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古重学不失尺度——清代学者梁章钜著述学书思维及沿海区域交流文化探微

2026-05-03 15:25:27来源：福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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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屿蒙湾海岸“万古雄镇”大字摩崖，明崇祯三年（1630）立石，横70厘米，纵180厘米，雄浑厚重，与秦川湾海域共壮阔波澜。清嘉道年间，儒士王锡龄从这片海域进发，搏击科考功名，与清代中期名臣、学者梁章钜结识为忘年交。梁氏晚年盛赞王锡龄家学修养：“秦屿归来晚，榕城几度春。名场若云水，家学合天人。”本文介绍梁章钜书论著述《学字》的书法观点与崇古思维，对梁氏平生交流的师友作概要解说，以反映清代学者对沿海区域书法文化的推动与影响。

道光二十五年（1845）北东园藏板梁章钜《师友集》卷二“福鼎王虚谷孝廉”书影

清光绪元年（1875），金石学家阮元题端《退庵随笔》书影

作者与著述概况

梁章钜（1775—1849），字茝林，号退庵，福建福州人，清代嘉道年间名臣、学者、金石书画鉴赏家，官至江苏巡抚。道光二十四年（1844），梁章钜时年七十岁，自己编写年谱，即《退庵自订年谱》，梳理生平履历。自订的这版本年谱，行迹到他七十岁，后五年即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1845—1849）缺失。《退庵自订年谱》载，乾隆四十年（1775）七月初六日，梁章钜生于福州淳仁里，系出安定梁氏。乾隆五十九年（1794），梁章钜二十岁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二十八岁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二年（1807），三十三岁主讲福建浦城南浦书院。嘉庆十三年（1808），三十四岁入福建巡抚张师诚幕府，此后开启了他长达30多年的仕宦生涯，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十八岁时再次引退，侨居浦城。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二十日卒于温州，享年七十五岁。

梁章钜一生著述70余种，包括考据力作《〈三国志〉旁证》，笔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浪迹三谈》《退庵随笔》，及诗词文集《退庵诗存》《藤花吟馆诗钞》，楹联学开山之作《楹联丛话》《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尾》等。据《退庵自订年谱》载：“（道光）甲午，六十岁，辑《退庵随笔》二十卷，自为之序。此书先为关中友人所刻，后至桂林，复加增删，扩为二十四卷，贺耦庚中丞（长龄）序之。”道光十四年（1834）《退庵随笔》是梁章钜六十花甲之年的读书笔记。《退庵随笔》《退庵自订年谱》古籍可参见清代光绪元年（1875）校刊的“福州梁氏藏板”《二思堂丛书》，此刻本“精刊于浙江书局”，是传世经典版本。《退庵随笔》扉页分格竖式题端：“茝林先生作（右行、行书）、退庵随笔（中行、篆隶体）、阮元（1764—1849）题（左行、行书）、云台（左下端、朱文印章）”。《退庵随笔》卷二十二专门论“学字”，是清代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强调书学与人格、修养、技法的统一，核心思维延续了中国传统“趋古重学”的理念，对后来学书者影响深远。

书学观点与理念

在清代金石考据学得到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清篆体书也迎来高峰，在理论方面也得到拓展。梁氏在《学字》中论述清篆书时指出：“有志学书而年力有余者，竟当从小篆入手，先觅一旧本《说文》（汲古阁本旧拓本即可），字字摹仿，到掩卷悉能自运，后再觅旧本《石鼓文》，及李斯各摩崖篆字、李阳冰各石刻，精心学之，腕力自然坚定，结构自然谨严。”这是在鼓励当时立志在书法上有作为的书家，将篆体书作为习字的首选，以《说文》作为基础，并可上溯先秦《石鼓文》，再吃透秦李斯小篆《泰山刻石》《峄山刻石》，及唐人李阳冰小篆《三坟记》《般若台题记》。这里论述学篆临摹、选准范本、掌握字形结构与打好根基的关系。梁氏指出，写篆方法如“画棋盘”“画圈子”对提高腕力的好处，再加以灵活“悬腕”、必须“正锋”、“饱笔浓墨”的技巧，批评时人使用“秃笔枯毫”的不良习惯，推崇“蠕扁”。梁氏善于吸收同代金石学家赵秉冲（1757—1814）、程恩泽（1785—1837）笔力雄壮的成功之处，纠正王虚舟（1668—1743）“篆法三要”（一曰圆，二曰瘦，三曰参差）的偏差，强调篆书需笔画饱满、结构整齐，反对瘦长。认为需弄懂篆书古韵妙理，方得书法敦朴神气。

