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树集团”——全国闻名的企业改革先锋，海南工业战线的一面不倒的旗帜，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一张亮丽的名片。而与“椰树集团”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则是中国改革功勋企业家王光兴。
                收残摊  挽狂澜于既倒
       时光回溯到1986年初，万物复萌，乍暖还寒。
       海口罐头厂衰败的厂门口，来了一位气宇不凡的中年人，他就是曾经的罐头厂工会主席王光兴。四年前，有“救火队长”雅号的他，受命连续救活陷入困境的海口饮料厂、海口电子工业公司，如今又奉调回到海口工业的“龙头老大”海口罐头厂担任厂长。
      然而，迎接王光兴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他的返厂之路充满了荆棘，一大堆“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困扰着他，让他连续几天夜不能眠：海口罐头厂自解放后一直是全市的支柱产业，产值、税收和利润几乎占了全市工业的半壁江山。可是，从1981年到1985年，这个曾经是海口盈利大户的工厂，从高峰上急剧下跌，累计亏损718万元，最危险的1985年离破产只剩两万元了。市里连续换5任厂长，皆“回天乏术”。工厂产品滞销，生产停顿，职工工资开不出去，人心惶惶。走在海口街头，那些摆摊卖甘蔗的、卖小吃的，骑“魔的”拾客的，卖苦力当搬运工的，随处可见原海罐人的身影。更有甚者，有位工会主席因报不了医疗费，贫病交困而上吊自杀。一位职工因为拿不到工资，谋生无门而寻了短见。有两位职工因生活所迫下海捕鱼溺水而亡……
      最让他挠心的还不是工厂的破败和生产的凋零，而是人心的焕散和人才的大量流失。屈指算来，管生产的副厂长走了，管供销的副厂长另谋高就了，管技术的副厂长“凤凰占高技——飞了”，厂技术科28名工程技术员走了20名，工厂的中层干部也走了一大半。就连一般职工，但凡有点门路，都千方百计调离工厂。
       此情此景，深深地刺痛了王光兴的心。“堂堂一个国有大企业，沦落到如此地步，可悲啊！”他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工厂改革的主体。不将人、特别是人才唤回来，不聚拢回人心，海罐厂的改革就迈不开步子。于是，他深入车间班组了解情况，将那些流落街头或赋闲在家的技术人员、生产骨干一一记在本子上，然后不分昼夜地走家串巷、挨家挨户开始了艰难的探访……
       王光兴求贤若渴，以诚待人，感动了全厂的生产骨干、技术能手，也感动了厂里的普通职工。离散的老骨干回来了，离巢的技术能手归来了，想走的干部不走了，干部职工的心收拢了。不出一个月，王光兴的身边麋集了詹子志、吴克盛、麦烈新、郑子龙、吴让华、黄培伦、王文就、陈文彪、陈琼科等一帮昔日的老搭档、老战友、老同事。工厂渐渐有了生气。
       正航向  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海罐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便是计划经济的产儿。它生产的水产、家禽、蔬菜、水果、果酱、饮料六大类罐头产品，全部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不用问市场，不用管销售，也不必担心原料，一切由国家呵着护着，你只管按照国家的指令生产就是了。在这样的情势下，它着实过了一段风风光光的好日子。沙丁鱼、陈皮鸭、糯米鸡、菠萝圆片、椰子酱、三蛇羹等传统罐头产品，蜚声国内，走俏海外。处于文革旋风中的1969年，它甚至创造了盈利190多万元的奇迹，在广东省罐头行业中傲视群雄。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八十年代，改革的狂澜突起，计划让位于市场，纯计划经济那套东西渐渐地不灵了，按照计划生产的产品销不出去，大量的陈皮鸭、沙丁鱼、红烧肉罐头被尘封在仓库。而市场需要、厂里能生产的产品却无法生产，因为外贸和商业两大部门，掌控着工厂的生死予夺大权，没有它们下达的生产指令，你就是有再大的能耐也动弹不得。王光兴暗下决心：“不成，一定要砸碎计划经济的枷锁，挣脱外贸和内贸的束缚，争取工厂的产供销、人财物大权！”
       于是，王光兴主政下的海口罐头厂，从他进厂的那天起，就毅然决然地与计划经济那套旧体制彻底划清了界线。工厂自负盈亏、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我核算，该生产什么、不该生产什么，全凭厂里根据市场需要定。他宣称：企业经营的目标，就是追求经营利润的最大化。脱胎换骨后的海罐，就是一片市场经济的净土、圣土。于是，一套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重振海罐厂的办法出台了。
        ——限产压库。按市场需要，什么好销，什么赚钱就开足马力生产。对于那些产品有名气，能出口，但是不能按经济规律理顺价格，企业总赔钱的所谓“名优”产品，王光兴果断地下了“停产令”。
       ——促销库存。对库存产品，分十路人马，用各种手段尽快销售处理掉，在短期内将仓库全面腾空，回笼资金。
       ——开发新品。研究海南特色，顺应市场规律，发展特色产品。
有人说：“陈皮鸭、沙丁鱼、菠萝圆片罐头等，六、七十年代曾驰名海内外，是海罐厂的当家产品，丢不得。”
       王光兴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人们的口味习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的。过去固体食品罐头之所以好销，一是因为经济社会不发达，特别是交通滞后，将食品制成固体罐头易于保存和运输。二是战争和救灾的需要。现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社会条件好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将从温饱转向小康，人们吃东西不仅讲究新鲜生猛、原汁原味，，而且要求营养、卫生、安全，对固体食品罐头已失去了兴趣。同时战争和灾害也少了，即使有少量的战争或救灾需要，也轮不到偏于一隅的海罐厂生产。因此，老六类食品罐头产品这条路，必然越走越窄，以致走入死胡同。
       但是，如果把传统的当家产品丢掉了，海罐厂靠生产什么来支撑呢？王光兴通过市场调查，把视野移向省内外市场，盯住了海南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海南岛是祖国的热带宝岛，常年盛产几十种鲜果蔬菜，是全国12亿人民的“天然大温室”、“保鲜箱”。仅椰子、芒果、菠箩、香蕉等果品一年四季均可收获。这是国内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优势。同时海口周边市县，有数十万果农、菜农，他们是海罐厂不穿工作服的“一线工人”。同时，海罐厂也是他们取之不尽的“储蓄所”，每年仅收购果农的椰子一项，海罐厂就能使椰农的人均净收入增加五、六百元。“对！将热带果蔬特别是椰子加工成饮料罐头，这可是工农结合、优势互补、利国、利民又利厂的大好事啊！”通过全厂大讨论，王光兴最后为工厂的主打产品一锤定音：“海南有丰富的热带水果资源，有优质的地下水资源，搞天然果汁为主的植物蛋白饮料，就是工厂今后的主攻方向。”
       中国人对“大”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拜，诸如大社会、大集团、大企业、大工厂、大农村、大学校、大家庭，等等，无一而足。但王光兴对这种传统的偏见提出了挑战。他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推行的农村改革，摈弃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搞联产承包到户，给农村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将历史和现实、农村和城市进行对比分析，痛感臃肿老迈的海口罐头厂，如果继续抱着大厂的架势不放，不实行分厂核算、“分灶吃饭”，势必造成企业内部体制不顺，大而全，小而全，任务不清，责任不明。尤其要命的是使企业存在两级“吃大锅饭”的弊端，一级是工厂吃国家的“大锅饭”：企业亏损，政府减免税并补贴，工资奖金照发不误；一级是车间吃工厂的“大锅饭”：厂长劳心费力，绞尽脑汁，整天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车间却没有一丝压力，稳坐钓鱼台，等待厂长“给米下锅”。因此，必须打破统管统分的旧体制，分级核算、“分灶吃饭”。
      1986年3月12日，王光兴正式向主管部门提出《海口罐头厂管理体制改革方案》。这是一篇充满改革精神、极富创造性的行动宣言。
本来，经营分散化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揭示的当今世界十大趋势之一，王光兴的改革方案与之可谓不谋而合，同中央的农村改革思路也吻合。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改革路上横梗着旧体制、旧观念的重重障碍。《方案》两次送上去，两次都被打回来，理由是离经背道，上头没文件，民意调查也通不过。
        “上头没文件，小岗村的农民还不照干？改革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分灶吃饭’的试点，我在饮料厂干了三年，在电子公司干了一年，怎么在罐头厂就不能干了？！”王光兴又气又急又愁，他楞是不信这个邪，捧着《方案》去找管“婆婆”的“上头”，终于引起了震动和重视。
        这天，厂部会议室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市长李金云来了，市计委、经委、工交、财政、外贸、商业、工商、税务、银行、海关等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来了。一个因其重要性而后来被称为“海罐发展史上的‘遵义会议’”，就在这里举行。
       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光是听汇报、征求各部委意见，就用了大半天时间。接下来，便是无休无止的的讨论、辩论、争吵，新与旧、改革与保守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对决针锋相对、壁垒分明。
       你说：“厂大难管透，船小好掉头。”
