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淄博的两支王氏，异军突起，一支为新城王氏，他们科甲连弟，诗家辈出，名臣满门，尤其神韵诗风的王渔洋，被视为诗界“开国宗臣”成为绝世风流润太平的骚坛宗主，誉满大江南北。
 
     一支为窎桥王氏，他们亦是人才辈出，可谓是群星灿烂，荣耀门庭。而他们争荣于明清二代，交相辉应，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相距60里地，辈份与年代极为相近，都称始祖为王贵，令世人叫奇。
 
     窎桥王氏居住在淄川丰泉乡杨家庄，史书上有多种称谓，如般阳王氏、淄川王氏、梓橦王氏等。窎桥王氏的由来是因为在清顺治元年十七岁的王樛世袭銮仪卫指挥佥事，官职虽然不是很大，但可以随时陪王伴驾，保护皇上出行安全和指挥随行人员，皇帝出行文武百官，只能在皇帝后边依次而行，而王樛可以骑马前后照应指挥。皇帝为真龙天子，唯王樛可以在銮驾前行，故被人称为引龙侯。又一说，王樛文武全才，年少气盛，一次在銮驾前惊马，皇帝不但没有怪罪反而笑着说：“姓王的小子真猴！”王樛则在皇帝前谢恩。皇帝因其父忠烈，清初招抚河南、山东有功，而王樛又是有用之人，遂封为“引龙侯”，后来因其精通满汉文字，又提升为中秘，康熙帝登基后又让他协助通政司掌管内外奏章，疏敷、奉、封驳之事，深受皇帝信任。因其母病故，按祖制不能从正门出丧，但其母受皇上浩赠，来吊唁者不乏达官贵人，豪门巨富，故从大院扎天桥直达墓地，越正门出丧。葬礼进行七七四十九天，七天一回上坟烧坑，殡葬时在天桥上插的各种幡，迎风飘扬，撒的金雪银雪，铺天盖地，此事前所未有，闻所未闻，成为当地一大奇事一大奇观。引来民众都来观看，人山人海，丘山坡上，站满京城来吊唁的官员，留下了“黄伞庶满丘山坡”的诗句。此桥丧后拆除了，但尚有王樛为家乡人民在村附近架的另一座三孔石料大桥，此桥是淄川通往青州府之路，名为雷桥（因附近有雷泉闻名于世），桥长40余米，在1974年公社规划拆除了。因此杨家庄被民众称为窎桥村，从此窎桥王氏之称一直沿用至今。
 
     窎桥王氏禀承祖风，多有忠君爱民，洁身廉政，刚正不阿，仗义执言之士，明嘉靖辛丑年，宫庭发生宫嫔事件，世宗皇帝几近毙命，时宫监株连，填囹圄者累累，极为震撼的嘉靖皇帝大动杀机，对于参于者十三人要株其九族，大殿之上，盛怒之下，文武百官无人敢言，唯32岁的宁波公王崇义不避个人安危，仗义执言曰：以内庭猝发，族何知焉，而概论死，在律何条，无已连家长足矣，公得到了大中丞毛伯温的支持，最后嘉靖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而救护了一大批无辜者。
 
     20岁的王鳌永明天启五年中进士，任襄阳知县，襄阳是皇子襄藩封之地，很难治理。他上任后不畏权势，惩办贪官污吏，抑制土豪劣绅，繁荣了当地经济，由于朝庭多年对湖北用兵，在当地采购军需物资，造成当地货币贬值，他坚持按贬值前的币值收税，保护了本地百姓的利益，于是百姓在县城门口立下了石碑颂扬他的德政。宜城是驿道经过之地，在湖北为嘉靖帝生父兴献王看守承天陵的太监中贵人，骄横跋扈，假公济私，无视法制，甚至把驿卒打死，搞的那里乌烟瘴气，王鳌永到任后，严厉管束，痛打其恶徒，毫不留情，中贵人利用其身份行文指责，又向上级告状，公全然不顾，得了个强项令称号（意为脖子很硬，不怕太监），五年期后被提升为户部主事，离开宜城前把官衙所余的1700两银子，全部代百姓交了税斌，当地百姓为他立生祠以做纪念，他在生祠留诗中写到：归装唯有图书在，为官清廉可见一斑。
 