梁氏认为学隶不可从唐入，溯源则在于汉碑。他说：“汉隶则曲阜任城数碑，已足就中，字数分明，最可摹仿者，无如《史晨》《韩敕》《乙瑛》三碑。此外则东平州之《张迁碑》，汶上县之《衡方碑》，郃阳县之《曹全碑》，及魏黄《初三碑》，亦须熟摹。至《华山碑》与《熹平石经》，皆中郎遗迹，惜旧本难得，与其临此碑之翻刻本，不如临前数碑之原石本，《夏承碑》今亦无善本，而体貌瑰丽、神采飞扬，在汉碑中为别派，亦可学也。”梁氏奉汉隶为圭臬，认为孔庙三碑契合官方崇儒重礼、中正平和的规范需求。《张迁碑》《衡方碑》《曹全碑》等汉碑，在梁氏看来“亦须熟摹”。清代学者朱彝尊（1629—1709）曾说汉隶有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梁氏提出这些典型汉隶值得研习，既是崇古意识，也是他承传意识的表现。他注重金石考据，讲究原碑原拓，相互比较之下，更加看重诸如《华山碑》《熹平石经》旧本，再者如《夏承碑》在汉碑中别开生面，亦是可学。梁氏进一步分析汉隶蕴含精神气质，并探究隶法技巧中的“生熟”与“变化”的关系。另外，梁氏虽然不推崇唐隶，但因汉碑中缺乏大字碑刻，从取法角度来说，他仍转向得汉人遗意的《唐泰山铭》。梁氏复兴隶书传统，为后世树立师法汉碑、自出新意而见解独到。

梁氏解说唐人行楷体书演变的过程，并具体指出学书者要通晓篆、隶，尤其通行《说文》的重要性。他说：“说文不可以通行，而作行楷者，则不可不通篆、隶之意。唐人颜、柳从篆出，欧、褚从隶出，即宋人米、蔡亦从篆、隶，黄亦从隶出也。”这里具体论述唐四家从篆隶出，宋四家也是从篆隶出来。梁氏肯定行楷体者须通篆隶体，并赞同明代书法家吴宽（1435—1504）“作真行者，能写篆、籀，则高古”的观点，梁氏崇古探源，进一步分析了楷书须从唐入手的重要性，唐楷是必须临摹范本，并指出入手门径：“今人学书，且须从唐人入手。如欧阳之《醴泉铭》《皇甫碑》《温公碑》，颜之《多宝塔碑》，柳之《元秘塔碑》，皆可为初学门径。”且宋四家之首的苏轼曾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可见行草体书也是在楷书基础之上而写就的。在论述草书方面，梁氏反驳有人认为草书是事多匆忙急就而成的观点，他赞同苏轼草书“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他论草书“须心平气和，敛入规矩，使一波一磔，无不坚正，乃为不失右军尺度。”梁氏认为学行草书须熟摹《圣教序》《淳化阁帖》，坚持王羲之正统，认为“学草书者，但一部《书谱》已足”，可见对孙过庭的推崇。

