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抚州临川县人(今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邓家巷),这在《宋神宗实录》》的附传现存《名臣碑传瑰玻集》中、《东都事略》和《宋史》的《王安石传》当中, 所载全是一致的。
    但王安石并不是诞生在临川县,而是诞生在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县的宫舍中的, 因为他的父亲王益那时正在临江军做判官以上皆据《清江县古迹志》,是从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一转引的。记载王安石诞生的年月日时最详确的则是南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漫录》卷十《王公进退自安》条谓“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 。今查辛酉为宋真宗之夭禧五年,其年之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021年12月18日。到1991年的12月, 正是   王安石诞辰的九百七十周年。
   王安石在少年期内曾随同他的父母寓居于江宁府今南京市。从此以后, 江宁府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到宋神宗熙宁九年年,他第二次辞掉宰相职位之后, 首先是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亦名蒋山的正中间, 修盖了几间房屋。取名为半山园,全家居住在那里。但到元丰七年年王安石害过一场重病之后, 他觉得半山园和近几年内购置的一些田地, 全都是些赘物,便把它们一并捐献于钟山的僧寺, 而在江宁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所小独院, 移居其中。到宋哲宗元佑元年的四月初六日年月一日,享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就因病死在这所小院中《宋史• 王安石传》谓卒年六十八, 八乃六之误。
   王安石的父母全都是死在江宁、埋葬在江宁的。王安石死后也埋葬在江宁, 但并不与他的父母葬在同一莹地。《景定建康志》卷四三, 虽仅有“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 一句极简单的记载, 但我们据此可知, 在王安石死后,乃是由他的诸弟在他原所居住的半山园后改称半山寺后选取了一块墓地埋葬的。在张舜民的《画慢集》中, 有《哀王荆公》七绝两首,其中有句云“坳哭一声唯有弟, 故时宾客合如何, 据知王安石的丧葬之事必只是靠他的诸弟办理的。
    南宋周潭的《清波杂志》卷十二,有一条记载说：“王荆公塞在建康蒋山东三里, 与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绍圣初, 复用元丰日人, 起吕吉甫知金陵……当时出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坟者。……曾子开有《上荆公墓》涛, 见《曲阜集》。”
     以周烽此说与《景定建康志》所载相较, 我认为,《建康志》所载应为可信, 周浑可能是将王墓的位置记错了。检曾肇的《上荆公墓》诗《曲阜集》卷四, 其中也有“ 华屋今非昔,佳城闭不开”两句, 佳城者坟墓也, 既以华屋与佳城并提, 亦可证王安石墓必与其生前曾居住过的半山园相比邻。即使退一步说,承认周烽的记载亦可备一说, 而王安石死后之葬于江宁, 并非归葬抚州, 毕竟还是确定无疑的。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发家》条载：“冢墓被发, 即帝主不免, 然必多藏, 始为盗朵颐。如王荆公清苦,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 南京太监石岩者, 营治寿穴, 苦乏大砖, 或献言云“ 近处古家砖奇大” , 遂拆以充用。视其竭,乃介甫也。则薄葬亦受祸矣。”
   明武宗的正德四年为公元1509年。《野获编》的这条记载（我认为它是可以相信的）等于告诉我们说直到十六世纪之初,王安石的坟墓仍在江宁原地, 未被迁移到其他地方。
   写到这里, 我很想再擂人我自己的一段感慨, 是久已积存在我胸怀中的一段感慨。我以为,像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所说, 王安石的“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 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 而他任宰相期内的变法改制诸措施,也“ 能于期岁之间, 靡然变天下之俗” 。这等于说, 他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已具备了不朽的条件。而身任宰相的司马光,虽是王安石长期以来的政敌, 当他在病中听到王安石逝世的消息之后, 立即写信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 要他向太皇太后和皇帝建议,对王安石的身后事应“ 优加厚礼, 以振起浮薄之风” 。