     王戴阳万历十九年吏部选任海州知州，那时海州城防废驰，民皆野处，经济落后，他到后以法制州，鼓励耕读，整顿吏治，废除苛税，使形势好转起来。倭寇要攻取海州，他把妻子儿女遗送回乡，自己誓言要与海州共存亡，加强海防，招募民兵，积极训练备战，使海州有备无恐，为此每年夏天海州百姓都要在海上举行一次集会来赞扬他的恩德，后来海州一带发生大的灾荒，他全力账济，此时上司严命他加高城墙，他认为让饥民前去加高城墙无异逼他们去送死，他执意不从，而是派人在城四周挖宽而深的壕沟，借海大潮时放入海水，退潮后用土和海隔开，形成护城河，这样即省工又省料，对防守更为有利，这一点虽然受到上司的肯定和表扬，但仍然认为他不服从命令，他不愿意在这样的窝囊上司面前受气，慨然辞官回家，离职时，海州百姓恋恋不舍，赠送他看花石、优良酸枣树（石为太湖石，质地清新，穿空玲珑，皱瘦俱备，重约一吨，毁于五十年代，酸枣为奇特树种，同一支上结出大小悬殊两种果子，果实光泽油亮，酸甜适口。有诗曰：海州留湖石，酸枣甘必尝。五十年代不再结果了，即便长几个，也不好食用）。看花石及枣树在窎桥村，一直伴随着王氏家族三百余年。他能诗善文，更热心教育后代。为官前他在嘉靖40年乡试中得头名举人（解元），因其好友礼部主事张敬早逝，把二个幼子托属与他教育，而他为此几十年不入考场，精心教导，后来一个张中发成为一代书法家，另一个张至发成为明末一任朝庭首辅丞相，王戴阳为人情之真诚，信以至重，感人肺腑，，为民为国，肝胆相照。
 
     窎桥王氏多有勤奋好学，饱读诗书，追根求源，笔耕不辍之士。道光十五年王培旬任四川荣昌，后又任丰都、新津，兴文、荣县等知县，尤其荣县六年，政绩更为突出。上任初曾亲率壮丁民役直击盗窟，擒获盗首，呈报上峰，就地正法，整顿县衙，剔蟗役，解民于倒悬，曾公开声明：县中百姓有要事求见，不必门房通报，可直接到后堂面禀，而且因俗而治，发展经济，开办学堂，倡导风雅。作为为政不尚繁苛，善用文字以泽吏治的他，与上司交流不足，而与学者交结有余。他不但在治所内开办学堂，织组诗社，研讨学向。即是远在成都的蜀中魁首，称为通天教主的双流人刘芷堂，也往复论学，称其蜀中真留心学问的第一人。而刘公也对王培荀佩服之至，甚至把其所著的六经注解交王培荀教正。司马迁史记中记载说司马相如是成都人之说已成定论，近二千年来无人非议，而王培荀则利用在川为官的便利条件，对司马相如进行了仔细的考察、研究，在听雨楼随笔一书中指出“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安）人，后迁城都，又居临邛。世人以此为线索 ，查证史料，纠正了史记中的记载。近来蓬安县还成立司马相如研究会。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题词：“司马相如故里”被逢安县城用作门阙。王培旬即是在致仕后近古稀之年还在家乡淄川般阳书院任主讲，孜孜不倦，教育后人。他还考证了唐初著名的山东籍将领的轶事，纠正了唐书中关于罗士信，秦书宝、罗成等的某些错处，还其本来面目。王培荀一生著作甚丰，有十四种、六十六卷达百余万字，人言他继承了王渔洋、蒲松龄二公文笔之绮丽。在道光年间以“山左名流，西川贤宰”闻名于世。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他《听雨楼随笔》一书，1993年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他《乡园忆旧录》一书，两书涉及鲁川乡贤耆宿，地方掌故，文物胜迹，民俗风情，不但有很强的资料性，而且内涵丰富，文笔优美。
 
     王氏为淄川书香门第名门望族，把读书、习武、赋诗之文韬武略为荣家之本。立身之资，凡族中有德才兼备者都有教育后代的传统，甚至不惜辞官，告老还乡，甚至有的终身不仕，担起了家族教育的重任，使王氏一批又一批优秀青年进入官场，他们有德有才，能文能武，武者如王宁远为武进士，御前侍卫，又任广东游击，加二级统辖雷州水陆地方副将及大江南北镇标右营副将，多有建树。即以文考中官员的王戴阳任海州知州时加强海防，用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教练军队，誓与海州共存亡，令倭寇不敢入侵。而王樛十七岁时任銮仪卫指挥佥事，后为皇上秘书（中秘），22岁时从北京统领火器，参加西征姜瓖，并且得胜而归，可惜英年（38岁）早逝，留给王氏后人654首诗词，可谓能文能武，这都是家族教育的结果。
 
