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与中国司法改革的大环境相契合：罗马电影节《十二公民》首映当天，适逢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电影上映前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聂树斌案复查，山东高院委托第三方邀请15名听证人员

    在起《十二公民》这个片名时，朋友对该片制片人王鲁娜说：你这名字甭报了，怎么可能让你叫“公民”呢，这个词多敏感啊，肯定过不了。

    “我说我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呢。”王鲁娜把片名《十二公民》报给广电局，很快片名就一次性通过了。

    将国外的经典文本《十二怒汉》本土化，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来讲中国人的故事，在此之前，从无先例。《十二公民》的导演徐昂，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太确信，“中国现在的电影市场状况之下，竟然有人投资拍摄这样一部电影。”

    最终，《十二公民》送审一次通过，一刀未剪。“我做整个影片的过程，也是我不断消除我作为影视创作者对体制的一些偏见。”王鲁娜说。

    电影《十二公民》在创作阶段，国内并没有陪审员制度。2014年10月，就在罗马电影节首映的当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了依法治国问题。

    2015年4月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2015年4月底，就在《十二公民》上映前期，聂树斌案复查，山东高院委托第三方邀请了专家学者、妇女代表、基层群众等15名听证人员参加听证。

    制片人王鲁娜说：“这都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点点信号。我们属于民间推动的一点点小的进步吧，和大环境刚好契合，《十二公民》是生逢其时。”

    大家年轻，

    干脆做一件

    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年轻的制片人王鲁娜是“聚本传媒”的CEO。公司做了3年，“头两年觉得国内电影圈确实很浮躁，行业内对一个好剧本都没有一个常识和共识。”

    新公司，新人，王鲁娜和搭档韩景龙商量，要把品牌放在第一位，做点有意思的、掷地有声的作品。“首先不是大制作，那样也hold不住。”他们摒弃了常规意义上中低成本经常选择的爱情片、惊悚片等类型，决定做一个反映当下的现实题材的律政影片。

    拍律政片是机缘巧合。搭档韩景龙的姐姐是最高检的一名检察官，韩景龙聊天时经常会讲些诉讼案例。于是，俩人最开始就想拍一个跟犯罪相关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王鲁娜考虑，跟律政有关，基本就是庭审戏。相对而言就是密闭空间，考验更多的是演员表演的张力和台词。

    王鲁娜想起了话剧《喜剧的忧伤》的导演徐昂。王鲁娜个人很喜欢话剧，曾经找徐昂聊过，是否有可能将《喜剧的忧伤》搬上大荧幕。话剧被封箱，不能再拍，但是在她心里埋下了一个想法。

    2012年底，《喜剧的忧伤》在天津做最后一轮演出，王鲁娜发邮件给徐昂，问他有没有兴趣拍一个律政题材的电影。徐昂特意从天津返回，在昆仑饭店大堂里，徐昂提出，想拍中国版的《十二怒汉》。

    徐昂第一次看到的《十二怒汉》的版本，是英国的戏剧文本。“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框架，它有一点儿特殊作用，就是能够把各个国家的偏见筛出来，通过它你能看见各个国家不同的问题。”徐昂说，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想以《十二怒汉》为框架，探讨中国的偏见问题。

    《十二怒汉》原版讲的是美国社会的偏见问题，以戏剧形式移植到了英国时，是讲英国的偏见问题。日本版《十二个温和的日本人》探讨的是这个社会到底是主妇社会还是男权社会。俄罗斯版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周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挑衅，俄罗斯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社会观念也逐渐分化。“中国版的大背景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快，这个大环境在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我想用它来将我所见到的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中的人讲述出来。”徐昂的想法得到了王鲁娜和韩景龙的认同。

    “徐昂很聪明，他很快找到了办法，解决了中国版《十二怒汉》在一个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度里，如何本土化让它合理成立的问题。”王鲁娜说。

    一开始的想法是基于对现实网络的观察。“其实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的陪审团。微博上经常出现社会上热议的案件，大家众说纷纭，又带着各自的偏见和个人情绪。”王鲁娜说。

