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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锡伯族王氏文化的起源和变迁

2016-09-02 15:45:08来源: 王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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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斌(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十九号110004)
    引言 “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内容包括姓氏起源、姓氏流变、家族播迁、名人事迹与遗迹、家谱、宗祠、世系、家训、郡望、堂号、堂联、字辈等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尊祖敬宗、报本反始、寻根问祖等族姓与民族文化认同理念。”[1]
    目前在使用的中国人姓氏超过7000个,汉族和少数民族姓氏约各占一半。王姓是我国大姓之一,现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7.25%,其的由来除了汉族王姓之外,还有北方少数民族改姓为王姓氏。史料记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下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籍贯改为河南洛阳,姓氏改为汉姓,由此“可频氏”改为王氏。[2]隋唐之际羌族钳耳宗、钳耳干兄弟,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以王后兄弟并改姓王氏。” [3]营州地区高句丽人改姓王氏。[4]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安东都护府被取消,阿布思姓中一个叫五哥之的人投到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帐下,被裨将王武俊收为养子,从此改姓王氏。匈奴进入中原后,在与汉族交往中也有不少把姓氏改成王姓。契丹人建立辽国,皇室耶律氏也有很多人改姓王氏。[5]女真、蒙古、锡伯、满等少数民族在长期与汉人接触过程中也有许多改姓王氏。[6]这些都是我国各民族融合发展的佐证,也是浩瀚王姓氏主脉的湍湍支流。
勤劳善良的鲜卑人民以其敏锐的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创造了璀璨光辉的民族文化,通过书籍流传下来很少,但鲜卑在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因此,记录鲜卑后裔锡伯族王姓氏文化的起源和变迁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锡伯族族源
    锡伯族是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古代鲜卑的遗民。
    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云“鲜卑音转为锡伯,亦作席北,今黑龙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锡伯部落,即鲜卑遗民”。“考《汉书•匈奴传》云:‘黄金犀毗’,颜师古注曰:‘犀毗,带钩也,亦曰鲜卑,语有轻重耳’。据此知,鲜卑音近锡伯。今黑龙江境有锡伯一种,亦作西北、席北,鲜卑遗民也”。
    鲜卑属于上古东胡的一支。西周时期,东胡被匈奴击破,散居鲜卑山(大兴安岭)者便以鲜卑为名。西周以后,“鲜卑”一词在《国语》、《楚辞》、《战国策》、《淮南子》、《史记》、《汉书》、《魏志》等古籍中多处有记载,史不绝书,有时写作西卑、犀毗、胥纰、私比、师比等。西汉时,鲜卑远居大兴安岭至辽河以北,臣属于匈奴。东汉时,匈奴势力转弱,鲜卑日益发展,并不断南迁。据《后汉书鲜卑传》载:当汉和帝大破匈奴后,“鲜卑因此转徙居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到两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形成几大部落,并建有国家政权。慕容氏建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燕。秃发氏建有南凉。拓跋氏建有代,后改称魏,史称北魏。北魏不仅统一了鲜卑各部,也统一了我国北方,初建代国,定都盛乐(内蒙古),又迁至平城(大同),后迁都洛阳,入主中原达150余年。宇文氏初附拓跋氏,后代魏建北周,定都长安,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自北魏以来,入主中原的鲜卑在当地汉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下,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从畜牧业经济发展到农耕经济,逐渐与汉族融合。到隋唐时期,鲜卑一词则不见誉史籍记载了。[7]
