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有不少美妙住处，如美丽园。美丽园在延安西路，对面是华东医院。它是新里的红砖洋房，一幢幢隔得很开、视野通透，当然了，法式新里是不会不种绿树的。

走至弄底30号，我扶梯而上来到三楼王道乾先生家。时光回溯上世纪80年代的某春日。先生译《情人》是在这间朝南屋里吗?和那湄公河雨林潮湿的房子“光线无力地透过百叶窗”相似，王先生的家亦有百叶窗，我记得当时推开着，窗沿上散放着几盆仙人球在阳光里。方桌上先生铺满书，地上堆着书，法文的中文的。

道乾先生留法是拿着民国公费去的，先到里昂，第二年要求去了巴黎，主修法国文学。1948年二战以后法国左倾，法共大得知识分子人心，萨特等文学哲学大师群英荟萃，赴法学生如鱼得水，美妙的主义似乎和现实打成一片。先生忆及往事像是昨天，“我那时抽烟斗译兰波，对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杜拉等作品亦兴趣很足，巴黎文艺味浓，我们一群人往往一杯咖啡就一整个黄昏。两年整。遥望祖国对新中国心向往之。”那天真是时空交错，美丽园的黄昏似乎涂上了色彩，是阳光射在窗沿迸出七彩灿烂？其实，那时这群胸怀艺术理想和爱国热情的学子，作出的是决定其几十年命运的选择!但选择本身有点难以预料就像虚幻之光影。

和先生同学的寿观也选择了回国，但亦有留在法国的如熊秉明。熊学油画雕塑，觉得投身火热建设和艺术创造者并不相合，潜心艺术之都似乎更加冷静，益于创作。为了艺术和前途他们彼此争论、颇费苦思。先生告诉我，他那时决定放弃艺术开始新生活，“我只想当一个称职的‘查票员’！”环顾先生房间，粉墙四壁不见一张法国油画，看不到留洋归来的丝毫迹象。然而他夹烟颔首扬眉以至娓娓言谈的风度，却无不向你透露着深潜的学问和法国原味的修养。

这红砖法式房子住了这位法文翻译家好像也是宿命。流逝的三十年并不美妙，似乎和理想全不沾边。但坐在黄昏中，先生穿件中式棉袄，谈吐淡定，举止风流，面上看不出丝毫痕迹。他对过去所受苦难只字不提，哪怕是在干校芜杂开阔盐碱地上种菜摘棉的经历。也许，萨特的那句“存在即合理”抚慰了他？但是在干校落下了的肝病，二十几年后，到底变成肝癌，要了他的性命。

80年代的春天黄昏的确美丽非常，先生手夹前门牌烟，四周有出奇的安详。劫后重生，能编杂志，余暇自留地里译《情人》、图尼埃《礼拜五》、兰波《地狱一季》，他觉得此生足矣!

建筑尤其是住宅令人着迷大多是关乎人事，铁打营盘流水兵，人生几何总要过去的，故事以至历史就靠水泥钢筋来陈述了。王道乾先生自入住美丽园某幢某层后直至住进某医院某层止，从没搬迁过。其实也没什么机会搬迁，虽然做到文学所副所长，但一个正统又狷介的读书人能有多少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