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介绍】
  ◎王瑶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仍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黑黄，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1987年5月为《为清华十级（1934—1938—1988）纪念刊》作
  王先生倘生在古代，或属于“滑稽多智”的一流人物。他自我刻画，也说到“出语多谐”。
前  不久社科院文学所举办唐弢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发言中我比较了李何林、王瑶、唐弢三位学科奠基人，不过及于浅层。我对李、唐二位先生，所知不多，此外也确有不便深说者。
  王先生更生动的，或许是他的性情
  王先生之于我，已经在先生逝世周年祭时写到了，即收入199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瑶先生纪念集》的《王瑶先生杂忆》。那是一篇写在特殊时刻的文字，情境与当时的心境均不可能重复。我一向承认自己不是好学生。当年考研时竟未找到他的那部《中国新文学史稿》，入校后也不记得曾认真地补读。前一时接受访谈，被问到师承，我说王先生对我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的，“不大能诉诸清晰的描述”，像是在弄狡狯。倘王先生在世，不会在意的吧。先生对我的态度，略近于家中长辈，严厉而又不无宽纵；我也就有机会放任自己，不大顾忌他的要求。这种略有古意的师弟子关系，在他那代人之后已然稀有。
  还记得1980年代上海的几家刊物来访,看着一群弟子簇拥着王先生走过，有几句笑谈。座谈时说到王先生曾研究过的某著名作家，我的发言不免肆无忌惮，稍涉轻狂。坐在对面的王先生，也不过微露惊讶，当时与事后都没有说过什么。
  前一时，协助师母杜琇女士整理王先生的遗文，包括“文革”中的“检查交代”，在我，是他去世后再次走近他的过程。那些扫描件上的字迹，文字表述间的斟酌，涂抹修改，在提示着那个特殊年代。“一个学人与他的时代”，部分地就在这些个人档案中。1990年所写纪念文字中，我提到王先生“文革”期间一度被分派到我所在的“文二三”班，使我有近距离观察他的机会。但当年的我，对王先生“文革”中的命运并无关心。近年来，郭小川的“运动档案”收入全集，顾颉刚、吴宓的日记、书信等由子女整理出版，另有冯亦代的《悔余日录》、徐铸成《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问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顾颉刚自传》，收入了顾“文革”中的“交代”），使那段历史中的知识分子的身形凸显，对当代史研究的贡献，绝不应低估。
  我一向以为，较之学术文字，王先生更生动的，或许是他的性情，却至今未得到足够的描绘。曾想过，王先生倘生在古代，或属于“滑稽多智”的一流人物。他自我刻画，也说到“出语多谐”。但那不只是语言风格，更是生活态度以至生存智慧。当年我所在的“文二三”班，就发现他的那些“反动言论”往往是所谓的“俏皮话”，即如流传较广而版本不一的“马克思”、“牛克思”，另有“苟全性命于治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如果我没有记错，还有“走钢丝”、“挤牙膏”之类。令“小将”们头痛的是，难以据以坐实其罪。我的同学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气愤之余，即指为“老奸巨猾”。也因此王先生在我们班，较之另一位老先生，更被轻慢。既处浊世，不可庄语，不妨插科打诨。也偶或不得已而行权，即如抗战中欲南行却无资费，即报名某组织临时换取盘缠；另如“文革”中的应付“外调”，为“蒙混过关”而有意“混淆视听”。凡此种种，倘科以“道德严格主义”的那套标准，自属不情。“文革”中的“外调”，迫令“背对背揭发”，由此导致兄弟反目、朋友失和，即使那段历史早已过去，造成的伤痛也仍难以平复——究竟应当由谁为此负责？
  先生骨子里，有从未销蚀掉的倔强
  还应当说，王先生的“游戏态度”中寓有严肃与沉痛。读不出这沉痛者，也难以了解王先生的吧。也是由这批遗文及师母的说明文字，我才知晓王先生“文革”中竟企图自杀。这多少出我意料。我曾经将王先生在极其不堪的境遇中顽强生存作为例子，现在看来，即使顽强如王先生者，也自有承受的限度——到了动念自杀，想必这承受力已用到了极限。
  至于我所读到的王先生“文革”中的“检查”、“交代”，内容不免于重复，有些是历次运动中一再倒腾过的老问题，只是被人“揪住不放”罢了。“文革”中内查外调，调查人员四出，不惜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同一“问题”，一查再查，令被调查者再三再四“交代”——较之弄清问题，更像是意在保持震慑，算的只是“政治账”。但这却不是当时人们的思路：即使被调查者，也绝不敢作如是想。