    导演徐昂更想通过12个中国人在一起讨论一件事，并最终达成共识这样一个过程，促成人和人之间加强理解、沟通，去除偏见。徐昂的创作主旨打动了王鲁娜。“即便影片表达的是诸如贫富、地域等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他还是用很幽默的方式来呈现，还是心存希望，希望人们在去除偏见的前提下，能够更多地体会人们善良的可能性。年轻的导演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更积极，更多指向未来性。”同为70末的王鲁娜说：“这是我们这代人真实的状态。徐昂一番话让我眼前一亮的同时，让我暗下决心，大家一起做一件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演员表演精雕细琢

    每天只拍6页纸

    王鲁娜在找徐昂之前，曾经对他的商业潜质进行过考察。徐昂导演的《喜剧的忧伤》当年创下了内地话剧票房最高纪录1700万。那时候的文艺片票房基本止于几百万。“说明这个导演，他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有他的唯一性。而这种唯一性往往蕴含着多层面的商业开发潜质。”王鲁娜说。

    王鲁娜在做这个项目之初，就想着话剧和电影联动。她说：“话剧肯定会有一些不同于电影的内容和形式，提供给观众多维度的体验，而且这也是在商业上规避风险的一个很好尝试。”

    王鲁娜从制片的角度，当时想得最多的是，“在商业回报上，我只有做到零风险，才能心无旁骛地去投入创作这个电影。”抛开电影票房，单从话剧的角度来讲，商业上没有风险，也是成立的。

    王鲁娜笑着说：“大家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破仓库，几个人，没花多少钱。实际上，我们还是花了一些钱的。”为了追求真实性，让演员找到更好的状态，影片没有选择棚拍，而是找到一个位于798内的展览馆，以展览的租金租下来，每天万元的价格。在正式拍摄之前，剧组在首都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找了一个多功能厅，像排话剧一样，排练了17天。最后两天是脱离剧本的全体联排。排练有高度的纪律性。所有演员住在组里，包括何冰和韩童生在内，每天从早上9点排练到晚上9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在798正式拍摄时，拍了将近20天。

    王鲁娜说：“在他们已经脱稿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三、五天拍完的，但是实际上，全体主创下了很大的工夫，每天只拍6页纸。演员的表演都是精雕细琢打磨过的。”而演员们基于对年轻导演的支持和信任，和被优质文本吸引和追求，全情投入，几乎不计报酬。何冰为了这部电影甚至推了2部电视剧的片约。

    这些演员都是导演徐昂的同事或者朋友。徐昂在选3号陪审员（出租车司机）时，第一想法就是韩童生。韩童生是国家话剧院的演员，在徐昂做第一个大剧场戏剧时，就是和韩童生合作。韩童生总是在戏上，徐昂平时都是通过他的助理联系他，但是那段时间就没有联络上他。结果有一天，徐昂开车去工体附近，等红灯的时候，他就看见韩童生在过马路，徐昂心想“这不是韩爷么！”立马找个地方把车停了，走上去追他。当时韩童生正要去见《狼图腾》导演让·雅克·阿诺。徐昂说自己要拍中国版的《十二怒汉》，想让他来演，韩童生一听就说，好。徐昂和何冰是非常好的朋友，平时常常去他家里喝酒，邀请何冰来出演角色，在跟他吃饭聊天的时候就敲定了。

    王鲁娜记得拿着合同，第一次与何冰见面，何冰没有谈合同，而是和王鲁娜侃了两个小时的戏剧表演，何冰兴奋地说：“这个本子，现在不拍什么时候拍？就拍它，就是它了！”

    成片一遍通过，

    还得了广电局内部

    当年最高分

    导演徐昂和编剧韩景龙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没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来将《十二怒汉》故事的框架搭建出来，而不至于损失可信度和戏剧性。徐昂希望是一群有不同身份、不同背景的成年中国人来参与这个讨论。

