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家族的一场内讧:再探王旷之死


长平之战
琅琊王氏家族的一场内讧
—— 再探王旷之死
作者:吕文明
原载:《海岱学刊》 2015年02期
作者:吕文明,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书法文化和魏晋书法史。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政治与社会变迁视阈下的艺术史观”(项目号14CF122)和2014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魏晋书法文化世家成因问题考论”(项目号201402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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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琅琊名士王旷是“书圣”王羲之的父亲,309年长平之战后即下落不明,而史料对其前期的记载也是支离破碎。因此,王旷的身世以及他北上抗胡战败消失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学界思考。本文通过对《晋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资料的详细分析,将王旷的非正常消失和史料的整体缺佚联系起来,得出结论:两晋交替之际,琅琊王氏围绕政治路线和家族利益发生了一场内讧,王旷遭到同宗兄弟王导等人构陷而战败消失。对于这一结论,除了王导、王衍、晋元帝等人的表现,王羲之对王导的态度也能说明问题。
关键词:首创 侍中 门阀 骨鲠 兰亭雅集

琅琊王氏家族是两晋时期的名门望族,被后世评价为“簪缨不替’“箕裘不坠”在中国家族发展史上享有崇高声誉。“书圣”王義之是琅琊王氏在两晋时期的代表人物,王義之的出现是王氏家族或者说整个东晋门阀世家重视文艺的突出表现。在对王義之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王義之的父亲王旷对于晋室南迁勋劳卓著,有“首创之功”但正史中没有王旷的传记。309年王旷从长平战场消失,以后再没有在史料中出现过。王旷为尚书郎王正之子、光禄大夫王览之孙,有王廩、王彬两兄弟,并与东晋名臣王导、王敦为堂兄弟,曾官至侍中、丹阳太守、淮南内史。他的身份地位与史料记载情况极不相符,且生平不可考,因此,其突然消失遂成一历史悬案。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讨论已久,猜测众多,王汝涛认为是镇东将军周馥为排除异己而借兵王旷,借胡人之手除掉他;刘茂辰推测王旷是战败投降,后骸骨归葬临川……因为缺少史料支撑,所以,学界推论尚无定说。既然史料有限,无法纵深挖掘彼此引证,我们就尝试在现有资料上横向拓展,寻找史料间的相互联系,并努力从隐性材料中寻找有用信息,再将这些信息综合处理,以探究王旷消失之谜。 来源:王家大院
一、首创之功:史料所见王旷战败及晋室南迁的记述与分析
王旷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山西长平,时间是西晋永嘉三年(309)秋七月。《晋书》和《资治通鉴》对此约略提及。
《晋书•帝纪第五》记载:“刘元海遣子聪及王弥寇上党,围壶关。并州刺史刘琨使兵救之,为聪所败。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及聪战,又败,超、融死之。”查施融、曹超正史无传,首提“淮南内史王旷”,可见王旷是前线最高统帅,但后面叙述不合常理“又败,超、融死之”,此处提到战败,两员副将战死,而独不提主帅王旷下落,且自此之后,《晋书》中再未提及王旷。
司马光《资治通鉴》于此记载略详:“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将兵拒聪等。旷济河,欲长驱而前。融曰:‘彼乘险间出,我虽有数万之众,犹是一军独受敌也。且当阻水为固以量形势,然后图之。’旷怒曰:‘君欲沮众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旷暗于事势,吾属今必死矣!’旷等逾太行与聪遇,战于长平之间,旷兵大败,融、超皆死。聪遂破屯留、长子,凡斩获万九千级。上党太守庞淳以壶关降汉。刘琨以都尉张倚领上党太守,据襄垣。”此处对于战争场景描写略详,施融所指战争形势和战略安排符合当时实际情况,而主帅王旷不予理睬,只管催促将士奋勇向前,可见其不懂军事,但掌握全军领导权,所以战败的结局已不可避免。此处对于王旷去向的记载与《晋书》无异,依然是只提副将而不提主帅。 来源:王家大院

王旷画像
除此之外,史料中再找不到关于王旷长平战败的记载。以上资料虽未提及王旷生死,但透露出两个信号是王旷率兵北上是从淮南内史任上出发;二是王旷出兵是受朝廷辅政大臣一东海王司马越派遣。第一点在两种资料中均有显示,第二点只在《资治通鉴》中提及《资治通鉴》虽为宋人所撰,但于此记载能突破唐代房玄龄等编纂的《晋书》,应是有所资料依据。