于是北宋朝廷果然追赠他为太傅。然而除此之外, 由于司马光正在“ 以母改子”的藉口之下,大力贬斥熙宁元丰期内参与推行新法的各级从政宫员, 这种严峻局势使得王安石的故旧全都畏罪之不暇,谁敢再出面冒此风险遂致前来祭吊和赠送祭品膊礼者也绝少, 出现了张舜民《哀荆公》诗中所描述的,’ 前无雀罢张罗, 元玄酒生与亦不多”的凄凉场而。不但如此, 《景定建康志》所载宋人垄墓, 大都在标题之下附有或多或少的文字, 说明何人撰墓碑,何人撰墓志,并摘录其中一段关键语句, 而独于王安石墓, 则仅为“ 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九字, 这反映出, 在王安石墓前绝无神道碑这物事,而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 死后追赠太傅, 于礼于理, 都是应当于墓前建立神道碑的。更为可怪的是, 不但在《景定建康志》的“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后” 的九字标题之下不曾道及何人为作墓志铭, 不曾摘录墓志铭中的片言只字, 在现存的宋人文集、笔记及各种文献当中,竞也找不出有关王安石的行状、墓志铭的任何蛛丝马迹, 而从《野获编》中的《发家》一条, 我们才得知埋藏在王安石坟墓中的,只是一块“墓褐” , 亦即只载有仅能证明其为王介甫墓的一段简单文字的刻石, 这就更令人感到他身后所受礼遇实在过分地凄凉了。

    以下且再回到本题。
    到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年,在临川县作知县的应云鸯刻印了王安石的文集《四部丛刊》初编中之右川先生文集》即据应刻影印, 他在文集的序文中说：“公墓不知所在,谋所以专祠公而不获。公之二十二世〔侄〕孙王生瑞从予乞祀田, 予既刻公文, 复稍助之, 以延公祀云。”
这里的“ 公墓不知所在” 一句,既表明了这位应知县的历史知识有欠广博, 也反映出王安石的第二十二世〔侄〕孙同样地对于他的祖先的墓地茫然“ 不知所在”。这也进一步说明, 直到十六世纪中叶, 王安石的坟墓并无由江宁迁移到抚州之说,所以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路》的《序言总论》中便批评应《序》说“ 公亮, 葬于江宁, ‘ 公墓不知所在’一语, 当时何不知删之,《年谱考略》是十九世纪初年才写成的, 而蔡上翔又曾亲到临川县进行过调查访向, 他的这一评语又证明了, 直到十九世纪初年,王安石墓仍无从江宁迁回抚州之说。
王安石既非诞生于临川, 死后也未归葬于临川, 在他的幼年少年期内, 和后来宦游各地期内, 虽都曾回临川去过,但全都不曾久住。总计他的一生, 居住在临川原籍的日子是并不很多的。然而, 不论如何, 他的籍贯是抚州临川县,在那里有他祖传的宅第和田产, 却也是确定无疑的。所以, 从北宋末年到元代, 到抚州去做知州的, 还相继有人在州城之内为王安石建立祠宇,加以纪念。现在尚可看到的记述王安石祠宇的文字, 最早的一篇是陆九渊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年所写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象山文集》卷十九,其中述及建立祠堂的一段文字为：“公世居临川, 罢政徙于金陵。宣和乒一年间故庐丘城, 乡贵人属县立祠其上。绍兴初常加葺焉。逮今余四十年,麟纪已甚………郡侯钱公(按即钱象祖)………慨然撤而新之, 视旧加壮, 为之管钥, 掌于学官, 以时祭焉。”
     其次则是元人虞集大约写于元顺帝初年或年的《王文公祠堂记》《道园学古录》卷三五, 其中述及建立祠堂的几段文字为:
    至顺二年冬, 中顺大夫抚州路总管达普花赤塔不台至那……明年,故翰林学士吴公澄就养郡中, 过故宋承相荆国王文公之旧祠, 见其颓尔而叹浦。候闻之曰：“ 是吾责也。”乃出俸钱,命郡吏……经营焉。……以某年某月某日告成。……
    按《那》, 宋崇宁四年年, 郡守田登为堂于守居之侧,肖公像而祠之。浮熙十五年, 郡守钱某更筑祠,而象山陆公九渊为之记。
    公故宅在城东偏盐步岭, 有祠在焉, 作而新之,则侯用吴公之言也。……使人拜公之祠, 施公之象。诵公之文,考公之行, 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发焉, ……其于人心风俗岂小补哉。
    虞集还在这篇记文之后系以“ 迎享送神辞” ,其词有云：“澹澹荒破, 晨曦载晖。言采其芹, 迟公来归。山川出云, 无往不复。草有零落, 在彼灵谷。寻穷于原, 亦企予石。父母之邦,庶几来食。”
   根据上引陆九渊作的《祠堂记》,得知在抚州城内王安石故居的墓址上建立祠堂, 乃是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年的事, 三十年代初又曾修葺过, 到八十年代后期又经郡守钱象祖“撤而新之” 。而据虞集作的《祠堂记》, 则又谓据旧来的《郡志》所载, 在十二世纪初年, 作抚州知州的田登就已在知州居第之旁特辟一房,并绘制了王安石的肖像设置其中, 即作为王安石的祠堂。看来, 这个临时布置的祠堂, 因其不是特意建造的,到田登去职之后便不再继续存在了, 所以在十多年后, 临川县的“ 乡贵人” 又“ 属县立祠”于已成丘墟的王安石的故庐的基址之上。虞集在《祠堂记》中所述经塔不台又一次把颓纪的旧祠“ 作而新之” 的,也是在抚州城东偏盐步岭王家故居基址上的这一所。