       他说：“厂大有力量，船小经不住风浪。”
       你说；“把大厂分成小厂，把权放下去，有利于调动下面的积极性。”
       他说：“分了家，放了权，那还不分光吃光吗？不能这样吃社会主义的企业。”
       你说：“这是改革，要闯字当头，敢走新路。”
       他说：“改革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没有红头文件，绝对不能胡来。”……
       天幕渐渐低垂，会议室里杯盏狼籍，烟雾缭绕。一直盘腿而坐，耐心倾听各方意见的市长李金云，这时伸了伸腰，开腔发言了。话不多，却字字千钧，一锤定音：“罐头厂亏了这么多年，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要绝处逢生，就要大胆改革。改革就要敢想敢干敢闯敢冒风险。让王光兴闯一闯，闯出一条路来是大好事。失败了也不怕，可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嘛！”
        《方案 》通过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打破了！王光兴的内心春雷震响，春潮荡漾。他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
        实践最有说服力。海罐硬着头皮推行“分灶吃饭”，分厂管理，缩小核算单位，使全厂由过去只有厂部一级的积极性变为厂部、分厂的二级积极性。全厂活力大增，一派生机。
　　过去车间一级没有自负盈亏的压力，不想多干。分厂后，分厂的“当家人”为了养活“家里人”，变过去的“等米下锅”为“找米下锅”，千方百计地寻找门路争取多干。一分厂产品无销路，无活可干，工人发不出工资，厂长陈琼科扬长避短，联合制罐分厂，发挥自身在罐头行业技术力量较强的优势，组织工人到广西防城港市罐头厂支援菠萝生产。大家铆足了劲加班加点干，每月收入是原来工资的两倍以上。不仅摊销了200多名职工的工资用，还为总厂增加收入20万元。饮料分厂1986年减亏后仍亏1.6万元，职工工资保不住，吃饭成了问题。厂长谢雄义亲自跑省内外10多个县市搞市场调查，组织技术攻关，试制成功白柠檬汽水等多种市场走俏产品，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一年，这个分厂摘掉了亏损帽子，盈利32万元。“分灶吃饭”仅半年，5个分厂就有4个与省内外3个单位搞联营，一举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
　　    破“三铁” 敢为天下先
      在王光兴眼里，铁饭碗让人懒惰，铁工资吃贫企业，铁交椅埋没人才。这“三铁”不破，工厂永无出头之日。因此，在王光兴的改革大戏中，全国最早的一项改革措施“破三铁”继“分灶吃饭”之后闪亮登场了。
        在1986年5月的一次全厂大会上，王光兴郑重宣布他的破“三铁”改革举措：实行“三无四不”的管理机制，“三无”即无“铁工资”，多劳多得；无“铁饭碗”，能进能出；无“铁交椅”，能上能下。“四不”即不讲职称高低，看能力；不讲职位大小，看效益；不讲工龄长短，看看贡献；不论资排辈，看业绩。具体来说，就是取消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旧八级工资制，实行联产、联质、联品种、联消耗的四联计酬分配制度；干部实行职务招聘，谁也不允许“只占着茅坑不拉屎”，更不允许“攥着刀把谋私利”。有才有德者上，无才无德者下。工人实行岗位聘用，分厂领导聘任班长，班长各自组织人员，组合不到的回家待业。似乎是为了印证他破“三铁”的决心，在宣布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的同时，他郑重宣布以厂长的名义开除3名最自由散漫而又屡教不改的工人，其中一人是他老同学的儿子。
       这不啻于在厂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它摧枯拉朽般的冲击波，冲毁了旧的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的重重壁垒，震得人们发聩振聋，翻然醒悟。“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全扔到海里去了。工人们有了压力，有了动力，也有了危机感，一个个像上足了链条的钟。干部队伍结构和素质则一举优化，他们恪尽职守，努力工作，扭成了一股绳。全厂上下，开始出现生机勃勃、生意盎然的景象。
       有才有德者上，无才无德者下，成了海罐厂的寻常事。自1986年起的五年里，厂里查处撤换干部29名，其中作风不正派或工作不称职的副科以上中层干部有21名。一位分厂长利用职权为自己和亲朋好友捞好处，经查明属实后撤职。另一位分厂长勤勤恳恳做工作，但是能力低，经营不善，造成企业亏损，也下台了。上台的是哪些人呢？电工谭显铭自学成才，工作责任心强，解决了许多电器设备的“疑难杂症”，又具有一定的管理素质，被聘为总厂电器总工程师、果汁分厂副厂长。从兰州来的王衍川工作踏实，有管理能力，被聘为中法合资的椰树矿泉水厂副厂长。
       然而，改革自古以来就是一场生死悠关的大博弈。旧观念、旧体制、旧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舞台的，一有机会，它们就会兴风作浪，企图卷土重来。
       王光兴给干部工人带来了“危机感”，更给自己引来了烧身之火。
1987年初，由于缺电、缺马口铁，有500多名工人要停工两个多月。按照“老皇历”，停产待料期间是要给职工们发100%工资的。而多年来旧的分配制度也使国字号的海罐职工形成了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自己的这分工资是国家给的“皇粮”，干不干活同样要领这分“皇粮”，这是天经地义、当然不让的。但是，王光兴却决定，只发50%。
        这无异于引火烧身。一时间，他成了“焦”点人物，全市的机关企业、茶楼饭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50%，议论王光兴。
       “一下子扣掉一半工资，还让不让人活命！”
       “他这是扣工人的钱去买名声，好升官！”
       “他不让人活，我们也不能让他舒服！”
        威胁的电话来了：“你走路小心点儿！”上班时，有人成群结队地拥进办公室吵架骂娘，偶尔还有一块石头撞破玻璃打进来。有一次，王光兴甚至收到了用信封包着的两颗子弹。有好事者在路上堵着他，向他借钱吃饭。也有人敲着碗上他家讨饭吃┄┄
        显然，厂里出现了闹事的不祥之兆。
       好心人提醒他：“众怒难犯，你犯不着与众人过不去。”妻子张四妹虽然温淑贤慧，从来不干预他厂里的事，这次却受不了外边的闲言碎语和声声威胁，对他说：“这个得罪人的厂长，你还是别干了。”
“干，还是不干？50%的待料停产工资是继续下去，还是半途而废？”王光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苦恼之中。部分员工对改革措施反应之激烈，是他始料未及的。当北京的理论家们正被他们的改革理论激动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王光兴的改革改革实践却在默默地经受着最艰难的煎熬。记不清多少个夜晚了，他碾转反侧，睡不着觉。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那些天，为防不测，他下班回家总是绕着道走。无论如何，那些漫骂和威胁都已构成了一个严重事实，他不得不正视。这几年，全国死于改革的企业家几乎已上了三位数，光媒介报道的就不少。河北的常绍怀死了，是在家里被他的工人杀的。东北的王淑琴死了，凶手提着刀边砍边骂：“叫你改革！叫你改革！”┄┄然而，王光兴并不害怕这些，痛苦着他的，依然是他的改革。他时刻惦念的，是那718万元的亏损，那1400人的生存啊！
       撂担子吗？不！改革才刚刚开始，就打退堂鼓，我王光兴算什么人物！那就恢复发100%工资吧？不行！“言必信，行必果”。要不然，让职工看你王光兴不是个“咬得铁钉断”的人，往后说话谁听？这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再说，如果让那些吃惯“大锅饭”的人任何时候都感到舒舒服服，这种改革就不是真改革。
        他决定与这领50%工资的职工对话。
        与会的500名职工各有各的心情，有的满腹狐疑，想听听王光兴作何解释；有的暗中串联，要当众“呸”王光兴，给王光兴难堪；当然，也有愁苦的，企盼的，幸灾乐祸的┄┄
       王光兴脚步凝重，走上了主席台，却不入座。他站着，目光如钜且坚毅，默默地扫过全场。会场表面很平静，但嗅觉敏感的人却闻到了火药味。
       他终于坐了下来，没有一句开场白，摊开一张报纸就念：“中国的习惯势力很大，公开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是，涉及到个人利益，就站出来反对了。中国古代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我们目前的改革，可能不止‘过五关’。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搞下去。”他告诉大家，这是邓小平说的话。接着，他摊开另一张报纸，读一篇关于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的报道。
        这时场上的气氛悄然发生了变化。显然，邓小平的话启发了大家的思考，而企业破产的悲惨情景又震动了大家的心弦，会场上发出越来越多的议论声。
       王光兴稍停片刻，又情真意切地接着说：“我的目的不是不要工人活，而是首先让工厂活，工厂活了，工人才有饭吃，才能活得更好。现在，我面前有两条路，请大家帮我选择：一条是打破‘铁饭碗’，使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全厂职工同甘共苦，同心协力，搞活企业；另一条是吃‘太平饭’，干与不干都发100%的‘铁工资’。我呢，乘机捞一把。等到海口罐头厂像沈阳防暴器材厂那样宣布破产时，大家互相说声‘拜拜’，各走各的路。”
       他把心掏出来了。正所谓“精诚所至，玉石为开。”通俗而坦诚的话，一句句都落到与会工人的心头。“王厂长说得好！”一位老工人说。“对！这是心里话。”不少工人附和着。500多张面孔上的表情由阴转多云，聚众闹事的苗头排除了。从3月份起的两个月，500多名停工职工只领50%工资，王光兴也跟着少领15%的工资，而他却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工人们开始理解他了。
        但，危机还没有结束。
