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爷爷王志海

2018-09-25 10:32:29来源：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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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爷爷王志海

2005年正月十三，天气阴冷，濛濛细雨中还弥漫着喜庆的烟花爆竹味道，在这样的氛围中，却出现了我生命中难以承受的痛楚，这一天爷爷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爷爷名叫王志海，农历丙辰年（1916年）十一月初九出生于黄坑村贫苦农民家庭。曾祖父在世时借着挑夫的身份，曾多次秘密护送过邓子恢、郭滴人等，与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幸的是，曾祖父与曾祖母先后染病去世，留下不到12岁的爷爷。年幼失怙的爷爷以替人放牛为生，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挣扎在死亡线上。正逢邓子恢再次途径黄坑村，看到孤苦伶仃的爷爷，就把他带出了大山，是共产党给爷爷带来了活命的希望。新时代的我难以体会旧社会的苦难，但也明白何为“活命之恩”。《唱支山歌给党听》声声道尽了爷爷心声。爷爷总对我们说，是共产党、苏维埃政府把他养大。因着这“母子情”，爷爷参加了革命，成了一名英勇的红军小战士；因着这“母子情”，爷爷对自己在组织的工作三缄其口，无论后来寻找组织还是被国民党逮捕，解放后仍鲜少与家人提及这段经历；因着这“母子情”，文革时期爷爷含冤受辱，仍不改初心。千千万万如爷爷一般的革命先辈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了党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书写了对党的忠诚。

初入部队，爷爷年纪还小，连长只安排爷爷做后勤工作。背煤油、提马灯、扎稻草、做床垫，这些简单的工作爷爷却用了十二分心思对待。战友们都称赞说这个“红小鬼”很勤快，头脑灵活，是个干革命的好料子。1928年8月6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农民武装在白土集中，编为闽西红军55团，举行暴动攻打龙岩城。爷爷跟随部队一起行动，初次接受了革命战争的锻炼。1929年6月，红坊赤卫队配合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等率领下，第三次攻克龙岩城，消灭了军阀陈国辉的主力。在中共龙岩县委领导下，黄坊区（今红坊镇）举行农民武装暴动，成立黄坊区苏维埃政府。爷爷调任黄坊区苏维埃政府交通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在龙岩成立。爷爷由区苏推荐到龙岩县游击队，而后与朱剑鸣等一同被选拔到红十二军第一零一团当战士，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此后，爷爷随部队转战闽西各地。期间，他与时任红十二军100团副官、负责后勤工作的魏金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爷爷在红十二军期间表现突出，1931年冬由谢育才、张开荆介绍，经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是件极为庄重、严肃的事情。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一个略带稚气的少年在昏暗的环境下双目灼灼，用凝重的声音在庄严地宣誓着。爷爷终身牢记自己的誓言，时刻激励自己以实际行动履行誓言，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2004年在龙岩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爷爷年近90，身体状况很不好，记忆时有混乱，而在记者问及“解放后您也没跟别人说起这些往事？”爷爷浑浊的眼睛倏然发出耀眼的光芒：“共产党，入党要宣誓。保守党的秘密！党章规定！”铿锵有力的话语砸在我的心底。

1932年，红军东路军攻打漳州时，为打通闽南与中央苏区的联系，建立了闽南通讯社。大站设在廖成美家，代号“云海”，张善元负责，专门接待南北往来的交通员。当时通讯社缺乏合适人选，张开荆推荐了爷爷。1933年，为打通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联系，苏区中央局决定在通讯社基础上，建立武装交通队，选拔一批思想过硬、身体素质好、枪法准的战士。爷爷身怀武艺、枪法又准，且有着精通河洛客家两种方言的先天条件，经郭滴人推荐，成为武装交通员，专门负责接送重要往来文件和人员，兼负责白区的秘密接头户间的情报传递。爷爷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传递情报。他曾与漳平的陈光禄奉命往漳州传递一份情报，途经龙岩适中兰坑，正逢敌军戒严，派了100多人把守。此路是通往漳州的必经之路。爷爷急中生智，伪装成下地干活的农民，头戴破草帽，身挑一担臭气哄哄的尿桶，蒙混过关了。原来他们把情报夹在桶底，又在桶底加了与桶底结构类似的木板做掩饰。此次经历启发了他和战友设计了专门用于传递情报的双层尿桶。爷爷在通讯社工作期间，主要同事有陈根瑞、李生升、杨上昭、邱大连等，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闽西南白区各地地下党的通讯联络和龙岩境内各地接头户的秘密联系，以及党内重要领导的往来护送等任务。

