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政治高度决定事业高度

2012-06-06 09:41:07　来源：广州日报　刘黎平 好诗好文

　　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宋 王安石 《登飞来峰》

　　王安石

　　王安石在浙江宁波一个下属县当了三年基层领导——县长，任期满了，调令还没来，于是先回江西老家休假，经过杭州，自然要去看看西湖，看看飞来峰。

　飞来峰上有座塔，王县长说它有千寻高，一寻是八尺，那么就是八千尺高，比李白笔下的庐山瀑布高五千尺，文人吹牛，一个比一个下手重。为了证明塔的高度，王县长还举传说为例：听说每天早晨鸡叫时分，此塔最先看到日出。

　　这些吹牛其实跟人品无关，而是跟抱负有关。王县长到后面终于交待为什么要如此夸张塔的高度了：不怕那浮云遮住我远望的目光，因为我已经身在最高层。好一个“自缘身在最高层”，道出了王安石的政治雄心。

　　那一年是1050年，王县长虚龄三十，在基层干得风生水起，兴修水利，兴办民间低息借贷，人人都说他是个好县长,在地方储备了相当丰富的行政经验，经济建设经验，他觉得已经有足够的把握推行到全国。想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行政职务上更上几层楼，在他眼中，只有政治高度上去了，事业才能上高度，那些纠缠困惑地方干部的“浮云”，到时候就踩在脚下根本不算一回事。

　　所以说，这首诗是王安石三十岁时政治诉求的一个真实写照。

     王安石看好大奸臣蔡京:将来他能继承我

    2012-07-05 09:22:12　来源：人民网　王国华 即便在外人眼中，蔡是大奸大恶之徒，儿子蔡绦也要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并且提供例证。古语中有“生子当如孙仲谋”，我看这句话可改为“生子当如蔡绦”以蔡京为正面人物进行记述，蔡绦做到了。

　　首先，蔡京是个大度的人。“鲁公宇量迈古人，世所共悉也”。元符年间的某天，王公大臣们一起游湖览胜。凑齐以后，次第登舟。蔡京刚靠近龙舟，一阵风来，龙舟忽然自行离岸。蔡京收足不及，一头栽进水中。众人大骇，疾呼救人。救生员刚游过来，蔡京已经抱着木块浮至岸边。进到屋中，蔡京尚一身淋漓。同僚蒋颖叔说：“蔡兄幸免潇湘之役。”蔡京既不责怪别人，也不认为这个玩笑无聊，而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呵呵笑着答道：“几同洛浦之游。”大家都佩服蔡京的气度。

　　一日，大司寇刘赓到蔡京家中拜访，见魏汉津坐在蔡京对面。魏汉津是个音乐家，脸上被刺过字。在宋朝，刺字是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蔡京让刘赓坐下，刘赓却不肯。他说：“蔡先生也算百官之仪表了，怎么能和黥卒对坐？我认为这样很不好，拜拜了！”蔡京大笑，向魏汉津施了个礼道：“先生请回吧。”蔡绦认为，魏汉津虽是皇帝面前红人，但毕竟是个“黥卒”，百官皆瞧他不起，而蔡京竟能包容他，可见蔡京之度量。

　　蔡绦的角度很有意思。其实，蔡京之“包容”，或许正在“奸人”之奸。只要皇帝的红人，他都不怠慢这样也解释得通吧？

　　蔡京的另一品质是“恭谨”。蔡京升为太师，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前来祝贺。蔡京毫无得意之色，神态与平常无异。他说：“我当官这么久，风也过，雨也过，一切都看明白了。今日位极人臣，不过像掷骰子一样，掷到了我头上。人间荣辱皆如此。”崇宁五年，蔡京罢相，刘逵当政。刘逵屁股还没坐热，蔡京复位，而刘逵被黜（皇帝就是这么爱折腾！）。刘逵离职前，跟自己的朋友们说：“没关系，我还不满五十岁，蔡太师已经年过花甲，看谁靠得过谁！”不久，刘逵病逝，蔡京告诫子孙们：“刘逵已成白骨，而我犹享荣禄。人心用的不是地方，就容易出事啊。你们可要当心。”