        一个多月后，全市进行第九届人大代表的民主选举。海口罐头厂和海口饮料厂这两个毗邻厂合成一个选区选举一名代表，候选人是两个厂的厂长。
       按理，王光兴会当选，因为他是上届市人大代表，曾任海口饮料厂厂长，现在又是海口罐头厂厂长，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选举结果却大出人们的意料：王光兴落选了！王光兴默默走出会场，听见背后一名工人有意放开嗓门说：“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就不投他的票。”
        “山雨欲来风满楼。”王光兴代表没选上，流言却如蝗般扑来。
        “王光兴的改革不对头，工人反对他！”
        “王光兴工作作风不正派，工人厌弃他！”
        “上级要派人来调查王光兴，要调走他啦。”……
       这一阵狂风骤雨，使妻子和两个孩子已变得十分敏感的神经又绷
紧了。他脸上的每一丝愁云，都会在妻儿心头投下阴影。为了不让家人为自己担惊受怕，王光兴强颜作笑，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坐在饭桌前，虽然毫无食欲，也要装得吃得很香的样子。其实背地里，他该承受着多大的委屈和痛苦啊！
       夜里失眠竟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躺在床上，碾转反侧，苦苦思索，却“理不断，剪还乱”，脑子里始终是一团麻。起床踱步，望夜色如墨，长夜漫漫，只好长叹。干脆，坐到书桌前，想写点什么，可展纸握笔，却一字未写，直到曙色临窗。
        是啊！他能写什么呢？写辞职报告？写调动申请？那不等于证实他王光兴改革失败、作风败坏了吗？写辩护书？那也太小儿科了，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做，犯不着与那些无稽之谈纠缠不休。
        改革者内心遭受的煎熬，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
       在这关节眼上，又是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给他撑了腰，鼓励他放胆干。市体改办和市政研室组织联合调查组下厂调查，作出权威的正面结论：海口罐头厂的改革，虽然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方向完全正确。有关王光兴贪污腐败问题的检举，纯属诬告。
       王光兴在改革的路上，又迈过了一个坎。他一任自己血液中的
叛逆之潮汹涌激荡，去冲刷现实社会中陈规陋俗的锈迹和污垢。他仍然是一位怀抱炸药的勇士，不断给自己的企业带来危机感和风险意识，从而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锅炉班向来难管。规定8个人1个工作班，每班干8小时。他们却擅自一分为二，各干4个小时。或者一分为四，各干2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一个人在岗，其余的都溜号了。因此，经常出现蒸汽少、压力低的现象，造成各分厂经常停机待汽，历届班子都为之头痛，徒叹奈何。推行破“三铁”改革后，王光兴决定先从锅炉班开刀。他下到车间仔细察看“病情”，开出“处方”：蒸汽足，生产正常，每小时发给班长1.2元，班员1元；蒸汽不足，各分厂停机10分钟，每人扣罚2元；停机20分钟，每人扣罚4元。以此类推，停机时间越长，扣罚越多。有些人懒惯了，不好好干。好！工人也实行岗位聘任制，由班长招聘班员。结果，7名懒汉被“炒鱿鱼”，回家待业。还真是一付“神丹妙药”，如今人手少了，蒸汽反而足了。
      1988年12月中旬，王光兴在厂里正式实行风险抵押。全厂职工认股2697股，第一期缴纳股金13。5万元。数量不多，却使职工与企业初步建立了“利益同享，风险同担；厂盈我利，厂亏我损”的密切关系，体现了职工“政治上是主人，经济上是股东”的地位，让全厂职工自觉地把个人利益与企业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大家比以往更加关心企业的兴衰成败了。
          重奖惩 向管理要效益
      “重奖重罚”，是王光兴在改革大戏中祭出的屡试不爽的一大法宝。他总结几十年来企业管理的经验教训，发现两个行不通：仅靠制度治厂行不通；仅靠“空对空”的宣传说教管人行不通。“你不能总要求人们长期靠无私奉献来干活。邓小平早就说过，不讲多劳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多数不成；短期可以，长期不成。”要管好企业，促进生产发展，就必须一手抓思想教育，一手抓重奖重罚。而后者用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就是“奖，要奖到你心跳眼馋；罚，要罚到你心痛掉泪。”
       重奖的缘起，其实颇有点拨乱反正的意味。王光兴关心政治、关注时事。《科技日报》披露的一组数字和事实，让他印象深刻且感慨万千：查1913年北京的物价记录和鲁迅日记，鲁迅当时一个月的薪水400大洋，可购得猪肉1122公斤；现在一位大学教授的月薪才购得43公斤。另外，在街头摆摊卖茶叶蛋的老太婆，一天可赚七、八块钱，而研制体现当时我国科技最高水平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立功受奖科技人员，其奖金最高的只有100元。
       “贬值！绝对是知识的贬值！”王光兴贲青了，他拍案而起，“这岂不是造火箭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嘛！”
       王光兴不认这个理。他不仅觉得这种体脑倒挂的现状必须要改变，而且认为既然邓小平说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工厂要起死回生，必须真正把科技摆到“第一”的位置上，让科技工作者得到应有的尊重，体现他的贡献应有的价值。珠海不是给科技人员重奖住房吗？他要创造一个回归知识价值的体制，从根本上重奖有贡献的科技人员。
       1986年8月，王光兴推出了他经过反复思考、精心策划的重奖科技创新举措。具体做法是：一、设立新产品开发奖。从1986年8月起，产品一经鉴定可投产，一次性奖给研制者5000—10000元；二、设立新产品开发效益奖。新产品投放市场后，把该产品创造的纯利润的3—5%奖给研制者，直至该产品被淘汰为止（后来又修改补充一条：攻克难题奖。凡是解决经营管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上的难题，创造效益的，发给一次性奖励，最高可达10000元）     。
       这石破天惊的“两奖”，从力度、气魄、胆略上看，绝对是开了全国科技重奖的先河，成了当年全国最抢眼的科技新闻。此举也打破了当时科技界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局面，给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不但本地新闻铺天盖地进行了报道，光明日报、科技日报等中央媒体也不吝编幅作了详细介绍。曾经有专家对比珠海和海罐的重奖，认为前者奖房的价值固然很大，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政府行为。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企业都能像后者那样，有一种知识值钱、科技值钱的体制。实施这样的体制，比一次性重奖某某人多少钱，更有切实意义，也更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重奖是企业的“金锄头”，挖出了人才的“聚宝盆”。从1956年到1986年的20年间，海罐一共调入有大、中专毕业文凭的技术员26名。因企业连年亏损，先后有20人因失望走了，仅剩下的6个人也不安心。实行重奖后，本来要“跳槽”的几名技术员不走了。已走的，回来了。省内外的专业人员争相调进来。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也被吸引过来了。短短三年间，厂里的各类技术人员猛增到130多名，科研攻关、新产品试制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吉林、南京、合肥、无锡、成都等地的科研人员，纷纷来电、来信表示合作意向。3年间，厂里开发新产品30多个，新增产值2。1亿元，全厂95%的税利来自新产品。中国国食品博览金奖、国际专利新技术新产品展览金奖、中国保健食品金奖、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优质饮料奖、国家星火科技一等奖、轻工部优秀产品奖、海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多彩多姿的奖杯、奖状、奖旗捧了回来。“世界首创，中国一绝”的椰树牌天然椰子汁，就是这期间研制成功的（且待另节叙述）。
       被重奖政策所吸引、从苏州机床电器厂来的助理工程师黎庆宏，进厂不久便遇到从国外高价引进的高频电阻焊机系统的严重故障，整条制罐生产线沉默了。一名瑞士专家查了一个通宵，睁着发红的眼睛，摊开双手半是幽默、半是无奈地说：“上帝说，没有希望了。除了重买一套吸铁系统，别无途径。”但是从国外引进一套吸铁系统，得花3万港币不说，还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停产一天就少生产20万只空罐，那损失该有多大？黎庆宏不相信“上帝”，他废寝忘食地分析、钻研，终于找到“病因”，奇迹般地救活了吸铁系统，制罐生产线又欢声歌唱了。“重奖是把‘金锄头’，挖出了才智的‘聚宝盆’”。海罐厂的员工如是说。
       “言必信，行必果”。在巨大成功的同时，重奖是绝对要兑现的。以天然椰子汁的试制为例，主创人员郑子龙研制小组，宣布试制成功的当天就走上街头，搬回了各自心仪的大彩电，而他们的新产品开发效益奖，迄今20多年了，还在享受。总工程师郑子龙因研制椰子汁产品有功，不仅拿全厂最高的工资，享受椰子汁产品开发效益奖，而且住的是全厂最高档次的五房两厅。年仅28岁的助理工程师黎庆宏，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做出了多项重大贡献，厂里奖给他5000元，一套住房。三年中，该厂重奖科技人员30多万元，但其所获的效益却达200倍之巨。
       职工们感受到的变化同样惊人。他们如今的月的工资都在500元左右，这和改革前只拿几十元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改革者前98%的职工都没有走出过琼州海峡，如今不少人已自费到桂林、北京甚至香港旅游了。