1933年，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提出，闽西根据地边缘地区条件困难，党的政策应不同于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人把这说成是“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发生了反“罗明路线”事件。爷爷和陈光禄奉命护送罗明到漳州中共中央交通科的支部。这段经历给爷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反“罗明路线”事件后，许多人对罗明唯恐避而不及，而在爷爷眼中的罗明只是个“本色，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关心人”的好领导。到达目的地后第二天早餐时爷爷没见着罗明，很是担心，就问陈光禄“罗书记跟我们到这儿，自从进了这个房门就再没看到他人了”。陈光禄应说他被人接应走了。此后爷爷没再见过罗明。他却始终惦记着这个正直的人，记着罗明同志的视力不太好。直到解放后爷爷在电视中看到罗明，听到罗明后来的苦难经历，不禁流下眼泪，他激动地对爸爸说，“今天真有价值，电视让我看到罗书记罗明同志了”。

第一次见到彭德怀的情景，他也历历在目。“我送一封信给彭德怀同志。他门口有士兵站岗，我说我找彭老总，警卫员说：进来。我就进去了，看到彭老总，我就这样立正，不动。他招呼我坐下，还说我很有礼貌，又问我‘小鬼，哪里人?’‘你父母亲呢？’”爷爷应说“我父母亲去世得早，是中国共产党红军顾我吃穿，把我养大的，”爷爷比划着，“现在长这么大了！”

1933年秋，爷爷奉命送紧急情报至瑞金红军总部。情报及时送达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取得胜利作出贡献，受到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表扬。彭德怀称赞爷爷说，这个小鬼调到中央交通科做交通员很合适。1933年12月，邱大连和爷爷一同被调往江西瑞金中央交通科。当时，江西赣南正处于反“围剿”战争时期，中央领导为指挥战争经常是居无定所，给交通工作带来困难。爷爷总是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一次为周恩来送急件给在于都治病的毛泽东，爷爷机智地“跟定”傅连暲医生，找到了毛泽东。

1934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红八团，爷爷受命转入红八团当侦察员。红八团向上杭太拔村挺进时，爷爷化装成乞丐潜入敌营，趁敌官兵开饭时，暗中清点敌军人数、枪支，准确掌握了敌情，为红八团挺进漳龙线，建立岩东南、岩南漳和岩永靖等敌后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为此受到团长邱金声的表彰。

1934年八九月间，国民党第52师卢新铭部队来到龙岩，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强迫老百姓实行“联保联坐法”，建立保甲制度，廖成美所编小组的保长故意刁难，导致“云海”交通站被国民党包围，爷爷与部分交通员经激战，击溃国民党军，救出廖成美并迅速转移。

在彭德怀的关怀下，爷爷被调到瑞金沙洲坝中央警卫连任副连长，负责中央领导和红军首长的安全警卫和通讯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时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面临国民党的“全面清剿”，红军遭到严重损失。为保存力量，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从遵义发来指示：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项英同时采纳了陈毅分路突围的意见。邓子恢和其他一些同志将奉命返回闽西游击区，与先期返回的张鼎丞会合，领导闽西游击战争。经中央留守处批准，爷爷调任护送连排长。1935年2月21日，邓子恢和瞿秋白、何叔衡以及张亮一行，在爷爷及其他武装人员护送下从瑞金起程，到达长汀县四都小金村时，队伍里又增添了周月林。他们开始向闽西永定、上杭一带游击区突围。国民党在这一带日夜搜山清剿，筑起密布的碉堡，构成严密的封锁线。爷爷一行为了安全，化装成客商和随行眷属，昼伏夜行，小心翼翼地在敌人的封锁线上穿行。

1935年2月24日，队伍在长汀濯田区露潭附近涉水渡过了汀江，黎明时分到达水口乡小迳村。此时大家早已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决定在此稍作停顿。他们的行迹却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这一带是福建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部的“清剿”区，该团第二营营长李玉率部包围小迳村，并通知附近其他清剿部队向小迳村围攻。当队伍转移到村子对面高山时，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何叔衡年迈体弱，不愿牵累大家，挣脱警卫纵身跳下山崖后被民团枪杀。队伍向山下转移时，瞿秋白不愿拖累大家，与周月林、张亮隐蔽在一处灌木丛中，打算俟机突围，在敌人搜山时被捕。邓子恢身边只剩下包括爷爷在内的少数几位战士。他们凭着一挺机枪和几杆步枪，最终冲出包围圈。之后他们决定重返长汀四都村。