　　大观初年，蔡京守边有功，皇帝准备封赏。但蔡京已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官可迁，皇帝遂赐以排方玉带。这排方玉带可大有讲究，佩戴者可以随时靠近皇帝的驾辇。蔡京惶惧不已，竭力推辞，并引用唐朝韩愈的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称唐人早有先例，玉带上悬挂金鱼的人才能靠近皇帝驾辇，其他人无权接近，后人也应照此施行。这样，蔡京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皇帝同意了蔡京的建议，此规遂成惯例。

　　正因为蔡京“品质高尚，才华横溢”，他才能得到前辈们的器重和抬举。神宗熙宁末，王安石常常对年轻的蔡卞说：“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我儿王元泽算一个！”回头对蔡卞说：“贤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说：“吉甫（指吕惠卿）如何？且算一个吧。”然后颓然道，没了！

　　在王安石眼中，治国安邦之人，仅此三人而已。牛不牛？当然牛！

　　吕公著当政时，蔡京刚刚罢官进京。吕邀请蔡京到自己府中，让子孙站成一排在旁边侍候。吕说：“蔡君，我阅人无数，没有一个比你强！”以手自抚其座，道：“君日后一定坐在这个座位上，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不要推辞！”

　　我倒不认为以上故事是编造的。起码，应该有真实的影子。单从以上事件看，蔡京还真与传说中的十恶不赦不搭界。但他为何口碑这么差呢？我想，概因他当政时老百姓过得太苦了。奸臣当道，常常祸国殃民，但在专制社会中，祸国是祸害当届政府，若只钩心斗角，争权夺利，朋党残杀，在老百姓口碑中尚有回旋余地。但殃民这事儿就大了。百姓的利益乃社会核心利益。蔡京把老百姓折腾得太凶，他派朱勔在江南一带搜刮珍奇异宝、名花古木，朱勔及其爪牙们横行霸道，拆墙破屋，弄得民不聊生。你怎么让人说出一个“好”字来？

　　不过，百姓疾苦在蔡京们的视野中的确不是大事，即使口中说着百姓疾苦，也不过是个托词和借口。他们更在乎皇帝和身边的同僚。像生辰纲之类，虽然攸关百姓性命，在他们却不过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民谚说“为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谁坐在蔡京那个位子上，也不会全心考虑百姓的感受；百姓感受和皇帝感受的尖锐对立的，如果只考虑百姓，也坐不到蔡京的位子上。

王安石变法的先河——范仲淹庆历新政

   2012-09-18 17:09:12　来源：历史上的今天  在969年前的今天，1043年9月18日 (癸未年八月十三)，范仲淹实行改革。

北宋中期宋仁宗时，由于军费和“岁币”的庞大支出，造成财政困难。

1043年(庆历三年)，宋仁宗重用曾在宋夏战争中建立大功的范仲淹，9月18日(八月十三日)实行改革。

范仲淹提出了改革的10条措施，主要内容是：对官吏要定期考核，按政绩决定升迁，并慎重择用地方官；改革科举制度，加强军备，严格法令；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历史上称这次改革为“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推行困难重重。由于皇亲国成、权贸大臣、贪官污吏的反对和攻击，经宋仁宗允准后范仲淹只得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庆历新政很快就废止了，但却是王安石变法的先河。

宋神宗采用王安石新法，开始实行青苗法

 2012-09-20 15:43:56　来源：历史上的今天 在943年前的今天，1069年9月21日 (己酉年九月初四)，宋神宗采用王安石新法，开始实行青苗法。

　　1069年9月21日，宋神宗采用王安石新法，开始实行青苗法。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阳村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死后谥号“文”。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点评：只有实行变革才会有前途的。

王安石变法启示：权力应有所畏惧

 2012-10-31 14:02:48　来源：凤凰网 核心提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口号。多年以来，这一口号一直被当作是勇往直前、不断革新的精神代表而被人们所传颂。但仔细想来，结合王安石变法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口号也并非没有可以推敲之处。

　　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0年7月26日第9版，作者：张剑锋，原题：《天变到底足不足畏》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时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口号。多年以来，这一口号一直被当作是勇往直前、不断革新的精神代表而被人们所传颂。但仔细想来，结合王安石变法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一口号也并非没有可以推敲之处。