       按理，重奖的政策这么好，理应得到全厂上下的一致支持。然而不，再好的改革，也是会有人反对的。这部分人尽管是少数，但他们在王光兴的系列改革中，既得利益一损再损，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特别是王光兴在端掉“大锅饭”、打破“铁饭碗”、搬掉“铁交椅”的同时，对科技人员却礼遇有加。这一冷一热，更让这些人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他们上蹿下跳，四处告状，把8分钱邮资的信捅到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纪委监察部门：什么“王光兴巧立名目，私分国家财产”、什么“王光兴名为重奖科技人员，实为变相中饱私囊”，等等，不一而足，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事情惊动到中央某纪检监察部门，一纸公文下来，要求省、市有关部门认真查处。王光兴于是被有关单位立案审查。这是王光兴早期改革的最阴暗时期，他甚至悲壮地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在这紧要关头，幸好《海南日报》力主公道，在报纸上开展“30万元科技奖该不该奖”的全省大讨论，期间适逢在海南考察工作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深入海罐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后，表态支持海罐厂的科技重奖，才使这一事件峰回路转，大放异彩。
       从“私分国家财产”差点步入牢狱之门，到“大逆不道”的改革措施得到肯定，并引来上级据此制定、推广新的规定。这让王光兴再次深深感到，政策这东西，是可以转动的“魔方”——它同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上级规定”并非永远神圣不可触犯，假如它已束缚了生产力的话。王光兴感慨之余，又想起了奈斯比特在他那有名的《大趋势》一书中所写的话：“风尚流行是从上到下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
科技重奖，奖出了效益，奖出了人心，也奖得王光兴大彻大悟。
       他进而把重奖政策引伸到工厂的人事管理、生产监督、安全保卫诸方面。“经营决策奖和企业管理奖”出台了，“企业功臣享受高级住房明细则”颁布了，“提取技改节约奖的方案”实施了。统而观之，但凡干得好的，都有奖；干得特别好的，有重奖。如规定凡考察引进一名优秀人才（必须经实践证明其德才兼备、业绩突出），或及时并免除一名不称职的管理人员，均可获万元以上重奖；若及时免除不称职的副厂长级以上管理人员，奖额高达3万元。又如，通过专利局制止专利侵权一次视为创造价值5万元；党委办每评上一次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视为创造价值10万元；厂区内一年不发生火灾、盗窃等重大事故，视为创造价值5万元；供水、供电正常视为创造价值5万元，等等，均可给有关部门以重奖。
       有段时间，厂里疏于防范，窃贼猖獗。一位忠于职守的年轻门卫，抓到了一个偷废铜屑的小偷。那点铜屑只值区区一、两百元，他却意外地被厂里奖励13000元。这近乎100倍的重奖，春雷般地惊醒了所有懒懒散散、睡眼惺忪的同行。厂里的篱笆扎紧了。
       在一次特大强台风的抢救中，公司保卫处一名干部冒着生命危险，泡在齐胸深的水里救人、救物，几度虚脱。风灾过后，王光兴拍板奖给他3万元，以倡见义勇为之风。自此，厂里的正气盛了，涌现了不少以厂为家的人物。
        有一个20多人的小分厂，连年亏损，工资发不出去，中秋节职工连月饼都没得吃。在奖励机制的激励下，他们瞄准市场，调整产品，年产量不仅实现翻番，还扭亏为盈。总厂将其盈利的一半重奖他们。第二年，这个小分厂在上年的基础上，产量、利润再增加三成，职工们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为了给办公室工作注入压力、动力和活力，王光兴破天荒地亮出了揭掉不称职干部乌纱帽给予重奖的举措：证据确凿，撂倒一个科长奖3—14万，处长奖5—6万，厂长奖8—10万；抓一个被判刑的带长字的干部奖8—10万。
       “这不是天方夜谈式的虚构故事吧？”不是！它绝对是真实的。“这条政策不会那么叫真吧？”肯定叫真。
       仅1994年，厂人事部门有凭有据地罢免了4名干部，总厂给
这个部门重奖了17万元。一位从工人中提拔的干部坦率地说：“这条政策好厉害！我一辈子都要死心塌地、如履簿冰地为工厂‘卖命’，才能保住这顶乌纱帽。”
        重奖的另一面是重罚，它们珠连壁合，相得益彰，同样是王光兴治厂的“杀手锏”。“重奖和重罚机制好比两个车轮子。如果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转得快一个转得慢，就势必偏离正道，甚至原地转圈。”王光兴的比喻生动贴切！
       一次，七分厂果汁饮料生产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出次、废品。被罚款2万元，人均167元。当事人罚500元，并调离岗位。
       海罐厂的重罚已经够严的了，但执行一段时间后，王光兴觉得还是不够力度，一些执法者还是碍于情面，撕不开脸皮。于是，他又祭出了一狠招：执法队的工资，全部从罚款中提取。这一下，你就是不敢罚，也不成了。“没了工资，难道要让老婆孩子喝西北风去吗？”
于是，厂里经常再现这样的一幕：执法队的人员不仅白天上班盯着产品质量，而且常常在深更半夜爬起来，背上宝来相机，抓住时机照一下上夜班打瞌睡的，罚款500元。这类近乎“特工”的举动乍一看有些好笑，但它却将产品合格率从国家要求的98.5%提高到99.85%。如果一年的年产量是20万吨，1.35%本身便多创利润2000多万元。与这个巨额数字相比，调动执法人员责任心的奖励数字实在是九牛一毛。
王光兴的重罚，罚出了效益，也罚出了许多新花样——
       “株连罚款”是一种。一个工人上班打卡做手脚，被执法人员抓住罚款600元，其所在部门的科长被罚300元，尽管分管这个部门的副厂长同时也分管执法科，但按有关规定，也“与庶民同罪”，被罚款300元。
        “不讲客观”是一种。工厂突然停电，执法部门不问青红皂白，对电工班处500元罚款。你若辩解说这是供电部门的责任，“对不起，那你们为什么事先不同供电部门沟通好关系？为什么不事先预告？为什么没有应急预案？”真是欲加之“罚”，何患无词！
       “刑上大夫”又是一种。“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多少好的规章，毁就毁在领导干部的手里。为此，王光兴规定：凡是举报厂里各级领导的亲戚违反厂规厂纪的，重奖5位数的人民币，甚至提职；凡是敢为领导亲戚说情的，一律重罚5000—20000元。此规一出，哪一个厂干部还敢以身试法？一次，一位年轻的副科长因朋友有急事要用车，他违规未经申报批准便用了车，事后被处以罚款。而他，正是王光兴的独生儿子。
        王光兴的重奖重罚，产生的冲击波迅速波及全国。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轻工部等中央机关的领导、专家，闻讯来到海罐厂搞调研，肯定了他们的经验。首都钢铁公司、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各地的大型企业，也派员到海罐实地参观、取经。宝山钢铁公司的同志参观后，由衷地说：“你们的经验很好，很有创造性。在许多方面开了全国先河。但我们恐怕学不了，太难了。”
       海罐厂的众多员工打心底深处接受了他们的改革“领头雁”，他们不再沉默。1989年，也就是王光兴推行重奖受非难最多、处境最困难的那一年，他不但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而且作为海南省全国劳动模范代表赴京参加国庆40周年活动。喜讯传来，全厂职工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很快，工厂大门贴上一副对联：“厂长当劳模赴京华；职工逢喜事开心花。”次年，曾经让王光兴遭遇“滑铁仑”的市人大代表又一次选举开始了。在本厂选区里，王光兴以98%的选票光荣当选，旋即，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破旧规  不拘一格选人才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王光兴在领导企业改革的实践中，对此始终抱有清醒的认识。正因为这样，他在打破旧的人事制度，不拘一格选才、用才、留才诸方面，同样推出了种种“敢为天下先”的举措，为全国企业界所瞩目。
       二十多年的企业历练，让王光兴对干部任免光凭上头一纸文件，论资历讲辈份能上不能下，干得好干得孬照样坐“铁交椅”的旧一套深恶痛绝。“长此以往，人才难有出头之日。”王光兴早就想对它动一番洗心革面的“大手术”了。
       改革的前提是要敢于突破“红头文件”的底线。企业人、财、物，产、供、销大权在握后，有“王大胆”雅号之称的王光兴，才不管你什么“红头文件”不“红头文件”，他改革干部终身制，搬掉干部“铁交椅”，提出选拔干部的“四不四看”标准，就让人为之侧目——
       不讲文凭高低，看能力；
       不讲职位大小，看效益；
       不讲工龄长短，看贡献；
       不讲论资排辈，看业绩。
       “不拘一格选人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新标准冲破了旧制度的篱笆，带来了用人上的新气象：干部实行层层聘任，竞争上岗；突破编制、文凭、职称、资历、台阶等界限；以德、才、能、绩为线，能者上，庸者下；打破干部与工人界限，工人可以当厂长，干部被解聘后可当工人；对于众多的大专以上求职者，厂里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选择对企业有用的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到生产第一线当至少半年的试用期工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同时，建立任免考核制度，能者可以连任，成绩突出者予以重奖。失职者，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罚款、警告直至免职。