    徐昂了解到，中国高校的法学院有英美法课程，会因课程需要设立模拟法庭及陪审团，这就让背景有了可能性。为了让讨论更加真实可信，编剧将故事背景设定为学生参加补考。暑期放假，学校就要求补考学生的家长和一些学校的员工来帮忙组成陪审团，完成这个考试。

    在导演徐昂的观点中，现在各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之所以不能和谐共处、不能顺利达成‘常识与通识’，是因为这个社会在急速发展下最高点和最低点之间的落差太大了。”

    北京长大的徐昂看着北京从一个“故乡”变成一个“都市”，虽然没有离开这里，却觉得自己移民了，渐渐有点不认识这个城市了。徐昂说：“起初还能以主流语言来描述周围的不同意见，后来我的语境却逐渐丧失了，这个道理就像贾樟柯面对汾阳时，认为汾阳发生了改变、自己失去了故乡。我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内容截然相反，但是每个人又都很正确——这些确实都是偏见，但是我们很少去关注偏见的成因是什么。”

    制片人王鲁娜担心的，则是这部影片能否顺利送审通过审查。

    影片立项时，还是颇费一些周折。王鲁娜说：“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讲中国人的事儿，从来没有过。貌似非常大胆。”立项要走的程序很多，前前后后用了7个月的时间。王鲁娜不断地去跑广电总局，广电总局要听取相关部门，也就是最高检政治部的意见。2013年底，最后送审的时候，其实是战战兢兢的。王鲁娜自认为很多东西超过了红线。实际上，在一周之内，成片一遍通过，还得了广电局内部当年的最高分。

    《十二公民》不仅一次送审通过，而且被广电总局推荐给中影的海外推广中心。又由海推中心推荐给世界各大电影节。蒙特利尔电影节和罗马电影节纷纷抛来橄榄枝，最终，《十二公民》选择了罗马国际电影节，并一举获得第9届罗马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马可·奥雷利奥”奖。

    出品人王强、徐小平

    对影片

    形成正反两方观点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影片的出品人中，有曾经的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位——徐小平、王强。这两个名字，因为改编自“新东方”的电影《中国合伙人》被不断提起。

    从2004年到2007年，王鲁娜在新东方的公关市场部工作，是徐小平、王强的部下。2007年，她开始跟随徐小平做早期的个人天使投资。她说：“徐老师是骨灰级文艺青年，早期个人投了很多和文化、影视相关的公司和项目。”

    《中国合伙人》的第一稿剧本是徐小平个人写的。王鲁娜跟了影片的前期策划。虽然最终没有投资，也算一只脚迈进了影视圈，从此以后，开始以公司的性质正式运作影视项目。

    王鲁娜说：“从《泰囧》以后，中国的电影市场异常火爆。但是大家的项目参差不齐。拿到好的剧本出来，也难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操作的主动性。公司自己也开始尝试制作，电影方面第一个影片就算是《十二公民》了。”

    王鲁娜一开始提出要拍中国版的《十二怒汉》时，投资人都非常支持。当影片粗剪为2小时26分的版本时，王强和徐小平观看了影片，并形成了正反两方观点。王强认为影片节奏过慢，最终鼓励主创对影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剪辑。每剪一帧，对创作者来说都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外景戏。王鲁娜说，“如果当时没拍外景戏，可能更低的成本就拍下来了。”后期剪辑影片长达11个月，并最终请到了前法国真实电影节杜阿梅女士来做的定剪。“整个创作过程很漫长，也很煎熬，尤其是后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有这个结果。”

    徐小平认为，“这个片子拍出了一个小史诗的感觉。”王鲁娜说：“一个鼓励，一个鞭策，给我们机会做出不断的调整的空间。徐小平和王强，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资本层面，都给我们公司奠定了最优质的基因。多少是承载了他们的梦想和对这个公司的期望的。有时，你需要大佬一锤定音的鼓励。”

    回想起《十二公民》最后送审时的战战兢兢，王鲁娜说：“如果没有中国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的信号，我相信这个片子也不会从头到尾一路绿灯的。人的观念和进步是一点一点发生的悄然的变化，我们刚好是推动的一个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