    当拓跋鲜卑(亦称北部鲜卑)的主体不断南迁并入主中原时,其中一部分仍居留原地,在大兴安岭嘎仙洞一带看守祖宗之庙。这一部分守庙的拓跋鲜卑人,便是今天锡伯族的来源。北魏称这部分遗民为“室韦”,亦作失韦、失围,隋唐宋时的史籍亦同样称呼。元朝时,称失必、失必尔、矢比儿。明清时期,则称实佰、史伯、洗白、斜婆、西伯、西北、席北、席百、席伯、锡卜、锡北、锡百、锡白、锡伯等,后来用“锡伯”固定下来。锡伯族称,多达20余种,是由于汉语音译和书写时同音异读、同音异写所致。[8]    
    总之,现在锡伯族是从东胡—拓跋鲜卑—室韦—锡伯的演变而来,这就是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2010年),锡伯族总人口为190481名,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等省和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辽宁锡伯族人口约有13.3万人,有50个哈拉,新疆有近30个哈拉。[20]其余主要分散居住在北方各省及全国各地。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主要是东北三省)锡伯族人口出现了猛增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过去报为满族和汉族的原锡伯族家庭都陆续更正为锡伯族。
               二、 锡伯族姓氏
    牛录是组成锡伯族整体社会的最大单位。“哈拉” 系锡伯语“姓”之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称号。“莫昆”系锡伯语“氏族”之意。锡伯族的牛录是由不同的哈拉莫昆组成,哈拉是严紧的血缘亲祖系统,凡是一个“哈拉”的人都是一个祖先的后代,每个哈拉和莫昆均有一位由成员民主选出的哈拉达(长)和莫昆达,一般多为辈分最高的德高望重者。每一哈拉莫昆均有成文的家规和坟地。哈拉达和莫昆达负责处理的事务有斗讼、祭祖、财产、婚丧等事宜。在哈拉达家里,藏有本哈拉的“家谱”,每年正月举行的哈拉会议上,把本年人员变动情况当众记录在上面。大年三十午后始,家谱挂在供桌前面,哈拉达在家里接受本哈拉成员的叩头拜贺,并主持向哈达成员讲解本哈拉祖先的承袭情况,劝诫莫昆成员敬先崇祖、尊长爱幼,重申哈拉的规章制度。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繁衍进化,“哈拉”已经起不到区分姓氏的作用,便逐渐被以多音节表示的姓氏所取代了。[9]后来,由于与东北少数名族的融合和汉文化的导入,锡伯族的姓氏开始汉化,一般将多音节姓氏以第一音为姓氏,比如王沙鲁(王姓)、王扎拉达(王姓)、完颜阿骨达(王姓)。锡伯人把迁入时的先人立为先祖,迁入时的祖父辈立为始祖。范字是家谱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改汉姓后学来的,多数家谱单上都有记载,它对保持氏族的血脉关系,区别尊长亲疏是可靠的证据。排行范字多数是家族邀约到一起制定,也有一支独自制定。锡伯人原有名字不冠姓,名氏是名字,姓氏是姓氏,辛亥革命后逐渐改用汉姓,名字也有所简化,但祭祖活动从未简化沿袭至今。锡伯族崇尚尊长敬祖,素有祭祖的传统。祭祖活动一年一度,在春节进行,全宗族的人都要给祖先(俗称老祖宗)磕头拜年。 所谓“老祖宗”就是宗谱,一般在族长家供奉,也有在其他家庭供奉的,那往往是因为这一家的先祖在本宗族中某些事情上,或对修辑宗谱有特殊贡献。一般用黄绸子或红布或白布一块(大约三尺宽,三尺半长)包裹,上书全宗族的世系表,按照支排列祖宗的名字。有的在宗谱右上角简略序言,记载族源、迁徙和修谱等情况;左下角书写时间修谱人落款 。平时存放在长方形的木匣中,过年时,把老祖宗请出来,挂在屋内西山墙上,因为锡伯人以西为上。供品有酒、菜、饭、糕点、果品等,还要有香品和蜡烛(一律用红蜡烛,忌用白蜡烛),上香、上供只准儿孙和媳妇们参与,姑娘不准插手。三拜九叩,即做一个揖跪下叩三个头,如此三次。锡伯族的家谱溯其源,具有悠久的历史,祖先“刻木”记事,木头腐朽散失无法承袭,聪明的锡伯族先人发明了“喜利妈妈”(希林妈妈)。锡伯语意为续嗣女祖,原来她是专门保佑降生的神灵,后来演变为象征保佑家宅平安和人口兴旺的神灵。它是用长约10米的丝绳,上面系许多小弓箭、背式骨(比石)、箭袋、小吊床、铜钱、无颜六色的布条、小鞋靴、小农具等组成。平时装入纸袋里,挂在室内西北墙角,每逢大年三十取出,从西北墙角拉到东南墙角,家长带家小为其烧香磕头,到二月初二再装回纸袋里,挂回原处。喜利妈妈(希林妈妈)是很形象的谱书,家族内增加一辈人就往喜利妈妈(希林妈妈)上添一背式骨(羊的踝骨),每生一子添一小弓箭,每生一女添一布条或小吊床。远古锡伯族人,就持有灵魂与肉体相统一的观念。