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尺牍
在纸张流行之前，文字的书写材料除了金石缯帛之外，最便利因而最流行的是竹简和木牍。竹简一枚一行，然后用线串联，编成典册，《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册的篇幅比较长，如果要写简短的内容，不仅麻烦，而且阅读效果和视觉效果都不好，因此就用牍。
牍比简宽，宽度视内容而定，王充《论衡·效力篇》说：“书五行之牍。”班固《汉书·循吏传》说光武帝为了示民以俭，“以其手迹赐方国，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牍的行数越多，形制越宽，接近方形，因此又称作方或方版，孔颖达疏《春秋序》云：“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贾公彦疏《仪礼·聘礼》云：“方若今之祝版，不假连编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版也。”牍是单片的，它的宽度不等，但是高度大致相同，23厘米左右，为秦汉时代的一尺，因此又称为尺牍。

魏晋书家最爱尺牍
作为书信内容的尺牍，从汉到晋，开始以木质为主，少量用缯帛，后来逐渐被纸张所取代。东晋时，桓玄令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可以看作是废止竹简木牍的标志。晋以后的书信虽然用纸，但是实质内容没有改变，所以仍然沿袭旧名，称作尺牍。
尺牍字数不多，写在一个版面上，形式完整，与只能写一行字的简相比，可以将上下左右字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提高了书法艺术的表现性。而且，尺牍的文字内容“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片言只语，真情罄露。尺牍的书法字体都是行草书，“随便适宜，亦有弛张”，也最能抒情写意。正因为如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故诸帖十九为草书，乃字体中之简笔速写，而其词句省缩减削，又正文体中之简笔速写耳。”文体与字体相契，使尺牍书法的创作容易心手双畅，出性情出效果。张怀瓘《书断》说：“史游制草，始务急就，婉若回鸾，撄如舞袖，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一般书法家在兼擅多种幅式时，最拿手的往往是尺牍。因此尺牍也成为汉魏六朝时期书法家最喜爱的作品形式。

王献之为自己叫好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但是利用尺牍进行书法创作、欣赏和研究却蔚然成风。王僧虔《论书》云：“辱告并五纸，举体精隽灵奥，执玩反复，不能释手……”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前奉神笺三纸，今并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画画抽心，日觉劲媚，转不可说。”虞和《论书表》记庾翼《与王羲之》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亡矣，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全晋文》卷二十二载王羲之尺牍云：“顷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迹者，事事皆然。”
古籍中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王献之。《论书表》云：“子敬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此书最合，愿存之。’”王献之写尺牍很投入，极认真，特别强调书法的表现，写到满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叫好，并且希望收信人能好好收藏。孙过庭《书谱》云：“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王献之因为谢安不喜欢他的书法，就专门写了一封“佳书”去逞能，以为谢安一定会欣赏并且收藏的，没想到谢安竟随随便便地“题后答之”，在信的空白处，就信的内容回答几句就退回来了，让王献之很郁闷。这也说明，当时书法家很重视书法批评，也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大家所接受。《诗经》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种鸣求需要一定的交流方式，它在今天是办展览会和出作品集，在汉魏六朝，就是鱼雁往来的尺牍。
尺牍也是当时文人学士的“名片”。《后汉书·窦融传》注引马融云：“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蔡邕《正交论》云：“唯是书疏，可以当面。”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教育其子弟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