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谱、族谱是旧时方志的基础之一，人们有机会读到某些史料价值较高的宗谱、族谱，往往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生命信息，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前不久笔者读到咸祥《王氏宗谱》及其所附的一篇祝寿文，寿星为咸祥王家的王星墅，按《鄞州重镇咸祥》的提法，王星墅大概就是王德郊，星墅是字，德郊是名，寿文用称字对寿主表示敬意。王德郊生年可以推定在嘉庆四年（1799）。查《清史稿》，祝寿文题目中《恭祝例授修职郎星墅大兄王老先生五旬弧旦》“修职郎”应是朝廷封赠的正八品官衔。星墅五十岁，况且有身份，按照乡风乡俗，已经到了可以做大寿的年纪，估计排场很大，贺王槐作为王星墅的老朋友，得到做寿信息以后，虽然其身处的丽水县学署，在离开咸祥数百里之外，也就立马撰写了这篇洋洋洒洒近千字的贺寿文，可知他们交情匪浅。该篇应酬文字跟俗套的“祝寿文”有很大的不同，它言之有物，情真意切，是一篇很不错的散文，笔者认为由于它引出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尤其值得认真一读。

       该寿文进一步完善了球山义塾（书院）的历史。

       贺王槐在祝寿文中写道：他结识王星墅是本人在球山书院主讲席的时候。球山书院又叫球山义塾、球山乡塾、球山乡学等，叫法不同，但实质内容没有什么不同。有时候，在同一篇文字里，前面称“球山义塾”，后面却改称为“书院”，如作于道光年间的《球山碑记》就这么写。这块碑现在还保留在咸祥镇中心小学的校园里。

    《咸祥朱氏宗谱》的编纂者朱薇卿先生，也是咸祥人氏，他曾在民国前期担任过球山小学的校长，在宗谱“乡塾篇”内，他追记了历任“山长“的姓名及其简历，按序排列是：卢友炬（宝辉），鄞人，同治癸酉科举人；袁信芳（以燕），鄞人，同治癸酉科举人、光绪丙戍科进士；袁顺实，鄞人，举人；徐启瑞（茂仁），鄞人，同治癸酉科举人；赵廷谟，鄞人，同治丁卯科举人；郭谦益（宝琛），鄞人，光绪辛卯科举人；张桢泰（松寿），鄞人，光绪壬午举人；陆廷黻，同治丁卯科举人、翰林院编修。看到这里，有人会问：为什么道光初期创建义塾（书院），可道光至咸丰年间怎么不见“山长”的名字呢？是否书塾的前半阶段仅仅是蒙学（“蒙学”即蒙馆，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主要教授学堂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的常识，一般采用《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作教材，无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育，注重背诵和练习），而与作为准备科举场所的书院不相关呢？现在贺王槐祝寿文的出现，说明即使刚兴办的球山义塾也是着眼于科举的准备。贺王槐追叙在道光八年在咸祥球山义塾“主讲席”的时候，利用“校课之暇”，与王星墅“时相过从”，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校”是指考核、考查；“课”是指按照八股程式进行试验、稽核，合起来是指书院山长要求生童每月两次写八股文，由他亲自作出权威性的评衡。据笔者考证，这贺王槐并非像卢友炬等一样是鄞县人士，他是邻近的镇海县人，但他也与卢友炬等人一样具有举人的资历，俞樾主纂的光绪《镇海县志》收有由邑人郑钫（镇海县灵岩人，贺王槐同乡，同治甲戌进士）所撰写的传记，称贺王槐弱冠隽秀才，道光元年中举人，署仙居教谕、丽水教谕，爱护诸生，威望很高，按资格可升为知县，他以年老为由坚辞，后加中书、同知衔，任杭州府学教授未就。由于贺王槐这篇贺寿文的出现，球山书院与一般蒙学堂的区别不但相当显豁，而且从道光初期兴办到晚晴期间所具有的连贯性也很清楚了。当然，这并不排除在这八十余年间有可能因为没有聘请主讲席之人，球山义塾、球山书院可能穿插举办蒙学教育，以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勤劳而热心公益的咸祥人很渴望宗族内有优秀子弟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这就渴望能够聘请到合适的“主讲席”者来负责“校课”，帮助族内内“士子”读时文、写制艺，通过每月朔望两次课艺，能够得到精确的品评，然后在正式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

