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杏云：清末民初女学兴起的多面图景
清末民初，近代妇女教育开始出现并蔚然成风，知识女性在争取生存空间和人格独立方面逐渐取得主体地位，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气象。知识女性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始参与社会活动。一些新女性接受新思想，以救亡图存为己任，逐渐走上社会舞台和政治舞台，知识女性群体的涌现为广大妇女更大程度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救亡图存促使女学兴起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甲午战败更使朝野震动，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当务之急。在各种救亡呼声中，女学不兴被认为是国家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1898年6月，梁启超等人率先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学堂，积极推行女性教育，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庚子之役后，妇女解放思想大量涌入。1902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将马君武的译作斯宾塞《女权篇》和达尔文《物竞篇》合为一册出版发行，大力宣传女权观念，对后世影响巨大。马君武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虽然受到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旦女学兴起，她们也定能获得男性享有的社会公权。1903年，金天翮发表《女界钟》，从教育、婚姻、家庭等各方面分析男女同权，认为男女本无尊卑贵贱之分，女子理应同具国民资格，享有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以及受教育的权利。1902—1910年，中国出现了《中国新女界》《女子世界》等30多种报刊，对振兴女学、提倡女权起到了推动作用。
基于各个阶层救国存亡的呼声，“兴女学”被作为国策提出。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中出现“推广新式学堂”一项，全国开始兴起私人办学风潮。1902年，上海的务本女塾和爱国女学、广东的移风女学等颇具影响。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通行全国，在法律上承认女学的合法地位，多地官府开始大力兴办女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公开宣布：“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男女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民国初年出现倡兴女学的风尚。
教育扩大女性生存空间
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的主要宗旨为：“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女子教科书依此宗旨设置相应课程。其主要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女红、家政、体操等。从开设课程看，女性教育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开启心智，其次在于培养女性的独立自养精神。通过家政等实用技能的培训，女子可以外出谋生，达到独立自养的目的。同期的教科书里，强调女子要“自治”。沈颐在《女子修身教科书》中提到：“人处社会中，有职业即为生利，无职业即为分利，男女一也。”谢允燮编的《女子宜自食其力》《自立》中也主张，女性应该自食其力。接受教育的女学生，或回归家庭，或继续留学深造，或升入大学或专门女校，或就职医院、学校等。在早期女校的毕业生中，很多人选择了教育职业，女教员成为兴女学后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可以“自立”、为社会“生利”的职业。
上层开明士绅也在舆论上积极引导，女性抛头露面现象越来越得到认同，不再被视为有伤风化。1928年，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演讲的讲稿《关于女子》中提到：“新女子的求学问应是一种发现个性的必要过程。”当时的女性“甚至和男子同学衙门公司店铺工作和男子同事，进这个那个的党”。随着女性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其独立自养的能力也得到提高，生存空间也因此得到扩展。接受教育的女性成为周围女性的一种示范和模本，进而激励了更多的女性进入学堂、步入职场，甚至投身革命，寻求更大生存空间。
投身社会公共活动
清末民初，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自由”、“平等”、“革命”等新思想的感召下，接受教育并逐步觉醒的女性与男性一样，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女权先驱秋瑾提出女性对国家“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1904年，她与陈撷芬等几位女性组织共爱会，并计划创设女子军。共爱会的机关杂志《江苏》以时论、翻译、小说等方式，积极宣传女权解放主张。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明确主张男女同权，应共同承担国家责任；曹汝锦在《爱国和自爱》中强调，女性首先要自爱，如能像爱自己那样爱国家，国家便有希望。除共爱会以外，何震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女子复权会。1906年，度支部郎中廖劭闲的母亲在北京成立中国妇人会。张竹君在广州创办多所学校和医院等。这些妇女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投身社会公共活动。
