，他萌生了用三句古诗做书名的想法，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只延伸到解放战争爆发。在上海总工会任职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创作。
1953年，他被调职北京工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深夜听着窗外北风呼啸，顶着寒冷，饿着肚子，在寝室中奋笔疾书，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文革时，初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稿子被拿去展览，王火因此被批斗，不得已，他愤而将书稿付之一炬。
文革结束后，多位老友劝他重写三部曲。此时，他55岁，与明史学家谈迁重写《国榷》的年龄相同。“太阳下去了，还会升起来。”在山东沂蒙山区，王火将日渐下降的精力完全投入到创作中，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写下了数公斤重的稿纸，写完了第一部。
由于第二部、第三部的故事情节都牵涉到大后方，再加上四川同窗的邀请，王火在辗转上海、南京、香港、重庆、北京、山东等地后，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定居成都。然而，一次因见义勇为造成的意外险些让三部曲再次“夭折”：为了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王火头撞到钢管上，左眼失明。但王火并未放弃，将过去浪费的光阴夺回来的激情激励着他，他靠着一只右眼完成了余下两部。1993年，三部曲以《战争和人》为总名集成一套出版。1997年，该书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在《战争和人》里，童霜威从一个政治上无依无靠、被日渐冷落的国民党官员，逐步变成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民主战士，他的原型正是王火的父亲，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的王开疆；而童霜威之子，从贵族子弟成长为进步青年的童家霆，人物原型正是王火……
“一个人或一家人的故事，可以清楚而有力地反映一个时代。”《战争和人》这句著名的卷首语，是对这本著作的最好诠释。
“《战争和人》是成功的。在后来研究者的评论中，最大的争议在于书中并非当代人的说话方式恐不为读者接受。不过我认为这个缺点反而是个优点，书中描述的是抗战时期真实的南京、上海、香港、武汉、中原和大后方，当年，人们就是那么说话的。”王老强调说。
他认为，《战争和人》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在于覆盖面较广，体现了大后方、根据地、沦陷区的生活百态；二是与一般的抗日作品不同，它不单单描述苦难中国的悲惨历史，书里也不仅有希望、信念、理想，有饱含着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条“抗日线”，还有一条“贪腐线”，即国民党从抗日以来的逐步堕落——“日本败亡了，国民党烂完了”。
“在大后方的生活，让我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贪腐本质。我觉得必须让人知道，战后的腐败让它很快走上了不归路。这在当代，依旧值得警醒。”王火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故人相继离去。在去年出版的《九十回眸》中，王火专门写了一章“悼亡伤逝”，其中，与凌起凤的爱情故事《长相依》最为感人。“解放后，身处台湾的她，抛弃荣华富贵，在香港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假自杀’，突破重重阻隔来大陆和我在一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战争和人》中，我把她称为我创作的‘大后方’。”王火说，“我们俩从未吵过架，不是因为我们的脾气有多好，而是我们的感情足够深。”
2012年，王火从成都回上海。他走进成都南路99弄5号楼旧居，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过往的回忆历历在目：一楼的五彩窗户还在，“当当当”敲三下，是他和地下党约定的开门暗号；客厅的吊灯也在，当年，他为了掩护地下党启用“吊灯机关”，推动吊灯将人藏进空房间，随后把吊灯下的桌子移走，不露痕迹。
采访的最后，王火提醒记者关注“孤军营”的命运。老人的思绪又回到70多年前，当年，他、俞伯良、陈鑫如三个中学生买了一束通红的月季花，前往位于租界的胶州路“孤军营”，看望谢晋元团长和八百壮士。在升旗的努力已经失败的情况下，谢晋元带着战士们依旧士气高昂，整齐地高喊口号跑步上操。面对上官团附“我们很惭愧！没有战死疆场，却奉命撤退到了这里！对不起全国民众”的道歉，小伙伴的心中回荡着难以平静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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