       撰于道光年间的《球山碑记》写道：“闻之：士先识器而后文艺，非得贤师长为之先导，曷以端其志趣，扩其才量，而臻于远大？咸祥球山义塾之建，盖培植人才意也。经始于道光五年乙酉，越二载而讫工，得田三百余亩，醵金四千余贯，俾修脯膏之资，皆有所出，上以答圣天子作人之心，下以遂都人士观光之志。事成美举，制贵常新，爰记其捐户姓名，永勒之石，书院基也。”可见该义塾的教育对象是“士”，而非“童”，办书塾的目的是“培植人才”，即是科举成功者，而非仅止于启蒙；满足里人“观光之志”，即到京城进国子监（前所谓“太学”），然后为官作宦。可见义塾的兴办与科举密切是如此密切。贺王槐在祝寿文中也提到在道光八年“主球山讲席”，其时球山义塾刚好创建完毕，可以说是“首任山长”。当然，“主讲席”仅仅负责月课考、评定课考优劣、指导写作制艺（八股文），并不是像今天教师那样逐节上课。贺王槐本人也说，他在球山义塾，他负责的是“校课”， 校课就是帮助“士子”读时文，写制艺，然后每月按朔望两次主持课考，再深入品评卷子高下得失，为士子参加下一步正式科举考试作好准备。

       这里所谓“山长”，其实是借用前代主持书院者的名义，其实质也不尽相同。山长都是学者，要定期作“学术讲座”，朱熹、陆九渊是山长的佼佼者，而贺王槐时代的“山长”应对的是科举，而不是学术。所以，先后出任球山书院“山长”的几乎都是宁波一带的举人、进士等有“功名”之人，他们是科举考试的过来人，大都有着丰富的科举经验，懂得其中的甘苦。这一点非常重要。薇卿先生的父亲朱芙亭当年已经通过县学、府学考试，但到学政手里败下阵来，仅仅成为一名“儒童”；几年后他受到学政的赏识，可是遇到县学、府学的刁难。通晓八股的“名师”对他说：这是因为用四书五经圣贤书中句子作考题，已经“出完了题目”，命题者不得不出一些刁钻古怪的题目，而应试者只能依靠空虚的词汇章法、空洞无稽的话语来应付，而这多半要仰仗“主讲席”者的巧妙指导，所以聘请名师来这里主讲席是何等的重要！而有名望的举人、进士们接受咸祥士绅的盛情邀请，不辞辛劳，不惧百里之遥，翻山越岭，舟眠露宿，来到被称为“山陬海尾”的咸祥来任“山长”，也是多么的不易。王星墅热情款待贺王槐，一直将他视作贵宾，从而建立深厚的感情，也决非偶然。，咸祥人甚至会想尽办法去邀请陆廷黻，陆是翰林，即“太史”，同治光绪年间宁波一带非常有威信的宗师，翰林盛炳纬、王荣商都是他的门生，死后鄞西还立有他的神像。陆氏在宁波月湖书院、镇海鲲池书院等地传授制艺，“声势甚张”，（ 见《鄞县通志》）他所培养的士人可说是难以计数。翰林王荣商曾经是个落魄的秀才，连年考试失利，祖父、父亲又相继去世，他多次上门为富绅家庭当塾师，足迹一直延伸到鄞县管江杜家。后来对科举极度失望的王荣商得到了陆廷黻的器重，曾经在背后褒奖他的制艺，并当面给他作指点，使得他感到醍醐灌心，把失落的信心重新拾了回来。结果王荣商接连中举、成进士、入翰林、为侍读，任学政，走上了科举仕途的顶峰。咸祥人明知“遥请不到”，也知道即使陆太史来了，也并非能得到他亲自阅卷，但还是百般虔诚地邀请了他，——《朱氏咸祥宗谱》郑重地这么说。

       咸祥士绅热心凑集兴办球山义塾的经费，集资达4000余贯，把书塾建造得很具规模：前面有沼池（书院池），前进屋宇为魁星阁，祭祀魁星；后面屋宇为文昌宫，表示对文昌君的无比虔诚。其余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俨然书院气象。大厅面前，最初有四棵梧桐树，绿荫满庭，象征咸祥诸大姓兴旺发达；后院有棵桂树，开时清芳四溢，意味着八月桂香时节满庭芬芳。不但如此，还通过捐助，“得田300余亩”，用于供给束脩膏火费用。据贺王槐祝寿文所述，王星墅就是捐赠若干良田的其中一个大户。当时有不少人劝阻他，说应该替自己子孙作考虑，既然已经捐了一大笔款子，就不要再献出田地了。王星墅毅然回答道：我家祖先教导我们，要以耕读尚义传家，不要贪恋钱财，光知道积攒财富是没有用的。