我们顺着这两条线索向上追溯,先来看王旷出任淮南内史的问题。永嘉元年秋七月,“己未,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邺”。当时扬州管辖十三郡,在江北有两个郡,即淮南和庐江,淮南算得上是安东将军府的北方前哨。对于这样一个既危险又偏远的地方,立身未稳、疲于应付、风声鹤唳的司马睿怎么会派自己的心腹谋臣王旷前去镇守?考察王旷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认为,此时他不该离开建邺到外郡任职,而应留守安东将军府赞画军机。理由有二:
—是王旷在琅琊王府的重要地位。东晋裴启《语林》载:“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裴启的《语林》撰于362年,即王義之去世的第二年,此时王导、王旷子孙尚在,对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所以,此段记述应该比较确切。“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王导、王敦等人讨论家族何去何从竟撇开王旷,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但至少说明王旷与王导、王敦关系不甚密切,甚至可以说他们把王旷看作威胁他们“谋身之计”的人物。“将欲告官”,这里的“官”显然是指琅琊王,司马睿当时任平东将军兼徐州诸军事,是当时徐州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可见王导、王敦听到王旷‘‘将欲告官”的威胁时惊慌失措的样子,同时也可看出晋室播迁江左之计出自王旷。对于王旷这一功劳尚有其他史料可以证明,《晋书》载:‘(王義之)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
二是王旷与晋元帝为姨表兄弟。史书对此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对王旷之弟王廩与琅琊王的关系记载颇详。(王)廩,字世将,丞相导从弟,而元帝姨弟也。”“从母弟王廩为母立屋过制,流涕止之。”史料未见王旷与王廩不是亲兄弟一说。可见,王旷与琅琊王司马睿也是姨表兄弟。王旷对于晋室南迁的功劳和他与司马睿的亲戚关系,决定了他在当时的安东将军府具有特殊身份。 来源:王家大院
然而,王旷没有跟随琅琊王到建邺《晋书》载:‘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颉、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在琅琊王新建的安东将军府里,没有出现王旷的名字,且此处记载琅琊王南迁是用王导计,也未提及王旷。这与上述史料“旷首创其议”记载不符,或许是唐人有意抬高王导,抑或是模糊其事,总之,王旷所倡南迁建议最终由王导具体组织实施,因此,南迁之计归功于王导。但王旷远离幕府核心,至少说明有人不愿意让他留在司马睿身边,因为他们的关系实在太近太亲。另外,结合对《语林》的分析,南迁也不是出于王导、王敦的本意,很显然,王导、王敦与王旷的迁移路线是不统一的,因为王旷威胁“将欲告官”,他们才被逼无奈去琅琊王府建言南迁。对于此,王导、王敦焉能不心存芥蒂?他们已经看到了王旷的存在将是他们未来事业发展的最大威胁。但是,他们当时的地位又决定不了王旷的官职安排,因此只有假借朝廷之手,将王旷调离安东将军府,而当时在朝廷主政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资治通鉴》明确记载王旷北上是受东海王司马越派遣。西晋王朝经过八王之乱已是摧朽拉枯之状,胜利成果最终落到东海王司马越手中。“及怀帝即位,委政于越。”此时朝廷中与司马越地位相当的第二号人物恰是琅琊王氏一族的王衍。王衍是王雄的孙子,王雄与王览、王祥为叔伯兄弟,因此,王衍与王导、王敦、王旷为未出五服的同宗兄弟。王衍在魏晋的名气非常大,官职又高,被当时人呼为名士。他在朝廷的权势很大,且与东海王司马越关系密切。“越之讨苟晞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司马越出征苟晞,已经升任太尉的王衍竟甘愿做司马越的军司,军司即为军师,晋为避司马师讳,改军师为军司。司马越死后,他又被推举为元帅,继续率兵东行,扶司马越灵柩归东海国,其在司马越军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从当时的情形来看,王旷出兵北上,不仅有司马越的命令,也应该有王衍的安排。

王导
