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王梅芳：读《谔谔国士傅斯年》有感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读完傅斯年先生的传记，我脑海中最先浮现的竟是范仲淹赞美严子陵的这句诗。细说起来，傅斯年与严子陵不仅不相同，简直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一个飘逸，一个热烈，却偏偏都是谔谔国士，风采无双。
之前对傅先生不甚了解，幸而读此书不算太晚，得以追慕傅斯年先生壮怀激烈、风采绝伦的一生，得以领略他敢于开天辟地的气魄，得以景仰他渊渟岳峙的人格。
傅斯年先生是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人。而他的个性、思想及他一生所做的选择和坚持，都与其受过的教育密不可分。年幼时由爷爷教导，自小就聪颖而好学，家学深厚，但同时也深受爷爷不慕官场的作风的影响；在私塾上学时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在天津府立中学接触到了更新奇的世界，也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追求。而若论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我认为当是其在北大的学习经历。
自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傅斯年便展现出他的“领袖气质”，不仅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且绝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他喜欢活动，喜欢结社，喜欢做学生“领袖”。傅斯年善于组织、善于演讲，这些在北大预科就显现的才能，在之后的几十年都未曾消失。那时的北大，在蔡元培先生“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下，成为一个学术自由、大师辈出之地。郭保林先生也对北大的许多大师做了介绍，他们或恃才放旷，或温和宽厚，或激情热烈，但无一不是饱学之士，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这种自由的思想学术氛围，对于北大后来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沿、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令人不由遥想起那个思想碰撞、风雷激荡的年代。
正是在北大，傅斯年遇到了对他寄予厚望悉心栽培的多位大师，遇到了一生师友胡适，遇到了挚友罗家伦、陈寅恪、俞大维；正是在北大，傅斯年投身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社，领导学生运动......在北大的所学，一生都在影响着傅斯年。后来他随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就任台大校长，竭尽心力为台大招徕人才，提出“大学是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照大学法，校长虽然有权利，然我认为好学校之前途计，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的办学理念，实际上就是当年蔡元培先生建设北大时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的制度已在他体内根深蒂固。
“中国的知识分子像牛一样忍辱负重，出于良心和责任感，他们往往不计报酬，不讲条件，只要利国利民，便一往情深的投入，最大限度的释放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傅斯年就是这样一个“牛”一样的知识分子。他创建史语所，收购“大内档案”，完全出自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知识精英的远见卓识，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的自尊自重情绪。为将博物馆午门楼仓库批给史语所做存放资料只用，他上跑下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四处奔波，后又组建“明清史料编刊会”，大量工作基本由他一人承担。“一个不热爱民族历史的人绝不是一个爱国者”，即使历史的海洋浩渺无边，迷雾重重，他仍是坚定不移的带领一班寒儒，焚膏继晷的埋头于案牍，整理出鲜活的、真实的历史细节，他将一腔赤忱的爱国热情奉献在泛黄的纸张中，打捞先人留下的吉光片羽，将一腔悲愤与忧患，化作点点心血，洒于汗青之上。
傅斯年唯才是举，不仅任用了一大批顶尖学者，还提拔、培养了许多优秀青年学子；史语所在他的带领下一跃成为中央研究院的“龙头”，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更是开启了“中国田野的考古”，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后来史语所迁至李庄，傅斯年辞去中研院总干事之职，携妻儿至李庄。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古镇敞开她的怀抱，接纳了来自四方八方的漂泊的异乡人，为民族、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傅斯年为安排史语所、文科所、社科所费尽心力。在李庄的办公治学条件极为简陋，大家却都很珍惜时间，埋头案牍，钻研学问，秩序井然。他们在乱世之中奋发图强，研究学问，小心守护着文化的烛炬，“他们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度仇恨，在另一个战场上展开民族精神和文化博大精神的砥砺。”
傅斯年与一众学者一起创作出的“李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他们不尚奢华，不慕权贵，耐得住寂寞，忍得住穷困，即使在困厄之中，青灯黄卷仍不坠青云之志，在传统与现代交汇之际，在漂泊流亡之时，仍抱赤子之心，自强不息、救亡图存。钱穆先生说：“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彻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正是这些人，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依然为我们守住了历史之“生命”。