       贺王槐的祝寿文还提到王星墅在鸦片战争期间带领咸祥人民奋起抵御英国侵略者的业绩，这是他后来了解到的史事。祝寿文说：辛丑（1841年）八月，宁波城失守，有英国侵略军兵舰突然入侵大嵩江，开始时居民们惊惶无措。王星墅说：别慌！现在我国士兵不顶用是铁铸的事实，洋人根本不会忌惮他们；只有咱老百姓众志成城，才是唯一可以依赖的力量。为此，贺王槐招募咸祥及其一带乡人参加民兵，在海口山巅设哨守望，又在大嵩江出入口处钉下木桩，垒下石块，堵御敌舰。率先创设民兵，这是王星墅首倡的义举，果然取得有效的战绩，英军敢于向有清军大帅重兵盘踞的舟山、镇海猛闯，却不敢贸然进犯大嵩江沿海，其中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日居月诸，随着清朝末年废书院、兴学堂，球山书院随着改为初等小学堂，继而举办高级段，从而升为初高等一贯制的小学堂，后来还成为“私立咸祥代用中心小学”，变化不可谓不大。中间校名屡屡改动，但一直到解放以后，乡人还是顺口把该校昵称为“球山书院”，把学校前面的池塘叫做“书院池”，把学校后面的通道叫做“书院后背”，可以说，百年辰光如白驹过隙般过去了，但还是“书院”依旧！

      附录：贺王槐原祝寿文附于下面，文内注释为笔者所添加：

     “岁戊子（1828，道光8年），余主鄞东乡球山讲席，隔二十余年矣。今以一官匏系，远阻河山，回忆与诸君子与扺掌谈心，乐数晨夕，宛然如昨尔。时星墅王君年最少，恂恂（恭敬谨慎的样子）然一儒雅耳。与谈当世务，辄夜分不倦。性慷慨，好急人患难事，由是乐与之交者，日接踵于门。至则出罗酒浆，作竟日欢。酒阑客散，则持蕉叶扇，披葛襟，周行平原绿野间，与农人相问答，旷如也。

      余校课（校：考核，考查。课：凡定有程式而试验稽核，都称为‘课’）之暇，时相过从，益知君之至性，固有大过于人者。君甫七龄，封翁见背，时君之弟川至兄亦甫离襁褓，太孺人抚养成立，训诫綦严。君自幼以孝友闻，至今伯壎、仲篪一室雍容。苟非敦睦无间，则君为家督，恐难免田家荆树，分栽庭偕，而何能同炊者数十载，会食者数十人！入其门者，觉谢傅家庭，秩然可观。君居地濒海，向无义塾，乃与同志诸公议创，割己田以为肄业（修习学业）者作膏火资。或语以封殖，则曰：吾先训以耕读尚义为务，多积金无益也。比年遭荒歉，呼庚者道相望。君橐金为致粟计，亲赴苏北售粮，献金活人，藉以全活者无算。然枫落吴江，钟声夜半，旋程远涉，躬自劳焉。乙未（1835年）秋，暴风雨潮溢外塘，淹没人庐。君请于邑令周公，设法振恤，修葺塘堤，使怒涛惊波之后，依然鸡犬桑麻，相对无恙。此其慷慨好义，而不欲邀誉于乡党邻里者。

      辛丑（1841年）八月，城失守，有夷舶突入嵩江，居民惊皇无措。君曰：‘兵无济焉，众志成城，乃可恃耳。’于是募乡之人，为守望计。又于嵩江出入之处，用木石堵御。时各地未有社兵，而君实为之倡也。乃请于郡令舒公，甚嘉许焉。及复，邑郡令以君之才，与同事者，将请奖于朝，而君相与力辞焉。是不特不邀誉于乡党，更不求闻达于当世者，非有干济之才，得古之君子遗意，其孰能此！    

      至其賙恤无弗予，然诺无弗践，排解无弗力，尤其性之本然者也。虽然，君平居似不能言，与之相对，如饮醇醪。及闻一义举，则耻于人后。其自任以当世如是，谓非性之大过于人者？

      今年六月，为君五十弧旦，诸姻友谋制屏晋祝，丐序于余。余于君所行事，固乐为之称道者，第念囊时携扇披襟，田间踯躅，今已鬑鬑满面，呼之欲翁矣。然余亦衰老，非复好欢呼拇战。他日登堂称寿，置酒高会，复强余作竟日欢，是爱余，而适以窘余。请为君预约曰：‘酒尽三酌，吾其油然退矣。’是为序。”

      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1848年）六月宜寿之辰。贺王槐顿首拜撰。

（朱道初，镇海中学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宁波市首批名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