再分析王衍与王导、王敦、王旷三兄弟的关系,也可以看出端悅《晋书》对此记载颇为详实=“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摞掷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导曰:‘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王衍和王导年轻时代关系就很好,通过王衍照镜子和率性的话语也能看出,他和王导乃莫逆之交。而对于王敦,王衍的期望更高:“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王衍对于王敦的器重可见一斑。但是史料中找不到任何关于王衍和王旷关系的记载。作为同宗兄弟,关系有亲有疏也很正常,但当这种亲疏关系发展到影响彼此利益的时候,兄弟之间往往就成为最大的对立面。南迁建议使王旷瞬间成为王导等人的对立面,这就决定了王旷未来的下场不会太好。 来源:王家大院
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当时的朝廷在洛阳和徐州形成了两个王与马相结合的政治中心,即司马越与王衍、司马睿与王导。这两个政治中心围绕朝廷的何去何从形成了两种意见,并最终演化为两条路线:_条就是东海王司马越和太尉王衍的‘‘死守正朔”路线,_条是琅琊王的南迁自保路线。这两条上层路线斗争的直接对手就是王旷与王导、王敦的交锋。至于王旷到王导、王敦屋廊下偷听他们的“谋身之计”,或许就是受琅琊王司马睿的指派。琅琊王司马睿对于东海王司马越的委身和投靠不可能是心甘情愿的,据《晋书》载,八王之乱中,司马睿看到叔父司马繇被司马颖处死,怕祸事殃及自己,便逃回洛阳,带母亲回归封地琅琊,这时候东海王司马越正好收兵下邳,司马睿便委身投靠他,被封为辅国将军,后加封平东将军,替司马越镇守徐州。从后来的南迁和称帝来看,司马睿是一个有着相当成熟政治头脑的人《晋书》载:“惟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但是,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司马睿不得不收敛锋芒深藏不露。在这种情形下,他唯有倚重自己的亲戚和心腹王旷来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其结果是,王旷的偷听与威胁使王导等被逼无奈去做东海王司马越和族兄王衍的工作,同意琅琊王南迁。但是恶果也就此种下,王旷成为另一条路线所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后来对他淮南内史的任命和带兵北上的旨令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司马睿欲要离开东海王司马越的老巢徐州南下建邺,就必须说服司马越和王衍,在这个问题上,谁发挥了重要作用昵?《晋书》载:“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数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后。”原来是东海王妃裴氏。裴妃是西晋名臣裴楷的侄女、裴邵和裴盾的亲姊妹。“东海王越,盾妹夫也……盾弟邵,字道期。元帝为安东将军,以邵为长史,王导为司马,二人相与为深交。”裴妃的兄弟裴邵曾在司马睿的安东将军府做长史,与王导共事,从后来王导的评价中能够看出他对裴邵的敬重:“及王导为司空,既拜,叹曰:‘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这个裴道期就是裴邵。有裴邵和裴妃的关系,琅琊王要说服东海王司马越就不会太难《三国志•魏志•裴潜传》记载王旷写给东海王司马越的一封信,似乎也能说明裴邵就是琅琊王府委托之人“晋元帝为安东将军,郃为长史,侍中王旷与司马越书曰:‘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弘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查无裴郃此人,应该就是《晋书》中的裴邵,或者叫裴郃i《晋书》记载有误。不管是裴郃还是裴邵,在南下的问题上,琅琊王派到朝廷游说和公关的应该就是此人,他去找了东海王妃裴氏,由她做东海王司马越的工作。裴氏家族的裴遐是裴邵的叔伯兄弟,他是王衍的女婿,由他做通王衍的工作应该也没有问题。更何况,王导、王敦本来就与王衍交好,王导还曾“参东海王越军事”,王导、王敦也可以亲自出面游说司马越和王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旷提出了‘‘江左之策”,王导等人用尽心机,最终促成了琅琊王府的南迁,为后来的晋室中兴保存了火种。但是,因为南迁路线与朝廷辅政大臣东海王司马越、太尉王衍的“死守正朔”路线相冲突,因此,王旷从此得罪司马越、王衍及其堂弟王导、王敦,成为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最大牺牲品,这为他以后遭到王导等人构祸和陷害埋下了伏笔。 来源:王家大院
二、构祸与掩饰:两晋之际琅琊王氏家族内讧原因分析
