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晚报网 2013-03-03 13:29  来源：太原晚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不勤不得，不俭不丰”，已成为经商创业者的座右铭。自古以来更有颇多典籍称颂晋人特别是晋商的节俭德行。《诗·唐风》云：山西“土贫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杜佑《通典》：“山西土贫，其人勤俭”，《隋志》：“人物殷阜，然不甚机巧，其于三圣遗风沿未尽澌灭”，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谢肇制亦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康熙皇帝也曾言：“晋商多俭，积累易饶”。可以说是自然条件与传统文化成就了晋商的节俭传统。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貌复杂，山地、丘陵占全省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强，温带季风型大陆性气候，使山西成为“十年九旱”之地，加之风雹霜冻频繁，是一个自然条件较差的省份。山西又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积淀淳厚，民风“俭啬耳，甘辛苦，薄滋味；勤奋于耕织，服劳商贾”，在传统文化的引领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经商理念，奉行儒贾相通、义利相融、诚信无欺、和衷为贵、勤俭为黄金之本的道德原则。

    晋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

    晋商十分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讲求“戒懒、戒骄、戒贪”。

    春秋商人白圭作为富商，却坚持“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这位治生之祖的节俭风范为后世经商者效法。勤俭经商更成为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居恒薄于自奉，无事不戒其奢华”，“爱国家，乐公益，笃勤俭”，榆次人李智春“数十年勤劳无间，为执事者所重，积有余资，乃旋里娶妇王氏”；永济人赵俊“为富家贾于江南，勤俭著闻”；明代山西蒲洲的范世逵经商致富后，家业大兴，有良田数百亩，积蓄银两数以万计，但是吃穿用都不奢华，为人好义，常拯人之急。

    榆次车辋的常家，几代人都有节俭的美德。据《常氏家乘》记载整理：从常氏第八代常威起，常家开始在晋商中崭露头角。据说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家赴号，不带用资，沿途以占卦收费，权作盘缠。到他儿子常万达承祖在张家口经商，“数十年如一日，居垣薄于自奉，无事不戒其奢华，用人必本诚意以待之，毫无市井浇漓习气”，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就是后来常万达从事对俄贸易获得巨额收入后，仍“满而不盈，视有若无”，其获得的资金，不是用于家计和子弟们的过分享受，而是扩大积累资本，不间断地开设新店，一代代的节俭勤勉成就了晋商史上长盛不衰的“外贸世家”。

    《康熙南巡秘记》中论道，“晋俗勤劳朴素，勤劳易于进取，朴素易于保守。故晋之人长于商，东辙马迹遍天下”，正是由于晋商个人有如此美德，才能在明清时期将产业做遍全国，做到境外，名噪天下。

    勤俭教育融入家学家规

    晋商还将勤俭教育融入家学和家规中，靠勤俭发家和持家。许多晋商家族发家致富的创业史表明，他们在起家的时候都是靠小本生意勤劳俭朴，艰苦经营，经过几代人的一步步积累发展起来的。不仅在创业过程中艰苦奋斗，节省每一文铜钱，起家之后依然勤俭经营，做到“满而不溢，富而不淫”。特别是前几代的创业者，一般都比较节俭，即使花了不少银子修建了高宅大院，也不做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辈，而是勤俭持家，诚实守信，注重积累。

    以晋中为例，明人沈思孝《晋录》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积能饶”，能饶，就是能聚财，能积累资本。从太谷县也可见一斑。太谷县在明初“土瘠民贫，俗尚勤俭，慕学力田，淳厚不奢”，明末“农力于野，商勤于贸易”，乾隆时“民多而田少，故耕种之外，咸谋善生，土俗殷富，实由此焉”，道光后，太谷被美国人罗比·尤恩森称为“中国的华尔街”。太谷县的富室王武氏，虽然是“四第连云，阡陌栉比”，但在经商之外，“治田也勤且俭，虽至糠稗亦必筹夫用途，而不使货弃于地”。

    介休县大贾冀家的马太夫人，治理家政甚严。她要求子女要“自奉俭约”，虽然她“自奉宜薄，待人(却)不厌其厚”。在马太夫人的严格训育下，“诸子虽得高爵，而……不敢以裘马耀乡闾。供客极丰腆，而家中两餐仍俭素”。马太夫人经常告诫说：“惜福则福自长也。”因此，冀家的“诸子生富家而能饱粗励”。

    不忘创业辛永示勤俭德

    晋商在商业活动中也十分注重节俭作风的培养，将勤俭教育融入商号号规中。一些豪商富贾的字号大多数将始祖创业之初所用之物，如独轮车、鞭杆、扁担、柳筐等物，供于神堂庙内，以教育青年伙友，永远不忘艰苦创业、俭朴养廉的传统美德。

    大盛魁商号每年年节，都要在总号的财神庙内，向神像下供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箩筐叩头，并在除夕晚上，必须吃小米粥，以此为号规，200多年从未间断，以警示伙友不忘艰苦创业之辛劳，永记克勤克俭之美德。

    太谷县北洸村曹家创业始祖曹三喜，明末清初闯关东，在朝阳地区磨豆腐种菜起家致富，逐步使曹家成为拥有商号600多处，雇员37000多人，资本总额达千余万两银的晋商巨富家族。曹家的商号将始祖卖砂锅用过的独轮车和磨神供奉于庙堂，每年要磨豆腐两次，掌柜还要亲自向磨神烧香叩头。曹家的这种做法，是告诫子孙并商号伙友不忘创业之不易，希望勤俭精神代代相传。

    在培养商业人才，训育进号学徒时，从录用、理训到考察出班，各家商号也都有极严格的训育制度，其道德训育的内容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喜辛苦，戒奢华”。乔家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在全号上下提倡“黜华崇实”的作风，不为追求奢华的流俗左右，以良好的精神道德素质抵御社会不良风气的浸染，整治号规，以杜弊端，规定各票庄分号负责人不得懈怠偷安、恣意奢华，严禁伙友吸食鸦片、赌博、嫖娼。安然渡过庚子、辛亥危机的冲击，延业至20世纪50年代。

    曾在乔家著名的“大德恒”票号当学徒的贾继英在光绪时期的山西票号界可谓权位显赫，但是，由于他年轻时受到晋商号规严格的品德训育，所以，虽在金银堆里身居高位，但一生为官清廉，俭朴立身，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贾继英爱吸烟，但他平时只吸旱烟丝，不吸卷烟，当有客在座时，为了应酬才吸中档次的卷烟。熟人曾讥嘲他惜财如命，可他却以“俭可养廉”一笑了之。

    可以说，晋商的节俭作风到明清、民国时期已经从大商人本身渗透到其家庭和企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给行将腐朽的封建社会带来了积极向上的经济、社会和伦理效应。晋商的节俭传统是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其影响必然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当时已趋灭亡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晋商之“俭”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已经有所体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制度的落后和腐朽所扼制。如果这种优秀传统在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中苏醒和光大，它所蕴含的价值就会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产生由表及里、由小至大的广泛的社会影响。

    （作者系山西省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