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定、天历间，孝光与维祯相遇吴下（钱塘），促膝谈诗，相为莫逆。其时维祯资望尚浅（李大杨11岁），须引孝光为后盾始能发扬其说；而两人才情相匹，足称敌手。故李、杨联合，乃可以登高一呼而叱咤风云，耸动时听。对此杨在《潇湘集序》中曾有简要说明：“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醎，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醎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为韪，遂相与唱和古乐府辞。好事者传于海内，馆阁诸老以为李、杨乐府出而后始补元诗之缺，泰定文风为之一变。”
张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叙》亦云：“《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东南士林之语曰：‘前有虞（集）范（梈），后有李（孝光）杨（维祯）。’”
他们共倡乐府诗创作，声闻远被，团结和影响了江南一批作家，竞相唱和，蔚为风气。由于李、杨首倡，参与者又大多为浙籍诗人及靠近浙江的苏南诗人（元时均属江浙行省），故我们可以名之为浙派古乐府运动。这是元代中后期的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影响深巨，它后来被称为“铁雅诗派”而风行元季明初诗坛。这一派诗人中，据现存资料考索，孝光与之相来往的，浙籍（除维祯外）有张雨、李曅，吴复，叶广居，郯韶，夏溥，永嘉张天英、郑东，平阳郑僖；苏南籍有昆山顾瑛、瞿智、郭翼、卢昭、吕诚、释徳庄、陆仁、秦约、姚文奂、袁华、卢熊、张逊、倪瓒等。
孝光的乐府体诗（包括骚体及部分古体歌行）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拟古创新，用古调写新辞，多为即兴命篇。二是以古音协韵，运用《诗经》《离骚》的韵字，意在摆落时调，自由抒写，寻求别样的韵味。三是善用比兴引喻，语有寄托。风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贺），造意瑰奇，富想象力。四是切近社会现实，有所为而作，或咏怀抱，或讽时事，继承了汉魏乐府的写实精神。《四库全书总目·五峰集》提要说：“元诗绮靡者多，孝光独风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乐府古体，皆刻意奋厉，不作庸音。”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箕山操为许生作》是孝光乐府辞的代表作：
箕之阳兮，其木樛樛。箕之冡兮，白云幽幽。
彼世之人兮，孰能遗我以忧。
虽欲从我兮，其路无由。朝有人兮，来饮其牛。
许生，许先生，指许由。借咏尧让天下于许由故事以抒怀，韵度高简，旨在言外，颂扬高蹈的情操，又隐隐流露了被遗落的失意感。透过幽僻的画面，读者不难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郁抑。意存不平而辞气不迫，蓄意蕴藉，结韵尤佳。维祯有和作《箕山操》：“箕之山兮，可耕而樵。箕之水兮，可饮而游。牵牛何来兮，饮吾上流。彼以天下让兮，我以之逃。世岂无尧兮，应尧之求。吾与尧友兮，不与尧忧。”吴复曰：“世称两操乃敌手棋也。”这是他们唱和的带有示范意义的新题操体乐府，体现了诗界古乐府运动的创作实绩，因此受到广泛关注，播诵人口。元赖良编《大雅集》，取李诗压卷，并引杨维祯评：“善作琴操，然后能作古乐府。和余操者，李季和为最。”明袁仁《古乐府自引》言“李季和作《箕山操》，世称奇绝。”
另一首为杨维祯所激赏的是《太乙真人歌题莲舟图》：
银河跨西海，秋至天为白。
一片玉夫容，洗出明月魄。
太乙真人挟两龙，脱巾大笑眠其中。
凤麟洲西与天通，扶桑乃在碧海东。
手把白云有两童，掣嬲二鸟开金笼。
此李孝光仙游诗之佳者。着墨不多，而意想奇幻，仙境独造，有置身云霄、俯视寰宇的气概，表达了自由无拘束的理想世界和纵放不羁的情怀。杨评云：“此作又是李骑鲸也！孰谓此老椎钝无爽气耶？”言得李白（李骑鲸）浪漫气质和豪宕风格。
李杨在创作上互见推服，桴鼓相应。杨拟韩体作《琴操》，“季和读之，拍几三叫曰：‘杨廉夫，铁龙精也！人欲和之，谁敢，谁敢？’”维祯于孝光尤推尊，予以高度评价：“为文幽深无际，其古乐府诗尤长于兴喻，海内学者喜诵之，故至正文体为之一变云。”（《西湖竹枝集》叙）他说自己写作《琴操》，是接受李的挑战因而激发灵感：“余与永嘉李季和在吴下论古今人诗，季和酒酣，歌退之《羑里操》，举酒属予曰：‘杨廉夫崛强作汉魏人古乐府，亦能作昌黎伯《琴操》乎？’余激其挑，亟领曰‘请题’。季和遂命《精卫》而下，凡九题。”
其《铁笛道人自传》云：“与永嘉李孝光、茅山张伯雨、锡山倪瓉、昆阳顾瑛为诗文友。”引李为首席“唱和友”，在文章中一再加以称举。尝叹曰：“诗难，乐府为尤难。吾为古乐府，非特声谐金石，可劝可戒，使人惩创感发者有焉。善和予者，惟李季和。季和死，和者寡矣！”孝光卒后，维祯痛感失去知音和作诗对手，深表怀念，读诗至感激处，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见之，宁不为之击节而起舞乎！”“且命（门人）吴复录季和死后凡若干首，至其墓焚白之。”备见倾倒之意。
从杨维祯的这些评论，也能够表明李孝光作为古乐府辞的首倡者之一，他在浙派古乐府运动中的贡献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李杨”并称，并非徒有虚名。列为中国文学史系列的《元代文学史》乃谓：“当时与杨维桢并称的作家是李孝光，但从他的现存作品来看，对‘李杨’并称这个现象已难以理解。”这样的说法，确实显得十分肤浅，对李诗缺乏基本的了解和研究，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