清人严可均编撰的《全晋文》收录了关于王旷的资料,在《晋书》和《资治通鉴》中是找不到的。“旷,廩弟。惠帝时侍中,出为丹阳太守,永嘉中为淮南内史。”西晋之制,侍中为宫中设立的门下三省的尊显之职,晋初任务偏重于谋议、谏诤王朝统治大业,是皇帝身边的智囊之臣“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如果王旷在惠帝时就任侍中,那他出任丹阳太守的原因就值得深思了,因为从侍中外放郡守,等于降职使用。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出于两种原因:_是被排挤遭贬,二是主动要求外放。无论什么原因,王旷曾是皇帝近臣的事实不可改变,以这样的身份和协助琅琊王得天下的首创之功,再加上与琅琊王的亲戚关系,那么,在南迁之后的安东将军府,王旷应该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谋士,倘若王旷不死,司马睿得天下后大封功臣,位居司徒、丞相之职的就不一定是王导了。这样的局势在当时_目了然,而这样的局面又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无论是东海王司马越、太尉王衍,还是个人利益直接受到威胁的王导、王敦,都要对这种局面采取措施。所以,王旷任职淮南、带兵北上的一系列安排,不是出自王导、王敦的荐章,就是出自司马越和王衍的手谕,而二者合流构祸的可能更大。 来源:王家大院

长平之战(油画)
王旷在长平一战的失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晋书》和《资治通鉴》对王旷的下落只字不提,王旷从此在史料中绝迹,这是很不正常的。我们不能把问题归咎于史书的编纂者,因为史书的编纂必须依据史料。唐初,房玄龄等编纂《晋书》,参照了之前的十八家晋书,穷尽各种史料。而且,史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记述不可过分偏倚。所以,对于王旷在长平一战的失利,唐代人不会过多评价,更没有理由因此而否定王旷。那么,王旷的官职是否能达到史书立传的资格呢?按照王旷侍中、丹阳太守、淮南内史的身份,在《晋书》中单独列传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不独立成传,也该附在王氏家族某人之后,而不应绝口不提。尤其是记载长平之战的时候,能明确指出三万士卒和两名副将战死,却唯独不提主帅王旷,这在史书的编纂中是不正常的。这样的不正常唯有一种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史书中对于王旷的记载太少,唐代人查不到王旷的下落。那么,王旷的史料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不是有人故意销毁或是故意不记,那309年王旷消失前的资料应该是比较齐全的,历史不应只留给唐代人几段支离破碎的记载。对于这个问题,必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我们权且认为这个做手脚的人就是晋元帝,他为了掩盖王旷的战败而故意绝口不提。这样的说法很难成立,王旷如果是战死,那么朝廷_定会有追封,即使是投降敌国,在那个纷乱不堪的年代,也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晋朝无贞臣”司马睿没有必要因此而把王旷的历史全部推翻。我们在《晋书》中可以看到,即使是王敦、桓温这样的乱臣贼子,历史也没有将其功绩全部抹掉《晋书》所列传记依然非常详细。晋元帝对另一个姨表兄弟王廩的态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虽然王廩生前跟随王敦一起反抗朝廷,但司马睿最终还是原谅了他“及王敦构祸,帝遣廩喻敦,既不能谏其悖逆,乃为敦所留,受任助乱。敦得志,以廩为平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寻病卒。帝犹以亲故,深痛愍之。丧还京都,皇太子亲临拜柩,如家人之礼。赠侍中、骠骑将军,谥曰康。”王廩和王旷是亲兄弟,司马睿能对王廩手下留情,那么对于王旷,他应该也不会因为战败或者投降而毁掉其全部历史。那么对于这件事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构祸者在为自己消抹罪证。这样的做法是远在京师的司马越和王衍所不能为也不屑于为的,我们只有把目光转向身在建邺安东将军府的王导。自过江后,王导在司马睿幕府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至于三四,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这段描写非常传神,把晋元帝对王导的敬重或者说敬畏全部表现了出来,这也就是后人经常提到的“王与马,共天下”。王导的这种地位决定了他在即将建立和初建后的东晋王朝绝对可以一手遮天。所以,对于王旷的历史问题只有他可以让史官绝口不提,以淡化王旷在朝廷的印象,掩盖他对王旷的构祸行为。