回到四都村时，陈潭秋师一个营从赣南突围来到福建省委，准备打回闽西同张鼎丞会合，开展游击战争。爷爷又与邓子恢、温仰春等一起，随同这支部队出发，再次踏上返回闽西的征途。这支队伍依然是昼伏夜出，在敌人严密的封锁和搜剿中艰难而谨慎地行进。他们的行踪仍被敌军察觉。国民党为剿灭这支只有五百多人的小部队，出动了五个团的兵力，沿途进行追踪堵击。我军进抵汀江岸边，即刻抢渡汀江。敌人跟踪而至，当即发生激烈战斗。我军一面阻击敌人，一面强渡汀江。刚过江，部队又遭到对岸敌军的截击。关于这场战斗，爷爷痛惜说“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好，我们有好枪法却抗不住枪没力，国民党广东兵的武器劲足，打死很多战友”，“旧县过河就像谷壳倒到河里，都是浮尸”。不久，他们在凃坊附近又与敌军展开了一场血战。敌军一路追击，爷爷头部被子弹擦伤，身上也受了伤。

就在部队到达南阳茶树下村时，再一次遭遇国民党追缴部队。突围中，爷爷左脚受伤。为不拖累战友，爷爷决定留在山上丛林中隐蔽，等伤好后再寻找部队。离别前，爷爷把枪支弹药交给同班战友陈明秀。他在丛林中隐蔽到天黑才爬了出来，遇到受伤的战友郑朝发。两人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往山下走。在山腰上他们看到一座造纸的茅屋，爷爷细细听了里面的说话声才敢敲门。屋主人是一对50多岁的夫妇，这对夫妇为他们清洗、包扎伤口，煮稀饭给他们吃。由于担心国民党军搜查，不敢让爷爷他们留宿。临别时这对夫妇各送他们两升大米，说“这米到有水的地方，洗湿了也能吃”，还教他们使用止血消炎的草药。两天后爷爷到达虎岗灌洋，再辗转回到龙岩红坊老家。这件事让爷爷深深体会到红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爱红军的道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亲友有刀伤破皮，爷爷都教他们使用那种草药。这对夫妇的恩情，爷爷一直不能忘怀，为自己不能寻访恩人深感愧疚。2000年，爸爸带着爷爷的嘱托，在龙岩市委老干部局助理调研员雷庆源陪同下来到上杭旧县，经过多方寻访，仍未找到那对夫妇。后来据上杭老干局了解，当年那对夫妇的几个儿子都参加工农红军牺牲了，两位老人也相继去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此大恩却无处可报。爸爸感慨万千，将探望两位老人的慰问金转送给当地一个困难红军家属，以寄托爷爷的感恩之情。2001年上杭南阳镇老人活动中心落成典礼时，尽管家中经济困难，爸爸又以五百元和一台饮水机作为捐赠，表达饮水思源之情。

党组织和苏维埃红色政权遭到国民党的破坏，白色恐怖笼罩闽西。由于是单线联系，爷爷找不到接头人，他成了离群的孤雁。回到老家后，爷爷被怀疑当过红军，常常被抄家，又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关押，要爷爷供出有多少红军，红军住在哪里。爷爷咬紧牙关，不论怎样的酷刑都不松口。或许因为敌人在爷爷身上找不到破绽，或许敌人想顺藤摸瓜，于是又放了爷爷。如此反复抓了爷爷四回。爷爷在东肖、南洋坝、船巷等地都被关押过。局势越来越紧张，爷爷约了曾与他同班的饶秋明去漳州，饶秋明眷念恋人不舍离开。爷爷独自一人到了漳州，不久后得知饶秋明被捕杀害的消息十分悲痛。

松涛学习怀念父亲。

爷爷在漳州隐姓埋名一呆就是七年，依靠打工、做小生意糊口度日。这七年间一方面要躲避国名党军的迫害，另一方面要寻找自己的队伍，然而爷爷当初做的都是地下工作，没有找到和自己单线联系的接头户，他就坚守不能暴露自己身份的这条铁的纪律。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要避开国民党军寻找组织谈何容易。解放后也因着入党时的宣誓，爷爷也不曾跟我们说起那些往事。直到2000年老干局的雷庆源专门拜访爷爷，劝说爷爷，爷爷才向人讲起他的往事。

1944年前后，爷爷回到红坊，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暗中支持革命。1949年初，爷爷与李金清、吴潮芳、张震东等领导的独五团取得联系，协助驻扎在公坪山的独五团做好情报、物资工作。

解放后，邓子恢副总理和原北京二炮副司令员廖成美将军几次回龙岩，都接见了爷爷。邓子恢第一次回来得知爷爷的情况，非常惊讶，没想到爷爷当年在旧县受伤后能活下来，没想到白色恐怖笼罩闽西时，爷爷能逃出来。在反复问及爷爷对组织的要求时，爷爷说“感谢党让老百姓翻身得解放，分得了田地。日子好过了！我心满意足了！”邓子恢感慨万千，送了一床棉被和一套军装给爷爷。爷爷视之如珍宝，一用就是几十年。