   虞集虽引用《郡志》的旧文, 说在崇宁四年郡守田登曾“为堂于守居之侧, 肖公像而祠之” , 而在钱象祖于王安石故居的废墟上修建了祠堂之后, 以及元代的监郡塔不台重修了这一祠堂之后,在陆、虞二人的《祠堂记》中却全未再说到这幅画像是否还存在的问题。在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卷首之二,有从《抚州府志》引录的《书王文公祠记》一文（我检雍正年修《抚州府志》, 未获见此文）, 文的作者为明朝后期人,可惜未载明其姓名。文章的后半, 在谈到塔不台“ 重加缮治” 的王文公祠堂再经废纪之后说道：“祠宇为居民侵削,仅有存者。临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 谱碟相沿, 为公弟安上后。国初有名孟演者, 为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顺、成化闻（按：即十五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其孙宗琏两以遗祠转典与千户所王表者, 并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数百年,鲜完如故, 若有呵护者。每一拜观, 敛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 忽认安礼之后, 嘉靖二十五年, 请托千户熊邦杰, 以力夺之,知县应云贫遂祭于其家。二十六年, 府同知陈一贯复以米二石易荆国, 夫人像, 并付之守祠者, 称记岁月直书其事于祠壁云。”

   根据此文所说, 田登于崇宁中所绘制的王安石像, 在明代,除中间曾一度辗转于私人之家以外,最终还是保存于祠堂中的。但不知在什么时候,此像却又转到东乡县的王安上（安石之弟）后裔家中。此事见于蔡上翔所撰世居东乡县黎墟的王交三的《墓志铭》（《王荆公年潜考略》附存卷一）中：“东乡上池王氏,荆公之弟安上之后也, 世藏有荆公画像, 君按指王交三又亲往求之。至则设几席焚香, 戒余具衣冠肃拜,然后得从瞻仰焉。”据蔡氏的《题王荆公画像》（《年谱考略》卷首之二）一文所说, 他之“ 得拜公像于东乡友人王交三家” ,乃是清乾隆四十六年年的事。王安上后裔和王交三所居住的东乡县, 则是明代析临川、金溪、安仁、进贤四县之地而建置的一个县,其位置在今临川县东北。
    据我所闻, 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前,这幅画像仍存藏在东乡县的王姓人家, 而且我的友人还赠送了这幅画像的一张照片给我,这就是我插人拙著《王安石》书前的那一幅。在十年动乱期内, 这幅画像却又不知去向了。
     虞集在《祠堂记》中说郡守田登于崇宁四年“ 肖公像而祠之” ,这表明, 这幅画像必是由田登请人绘制的, 但蔡上翔在其书陆游的《人蜀记》后的一段文字（《年谱考略》卷首之二）中却说：“荆国文公画像,予尝一见之。及阅陆务观《入蜀记》, 谓李伯时尝图公像子定林〔寺〕昭文斋, 所谓“ 著相束带,神采如生’ ,与予所见图悉合。则知此轴亦出子伯时之手无疑也。”
    今查李伯时卒于崇宁五年, 是田登建祠之日尚在世, 但仅据“著帽束带, 神采如生” 一事而即断言“ 此轴亦出伯时之手无疑” , 则似涉孟浪。因其时李伯时已为极负盛名的画家, 果为他所重作,则在画幅之上必应署其名号, 或则由田登或当地的文人学士们把此事加以记述,今既全无此类蛛丝马迹可寻, 则与其像蔡上翔那样硬下判断,似还不如仅仅作出一种推测说这幅画像, 很可能是由田登请了一位丹青手,到金陵钟山定林寺的昭文斋摹写下来的,也许更合乎事实一些。
    上述种种, 特别是关于王安石的故居基址及其身后的墓葬之所在,既都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可考, 本都已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但在十年浩劫的后期, “ 四人帮” 大搞“ 儒法斗争” 的恶作剧,把王安石摆布为中国历史上重要法家人物之一, 大加称颂, 致使他红极一时, 于是而王安石的故居何在,也随之而成为临川与东乡这两县的地方人士争论不休的问题。东乡县人所持的理由是王安石的后裔所世代居住的上池乡,正就是从王安石的父祖以来的田宅所在之地,是在明代被从临川县析出而入于东乡县的。王安石的画像为上池王家所长期保藏就是明证。近年似又有人说,王安石的坟墓也在东乡县境内的某山。事实上, 他们所持的理由和所举的证据全都是不够充分的, 不能成立的。因为, 东乡的上池,只是王安上后裔的居地, 并非自王安石的父、祖以来的田宅所在之地王安石的坟墓,也从来没有由江宁迁回临川或东乡的记载。关于王安石画像的流传经过, 则如上文所说,更不能证明其与王安石旧居的关系。王安石的临川旧居究竟在哪里呢答日在临川县城之内,而不是在临川县城之外的任何地方。最强有力的证据就在王安石自己所写的一篇《大中祥符观新修九暖阁记》当中。《记》文有云：“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 ………吾庐当丘上。自北折而东, 百步, 为祥符观。………安石少时固尝从长者游而乐之。以为澳山之佳, 虽异州, 乐也,况吾父母之州, 而又去晋庐为近者邪！”这段文字, 简单明燎地告诉我们王安石的旧宅, 是在临川县的县城之中。而临川县城,亦即两宋抚州州治之所在, 从宋迄今, 不曾有所移徙, 因而王安石的旧宅也万无并人东乡县境境内的可能。
邓广铭，1984年冬草成初稿,1992年8月22日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