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鲍辉·在临沂建设世界王氏宗亲文化小镇的构想
临沂历史悠久，曾是古琅琊郡府所在地，建城已有2500年的历史。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沂蒙人民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精致入微、孜孜不倦的文化追求，创造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化，形成了丰富的文化积淀。 3000多处文物古迹遍布全市，其中600多处被列为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沂南北寨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全国少有，堪称千年艺术瑰宝；1972年，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破解了历史上关于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其人，是否各有兵书传世的千古之谜，被列为20世纪新中国百项考古发现之一；1976年和1978年，先后两次在金雀山汉墓发掘出土了汉代帛画，其价值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同类文物相媲美；2003年，临沂的晋墓出土，又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鲁南古城秀，琅琊名士多”，载入中国《二十四史》的临沂籍名人达千余众。宗圣曾子、智圣诸葛亮、书圣王羲之、算圣刘洪、思想家荀况、经学家匡衡、书法家颜真卿、民族英雄左宝贵等，都出生或生活在临沂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孔子72贤徒，有13人在临沂。著名24孝，临沂就有7孝。书法文化、智学文化、武文化、孝文化融会贯通，共同构成了沂蒙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有品质，成为研究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沂蒙历史文化的绚丽星空中，琅琊王文化久负盛名，影响力深远，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的书法文化、孝友文化、从政文化、商文化等，源远流长。近年来，为弘扬琅琊王文化，临沂市先后举办了10多届书圣文化节和琅琊王氏国际研讨会”。2004年，在第二届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举办期间，成立了琅琊王文化研究会，为进一步深化琅琊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效载体和组织保证。研究会成立13年来，在琅琊王文化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奠定了很好的研究基础。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书圣和孝圣故里建设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一、临沂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指导思想
寻根是人的天性，溯源报本、尊祖敬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祖先血脉和生命的接力者，今天的中国人都肩负着弘扬祖先恩德和衍传子孙后代的神圣职责。特别是对那些漂泊在外、流落异域的游子来说，更容易产生对故土、对祖先的深切眷恋。近年来，由海外华人推动、国内各地持续形成了一种以姓氏为纽带的寻根热潮，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寻根活动，进而表现出了令人震撼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王姓作为人口最多的中华大姓，也是这种寻根活动中的主力。尤其是尊奉周灵王太子晋为祖先的王姓人，无论是出自琅琊王氏、太原王氏、开闽王氏、三槐王氏或它们的分支，都是王姓寻根的主体。从字面理解，多少就可以推测出王姓与皇帝、君王有关的尊贵血统，很多王姓都是各个诸侯国的王族后裔。秦汉时期，王姓基本生活在山西的芮城、夏县、蒲县、平陆、河南的开封、虞城、淮县、陕西的咸阳、山东的淄博，等等地区。王姓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已经扩大成一个个区域了，不像别的姓只是散落分布成一个个点。后来，子姓王氏的后裔中有一支从河南的卫辉迁到了甘肃天水、山东的东平，河南的新蔡、新野、焦作等地方。两汉之际，因为王莽势力庞大，妫姓王氏繁盛一时。魏晋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中国的名门望族：琅琊王氏。王姓在今天中国人口里排名第二，是超级大姓，人口9000万，约占全国人口7.2%，比排名第一的李姓仅少200万左右。
临沂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指导思想是：整合遍布临沂全境的王氏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承接全球王氏后人祭祖、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二、临沂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基本原则