  对“私下”言谈的监控，“文革”中达于极致。近年来关于一对一监视、汇报的材料浮出水面，一度舆论哗然。外调中迫使交代私下言谈，与搜缴日记、截留私人信件，均可归之于对私域的侵犯。“隔墙有耳”，“群众专政”，“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间演出了多少可惨可笑的故事，其荒诞性大可作为写作卡夫卡式小说的材料。
由1950年代的检查交代看下来，感觉到的是被迫自污中的愈趋谦卑。但那更像是不得已的姿态。增订版的韦君宜的《思痛录》，收入了《我的老同学王瑶》一篇，其中写到杨述带工作组去北大，中文系的工作人员在汇报中将王先生归入“难办的教授”之列，杨即与王个别谈话，问：“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到底服气吗？”王先生笑了一声，说：“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或许“脚在底下画不字”云云，更是文学性的说法，但那态度确像是王先生的。或许王先生不是用脚，而是用内心的声音说“不”。他的终于没有被压倒，也应因了这种内在的力量。我注意到，即使在“文革”的高压下，王先生用的也是“检查”而非“请罪”；同属自污，仍有程度之别。此老骨子里，有从未销蚀掉的倔强。
  “文革”后的修复，何尝不也赖有那种内心的力量。我和我的同学1978年进校时见到的王先生，仍未失警觉，偶有防范的动作，却已近常态。这种自我修复的能力并非谁人都有。也有的人，即使脱出了缧绁，也拘手挛脚，肢体再也不能舒展。由收入《全集》第八卷的王先生“文革”结束后的书信，一再读到他劝导别人“向前看”的话。他对一位年轻同行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几乎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非独您我，因此我觉得还是‘向前看’较好”（《致石汝祥》）。对另一位年轻学人说，对方的坎坷固然“令人浩叹”，“但从‘向前看’的精神说，我想从‘八一年’起，应该是‘新生’”（《致钱鸿英》）。他想必也以1981年为自己的“新生”，尽管由事后看来，未免过于乐观。
  我曾注意到顾颉刚、夏鼐、谭其骧，各有其“文革”结束的时间。由师母提供的遗文看，王先生的“文革”，或许大致结束在1969年。尽管此后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了平谷县的鱼子山。我曾写到目睹他在田间干活的情景，王先生在家信中却说，他在乡间受到了照顾。看起来，当时的心情已不黯淡。
  先生门下弟子众多，却无意于经营“学派”
  李何林、王瑶、唐弢三位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一代宗师”；或用了目下流行的说法，即“大佬”。我在上文一再提到的那篇纪念文字中说，王先生好臧否人物，对同辈学人却出言谨慎，也是他的一种“世故”。三位前辈中，李先生的耿介为学界公认，其在南开大学的情况我不知晓，只知他晚年指导博士生，似乎很放手；王先生率性，借用了鲁迅的话，时而随便，时而峻急，对门下有时不免于苛；唐先生对人态度温和，对其弟子想必委婉客气，至少不会如王先生似的疾言厉色的吧。三位中，李往往被指为思想较“正统”而王则“异端”，实则这种观察不免皮相。王先生固然关心时政，观念较李“开放”，“异端”却谈不上；在“文艺思想”上，毋宁说过分执著于其年轻时接受的理论与评价尺度。李、王、唐这样的大佬，想来难免会有人拨弄其间，但我所知道的是，三位先生均未“卷入”学界是非，使学科保持了不但正常而且较为干净的内部关系。正常就不易，干净尤难。
　曾经有“王门弟子”的说法，寓有褒贬，但被人所指的，不过是个朋友圈子；且“圈子”中人不限“出身”，无论是否出自王门、是否北大。王先生门下弟子众多，却无意于经营“学派”，更无论“门派”。樊骏并非其门弟子，说“私淑”也勉强。对樊骏，对得后，王先生均以之为同行。王先生关心过的同行，另有一些人，由《王瑶全集》第七卷的书信部分可知。那种关心，绝不下于对弟子。至于王先生对樊骏的信任，除人格外，无非寄望于其在学会、专业界的作用。王先生不经营“学派”，对专业界却很在意，直至病逝。对王先生、对樊骏的这种责任感，我自然是尊重的，自己却不大有这种情怀。
  李何林、王瑶、唐弢先生身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或更大而言之，他们身后的学界，这样的大题目，我是写不了的，只有些零碎的感想。2011年樊骏病逝，文学所编的纪念文集，题作“告别一个学术时代”，略有一点悲怆。这是一种令人百感交集的告别。由王瑶先生去世到樊骏去世，告别仪式有如是之漫长。我知道，某种境界，某种气象，已不可能重现。对于学科，对于学界，这种告别有怎样的意义？
  前辈学人的背影渐次隐没在了混沌之中，不知年轻的后起者还能否感知他们的气息？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