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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王氏家族百年兴盛的教育启示

2020-03-12 14:42:12来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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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自古以来名人辈出,历史上是个人杰地灵、文化底蕴丰厚的好地方,清朝出现了三位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分别是王渔洋、蒲松龄和赵执信。其中王渔洋的出现更使桓台新城的王氏家族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
 
      新城王氏家族作为山东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兴盛了200多年,其持续时间之长、培养人才之多均令人叹服,这也成为古代家族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一个家族能够长久的发展,绝对不是偶然的,她一定有某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支撑着家族,用今天的话来讲便是“可持续性”。而“可持续性发展”正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不断探索和追求的,无论对于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团体,这都是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作为淄博人,作为一个希望追求家庭幸福、子女健康成长的父亲,身边有这么好的文化宝藏,那是一定要好好学习研究的,为此我阅读了有关文献,特别是何成博士的《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探析》一文,深受启发。在为孩子开家长会时,常常会面对很多家长在培养孩子方面的困扰,家长们一方面期望孩子能有“出息”,一方面却面对孩子的问题束手无策,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大家没有抓住那些能使个人、家庭长久发展、保持“生命力”的根本因素,只有找到这样的金钥匙才能打开人生智慧、幸福的大门。那这种可以保持生命力的因素是什么呢?从王氏家族200多年兴盛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条“生命线”――那便是“道义”,也就是古人提倡的“立德立行”。这也是中国自古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内容,绝对不是今天许多人想的那样,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
 
   《礼记》中讲“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一个国家要兴盛发展,教育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对于一个家庭何尝不是如此?新城王氏家族只所以能够兴盛,就是抓住了教育这个根本,其家庭文化教育的水平之高、经验之实用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新城王氏家族,有家谱记载的历史始于元末王贵举家迁入桓台新城,王贵“力本重农”,出身低下,其家第三代上“始肇文脉”,第四代王重光以进士而崛起为望族,第五代王之垣更是努力探索教育方法,使得这个家庭在短短数十年间由“地位低下的平民之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峨冠博带、缙绅满门的官僚世家,且持续兴盛达200余年”。据统计,明清两代新城王氏共出进士30余名、举人40余名,外出当官者达115人,真正是科甲蝉联、世代显赫。通过认真阅读何成博士的《明清新城王氏家族教育探析》一文,我整理出了其家庭教育方面十分成功的做法,以启后人。
 
       一、家风纯朴清正,德行第一
 
      王氏家族世代将“读书”与“道义”奉为家族教育的根本宗旨,并以门庭清肃著称。立德立行、厚德载物是这个家族兴盛的根本和关键。
 
     从王重光开始便强调家族教育以“道义”和“读书”为中心。其家训云:“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言也,诺之而已矣。”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时时处处都要以“道义”为准则,不存丝毫不符合道义的心,出言也应说到做到,讲诚信。其家庙的石碑上、家族厅堂壁间醒目处,都题刻有这一家训,以警示族人,使这种教育理念深入家族人心。而历史也证明,家族成员并没有把“道义”当作冠冕堂皇的空话来装饰脸面,而是当作实在有用的行为准则来恪守的。这正是《大学》中讲的“正心、诚意、慎独、毋自欺”的道理。后来其家族中忠臣清官辈出,也成为其家族长久兴盛的根源所在。正合《易经》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
 
     另一方面,王氏家族在子孙姻亲方面也认真选择,多与附近地区名望人品较好的家庭结亲,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嫁入家门的女眷具有较高的德行和素养,进而直接影响到子孙的成长和家族的和谐。
 
      王氏家族其子孙读书重在修身做人、立德立行,为官也能够清廉奉公,为国为民。子孙读书能够放下功利心,熟读四书五经参与科举的同时,还通过诗词等文学艺术修养身心、培养情性,使子孙不仅有能力考取功名,还具备了一身名士风度,可谓情商极高。《大学》中讲“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王氏家族确实做到了“道义”为先——以道义为准则,德才兼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核心精神,更是其真正智慧和魅力所在。可见人们真正依照国学经典中讲的去做时,家族自然会兴旺,其功名也自然水到渠成了。反观古代那些读书只为功名、当官只为私利的“名利之徒”,早已偏离了经典教诲,背离了传统伦理道德,是不可能像王氏家族这样有持久生命力的。
 
    二、扎实严格的传统经典文化教育,培养出了有能力有悟性的人才
 
     王氏家族非常重视经典教育,通过扎实勤奋的国学经典教育,使得王氏家族培养的人才能力卓越、才华横溢、著述丰厚。比如从明代王象晋所著的《群芳谱》中便可窥见其横溢的学问才华,此书记录了各类花草树木的名类、性情、特征、种植护养方法以及与之有关的诗词文句等,即是一本集大成的农科知识手册,又是古人“天人合一”精神的文化教材。其家族历代有著述者达50余人,而王渔洋更是作为“一代诗宗”和“文坛领袖”著述丰厚、名赫一时。
 
    这主要得益于家族极为严格认真的经典教育。《乡园忆旧录》中记载,第五代到王之垣,通过向其他家族学习,探索出了许多经典教育的有效方法。比如:“每日读经史毕”,令子孙“作文七篇,缺一不可,旷一日不可”。使得其子孙在早期教育阶段便培养了极强的文字驾驭和表达能力。同时通过文以载道,培养锻炼了孩子的理性思维能力以及对世事洞察的认知能力。而这些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成人后的做人做事的能力,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情商”。
     再比如,王之垣通过“会课”的方式,当场考教诸子弟,一方面督促子弟努力学习,另一方面提高他们临场反应能力,拓宽思维,灵活运用书本所学。通过培养子孙诗词创作的能力,培养其感受力、领悟力和创造力,同时更培养了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修养个性。
 
     平时里其学习课程安排之紧,令我们今天人汗颜并反思。《乡园忆旧录》中记载:“每夜五鼓即起,终年在书屋;惟元旦拜家祠,与尊长贺礼毕,即入墅肆业。虽至亲近族,罕得会面。一文不佳,责有定数。”《来禽馆集》载:“鸡鸣灯发,各毕所读,及都肆则蓐香以当刻烛,甫限者罚。于是人人勤奋,子弟数十辈,各成为名宦,人夫岂偶然哉?”
 
