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蒙元的“汉奸”,死后为何能供奉于福州名宦祠中?


南宋遗臣为守皇室遗脉,护送年幼的赵昰、赵昺南逃流亡至福州,意欲偏安一隅。
同年,赵昰在张世杰、陈元龙等一众大臣拥戴下,于福州垂拱殿践祚称帝,改元景炎。

彼时,南宋小朝廷不思进取,虽手握几十万大军,却意图苟安,妄想蒙元必当如金兵------不习南方湿气而停止南征,一厢情愿地期待“昨日重现”,而疏于备战,并将力主北伐的文天祥排挤出最高决策层,以致文天祥愤而出走延平。
反观蒙元,其兵之勇,其锋之利,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两相比较,实有霄壤之别,若是其大军压境福州城,便如青石击卵,瞬间可破。

福州林浦泰山宫
时任福建制置使王积翁,对此失望至极,如此苟安而不知思危,一旦兵锋压境,非但不能坚守,反徒增百姓流离。王积翁虽时常怨愤,却又无济于事。
果不其然!
曾饮马多瑙河的蒙元大军,并未因区区“湿气”而止于浙江,反而挥兵直下,逼近福州城。
宋廷措手不及,朝野闻风抖瑟,仓皇登船南逃,只留王积翁与一众残兵困守福州。
王子翁自知若是负隅顽抗、身死国门必能赢得身后美名。然,如此美名必是以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为代价。两相权衡,遂决定开城投降。
那晚,王积翁单骑奔驰至唆都军营以降元,称愿为元军内应,条件是元军不得扰民屠城,并献上全闽八郡图籍以为诚意。
蒙元欣然应允。
不日之后,蒙元大军开赴福州城下,王积翁命福州知府王刚中大开城门,迎元军入城,彼时蒙元也确是守了承诺。
王积翁降元后,被元廷任命为福建宣抚副使继续镇守福州,后升宣抚使、福州路总管兼提刑按察使,之后到兵部尚书。

文天祥:浩然正气天地存
1279年,王听闻文天祥被俘,素知文天祥器识宏通,文才卓绝,遂向忽必烈力荐之,忽必烈亦仰慕文天祥才学,欲收为己用。故而,命王积翁等人劝降文天祥,文天祥不为所动。
王积翁等人素慕文天祥为人,只是文天祥不愿降元,只怕元廷会杀之而除后患。遂几人又上书忽必烈力保,并建议可让其为道士或是僧人。
忽必烈心有所动,以为可行。
然而,不幸的是,曾与文天祥有积怨的前同僚留梦炎,出言阻挠:“天祥出,复为号召江南义士抗元,吾辈将置于何地?”
留梦炎一席话,让踟蹰不定的忽必烈,最终下定决心处死文天祥。

名宦祠:供奉有功于民的官员
历代对于王积翁此人,有褒有贬。
褒扬者认为,积翁公以不惧个人荣辱保境安民,实为大英雄;贬抑者认为,此人不顾个人名节出卖朝廷,乃厚颜无耻之“汉奸”。
是“英雄”,还是“汉奸”?
若以“忠君”而论,王积翁投降蒙元,堪称“汉奸”;
若论其“保境安民”之初心,其所为确也让福建百姓免受涂炭、流离之苦,又可称得上“英雄”。
至于“英雄”还是“汉奸”,个人以为唯有当时福州百姓最有发言权。
王积翁死后,被供奉于福州名宦祠中,与蔡襄等名臣同列,足可见当时福建百姓感其恩者更甚。而《浙江通志》之《宋·名宦》中也专门为其立传,也算是为王积翁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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