        对于这套崭新的用人制度，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愿干的有机会，能干的有舞台，台上的有压力，台下的有奔头”。全厂干部队伍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感大为增加，各级班子充满了生机活力，好的干部苗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以下列举的这些人，在一些正统的人看来，也许什么都不是，更进不了组织部门的“法眼”。但王光兴却把他们当成了宝而委以重任，而他们也确确实实不负重托，成了企业的中坚——
       郑子龙，初中文化程度，五十年代进厂，他无师自通，自学成才当上了厂食品研究所的技术员。多年的企业生涯，使他熟稔工厂的每一生产流程和环节，并具有一定的企业管理知识。特别是他作为项目带头人，在攻克世界级食品科研难题椰子汁油水分离关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性作用，建功至伟。王光兴破格让其当上了主管生产和科研的总公司副总经理（总厂副厂长）。
       吴克盛，锅炉工出身。他工作热情高，头脑活络，有股永不服输的闯劲韧劲，人称有勇有谋的“拼命三郎”。他参与了天然椰子汁等多个重大项目攻关，成绩斐然，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王光兴“拔大将于行伍”，破格聘任其为公司副总兼椰汁分厂厂长。
       占子智，机修工人出身。他足智多谋，肯动脑筋，更兼爱厂如家，全身心扑到生产、科研上，是厂里公认的“智多星”、“革新能手”。在天然椰子汁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中，他的意见和建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王光兴先是让这位“机械仔”当了厂食品研究所所长，继而又委以重任，破格聘用其为公司副总兼八分厂厂长。
       谭显铭的使用，颇有点传奇的色彩。老谭要文凭没有，要资历只是厂电工班副班长。但他性好钻研，聪颖过人，但凡电器，无论洋的、土的发生故障，他仅凭“望、闻、听、切”，便能准确地找到故障的病根所在。一次，从瑞典进口的精密高频焊锡机发生故障，从国外请来的洋专家修了三天，都束手无策。谭显铭鼓捣了半天，就把故障排除了，把那位洋专家惊得目瞪口呆。这样的能人，王光兴当然不会放过。一纸令下，谭显铭成了总厂的电器总工程师。
       “老谭不就是一电工吗？要他当电器总工程师，手下那些科班出身的工程师们能服吗？”一些人不屑地说。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有没有本事，不在你读过几本书，而在你能不能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王光兴的哲学就是这样，现实得很。也许，这也就应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当然，他手下并不乏科班出身而又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他用人的哲学，总是那么现实、出格而大胆，一点也不按常理出牌。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他生来就是旧制度的叛逆者”吧。
       譬如曾礼德，五十年代的华南理工学院毕业生，九十年代初，他放弃海口市轻工局副局长的官不当，转而投靠改革事业方兴未艾的王光兴，自那时起，这位有理论、懂技术、会管理的公司副总，就成了王光兴不可或缺的“智囊”、“军师”，左臂右膀，俩人心心相印，同舟共济，并肩走过了二十年改革的风风雨雨。
      “海阔任鱼跳，天高凭鸟飞”。从安徽合肥来的王华东才25岁，在海罐厂改革所形成的这种良好小气候中，特别适宜他发挥自己的科技才能。他精力充沛，灵感不断，参与研制成功天然银耳露、含锌酸牛奶、含锌酸豆奶等。他个人研制成功的天然黄皮果汁，荣获全国首届轻工产品博览会优秀新产品奖。为此，王光兴让这个“小毛孩”当了厂科技协会副主席、一分厂副厂长。
       王光兴说：“改革中的企业，是一个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重科技  推出世界级的国宝饮料
       椰树，海南的象征和骄傲。它高耸挺拔，抗风击雨，刚正秉直，不屈不挠。它的风姿是南国风光的主色调，引来了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的讴歌吟唱。
        可是，长期以“椰树”作为商标的海罐厂似乎愧对上苍的馈赠。到1985年底止，该厂以椰子为原料的产品只有区区“椰子酱”一种。
       走马上任之初，王光兴一想起椰树就稳稳约约觉得这其中应该蕴藏着某些商机。一个企业，要站稳脚根，做强做大，就必须要有自己过得硬、叫得响的拳头产品，否则，这个企业就没有脊梁和灵魂。椰子作为食品的途径那么广，为什么不开发多个品种呢？海南的椰子资源那么丰富且独特，为什么不能充分利用呢？这时，有件在他记忆中已支离破碎快被淡忘的事，在他的脑海里渐次清晰了起来——
      事情发生在七十年代初。为了出口创汇，海罐研制生产一种名为“椰子奶”的饮料罐头，出口到香港，为一时之盛。许多厂商纷纷订货，外贸部门也通令嘉奖。可惜，由于过不了油水分离技术关，产品存放期太短，这个产品上市没多久就夭折了。
       “椰子——椰子奶（汁）——饮料罐头——拳头产品。对！就是它了！”王光兴兴奋得将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决策人瞬间的灵光乍现，往往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兴衰成败。王光兴的这一砸，砸出了海罐的一条金光灿灿的生路：“开发椰子汁产品！”
       然而，研制生产椰子汁产品，谈何容量！世界上有多少科研机构，特别是盛产椰子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都在盯着椰子汁做文章，但都无一不在油水分离这一世界性食品生产难题面前铩羽而归。
        当年曾经参与研制过椰子奶的老员工回忆说：“难呀，当年不知换了多少次配方，搞了多少次试验，就是攻不下来。”
       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国外的权威专家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搞成功，我们就别费劲了。”
       也有旁观者发表高见：“人家外国那么多技术权威都束手无策，望洋兴叹，你们几个土技术员有什么本事？还不是‘飞机上放炮——响（想）得高’！”
       然而，王光兴天生就是脑后有反骨的主。越是别人认为不能干的事，他越是要干。在攻关动员大会上，他斩钉截铁地对大家说：“不错，椰子汁这个产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研制过，至今仍无法攻下它。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国外的权威专家干不了的，我们来干。权威也是从无名小卒中产生的。当年我们不是已经搞出椰子汁的初级产品了吗？这说明距离成功已经不远了。‘精诚所至，玉石为开’。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锲而不舍地攻关，就一定能够攻克这最后一道关口。我们也能成为这一行业的权威！”
       王光兴这一番极具煽动性的话，搅得人心浮动，跃跃欲试。这时，他的科技重奖政策发挥作用了。他郑重宣布：“无论是谁，攻克油水分离关，就奖给一台大彩电。”一台大彩电，如今看来确实是小菜一碟，但在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却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奢侈物。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夜间，全厂冒出了三个“椰子汁试试组”。每个组由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自由组合而成，这在当时是被视为“黄金切割线”般的最佳组合。研制的竞争日以继夜地进行着。王光兴悬着一颗心前后奔忙，给资金、给场地、给设备，甚至给他们端饭送水，查找资料，充当最强有力的后勤。因为他深知，这是一场关系海罐厂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只许胜，不许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椰子汁研制的整个过程是不能披露的（椰子汁制作技术如今已列入国家级技术保密系列，当初曾有人想用巨资购买或技术转让）。但可以公开的是，椰子汁研制难就难在脂肪与水的分离、保鲜、保香、保味。而要命的是，椰果又有不同成分、不同成熟期、不同生长地，当然果汁也要不同的处理。加上大批量生产不是一般的玩试制，其制造程序得分解到车间。如此多的难点复杂交错，简直比魔方还难解万分！
       王光兴此刻就像“鸭子凫水”——表面上轻松，暗地里却加紧用劲。他深谙“在战略上要貌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藐视权威并不等于不重视科学，冲天的革命干劲并不能取代严谨的科学态度。因此，三个小组的试制工作是悄悄进行的。
       巡行于三个小组之间，王光兴的心情时松时紧，时喜时忧。10天刚过，有一组兴高采烈跑来报喜：“王厂长，成了！成了！”
      “真的？”王光兴又惊又疑。跑去一看，椰奶色香味全都有了，但油水分离不成功，几天后便凝结成块，像过了时效的奶粉冲出来的牛奶。
       “别灰心，再干！”王光兴安慰着沮丧的失败者，心里却忐忑着。
20天后，又有人来报喜，但却是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果然，没过几天，试制品椰奶又开始变黄，仍是要命的油水分离。
       两个月后，自学成才的助工、厂食品研究所所长郑子龙悄悄找到王光兴，底气还是不足地说：“我那个组……可能成了，但也不一定……”
       “放了多久了？”王光兴强抑激烈的心跳。
       “一个多月了，没见分离。”
      “别声张，保密。”王光兴小声但坚决地说：“再看看，别急！”
      其实，全厂人数他最急。这不，他像中了魔似的，三天两头绕进试验室，行踪诡密，神情莫测。隔着玻璃，只见乳白色的椰奶静静地泛着青光，闻之有香，尝之有味。只是——他祈祷：千万别油水分离结块块啊！
       三个月过去了，试品椰奶仍不见油水分离。郑子龙和他的搭档詹子智、吴克盛、梁瑞鸾、覃碧霞脸上都掩饰不住欣喜了，但王光兴仍不为所动：“别急，别急，半年储存期呐。”