1.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琅琊王文化是在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融会中形成的，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只有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扬弃、改造和更新，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2.以社会需要、文化传承为目的，更好地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内容设计上突出六个重点：一是深入研究琅琊王氏的孝友美德，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二是深入研究琅琊王氏特别是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为繁荣发展中华文化服务；三是深入研究琅琊王氏的商文化和诚信品德，为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商贸物流城服务；四是深入研究琅琊王氏形成、迁徙、发展的脉络，为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服务；五是深入研究琅琊王氏的为官从政之道，以吏为鉴，教育后人；六是深入研究琅琊王氏的开拓创新精神。琅琊王氏在西晋末年大举渡江南下，特别是唐末开发福建、建立闽国，表现出独特的开拓精神。凭着这种精神，琅琊王氏族人今天已遍布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成就了一番事业。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去研究、去学习。
3.加强交流与协作，推动琅琊王文化研究再上新台阶。目前，在琅琊王文化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专家学者，遍布于全国各地、社会各界，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者，大家各有所长、各有建树。琅琊王文化研究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社团组织，通过组织开展学术研讨和交流等活动，广泛联络海内外从事琅琊王文化研究的团体和组织，加强交流与合作；科学制定近期和长远的研究规划，列出重点研究课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根据各地的研究专长，推举公认的学者为学术带头人，有计划、分阶段地实施；按科研规律办事，强化规划意识和整体意识，积聚力量、整合资源，扩大优势。
三、临沂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规划布局
琅琊王氏的发祥地——孝友村，座落在临沂市新城区，离市行政中心不到5公里，位于正在建设中的高铁片区的核心位置。孝友村前就是王祥“卧冰求鲤”的孝河，风景优美，既有闹市的繁华，又有田野的幽静。宗亲文化小镇的主体将沿孝河两岸建设。靠河建设两条文化长廊，以书画艺术的展示、经营为主。长廊外侧是王氏各宗、支祠堂，分别展示王氏各宗、支、家族不同的文化、名人和成就。祠堂再外侧则是与祠堂配套的王氏会馆，便于王氏族人聚会交流。在主体区建设高端接待中心，既为大型王氏宗亲活动提供场所，又为平时的游客提供服务。围绕主体建筑，布局一中心、六园区。
1、书画文化展示中心
琅琊王氏家传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书画文化。王家不仅产生了书圣王羲之为代表的一大批书法家，而且产生了一些颇有成就画家，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琅琊王氏家族具有书画传家的优良传统。王羲之的父辈之中，能书善画者不乏其人，从伯王导、父亲王旷都是书法高手；叔父王廙号称“江东书、画第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深得家传，少即爱书法，工于草、隶，为王羲之诸子中书法优秀者；王羲之第七子献之，书法兼精诸体，尤以行草著称。他在继承张芝和父亲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改变了当时的“古拙”书风，有“破体”之称。草书“一气连贯，气势奔放”、字画秀媚，妙绝时伦，名声一度超过其父；王导之孙、东晋大臣王珣，是出名的书法家。他自幼酷爱书法，其所书《伯远帖》是东晋书法家至今仅存的手迹，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王献之的《中秋帖》被清乾隆皇帝并称“三希帖”而珍藏之。从他祖父王导、父亲王洽，到他这一代，三世皆以书法著称，号称“书法世家”。王珣本人被誉为“草圣”。《宣和画谱》说：“珣三世以能书称，家范世学，珣之草圣，迹有传焉。”王珣有5子：王弘、王虞、王柳、王孺、王昙首，都是有名的书法家，在南朝宋时“并有高名”（《宣和画谱》语）。可见王氏家族在书法艺术上的家学渊源之深；东晋大臣王珉乃王珣胞弟，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声在其兄之右。时人有“法护（王珣小字）非不佳，僧弥（王珉小字）难为兄”之语。他后来代王献之为中书令，世称王献之为“大令”，王珉为“小令”；王羲之四世孙王僧虔，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后，书法史上的又一高峰。他继承家传祖法，尤工正、行书。曾与齐高帝萧道成论书曰：“臣书臣中第一，险下书帝中第一。” 梁武帝萧衍评其书曰：“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骨气。”其书不仅为当时所推崇，且影响唐宋书家；梁大臣王志善书草隶，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常称王志为“书圣”；王志弟王彬仕齐至吏部尚书，“习篆隶，与志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南朝齐梁间诗人王籍，“尤工草书”、“笔势遒放”，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画家之中的佼佼者有南朝宋文学家兼画论家王微，“少好学，善著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等”。他留下的《叙画》5篇，是中国美术史上较为重要的书画理论著作；南朝齐大臣王亮，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集文学之士为士林馆，“使工图画其象，亮亦预焉”。王氏家族的书画文化氛围之浓厚，书法成就之高，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家族都无法相比的。
