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陈寅恪在论述南北朝史时提出“以文化分、而不以种族分”的民族界定标准，“姓氏”其实也是这样一种“文化标准”，或者说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姓氏”是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界定家族财产和防止近亲结婚的主要标准，这从母系一边看更加明显。人类基因的“集成”程度受其流动性影响，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历史变动，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很有限的。而从另一方面说，一个“姓氏”的人口繁盛程度和人口结构的复合性，是其在历史变迁中延续程度的前提条件。那些流传至今的大姓氏，应该有着它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正如我们这个延绵至今的民族和文明一样。

　　王氏始祖曾是周朝灵王时的太子，后人称王子乔。民间因怀念子乔为人，传说其驾鹤升遐，云游四海，成了后世道家修仙的榜样，以致成为天台山主、“桐柏真人”。在王氏后人到达台州之前，神话故事之中，其始祖王子乔早已与台州结缘了。秦汉之际，十八世孙王元(秦名将王翦曾孙)因战乱迁居山东琅琊，是为琅琊王氏之祖。两晋之间，中原大乱，王元十二世孙王导、王敦等拥立琅琊王司马睿于江南建康称帝。王氏盛极一时，王导为宰相、王敦为大将军，其子侄王羲之又与太尉郗鉴之女联姻。而其后人，正如刘禹锡在《乌衣巷》中所说：“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为了北来士人与南方豪族的团结，王羲之、谢安等又南涉浙东山水间“求田问舍”。但就后世而言，王羲之、谢灵运们也是颇能自得其乐的，山水诗文都由他们开创，影响所及不逊于高居庙堂的先辈。王羲之是为浙江王氏之祖。

　　到北宋初年，王羲之第二十五世孙(后人称端礼公)为宋真宗时将领王琮的军前教练使，后王琮受寇准罢相牵连，以致“端礼公”也被贬至台州监大田商税茶盐务，后人因见大田土地肥沃，便定居下来，是为临海大田王氏之祖。至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人口大量南迁，大田王氏也迎来了他的繁盛期。端礼公四世孙王衎登何卓榜(1115年)进士，王衜登王十朋榜(1157年)进士；五世孙王应之登詹骙榜(1175年)进士，王棐之登曾从龙榜(1199年)进士；六世孙王朝熉登黄由榜(1181年)进士，王梦龙登郑自诚榜(1208年)进士。

　　人文与时势之间的关联性，此时最明显不过了，正如陈耆卿在《嘉定赤城志》中所言：“接于南渡，文物益振，故其圭衮之炜耀，笔槖之层复”。以地方史料中留下文字最多而无功名的(端礼公)六世孙王象祖来说，吴子良称其“盖水心叶公之高弟，乐净邱公之重客，筼窗陈公之畏友也”，又说：“远近宿儒新俊闻风慕重……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声德父，德父因贻书勉以救时……李公既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稿数千言规正之”，台州典籍《赤城集》中也还留有其《重修子城记》、《赤城三志序》等名文。民国版《岩潭王氏宗谱》中还留有永嘉叶适为王衜所作的《校书郎王公夷仲墓志铭》，吴子良写的《王氏人物纪略》、《大田先生墓铭》，这些都是王象祖的良师益友。其父应之也是“遍交乾、淳诸老”，可见人文荟萃，文化因而昌盛，人才因而辈出。

　　当时大田王氏的境况如吴子良《王氏人物纪略》中所言，“进士”、“学士”多至数十人，“厉堂华厦数千楹，从屋万余间”、占地“一百八十余亩”。其中还描摹他们的日常生活：

　　“用钱一千八万为宅龙二条，金银为首尾埋于宅第，扦七星方井七口皆置石槽……德父公(象祖)西宅，好僚友玩乐，右建积水塘，左扦望州台。克镇公前宅，建暑阁凉亭，曲水流觞、园果花木无一不具。华武公东宅，前扦清塘、筑假山，□□光宗遣都马还第御建敕熙堂……亚卿仲言公(应之)左建积禧堂为家庙，右建东田佛舍，侍境神祈三牌匾乃晦庵先生书也。”

　　文中还提及“希贤严州教谕”，即为岩潭王氏之祖。

　　而以宋元之际的大变局来说，各地士家大族由城市平原避迁山地、峡谷的情况十分普遍，家族四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南人入仕元朝的既量少且位低，这样由大田王氏转而为岩潭王氏也是时势使然。此后时代转圜，人口又大量迁出，岩潭王氏分而为大田、洛河、两头门、城关各派。又有远迁至宁海、象山、黄岩、温岭、仙居等地而来认祖归宗者，亦是历史变迁和文化凝聚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据说希贤公是因为看守祖坟而发现岩潭这个“世外桃源”的，至今已经有700余年了。遥想当年，潇洒如王羲之，仍不免《丧乱帖》：“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

　　历史形成的以姓氏为标志的“宗法性”，在世界上存在相反的两极，一端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其社会固化到影响正常的新陈代谢的程度，另一端则如美国家庭观念单薄到甚至连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都难以维持的地步。延至当代，随着独生子女化和城乡流动性的加深，“姓氏”的家族脉络逐渐稀释，姓氏之间的关系日益网络化，未来它的“宗法性”会自然消解。由此回望历史，“姓氏”更多的是农业定居时代的产物，而它的文化基因已溶入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