       令人难熬的半年过去了。就在全厂人为椰子汁的研制偃旗息鼓而纳闷时，成功的消息突然晴天霹雳般传开，全厂沸腾了，人人的脸上笑靥如花。
       1987年12月21日，全国饮料学会在海口召开。椰子汁，这位娇贵无比的南国“千金”，“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毖琶半遮脸”般，出现在全国13省市200多名行家眼皮底下，摆到了全国饮料食品评委孙明圭、蔺兴润、陈富兰等六位专家面前。
       王光兴强作镇定地等待鉴定结果，眉宇间透出些许激动和紧张。
      “天然椰子奶（汁）色泽保持天然乳白，椰香清醇，贵在天然，不加香精、防腐剂，不仅是营养价值高的植物蛋白高级原汁饮料，而且是全国首创产品，应作为出口创汇的拳头打进国际市场。”
        天然椰子奶（汁）获得“准生证”后不久，国家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为该产品作了全面“体检”，证实其富含脂肪、蛋白质、17种氨基酸和锌、钙、铁等元素，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含氨基酸种类最多的天然营养饮料。
       继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利用国际联机检索约850万篇文献，查得有关“椰子饮料”的文献34篇，经核对，这些文献记述的椰子饮料产品类型及工艺过程是以香精、添加剂或其它果汁配料配制而成，与海罐厂研制生产的“天然椰子奶（汁）”罐头产品不同；同时，也未发现有天然椰子奶（汁）饮料罐头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结论不言而喻：中国首创，世界一绝！
       从1989年起，天然椰子汁就从全国成百上千种饮料中脱颖而出，作为国宴饮料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曾两次给海南省政府来函，赞扬天然椰子汁。其中的第二次来函说：“贵省海口罐头厂生产的天然椰子汁，风味独特，清爽可口，在我局的外事接待中和各类宴会上得到了中外宾客的一致好评。”
       1988年6月5日，新生的海南省诞生还不满两个月，由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天然椰子汁（奶）新闻发布会”，在全国人民心中最神圣的殿堂——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华灯辉映，镁光频闪，椰香飘溢，赞语不断。
        真可谓“京华亮相百媚生”。首都科技界、工商界、新闻界的人士来了，广大消费者带着又惊又喜的心情来了，有关部委的领导也应邀出席了。一时间，报纸发文字，电视映图像，电台传声音，首都和海南的新闻媒介以空前的热情争相报道有关椰子汁的新闻。“中国最健康、最时尚的饮料横空出世”、“椰子汁，一颗耀眼的饮料新星升起来了”，云云。新闻造势带来的轰动效应让王光兴大喜过望。
        一场国内外经销权的角逐随之展开。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中国科技咨询服务公司……一家家大名鼎鼎的公司纷至沓来，一张张很有份量的名片争相递过，王光兴的心头都感到了欢喜和压力。香港一家公司派车守住人民大会堂门口，要“劫持”王光兴到一个隐秘地点谈心。某外商愿给80万美元无息贷款，帮建软包装果汁生产线。另一位外商更慷慨，愿无偿提供150万人民币。个别港商甚至企图“曲径通幽”，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托词下，用巨款收买发明者手上的配方。
       椰子汁的第一次北京亮相，名动京华，极大地提高了产品和企业的知名度。椰子汁产品在短短三个月里，销量直线飙升，迅速抢占大江南北各地市场，并出口港澳及东南亚。价格虽经三次调升，产品仍供不应求，且呈越销越旺之势。此时的椰树牌天然椰子汁，不但是国内身价最高的饮料，在香港市场上也是身价最高的。
      1989年9月20日上午，由中国科协主持的“世界首创天然椰子汁、粒粒天然椰子汁饮料专家鉴评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引人瞩目地拉开了帷幕。
        好事成双。第二天发生的另一件大喜事，让第二次进京亮相的椰树牌天然椰子汁锦上添花，风光无限，更让王光兴喜出望外。
        1989年9月21日，中国工业四十年大型企业成就展览在北京展览馆开幕。晚上，展厅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八时许，党和国家领导者人进展厅参观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缓步向海口罐头厂所在的1007号展位走来。看到摆展的天然椰子汁，他慈祥的脸上漾起笑容：“噢，天然椰子汁，海南特产，有风味，有特色。”在场的椰子汁分厂厂长吴克盛见总书记熟悉自己参与研制的产品，非常兴奋：“总书记还记得天然椰子汁？”江泽民亲切地跟吴克盛握手：“记得，记得。我在海南喝过。这个产品很好！”说着，他拿起笔，欣然在签名簿上题名。
       过了约10分钟，国务院总理李鹏也来到1007号展位前。他左手拿起一罐天然椰子汁，右手食指轻轻点敲着，对吴克盛说：“我去过海南，觉得这饮料很好喝。油水分离的技术让你们解决了？”吴克盛回答说：“解决了。1987年9月研制成功，已经打进了国际市场，最近有一批产品出口英国。”业务员丁淑芬在旁插话道：“我们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饮料专家鉴赏会，专家们评价很高呢！”李鹏转头望了望小丁，高兴地点头：“好，好！”
        这两个特写镜头，让中央和地方媒体捕捉住一再加以渲染、放大，不啻于在全世界为天然椰子汁放了一次卫星。试想，在中国商业史上，有过哪个产品让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此惦念又如此叫好的？可以说，天然椰子汁甫一面世，就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它中国首创，世界一绝，卓尔不凡，跻身于世界名饮之林，雄踞中国名牌、国宴饮料三十多年而不衰，撑起了椰树集团的一片天。这其中，凝聚着王光兴运筹帷幄、匠心独运的智慧和汗水啊！
        而这，正是王光兴过人的地方。
            决战产权   二次创业铸辉煌
       1994年，“椰树”的改革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这一年，“椰树”已由过去单臂独支的企业，嬗变为枝繁叶茂的国家大一型集团公司。拥有一个销售总公司、一个运营总公司、16个分厂，还有星罗棋布于全国各省市的数十个总经销网点。拥有天然椰子汁、天然火山岩矿泉水、天然芒果汁等中国名牌和近百个系列罐头饮料、罐头食品。年产量20多万吨，年产值近20亿元，是国内最大植物蛋白饮料生产企业。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一年，“椰树”被正式列为海南省唯一的全国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 承担了全省、乃至全国企业改革新的探索、攻坚任务。
       这一年，王光兴再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企业改革理论和实践，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专家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但是，在巨大的荣誉面前，王光兴丝毫未敢忘忧国。他不仅得意不起来，反而感觉到了自己肩头的沉重……
       是的，改革十年，“椰树”长高了、长大了，成了国内饮料业的著名品牌、弛名国际的饮料骄子。“椰树”，承载着海南企业的形象和希望，获得了多少殊荣啊！然而，改革并非一劳永逸。改革十年之后，企业的许多新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按照他的说法：“旧的‘三铁’破除了，新的‘三铁’又产生了”。“新三铁”的存在，导致不少员工缺乏责任心和危机感，对企业面临可能被市场淘汰的危机漠不关心，已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壮大的新障碍。
       于是，这一年的秋冬交替之际，王光兴主持召开了集团近百人参加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这是一个在“椰树”发展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破除“新三铁”，走产权改革之路，解决企业最根本的动力问题，把“椰树”建成现代企业。
       在会议的主旨讲话中，王光兴缕分条析地解剖这些年来日积月累的“新三铁”的蛛丝马迹：“新铁饭碗”，主要表现是“五仗”：仗着亲戚关系，以权谋私不被处理；仗着朋友关系，工作不负责任不被解聘；仗着对企业有过贡献，居功自傲“稳坐泰山”；仗着工作多年，不思进取也不被淘汰；仗着个人收入高、生活富起来了，工作得过且过，没有拼搏精神。“新铁工资”的表现主要是在有些人的思想中，个人利益永远置于企业利益之上，工资只能上不能下，不管企业效益好坏要求高工资，缺乏与企业同甘共苦、共度难关的精神。“新铁交椅”表现在不论是公开招聘进来的，还是内部培养起来的，有了一定职务后就觉得自己是“固定”干部了，有了“能上可以能下难”的心态。一旦因为工作不负责任或是工作能力欠缺被降职、免职了，就满腹牢骚，消极怠工，甚至污蔑告状，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
       王光兴的分析，精辟入里，切中时弊，引起了会场的一阵噪动。不少人都在嘀咕：“是啊，原以为破除了旧“三铁”，改革就成功了，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谁想到旧的东西又回来了呢！”“改革还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啊！”他进而指出，分配机制的改革，只治了标，未能治本，使企业获得的只是短期的发展动力。而从长远来看，如果没有一种把企业与员工捆绑起来的机制，让员工与企业共存亡，企业干不好，员工就会倾家荡产，那么，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得不到保证。