梁章钜传承程朱理学，讲究“书品即人品”，在学书理念上也是承传朱熹理学书论“心正笔正”思维。他具体引用朱熹评价欧阳修“字如其人”、题跋邵雍的大字“检束”、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程颢“学书甚敬”等观念，强调书法是心性、品格的直接体现，提出学书要“求其骨力”。他说：“余虽因邕书得笔法，然为字绝不相类，岂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这种尊临摹传承，推崇魏晋正统，反映了清代学者的复古文化思潮。梁氏通过欧阳修论李邕书法，结合自身体会，提出学书贵在领会精神意趣、超越外在字形模仿。梁氏辩论习书者因学力不够，对“宋人书取意”产生误解，认为此“取意”是合乎法度的内存神采，而不是学力达不到的那种随意浅薄。《宣和书谱》《东观余论》《怀仁集圣教序》等古法碑刻本身具有至高价值，只是书辈因学力达不到境界，才生出“院体俗格”。梁氏说：“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语辄如芒刺背。”是在反思自己学书缺乏恭敬心态，不够严谨，因此，他推崇宋代前辈“从心不逾矩”的法度，反对潦草、放纵的书风。他还以晚明黄道周（1585—1646）的楷书为典范，重新审视了以张瑞图（1570—1641）、王铎（1592—1652）为代表的个性恣肆“尚奇”书风，具有回归正统法度的审美取向。

交游与文化影响

梁章钜业师、座师孟超然、郑苏年、吴云谷、纪昀、熊谦山、翁方纲、朱珪、陈若霖、张师诚、陶澍、阮元等三十多人，并且梁氏对他们学养、人品都非常敬重，例如：纪昀（1724—1805），字晓岚，清代学者、官员。纪昀于清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762—1765）任提督福建学政（督学），在闽约三年。梁氏一门三代业儒，都授知于纪昀，纪昀曾手书“书香世业”匾额旌表梁氏门庭。嘉庆七年（1802），梁章钜以二甲第九名登进士，纪昀是本次会试主考官，他还将收藏的汉瓦双砚赠给梁章钜，彰显师门交谊，梁章钜视纪昀为座师。翁方纲（1733—1818），号覃溪，晚号苏斋，清代书法家，精于金石考据，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等。嘉庆晚期，梁章钜拜翁方纲为师，受其学术影响颇深。据《师友集》载：“故余（梁章钜）初以小门生礼谒见，逾数月，即命改为著录弟子。尝与同门陈石士、刘芙初、吴兰雪、李兰卿屡以诗请业，师（翁方纲）为批点不稍倦。”翁方纲还为梁章钜《藤花吟馆诗钞》撰写过一篇序言。

梁氏一生交流广泛，与闽籍学者如廖鸿荃、游光绎、王锡龄、伊秉绶、陈寿祺、万世美、谢金銮、郑兼才、郭尚先等人交往密切。他与清代嘉道时期贺长龄、钱泳、彭蕴章等政界、学界的士大夫名流交谊深厚。例如：早年梁章钜求学于福州鳌峰书院，深受王锡龄（1757—1818）之父王孙恭（鳌峰书院监院）书院门脉影响。嘉庆元年（1796），梁、王都再次参加嘉庆帝恩科会试并失败。据梁章钜《师友集》载，王锡龄于“丙辰春，榜报罢，与茝林话别”，多年科场屡屡受挫，王锡龄决意离京南返，临行前与梁章钜话别：“连宵情话最依依，三载缁尘梦故扉。莫信才多能折命，深知游好不如归。（节选）”梁章钜还提到王锡龄的经历：“始奉家归故里，所居秦屿在穷海之滨，此后遂不得君消息矣。”表达了对故旧的怀念。再如，藤花吟馆是梁章钜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设立的诗社场所，常邀请当地名士雅集赋诗。游光绎《茝林招饮藤花吟馆》：“我爱藤花馆，主人方妙年。闲居足清兴，佳日会群贤。（节选）”此诗前还有短句浅释“为诗社第一集”，说明当年游光绎也参加了东道主梁章钜藤花首场雅集。梁章钜还将游光绎忆旧诗作：“京国联吟夜，于今十八秋。（节选）”收录《师友集》，并加了长段自注：“当时会者六人，今叶莲山检讨、陈双芦明府已成古人，而令叔九山（即梁上国）前辈，与王虚谷（即王锡龄）孝廉，阔别各十余年，惟余与君时得把臂耳。”梁氏感念这份跨越京华与乡园的交谊，字里行间情感十分深厚。教育家游光绎（1758—1827）于嘉道年间掌教鳌峰书院十九年，是梁章钜好友林则徐的业师。游光绎晚年还授学于福鼎秦屿秋溪，儒道风范犹存。

清光绪元年（1875）校刊的“福州梁氏藏板”《二思堂丛书》，收录《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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