在东晋立国之初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中,司马睿即使心有不甘,恐怕也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世家时代,君权受到门阀权力的严重威胁。所以,在东晋立国之初,晋元帝小心翼翼,努力联合南北两地的豪族势力共创天下。在这个问题上,王导、王敦的参与和王旷的参与,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王旷和司马睿之间多了一重母系的亲戚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王氏家族成员间的向心力。倘若王旷稳坐江东,东晋立国之初的政局便不会是后来的样子,琅琊王氏的家族势力恐怕要受到很大限制,因为王旷除了家族荣辱,他还必须顾及和司马睿之间的亲情。在这个问题上,对于琅琊王氏来说,其实就是保全一个兄弟还是荣耀_个家族的问题,雄才伟略的王导早早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对于王旷便不会手下留情。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虽是猜测,但联想王敦造反以后王导的一系列表现,便能够想象出他对于王氏家族荣辱的格外看重。“王敦之反也,刘隗劝帝悉诛王氏,论者为之危心。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帝以导忠节有素,特还朝服,召见之。导稽首谢曰:‘逆臣贼子,何世无之,岂意今者近出臣族!’”王敦因为晋元帝与刘隗、刁协联合削弱王家势力而起兵,王导在这件事发生后表现出的坦然和沉着,已经将他对于家族安危的看重表现得淋漓尽致,只要能保全家族,王敦的死活他是可以不管不顾的。王导的性格是老成谋国,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表现出他性格中自私自利的一面。对于王旷,他可以为了家族而舍弃他。 来源:王家大院
三、疏远与仇视:从王羲之对王导的态度看王旷死因
我们对于王旷死因的分析缘起于对王義之的关注,所以最终还是要落脚到王義之的言行举止^《晋书》评价王義之的性格为:“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及长,辩赡,以骨鲠称。”骨鲠是中医病名,是指各种骨类或其他异物哽于咽、喉或食道等部位,后来用于比喻刚正忠直的官员。王義之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幼年父亲的离奇失踪有很大关系。309年王旷在长平全军覆没时,王義之只有6岁,他的人生记忆中从此没有了父亲的概念。但是,6岁已经是一个早慧儿童可以记住一切的年龄。现在来看,王義之小时候‘‘讷于言”的性格应该是受到失父之痛打击后的反应。从王義之后来的一系列表现看,他对王导是心存芥蒂和仇恨的。
先是太尉郗鉴派人到王家选女婿,王義之的“出色”表现蠃得了老丈人的芳心,痛快地把女儿嫁给了无父无权势的王義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郗鉴的表现比较奇怪,既然要从王导家选女婿,那么,他的期盼应该是朝廷重臣王导的儿子,怎么会听到门生说有_人坦腹东床对来者置若罔闻而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有人曾把原因归结为魏晋风度在当时的重要影响,郗鉴的名士做派使他对女婿的期望是从容萧散、放荡不羁。然而,此说与史书所载郗鉴性情大不相符。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郗鉴:“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协德始安,颇均连璧。”王夫之《读通鉴论》说:“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郗鉴为人正派,老成持重,以他的性格不该喜欢坦腹东床不修边幅的王義之。这只能说明郗鉴所谓到王家选女婿其实就是奔着王義之去的。对于王旷的问题,郗鉴久在江北,不能没有耳闻,他是料定了王義之在王导家中不会中规中矩。所以当门生描述了坦腹东床之人时,他立即说正是此佳婿。最后一句描写最为传神:“访之,乃義之也,遂以女妻之。”试想_下,如果访到的是王导的儿子,他会不会也这么痛快地把女儿嫁给他呢?而王義之在这场选婿活动中的出色表现更让我们坚信了他对于王导心怀芥蒂,他料定郗鉴选婿与自己无关,所以干脆我行我素,不依礼而行,而是坦腹东床开怀畅食,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他故意给王导的难堪。但是,郗鉴最终的选择是王義之始料未及的。