       接下来，关于产权改革的会议，在“椰树”高层和员工中反复讨论、酝酿了几次。大家每开一次会议，思想认识就越明确，改革的轮廓就越明晰，最后统一到一点：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在全集团中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
        在动员大会上，王光兴说了一番令人回肠荡气的话：“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和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就是产权改革的一种创新。而产权改革是企业改革中难度最大、意义最大的带根本性质的改革。这就要求我们打破旧制，另设新局。要研究新情况、拓展新视野，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途径很多，王光兴为何独选员工内部持股这种形式，且一付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气势？原来，王光兴认为，员工内部持股这种形式，不仅范围小、情况明、易操作，可以确保“椰树”继续掌握在“椰树人”手里，对“椰树“的健康发展有利，而且避免了某些居心叵测的资本玩家通过收买、操纵股权，玩残“椰树”，最终导致“椰树”这株民族饮料奇葩彻底凋零。此外，还有一层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椰树”曾小范围地试行过内部员工持股制，并取得了成功。
事情启端于1989年。当时王光兴主政的海罐改革已实现了“一年见成效、二年大减亏、三年盈利迎春归”的目标，把“广东亏损大户”的帽子抛进了太平洋，全厂上下信心满满。但是，厂里的车队却死水一潭，不改年年亏损的旧貌。
       要治冗疴，须用猛药。王光兴连续数日泡在车队，与职工们一起研究对策，根据车队的工作性质和特点，决定把车队作为内部股份合作试点，由职工投资入股50%，国有出资50%。这一改革使职工具备了劳动者和股东双重身份，把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结合起来，促使职工因为关心自身利益而格外关注车队的经营效益，格外卖力地工作，开源节流，爱护车队的公共财产。这样，车队当年改革当年就扭亏为盈，从此年年盈利成为集团内部职工收入最高的单位。如今，在“椰树”产权改革面临抉择的重要关头，王光兴重拾车队改革的法宝，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以员工内部持股制为目标的产权改革，就这样在“椰树”拉开了帷幕。蓝天丽日，朗朗乾坤。起初，人们认为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有内部先行一步的经验借鉴，又是在范围相对较小的内部进行，应该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的事。然而，“好事多磨”。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椰树”的产权改革，竟糜费了10多年的时间，几经反复，险遭夭折，足见这项改革之难、之坚！
       “椰树”的员工内部持股制改革，是从注册成立“‘椰树’员工持股会”破题的。
      1994年10月，一份关于申请成立“椰树”员工持股会的报告，送到了省政府。时任副省长汪啸风、省长助理吴昌元对这项改革寄以很大的希望，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同意成立椰树员工持股会。但是，在具体的办理过程中，有关部门却因“无红头文件”、“没有先例”、“不符合程序”而相互推诿、扯皮、搁置。王光兴三番五次上门交涉，都像拳头打在软绵花上，无功而返。而这一磋跎，时间就过了一年。
       出师不利，让王光兴初次尝到了产权改革的艰难。它要面对的，仍然还是体制和人们的观念问题。迫于无耐，王光兴只得又找省政府。分管经济口的常务副省长汪啸风得知这个情况后，也急了。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特事特办。什么都要等红头文件，就没有经济特区的先试先行了。于是，他大笔一挥批道：“此事是国家经贸委同意的一项改革措施，我意见可以登记确认。”时任省委书记、省长阮崇武接着批示：“请民政厅尽快协助解决。”
       有了省长们的“尚方宝剑”，事情果然有了转机。1996年12月，省民政厅经请示国家民政部后，正式审核批准椰树员工持股会注册登记。
       次年春，在海口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王光兴提出的“靓女先嫁”产权改革方案得以实施了。按照法定程序，“椰树”将集团的优质资产——制罐公司和椰汁公司的全部国有股权由员工持股会购买，改制为职工持久股的股份制企业。至此，“椰树”无论是资产还是产权，都分成性质不同的两大部分：一部分为纯属民营的职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一部份为纯属国有的中小企业。改制后的员工持久股的股份制企业如虎添翼，充满了勃勃活力，生产、经营节节往上窜，到了1998年，这部分员工持股制的企业已发展成为产值和税收均占集团80%以上的大企业，在“椰树”这些年的持续健康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99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在武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南六省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座谈会。王光兴在会上汇报了“椰树”部分推行员工持股制的产权改革做法和经验，引起了与会人士的高度关注。江泽民对此予以肯定，并称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探索。”
       这次座谈会，不蒂于给王光兴的产权改革吃了一颗“定心丸”，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推行员工持股制的信心更足了。
       王光兴深知，“行百里者半九十”。“靓女先嫁”式的优质资产先改革，只是“椰树”产权改革迈出的第一步，集团内剩下的国有中小企业虽属劣质资产，产值仅占集团20%左右，但这部分企业人员、资产、厂区面积和土地资源却占了集团的大头。更重要的是，由于双轨制运作，致使劣质资产制约了已改制企业的体制优势，使后者不能像民营企业那样实行优胜劣汰，造成工作效率难以提高，成本居高不下。显然，集团要加快发展，必须破釜沉舟，让企业整体改制。
       然而，时过境迁。三年后的“椰树”的劣质资产改制，已经不同于当初的优质资产“靓女先嫁”了。无数双眼睛盯着这块“肥肉”，主张“引资合作”的有之，主张“整体拍卖”的有之，主张让能人“资本运作”的有之，主张“捆绑上市”的有之，五花八门，无一而足。而“椰树”内部的某些人，受个人利益驱使，也跟着起哄、鼓噪。特别让王光兴挠心的是，提出这些要求的人，都有一定的来头和背景，他们的理由和根据冠冕堂皇，洋洋洒洒，似是似非、似是而非，颇有煽动性和迷惑性。譬如；
       主张“引资合作”者宣称：“现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合资合作是世界性潮流。只有引资合作，扩张资本，才能彻底整合资源，更新技术和设备，让劣质资产走出困境。”
       主张“整体拍卖”者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国有资产的产权改革中，‘椰树’卖掉劣质资产，丢掉的是包袱，得益的是企业和国家。”
       主张“资本运作”者说：“资本运作来钱快。不懂得资本运作，就是不懂得现代经济的奥妙和决窍，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
       省、市有的领导和部门一时竟被这些豪言大论和某些人的背景唬住了，变得举棋不定起来。海口市政府于1999年委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部门共商对策，最后的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面对一片神鸦社鼓，滚滚逆流，王光兴却是一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从容和淡定，他从一派燥呱声中，看到了某些人贱买国有资产、损公肥私的丑陋嘴脸和吞噬兼并、摧毁中国民族饮料品牌的险恶居心。
       恰在这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议提出的“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为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令王光兴倍受鼓舞。在厂里的大小会议上，他反复强调：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就要以创新的精神，对“椰树”多年来改革的实践和经验进行再认识，用新的理念、新的办法，迎接新的挑战。
        在集团决策层的会议上，王光兴和盘端出了他经过无数次调研、思考而深谋熟虑的思路、方案。王光兴认为，“椰树“选择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要结合企业的实际，着眼于企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慎重考虑，科学决策。王光兴分析当前有四种形式可供选择：一是员工持股与外来上下游企业（经销商和供应商）参股的股份制；二是外来内资控股的股份制；三是外资控股的股份制；四是上市公司的股份制。从各地改革的实践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前者如山东诸城、广东顺德和浙江等地推行职工持股制取得成功，在全国反响巨大。海口近年来则有海口电机厂、机械厂、八一厂等11家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制获得成功的体例。后者如健力宝等8家全国知名企业，实行国有产权向外出卖或被兼并，造成企业内外交困、举步维艰或品牌灰飞烟灭。