　　如果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天变当然是不足畏的（这里的不足畏是针对天人感应的学说而言，不是说不需要保护环境、抗御自然灾害）。但是，如果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来看，天变足不足畏就值得推敲了。所谓天变足畏，来自西汉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天子应当因此感到畏惧而改行仁义；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这一理论貌似纯属封建迷信，但其实是大有深意的。在人世间，皇权至高无上，没有任何人和权力能够约束皇权。那么谁能够制约“天子”呢？就只有“天”了。而“天”如何来传达自己的意旨呢？只能通过“天人感应”。可是，“天”不会说人话，只能通过一些打雷、地震、日蚀之类的天变来发表它的观点，因此必须有人来翻译、解读，这些人又是谁呢？就是士大夫阶层。

　　这样一来，情况就很清楚了，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应理论，实质上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每逢日蚀、地震、水火灾害等天变发生，常有士大夫们借题发挥，上书言事，针砭时弊。而平常对这种胆大妄为的“逆龙鳞”行为怒不可遏的皇帝们，在天变面前，也往往不得不放下架子，低头认错。虽然在皇帝们倒行逆施的时候并不总能及时的发生天变，而士大夫们对天变的解读也并不总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这毕竟是一种对皇权难得的制约手段，在皇权一家独大的中国古代社会是有着相当积极意义的。

　　而王安石的“三不足”口号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试问，如果天变也不足畏了，祖宗也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的呢？难怪曾经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在听到这样的言论时感到十分震惊，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现代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在拥有绝对权力的情况下，滥用权力的诱惑力几乎是无法阻挡的。王安石变法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在通过“三不足”口号取消了对皇权的一切约束，而宋神宗与王安石又“上与安石如一人”的情况下，在变法的前几年，王安石几乎取得了不受约束的权力。生性执拗，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虽然是抱着一颗变法强国的赤诚之心，但也逃不出绝对权力的诱惑。

　　他滥用权力的第一个表现是未经深思熟虑、试行验证就匆忙推出新法，并强行执行。从熙宁2年（1069）开始，到熙宁7年（1074）的短短5年时间里，王安石就颁布了十几条新法，其中许多核心的新法还是在变法的初期就颁布了。要知道，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很多都不是在旧制度上小打小闹的修补，而是对整个国家体制（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调整，有的甚至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从未有过的创举。这样重大的改革，在几个月间就提出并颁布执行，不能不说是过于草率了。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原本还有些试行的安排，但很快就被他自己推翻了。这就使得原本可以在试行阶段发现并纠正的问题被带到了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并对整个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造成了重大影响。

　　王安石滥用权力的另一个表现，也是后果更为严重的一个表现，则是他推行了片面的顺新法者升、逆新法者黜的用人政策。在他手下，凡是对新法提过意见的，不论意见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全面反对新法、还能不能争取，都一律罢黜，凡是高举旗帜赞成新法的，不论其人动机如何、品行如何、政绩如何都一律升迁。这种做法导致的后果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说话的名臣几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去，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兄弟、沈括等等。其中不乏原本并不是全面反对新法，而只是就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客观意见的人，如韩琦、苏轼、沈括等。另一方面，王安石任用的所谓支持新法的人中则混进了不少有能无德的人，甚至是企图利用新法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他们虽然靠着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但并非真正的改革者。一旦身居高位，他们或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反对面去！例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邓绾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甚至说出过“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的“名言”。这一用人政策的后果，首先是蒙蔽了王安石的耳目，让他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一面之词，而无法根据客观情况对新法的实施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是给许多人造成了新党多是奸臣的印象，从而对新法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

　　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这些滥用权力的错误，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假如他的权力受到一些制约，畏一点天变，恤一点人言的话，在每一条新法出台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与反对派们辩论一番，修改几稿，非尽善尽美不能出台，这样一来新法想必会少很多漏洞。同样，如果王安石不能随意升黜官员，让朝中留着几个像苏轼、沈括那样的建设性反对派的话，一旦新法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他们就会立刻指出，迫使同时也是帮助王安石调整自己的施政。绝对的权力，貌似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终却是害了新法和安石！

　　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依然是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政策的复杂性、综合性日益增强，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改革、推行政策时要考虑得更周详、更全面，要更多的听取社会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固然仍可作为鼓励我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战斗号角，但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却是该畏的要畏，该恤的要恤。而且要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机制，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简而言之，“天变”本身固然是不足畏的，但我们总得要畏点什么，对权力总得要有些制约，才能保证改革更好、更健康的推进。（张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