傅斯年是热烈的、斗争的、纯粹的，但又的确是挣扎的、矛盾的，而这种矛盾的根源，事实上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便纠结不清的问题：当时局动荡、无法安安稳稳的读书学习时，是该抛弃这浊世，遁入山林，保自己“质本清洁”，还是该投身乱世、尽己之力呢？千百年来，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选择，我们无权论其优劣对错，但傅斯年所选的，分明是更难走的一条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清流知识分子”。他也曾想远离政治，专心做学问以终其生，但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却不允许他像传统士大夫一样，政治上绝望就隐居山林、放浪江湖。他不是俞平伯、梁实秋那样的纯粹文人，也不是邵洵美、徐志摩那样的诗人，他是亦学亦政、忧国忧时的学人。即使专心学术不涉政治，他也绝不会躲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一直关切着社会，关切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构成他伟大人格的是立身行道，忠义忘我，无私爱国。这精神的元素又分明是儒家思想的内核。
抗战爆发后，他创建《独立评论》，与其他人一道，笔起风雷，声讨日军暴行，痛斥卖国投降之流，动员全民族抗日。“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他与他的偶像文天祥、黄道周一样，是碧血孤忠之士，一直有着勇赴国难的思想。所以，在胡适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停战、公然支持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后，傅斯年怒而与其断交。这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怯懦保守的思想的决裂。胡适是优秀的学者，却不是勇敢的斗士；而傅斯年不同，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属于绝不妥协的抗战派。他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但对其消极抗日的做法极为不满。后来汪精卫叛变，极力宣传投降卖国论调，傅斯年与联大其他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蒋介石，痛斥汪精卫“集无耻之大成”，傅斯年又做了“汪逆之罪行”的演讲，言辞如刀。他只想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事情，而不是独善其身，颇有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即使后来因此受到同行的误解、师长的拒绝，但他知道，自己从未将官位权利放在心上，以学者身份参政而绝不从政，只是因为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罢了。抗战胜利后，他坚持不肯当官，只愿可以从此安心研究学术。后来代理北大校长，清扫日伪官员，也只是为了还原一个“清清白白的北大”。
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各学科均有涉猎，可谓集大成者，有时难免偏激，比如曾将中医批驳得一文不值，却偏又有着传统士大夫的忠君爱国之心。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感到痛心疾首，却又荒谬的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代表国家的“正宗政府”而始终不肯接纳共产党。明明自己不党不群，却为国民政府操碎了心。他因为自己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那几分侠肝义胆，冒着生命危险，向蒋介石提意见，言辞激烈，一如“傅大炮”的称号，扳倒了孔祥熙和宋子文。他只是一介学人，并不懂政治，却为了自己心中的清明理想而抗争。在台大时，他整顿台大各种不正之风，清理滥竽充数的教授，狠抓各项制度，为了台大，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所有的心血付诸于此，直至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都燃烧殆尽。这样一个谔谔国士，纵党派不同，政见有别，仍令人生高山仰止之感。
而此书触动我的的不仅仅是傅斯年先生一人的品格与风骨，更有那段历史带给我们的痛苦和教训，有千千万万仁人志士教会我们的赤诚与勇敢。
日军的侵略暴行，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一桩桩一件件，仅仅是阅读文字记载，就让人有心肝俱裂之痛。生灵涂炭血流成河，这是中华民族从未遭受过的劫难，是五千年历史上最屈辱、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烽火连天，国将不国。但是仍然有人坚守着，不论是战场上的将士，还是大学里的师生。“国家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九一八事变之后，广大知识分子们纷纷上街示威游行，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身处清流却勇赴国难。他们以笔为剑，唤起国人的热血与豪情。他们将自己的一片丹心化为火把，照亮这个民族黑暗的夜空。南京中央大学外迁，校长罗家伦最后一个离校，文房四宝都没有带齐，却带着任清华大学校长时请客没喝完的香槟酒，发誓说“不回到南京我永远不会开启这瓶酒！”史语所随临大南迁，一路上跋山涉水，还要散发宣传册，向群众宣传抗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联合南迁昆明，山高水远，迢迢数千里，他们让体弱多病的同志先走，身强力壮的学生们，包括许多教授都全程徒步，克服路途艰险、生活困苦，把这一场一千七百五十公里的“小长征”当作“课外实习”，历经两个多月，从长沙来到昆明，终护得文化之魂不熄。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总是忍不住落泪。“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伴随着这雄浑激昂的歌声，将青春激情和满腔热血洒遍南国山山水水，给苦难的大地带来沉郁的力量。正是有了这千千万万人的努力与坚守，我们的民族才能从苦难中奋起，才能一步步走向光明与胜利。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不论是傅斯年先生，还是鲁迅先生，还是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其他怀着赤子之心的人，都是这“中国的脊梁”。“千秋耻，中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西南联大的校歌声经久不灭，先辈们将满腹才华与一腔热血献与祖国壮丽山河，也时时警醒着我们这些后辈应当有着怎样的风骨与操守，应当怎样创造出一个先辈们心心念念的、更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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