莫昆为自哈拉分出的分支,有的哈拉有一个莫昆,有的有两个或三个。锡伯族家谱分哈拉谱和莫昆谱两种。谱序多书写创立家谱的意义及该哈拉莫昆延续的情况;谱单记各代、各支延续的情况;还有记事栏定期记录族内发生的大、要事等。如《完颜氏系谱》序记载:“。。。。。。。若我先远,初生于长白山阴混同江岸。。。。。。(是)古之东胡肃慎,今之女真满洲部落人也。与金时完颜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伯都纳磋草沟等处,部落曰西伯满洲。适清太祖兴师,我西伯全部落悉从入关,战胜攻取,屡奏奇功,清帝知我部强悍,不容团聚一处,放生意外,逐分散各旗佐,将我一世祖额勒格图,拨归盛京满洲正红旗第二佐领下驻防旗人,世居盛京城南六十里正红旗界内山沟村。。。。。。”
    综上所述可知,锡伯族姓氏,大多在遥远的古代已经形成。辛亥革命后更改王姓有据可查的三个哈拉分别是王沙鲁、王扎拉达、完颜阿骨达系谱。这些姓氏的先民们,植根于北方大地上,为故乡的繁荣与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不断向外播迁,广及全国,进而又远徙海外,至今几乎遍布全世界。
               三、 锡伯族的民族特征及融合历程
    (一)、锡伯族民族特征
    一般锡伯人信奉的主要是崇奉“喜利妈妈”和保护牲畜的"海尔汗玛法",素信萨满教,兼信藏传佛教。十六世纪末,锡伯族部落头人率众投向满洲,被编入八旗,成为“佛满洲”。锡伯族南迁后仍然保持着与本民族通婚的习俗,但同姓不通婚。清代曾下过“旗民不通婚”的禁令,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还重申“蒙古、锡伯、巴尔虎、汉军、包衣佐领下之女,照满洲例,禁止与汉人结亲”。《清高宗实录》(卷七四八 十页)。锡伯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也可称音素文字,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而完善于崇祯五年(1632年)后来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但应注意,锡伯语并不等同于满语。现在大部分满族人的习俗都源于清满洲族的习俗。如满族忌吃狗肉,传说是有一次明朝总兵李成梁追赶努尔哈赤(清太祖)时,努尔哈赤跑到一个人家里钻进灶坑躲避,明兵见他在灶坑,就填柴加火,想他必定被烧死无疑。谁知明兵走了之后,跑来了一只狗,叼来湿棉絮,把火灭了,救出了努尔哈赤。有的则说是追到一个芦苇荡里,放火烧芦苇荡,也是等明兵撤走之后来了一条狗,滚到荡里弄湿身体,然后跑回来洒在火上把火熄灭。努尔哈赤的后代不吃狗肉(甚至不戴狗皮帽)是出于感恩。锡伯族不吃狗肉的习俗由来已久,是源自其先民游牧狩猎生活方式与猎狗结伴的关系。《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满族先人:"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肉鸡葱韭之食,和而食之,毛以芜荑。"由此看来,满族先人女真人是有吃狗肉的习俗,不吃狗肉是后来的事。[11]

    (二)锡伯族祖先鲜卑人走过的融合历程
    1、有史记载,北方民族融合始于秦汉时期。《后汉书》的一条记载:“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 [12]
    2、西晋的时候,西晋贵族曾经从辽河流域通过绑架和买卖当地妇女做妻妾,主要是追求希奇,因为当地妇女和汉族长相不同,黄头发蓝眼睛,后来漠河民族就出现了,从逻辑上可以断定,可能是有小部分古代芬兰人跑到东北亚了,众所周知,芬兰人是北欧人种,具备高大威猛的体格,在和东北地区的鲜卑,柔然(白匈奴)等胡人通婚后,皮肤白皙便成为隐性基因一直保留到现代东北人体内。《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融合为一体。
    3、《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和欧洲雅利安民族进一步通婚并形成全新的民族成份,为日后的契丹,女真,蒙古兴起奠定了基石。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有诗为证。[13]
    4、《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这证明了东北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多少具备白种人的基因。
    5、蒙古西征时,征服了高加索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东正教,他们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眼睛蓝色或绿色,后多从军进人中原,组成阿速军,被称为是“绿睛回回”。色目人和蒙古人在当时是贵族,地位低下的汉人是无权与贵族通婚的,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各种戍军“随地人社,与编民等”。这些部队驻扎在北方的居多,因此,这些欧洲早期移民的后代主要被蒙古人,西夏人,女真人所同化,形成了日后的北方人。