关于王義之出仕做官,在我们看来,以王義之的才干和王导、王敦、郗鉴这样的家族靠山,他最终只做到会稽内史、右将军,确实是不应该。《晋书》载,王義之‘‘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義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咸康五年(339)王导死,次年王義之就出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義之的出任可以说与王导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因为庾亮推荐,而庾亮生前是被皇帝作为与王导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人物出现的。王義之不与从伯父王导交好,而与王导的政敌庾亮交好,这就是对王导心存芥蒂!再看扬州刺史殷浩劝王義之出来做官的时候,王義之写给殷浩的回信也表现出了他和王导的关系不好:“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王导要推荐王義之当官,王義之誓不许之,这本就是大逆不道,而他又能如此直白地把这样的家族秘密告诉殷浩,可见他根本就没把王导的尊严放在心上。而如果说王義之确实不愿做官,这又很牵强,从后来他出任会稽内史、右将军,我们能够看出,王義之是乐于担任地方大员的,在受到上司王述排挤打击的时候他也派人去京城运作,要分会稽为越州,这又怎能说他是一个不愿为官的人呢?可见,王義之所谓“素自无廊庙志”正是针对王导所说,只要是王导推荐,他就不会听从安排出来做官。我们从《晋书•王允之传》中可以看到王导对于此事的无奈:“既葬,除义兴太守,以忧哀不拜。从伯导与其书曰:‘太保、安丰侯以孝闻天下,不得辞司隶;和长舆海内名士,不免作中书令。吾群从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允之固不肯就。”王导的这一番话道出了他在王敦反叛家族成员逐渐凋零之后的无奈,王允之没有配合他的安排,王義之更加没有配合他,王允之的不配合是性格和家庭剧变使然,而王義之的不配合则应归因于他对王导的仇恨。

兰亭雅集图
永和九年,王義之在会稽内史任上召集江南名士42人在兰亭雅集,我们在长长的42人名单里没有看到王导的后人参加活动,此时王导子孙尚有不少人在朝为官。而当时的庾、谢、桓、郗各家都有代表参加活动,王義之的六个儿子也参加了活动。这件事也能看出王義之对于王导的态度。永和十一年,王義之不堪上司王述的排挤和打击,在父母坟前自誓:“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灵。義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王義之的这段自誓,基本表明他对于自己童年生活的一种记忆和态度,他认为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的,没有父亲的培育,只有母亲和兄长的教育,虽然没有明确点出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但我们还是把想象的触角伸向了王导。因为只有面对王导对自己父亲的构祸和陷害,他才只能是哑巴吃黄连一有苦说不出,否则,以王義之的性格,对于父亲的死又怎么会一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王義之虽是放浪形骸无拘无束,但也还没有大逆不道到直指长辈过错的程度。
来源:王家大院
四、结论
王夫之《读通鉴论》云:“盖导者,以庇其宗族为重,而累其名节者也。”王导对于家族声望的看重正合于其祖上自王吉以来的思想,到其伯祖王祥时更是以家训的形式宣扬家族威德:“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自此以后,琅琊王氏家族开始成为名门望族,且家族核心人物都以维护家族利益为最高理想。所以,琅琊王氏后来才出现了王敦因为妒忌而杀死族弟王澄,起兵造反又杀死堂弟王棱,王含父子兵败后被堂兄王舒沉江。这是王氏家族在捍卫家族利益过程中发生的“兄弟阋于墙”的悲剧。此时,琅琊王氏家族门风彻底崩坏,家族道德开始滑坡,王旷遭陷害战败消失的悲剧正发生在此时,而此时也正是王导急于政治上升需要扫清障碍的时候,王旷是横在王导面前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因此成为被攻击和陷害的对象。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在两晋交替国家混乱之际,王导等人设计陷害自己的同宗兄弟王旷,琅琊王氏发生了一场惨烈的家族内讧,而内讧的原因是家族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家族势力在与国家权力结合的问题上何去何从的一种选择。应该来说,王旷在这场斗争中是牺牲品,但他死得并不冤,他的死换来的是琅琊王氏从未有过的家族荣耀一“王与马,共天下”。而这样的繁荣之后,因为家族道德滑坡,人格开始沦丧,琅琊王氏一族开始急剧走下坡路,并出现了反叛朝廷的贰臣贼子王敦。自此以后,琅琊王氏—蹶不振,再也没有回复到东晋初建时的繁荣和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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