在以蔡元培为发起人创办的爱国女校，学校教员常常宣扬国民责任和爱国情怀，不断鼓励女学生参加革命。爱国女校的学生也始终居于各类爱国活动前列，影响各地的学生运动。女校还带动普通民众，投入救亡运动。女学生通过演讲、散发传单、参加游行、教育引导等方式，在学生运动中逐渐展示出女性的力量。女校学生在投身政治救亡运动的同时，自身政治觉悟也不断觉醒，开始投入争取参政权的斗争。1911年，留日女学生林宗素等人在上海发起创立女子参政同志会，旨在培养女性参政能力。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女性更是掀起了参政高潮。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现代教育思想的传播，先进知识阶层开始倡导女性教育，呼吁男女平等。因此，妇女开始摆脱数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不过，这仅仅是妇女解放的开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才真正获得翻身解放。
救亡图存促使女学兴起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甲午战败更使朝野震动，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当务之急。在各种救亡呼声中，女学不兴被认为是国家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1898年6月，梁启超等人率先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学堂，积极推行女性教育，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庚子之役后，妇女解放思想大量涌入。1902年11月，少年中国学会将马君武的译作斯宾塞《女权篇》和达尔文《物竞篇》合为一册出版发行，大力宣传女权观念，对后世影响巨大。马君武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虽然受到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旦女学兴起，她们也定能获得男性享有的社会公权。1903年，金天翮发表《女界钟》，从教育、婚姻、家庭等各方面分析男女同权，认为男女本无尊卑贵贱之分，女子理应同具国民资格，享有参与政治经济活动以及受教育的权利。1902—1910年，中国出现了《中国新女界》《女子世界》等30多种报刊，对振兴女学、提倡女权起到了推动作用。
基于各个阶层救国存亡的呼声，“兴女学”被作为国策提出。1901年，清政府的“新政”中出现“推广新式学堂”一项，全国开始兴起私人办学风潮。1902年，上海的务本女塾和爱国女学、广东的移风女学等颇具影响。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通行全国，在法律上承认女学的合法地位，多地官府开始大力兴办女学堂。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公开宣布：“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男女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民国初年出现倡兴女学的风尚。
教育扩大女性生存空间
1907年《女子小学堂章程》的主要宗旨为：“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女子教科书依此宗旨设置相应课程。其主要课程有修身、国文、算术、女红、家政、体操等。从开设课程看，女性教育的主要目的首先是开启心智，其次在于培养女性的独立自养精神。通过家政等实用技能的培训，女子可以外出谋生，达到独立自养的目的。同期的教科书里，强调女子要“自治”。沈颐在《女子修身教科书》中提到：“人处社会中，有职业即为生利，无职业即为分利，男女一也。”谢允燮编的《女子宜自食其力》《自立》中也主张，女性应该自食其力。接受教育的女学生，或回归家庭，或继续留学深造，或升入大学或专门女校，或就职医院、学校等。在早期女校的毕业生中，很多人选择了教育职业，女教员成为兴女学后第一个名正言顺的可以“自立”、为社会“生利”的职业。
上层开明士绅也在舆论上积极引导，女性抛头露面现象越来越得到认同，不再被视为有伤风化。1928年，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演讲的讲稿《关于女子》中提到：“新女子的求学问应是一种发现个性的必要过程。”当时的女性“甚至和男子同学衙门公司店铺工作和男子同事，进这个那个的党”。随着女性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其独立自养的能力也得到提高，生存空间也因此得到扩展。接受教育的女性成为周围女性的一种示范和模本，进而激励了更多的女性进入学堂、步入职场，甚至投身革命，寻求更大生存空间。
投身社会公共活动
清末民初，救亡图存是时代的主旋律，在“自由”、“平等”、“革命”等新思想的感召下，接受教育并逐步觉醒的女性与男性一样，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女权先驱秋瑾提出女性对国家“尽与男子一样的任务”。1904年，她与陈撷芬等几位女性组织共爱会，并计划创设女子军。共爱会的机关杂志《江苏》以时论、翻译、小说等方式，积极宣传女权解放主张。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明确主张男女同权，应共同承担国家责任；曹汝锦在《爱国和自爱》中强调，女性首先要自爱，如能像爱自己那样爱国家，国家便有希望。除共爱会以外，何震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女子复权会。1906年，度支部郎中廖劭闲的母亲在北京成立中国妇人会。张竹君在广州创办多所学校和医院等。这些妇女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投身社会公共活动。
在以蔡元培为发起人创办的爱国女校，学校教员常常宣扬国民责任和爱国情怀，不断鼓励女学生参加革命。爱国女校的学生也始终居于各类爱国活动前列，影响各地的学生运动。女校还带动普通民众，投入救亡运动。女学生通过演讲、散发传单、参加游行、教育引导等方式，在学生运动中逐渐展示出女性的力量。女校学生在投身政治救亡运动的同时，自身政治觉悟也不断觉醒，开始投入争取参政权的斗争。1911年，留日女学生林宗素等人在上海发起创立女子参政同志会，旨在培养女性参政能力。在五四运动中，广大女性更是掀起了参政高潮。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和现代教育思想的传播，先进知识阶层开始倡导女性教育，呼吁男女平等。因此，妇女开始摆脱数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不过，这仅仅是妇女解放的开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才真正获得翻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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