    6、自1689年9月,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才产生了额尔古纳河为界的中俄边境线。其中条约第五条中规定,“从前我国所有俄罗斯族之人及俄罗斯所有我国之人,仍留如旧,不必遣回。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境内有俄国居民而俄罗斯境内有中国居民的历史现象。19世纪末叶,随着额尔古纳河两岸采金业的兴起,不少原籍山东、河北等省的内地人被俄国资本家招募为采金工。1900年前后中东铁路施工时,又为内地引来更多的华工,其中一些人后来流入俄国沿边一带从事采金业,也有的给俄国官绅、富农当雇工,由于这些华工绝大多数为独身的年轻人,生活在俄国人之中,与俄国少女接触日久“始而相交以为友,继而相爱以为婚,组成了混合国籍家庭,而生的子女则不可胜数。
    在我国历史上,王姓称王称帝者有14人,先后建立:新、汉、郑、燕、前蜀、闵、安阳、极乐等政权。[14]王姓最显赫的时期是六朝时代。中国的姓氏具有古老的历史和生命历程,区别于其他国家地区的姓氏,并蕴藏着许多玄机,需要我们去探索、解释。
    在几个世纪中,锡伯族先祖吸收了不同民族文化元素,然后又汉化而融于汉族。历史证明,由于吸收了外族信息,才形成了锡伯族的多元文化;由于地理、人文环境,外来信息的撞击与交融,才形成了锡伯族文化的双重性,既传承传统,又不拒绝新元素;由于辛亥革命以来新思想深入锡伯族人心,才使锡伯人放弃祖先姓氏,与时俱进地改为汉姓。这既是锡伯族的姓氏文化的重生,又是向文明迈进一大步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亚明.崔同.孙德中.姓氏文化: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N].河南日报.2007-4-18
[2] 据《通志.氏族略》称:王姓“出河南者,为可频氏;出冯诩者,为钳耳族;出营州者,本高丽;出安东者,本柯史布。此皆虏姓之王,大抵子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鲜卑族可频氏 北魏孝文帝时把国都从代北平城迁到这里,很多代北鲜卑人也跟随到了这里,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把籍贯改为河南洛阳,死后也要埋在洛阳北面的邙山,把姓氏改为汉姓。可频氏改威王氏。
[3] 《魏书》卷九十四《宦官王遇传》说:“王遇,自庆时,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 羌族钳耳氏 隋唐之际的钳耳宗、钳耳干兄弟。他们两个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以王后兄弟并改姓王氏。”
[4] 《周书》卷二十《王盟传》记载:“王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乐浪人”。引日唐书》卷一百一十《王思礼传》记载:“王思礼,营州城傍高丽人也”。同书卷一百六《王毛仲传》也说,霍国公王毛仲“本高丽人也”。
[5] 据《新唐书》、引日唐书》记载,前面所说的回纥人王廷凑的养父王武俊是契丹怒皆部人,他的祖父、父亲、儿子、孙子、曾孙等六代人在唐和五代时期都地位显贵。至两宗时期,契丹人建立辽国,其皇室耶律氏也有很多人改姓王氏。
[6] 《王思孝墓志》载:王思孝的祖先出于金宗室完颜氏,世居磁州(今河北磁县)。王思孝的父亲完颜远任金统军使。思孝年幼时便逢丧乱,流居大名、濮阳等地,改姓王氏。
[7] 司马迁.史记[M]卷110《匈奴传•索隐》.上海.中华书局.1975
[8]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9] 贺 灵 佟克力《锡伯族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10-38
[10] 安 俊、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简史》.2008年 民族出版社出版
[11] 范 晔.后汉书[M].上海.中华书局.1965.5
[12] 宋 祁.欧阳修[M].新唐书.上海.中华书局.2003
[13] 佟克力 《锡伯族历史与文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9
[14]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称帝。燕太子丹玄孙名嘉,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赐姓王氏,与帝王同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