爷爷历任红坊黄坑村土改委员、村民代表、农会会长，后来调任黄岗乡乡长，攸远村、黄岗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等职。他为官清廉，很受百姓爱戴。1992年正月，爸爸带着我到永定祭祖。仪式中按惯例应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诵读祭文，当地人们却一致推荐才30出头的爸爸诵读祭文。仪式过后，他们又纷纷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在他们的言谈中，我才知道当初爷爷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当地百姓一提起王志海这人都赞口不绝。

文革时期，爷爷被诬为叛徒，开除党籍，他没有怨言，默默接受了党对他的批判和处分。1972年修建黄岗水库时，要动员当地百姓移民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当时思想守旧，不小心就会与老百姓发生冲突。张书记对爷爷说：“志海，你要回来。建水库，群众要搬迁，你要回村做思想工作。”爷爷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群众路线，全力以赴动员老百姓，最终带领全村人迁移至现在的西陂镇紫阳村。我读小学时，有同学跟我抱怨说，当初移民选址是爷爷最后拍板，我们村太偏僻了。多年后，我发现爷爷的眼光可谓长远：在以农为本思想主导下的农村最需要的就是土地，而当时只有紫阳村满足了我们的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农商并重，紫阳村通往城里的路越来越大，到城里的时间越来越短。现在我们村口设了龙岩高速北出口，这里将成为龙岩的交通要道。

1973年，爷爷被平反，恢复党籍，开始担任大队长兼县人大代表。他任劳任怨扎根基层，带领群众谋发展，用良好的形象凝聚民心，赢得了口碑。1982年，爷爷退休。他一直保留革命军人的本色，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一年夏季，村里有人找爷爷说，他媳妇中暑严重，自己刮痧不起效果。爷爷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赶到他家，十分专业的刮痧很快消除了老乡的不适症状。村里人对我称赞说:“全村就志海这刮痧的手艺杠杠的！夏天干农活太容易中暑，有志海在，我们心里踏实！”听着毫不掩饰的称赞，我心里美极了。

爷爷这一生固执、勤劳、朴实、正直、实干，更是重视文化教育。爷爷吃过没有文化的苦头，他总对我们说“你要好好读书，我就是没文化吃了大苦头”，“只要你愿意读书，家里再穷，哪怕是乞讨也要供你读书”。在我们家，只要你爱读书，能读书，不分男女，家里总是不遗余力地提供最好的条件。可惜爸爸那一辈因为时代原因，没能实现爷爷的期望。到了我这一辈，堂姐毕业后分配到政府部门；我和哥哥都上了大学，我在家人的支持下考了研究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眼见着耳听着牺牲女儿成全儿子、为了生子抛弃女儿等种种重男轻女的现象，我越发感激爷爷和爸爸，越觉得他们的可贵和先见。女性能抵半边天的口号国家喊了很多年，然而能如此看待女性，培养女儿的家庭在农村少之又少。爷爷和爸爸无视传统家庭对女孩的偏见，不因为性别或是“养儿防老”的思想不遗余力的培养女孩，在村里及亲朋好友中间引起各类声音。爷爷和爸爸始终不改初心。我每次考试失利，他们只有一句话“只要你愿意读书，家里再穷，哪怕乞讨我们也要供你读书”。心中万千的感慨，万千的感激，万千的爱无以形容。

在爷爷的影响下，爸爸体会到农村对文化的渴望，认识到要造就新一代的人才，需要积极向上的文化和思想。爷爷与他聊起的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使他从中颇受启发：新时期青年人最缺的就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精神；经济建设越发展，父辈的革命传统就越不能丢。这不仅仅有助于防止经济发展而道德滑坡，更有利于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把农村文化建设作为毕生事业的念头慢慢地在他心底扎根。当时作为村调解主任的他更意识到建设农村新文化要立足于既有的现实红色文化资源，让村民亲身感受得到，教育得到。自此他开始探索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的新道路，创建了闽西红色山庄。

爷爷离世已十年，至今我还清晰地记着爷爷切卷烟叶的场景，记得爷爷饭时一小杯红高粱惬意的表情，记得爷爷病后戒了伴随他一生的烟酒的无奈与辛酸；记得雨季时节爷爷总是天不亮起床挖笋，挑着担子弯曲而又坚挺的背影，记得丰收时节爷爷捡起一根稻穗，细细品味稻谷时的喜悦表情，记得初病的他总是不顾爸妈反对干活的振奋，记得他尚能勉强起床时，坚持生活自理因此与家人争执时的固执与悲伤，记得他完全丧失自理能力时的自责与哀伤；记得寒冷时节与爷爷一起围炉烤火的温馨场景，记得他精神恍惚时，一觉醒来不知何年何处，赤脚奔出卧室对着远方呼喊曾祖的迷茫……所有的细节是那么清晰，却叫人不忍回忆，思念一涌上心头，无法遏制的泪流满面……

末了，我想对爷爷说：“爷爷，若有来生，我还是您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