     王氏家族不但自己教育，还请社会名流来教育子弟。康熙十二年，王氏聘请大文豪聊斋的作者蒲松龄到家中教书，成为王氏子弟的家教老师。此时正是王氏鼎盛时期，他们岁月峥嵘，风华正茂，蒲公同这些王家子弟同为风流雅士，可谓情投意合，西园饮酒赋诗，风流倜傥，这也是蒲公一生中最为快活之时。聊斋中的某些素材也是这些朋友提供的，蒲公的好友王观正在20岁时就以近乎聊斋志异的创作手法写了四卷文集，蒲公欣然为其作序，康熙四十年王氏建文昌阁，蒲松龄又亲笔题写了“文昌阁”门额。无论蒲家还是王家都存有他们那个时期的诗词，此中洋溢着他们之间鱼水交融的深情厚谊。
 
     窎桥王氏一族历来重视家族文化，在第四世时就有手抄家谱，以后不断续谱，并且在谱内记载个人事绩成就，可谓谱文共茂，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现存最早的是康熙二十一年所续的谱，至民国又续修了九次，除谱外还有家书一本达30余万字，名曰王氏一家言，是明清两朝的二十二位祖先，历时二百多年所撰写的诗词、歌赋、奏折、行文、碑文、传记及亲朋好友的书信交流，实事点评，著作序言，祭文、墓志铭等，虽是王氏家族文墨的一小部分，但也充分显示了先祖的文采武略，为官政道是祖先留给王氏子孙的宝贵财富。历史的巨轮承载着王氏盛衰，兵火浩劫，沧桑巨变，时至今日，国泰民安。又有一批优秀的王氏后人如王克贵、王珍、王克信、王淼等担负起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他们不顾年大体弱，不畏艰难困苦，呕心沥血一十二年，把中断了近百年的王氏世谱又续修成功，还把历史上修谱时中断的许多支系又重新回归到祖谱上来。同时出版“王氏文化”刊物，向社会、族人广泛宣传王氏文化，邀请史志干部，谱牒专家学者参加到王氏研究中来，挖掘整理王氏先人的方方面面，极大的充实了王氏文化的内容，使人们对王氏先祖有更多的了解，他还对几将烟没的王氏家书“王氏一家言”进行整理出版，实现了先辈遗愿，保住了王氏家族的这部分文化遗产，是族之大喜，国之大幸，他们是一批不屈不挠的王氏子孙，把祖上留给的好品行，精文墨传给后人，显示王氏家族的辉煌历史，启迪后人发扬祖先的优秀品行，振兴中华。
 
    王氏家族除在住地建有楼馆亭阁，还建有规模宏大的王氏墓地，通称王林，王林中的家庙，四周建有院墙，开东西南北四门，以东门为主门，门外大道两侧排列两对文武石人、石马、石羊、石猪、石柱、志门等，威武雄壮，大道左侧东王林前立有一石碑，刻有顺治皇帝的“知县打更，牢司巡茔，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圣旨。原圣旨1938年连同藏书楼一齐焚毁了，石碑在1958年毁掉了。进东门后左为藏书楼，是供奉圣旨。王氏一家言、族人的文稿著作等贵重文物的地方，右为牌坊。庙院内有各支各祖的灵堂，庙内还有庙如关帝庙、土地庙等，严然是座小城池。东王林、北王林、西王林、兴隆庵、山神庙、王坟、南王林、南志门等，大约占地三百余亩，又有顺治皇帝赐莹田700亩，合计墓地千余亩。在山东规模之大谨次孔林，其势来讲不亚于孔林，墓地种满松柏，二人合抱粗的大树在东王林就有360多棵，松涛起伏，云雾缭绕，遮天蔽日，十分壮观。一九三八年，山东人民奋起抗战，日军占领该地时，将其家庙焚毁，庙内文物化为灰烬，大树也被伐掉运回了日本，窎桥王氏数万子孙与中华民族一同经受了战争的磨难，也和中华民族一起奋斗在富民强国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