    如此繁重封闭的学习,却并未压抑子孙的性情和灵气,更未扼杀子孙的能力和悟性,反倒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的人才,王渔洋写诗以“神韵”出名,便是例证。
 
     这是一个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反思的现象!
 
     古人用如此严厉封闭的方式读四书五经,并未培养出无能的书呆子。而我们用所谓先进的教育理念却培养出了一批批什么都不会的“人才”。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当时的教育并未研究如何从小培养人际交往能力,不过是天天在书房读书,却并未培养出性格孤僻或者能力低下的书呆子,反而都在成年后大成气候,具有很强的处世能力。反观今天的教育,同样是学习压力大,结果出现了诸如不会人际交往、能力低下、情商低等层出不穷的怪毛病,可见并不是勤奋学习会压抑人才成长,而是错误的教育理念扼杀人才。窃思愚见:一方面学习的内容本身有问题,另一方面学习的原则和方法有问题。我们真得虚心的向古人学习一下教育理念了——静下心来读读国学经典就能明子,经典书中不仅告诉我们做人处世的道理,而且还教会人们拥有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培养内心的正气,所以读书人更容易洞察人生世事;同时古人一举一动都在教育孩子学礼明序,其作用便是培养孩子为人处世、应对进退的人际交往能力。所以一种好的学问应该能育化人化、传道解惑,并为国为民培养德才能兼备的栋梁之才,如果做不到,那这种教育就是失败的无效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古人经典教育的成功从前面所提王象晋的《群芳谱》一书便可感受得到,书中生存知识非常丰富,哪里是今天不识稼穑的学子专家们能比的?从这一点上来说,虚心研究王氏家族这类的案例,对于今天的家国天下,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三、重视启蒙教育,家中男性长辈亲自教育子孙
 
     王氏家族的子孙都是在家垫中学习,家族师长更是亲自教授。《王士祯年谱》中记载,王渔洋的爷爷王象晋就亲自教育子孙读书,更在各种聚会中用诗词寓教于乐的考校子孙才学,王渔洋小时便因应对传神而受到长辈奖励。同时,年长的兄弟也担负起教育影响年幼子弟的作用。比如王渔洋后来以诗才闻名,便得益于小时,哥哥王士禄对他的引领指导。
 
     反观今日呢?不少男性家长都认为有志气的男人不该天天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以为关心老婆孩子最没出息,要天天出去交际才算有本事,这种无知和愚昧直接导致了今日家庭教育的失败。
 
      四、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保证了人心的安定和家庭和谐
 
     王氏家族非常重视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教育家庭成员,简单说便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长幼有序的家族氛围并未压抑人性,反而保证了家庭的和谐安定,也促进了家族的健康发展。
 
    另外,王家还很重视勤俭朴素的教育。历代当官之人都能守住勤俭之风。但到后期,王氏家族做事开始渐入奢靡,纯朴家风顿减,放弃了优良家风,也是其后来家族衰落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今天简单将过去的传统伦理道德当作封建礼教,认为礼教吃人、扼杀人性的观点,绝对是偏面的,而这类问题多是后世一些封建家长没有落实好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造成的错误行为,不能用错人错事来简单否定优秀伦理文化的合理性。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自古传下来的传统伦理道德包含了深刻的发展道理,抛弃了这些传统道德和良好风气,不仅对古代,即便对今天,也是无法保证个人、家庭、社会安定、和谐、长久发展的。
 
     五、做官讲究官德人品,清廉奉公,为国为民
 
     注重处世哲学、为官之道,也是王氏家族教育的重点。如王之垣以进士出任推官,其母刘太夫便告诫他执法断案一定秉公处置,后来王之垣任内清誉远播。王之垣又将其为官经历、心得撰成《历仕录》一书,后世也奉为家训。而后来王渔洋首任推官时,其母孙夫人也叮嘱“务尽职守、以嗣前烈”,让他学习先辈的清正官风,王渔洋果然成为清代著名的清官,后来其子任官时,王渔洋亦撰《手镜录》,“以垂庭训,以肃官箴”,从生活、为官、政务处理等方面叮嘱其子要清正朴素、为国为民。
 
     总结来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国家,持久发展的根本仍在于“立德立行”,中国人用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了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真正是人类的进步文明,是维持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精神财富。但是对于今天许多人来说,“传统道德”这个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名词,似乎成了无意义的虚言,今天人们对于道德的无助与失信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人们不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道理,人们也不再认为“立德立行”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眼前利益,是现前得到和及时享受的价值观念。但在这类观念支撑下的现代人,倒底能享受多久呢?改革开放不过才三十几年的历史,人们却发现吃的东西已经不再健康环保,喝的、呼吸的不再清洁无染,用的东西质量也大不如前——既然社会在发展,为什么造出来的东西还比不上八十年代甚至更早时候的质量好呢?而期间很多人靠不良手段发家了,但这也不过十年或二十年,有些时间甚至更短,我们不仅要质疑:这种放弃德行捞取的利益能持续很久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不是为了十年或二十年而活的,人都希望追求一生乃至子子孙孙的幸福美满。王氏家族200余年的历史,完全可以为我们例证,替我们解答什么才是长久,什么可以给个人和家族带来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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