       王光兴还提出，推行员工持股制必须做到“两个避免”：一是避免平均持股，让能人持大股。平均持股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锅饭”，不利于调动管理层和技术骨干的积极性。只有让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持大股，使他们同企业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拼博精神和聪明才智。反之，如果管理层和骨干的股份与工人拉不开差距，风险、利益均不足于制约和激励个人的行为，就容易产生“厂长厂外有厂，骨干干劲不足”的现象。而过于分散的股权，还会导致经营管理层的决策难以有效地推进。二是避免选错投机商，选准合格的投资者。“隔行如隔山”的投机商不懂行。他们只能利用企业现有品牌的知名度和信誉度进行资本炒作或转卖企业以赚取利润，其失败的结局是难免的。只有坚决排队投机商及各种杂音的干扰，才能顺利地推进企业的产权改革。
       但是，一些外来势力一直以来就对“椰树”余下的国有资产部分虎视眈眈，势在必得，他们不会轻易退出这场角逐。眼看“椰树”推行全员持股制在理论上、实践上逐渐占了上风，他们气急败坏，频出毒招：一方面，唆使企业内部的人状告王光兴，说他贪污腐化，中饱私襄。另方面，借企业一中层干部与集团的矛盾，指使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刺伤这位中层干部，以此嫁祸于王光兴，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明目张胆地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其结果不想而知，事件震动了省、市纪检甚至公安部门，一场围绕王光兴贪污腐败和打击报复的旷日持久地开始了。
       古人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光阴，对于一心一意推进“椰树”改革的王光兴尤显重要。然而，一个月、半年、一年、三年过去了，案件的调查却呈混沌迷离状态，剪不断，理还乱。显然，某些人是想将王光兴拉下马来，好让他们贱买国有资产的阴谋得逞。不弄出点动静来，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段日子王光兴忧心如焚，捱得很苦。“真金不怕火炼”。他倒不是怕被整出个什么事出来，而是担忧“椰树”大好的改革前程给毁了。
        “沉船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一段的蹉跎岁月中，王光兴明显地削瘦、焦悴了。可他的目光仍然是那么锐利、刚毅，炯炯有神。眼看“椰树”在全国的排名一年一年地被后来者超越，他心如刀割，但更激起了他的韧劲和斗志。他每天都在翻阅报章、杂志和内部资料，搜寻可以支持他产权改革的理论和成功经验。他将收集起来的有关领导批示、各地动态、成功经验等汇集成编，取名《情况汇报》，定期送呈省、市领导及相关部门。除了处理日常琐事，他每天还要和来自上头的各色人等诉说、周旋。
       历史前进的车轮终究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不断地朝王光兴和他的改制大业泼出一瓢瓢的脏水，但清者自清，鸟云遮天岂能长久。随着时间的转移和调查的深入，所谓“王光兴贪腐”和“雇凶杀人”的指控已被查明是子虚乌有。同时，鉴于向外转让、拍卖造成国内不少知名企业倒闭的教训，省、市历届领导大都不同意“椰树”向外转让或拍卖。
       于是，人们看到，事情慢慢向着有利于王光兴的改制方向发展。曾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椰树”，又显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曙光。从2001年到2006年，时任省、市领导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对“椰树”的改制方案作出了明确的批示，“椰树”不良资产改制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看法越来越统一，时机越来越成熟。是到了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为了确保““椰树”的改制始终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和规范运作，王光兴和具体操作此项工作的省、市国资委有关人员一起，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先后共聘请五个中介机构、省、市两级审计部门和两次专家鉴证，采取互相制约、环环审核、层层监督，并实行封闭性的专家鉴证，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首先在改制方案制定方面，聘请全国著名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资深大律师肖金泉等担任改制项目的法律顾问，聘请全国十大金牌咨询公司之一的上海亚商咨询公司担任改制项目的财务顾问，还聘请了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产权局副局长谢军在内的专家学者和省市有关部门召开研讨会论证改制方案。在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和领导班子离任审计方面，均聘请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最后还召开封闭性的专家鉴证会确认审计和评估结果。总之，就是将这一切做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2006年夏，“椰树”不良资产改制终于按照“椰树人”的意愿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自此，“椰树”16个分厂，8000名员工，全部由国有改制为员工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并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这次改制经历了8年的艰难曲折，被局里人形象地称之为“八年抗战”。这期间，真理战胜了荒谬，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阳谋战胜了阴谋。“椰树”不仅成功地挫败了某些人精心策划的“告倒买厂”、贱买国有资产的阴谋，保证了“椰树”国有资产改制的依法进行，保住了“椰树”这个名闻遐迩的民族饮料品牌，而且使王光兴又一次经历了地火炼狱般的严酷考验，且这一次的考验，时间跨度最长、应对的问题最复杂、对他的精神压力最大。
      王光兴是成功的。他为企业的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和人民给了他极大的荣幸：两届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功勋企业家、中国首届创业企业家、中国改革功勋企业家、中国第一批高级职业经理、全国优秀企业政治思想工作者、改革开放30年中国饮料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同时，他又是省、市人大代表和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可以说，他光环等身，备极荣耀。大凡一个地方企业家应有的荣誉，他都有了。
        王光兴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全国最早涉足企业改革雷区，而至今仍手执大旗呐喊不已的硕果仅存者。回眸当年，继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破冰之后，工业战线一些先知先觉的改革者如马胜利、步鉴生、褚时健、史玉柱等，相继揭竿而起，成为全国风云一时的改革人物。然而他们中，或因改革途中应对失策，惨淡收场；或因制肘太多、压力太大而另谋他途；或因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造谣中伤愤而离职；或因私欲膨胀、晚节不保而锒铛入狱……俱往矣，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多成了改革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王光兴，恰恰以其金刚不败之身，向世人昭示了他作为改革人物的“含金量”。
       王光兴改革的历程，是新旧两种观念、两种体制的强烈对抗、斗争的过程。王光兴以自己的远见卓识、魄力和勇敢，向几千年自然经济和“左”的一套所形成的观念、体制进行了强有力的宣战。在这过程中，作为改革主将的王光兴往往是孤立的、痛苦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但他决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后，有强大的党组织、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后盾有中央有关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一“上方宝剑”，因此，他一直是清醒的，有理论指导的，从而也多了许多主动的色彩。归根到底，他是一位有灵魂、有主见、有水准的改革家。
      王光兴的改革创新和管理经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企业改革的史册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胡锦涛、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邹家华、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就“椰树”改革问题批示或赞扬。王光兴成功的改革和管理经验曾得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孙尚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何建章、韩岫岚教授的高度赞扬和肯定。国务院地区经济发展中心撰写的《王光兴管理三论》认为：“其超前的科学理论，被国内众多知名学者给予充分肯定，许多理论已成为国家改革实践中的宝贵经验。”
        撰稿：海南资深媒体人王国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