2、孝悌文化展示园区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文化占有重要地位，汉魏时期是孝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琅琊乃齐鲁之地、礼仪之邦，向有孝敬父母老人，友善兄弟亲邻的民风。1999年版《辞海》所载古代“二十四孝”中，属现在临沂市辖区内的就有郊子、曾参、闵损、仲由、老莱子、王祥、王褒等7人，占总数的近30%，而琅琊王氏家族就有王祥、王褒2人。这是全国任何地区（市）和家族都无可比拟的。生于东汉末，历仕汉、魏、晋的王祥是“二十四孝”中最出名的孝子，其侍奉继母至诚至孝的精神感天动地；“卧冰求鲤”、“风雨守柰”的故事至今流传不衰。王祥以侍亲至孝而显，不仅把“扬名显亲”作为“孝”的最高境界，而且带头启发子弟走出家庭求取“功名”，把孝亲与忠君结合起来。其异母弟王览友爱兄长的故事也成为千古佳话。
3.经世文化展示园区
积极入世，治国安邦，簪缨相继，风流不绝，可以说是王氏家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经世治国文化。在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中，地位最为显赫，持续最为长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该家族。据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统计，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任五品以上官职者达161人，占同期全国同级官员总数的9.1%。如此众多的人入世从政，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家族。一方面说明，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决定了名门望族的成员踏入仕途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琅琊王氏前人开创的积极入世、经国治世的传统家风依然延续着。西晋重臣王祥，出任徐州别驾后治理有方，使“州界清净，政化大行”。后任温县（今属河南省）令，累迁大司农。魏高贵乡公曹髦时，他因参与定策有功，被封为关内侯，拜光禄勋，转任司隶校尉，后为司空、太尉。晋代魏后，拜太保，晋封为睢陵公。其弟王览在他仕进之后，亦应本郡征召入世为官，后迁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晚年被委为正卿，以太中大夫归老。由于王祥、王览兄弟和族弟王雄的积极入世，不仅开创了琅琊王氏家族的经世文化，而且奠定了琅琊王氏在门阀制度形成时获得高门望族的地位和世代“簪缨相继，风流不绝”的局面。东晋开国大臣王导，是王氏家族中有才干的政治家。琅琊王司马睿采纳王导等人的建议出镇建邺，得以称帝建立东晋王朝，对王导特别倚重。他任王导为丞相，称帝时邀王导和他同坐，受百官朝拜；王导从兄王敦也是积极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人，并握重兵屯武昌以拒北方异族南侵。所以时人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南朝宋、齐大臣王俭，一直受到特别重用，最多时身兼十数个职务。主要因为他德才兼备，敢作敢为，敢争敢谏，曾谏止宋明帝、齐高帝的多次不正当的工程营建；南朝梁大臣王泰“通和温雅，人不见其喜愠之色”，“居职有能名”。他任吏部郎选官时，一改东晋以来所选“少能称职”的局面，他对求职者按先后能力用补，不因出身贵贱或说情改变主意，“天下称平”；南朝梁、陈时大臣王冲，自梁入陈，仕几代皇帝，均有政绩。他精通法令，陈朝新建，全部法令均由他主持制定，陈朝开国皇帝陈霸先“尊其为长”。文帝陈蒨更加尊重，常随帝到公府宴会，赏赐有加。“贵游之中，声名籍甚”。应该指出，两晋南北朝是政权更替、皇位易人最为频繁的时期，能在这种政治风云变幻中保持住权位，本身就需要高超的洞察、判断能力。王氏子弟能够审时度势，与时推迁的应变态度，是琅琊王氏家族文化的重要侧面。
4.名士文化展示园区
曾几何时，伴随着封建门阀制度的出现，魏晋之间“清流名士”之风悄然兴起。琅琊王氏家族早期的王戎、王衍既是当时“名士”的代表人物，更是王氏家族“名士文化”的开拓者。王戎“幼时颖悟，神采秀彻”，15岁即名播京师，与比他大20岁的阮籍论交，为名士裴楷所重。其父在凉州任上病逝，故旧属吏馈赠数百万，王戎辞而不受，“声名日高”，他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等友善，常“宴集于竹林之下”，世称“竹林七贤”；王衍为西晋重臣，少为山涛、羊祜赏识。以后十数代王氏子孙以“名士风流”著称者不乏其人。东晋大臣王敦“学通《左传》，喜好清谈，自命清高，口不言财利”，颇有君子之风；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爱竹成癖，他身为黄门侍郎，却经常“衣冠不整，蓬首散发”，不问府中之事。谁家有好竹，他必去观赏，自称“不可一日无此君”；东晋、南朝宋大臣王裕之，“少有清高”，性情恬静，喜欢山水。晚年辞官归隐会稽，朝廷“屡征不受”。“所居舍亭山，林涧环周，备登临之美”。时人称他为“王东山”；南朝宋大臣王球“行疏淡，甚清高”。史载他“简贵，素不交游。宴席虚静，门无异客”。他居选官用人之职，却从不接待求官来访的人。别人为求官而写来的信，他连看都不愿看。但他主持吏部用人却“铨衡有序，朝野称之”。是个名士治国的典型；南朝宋时著名隐士王弘之，辞官“依岩筑室”而居。他在上虞县一处名叫“三石头”的地方垂钓，路人问他卖不卖鱼？他答：“亦自不得，得自不卖”。下午回家时路过亲友家，便将所钓之鱼，每家放几条，从不独食。其事入《宋书·隐逸传》；南朝宋、齐间大臣王瓒之，官至五兵尚书，未曾结交一个朝贵，江湛说他是“朝隐”（即朝廷上的隐士）；其子王秀之，官至都官尚书，从不与朝中权贵“款接”，由于他耿介有“清名”，时人称其“三世不事权贵”；南朝齐官员王僧祐“雅好博古，善老庄。不尚繁华，工草隶，善鼓琴”。但他自始至终“独立不交当世”，被齐武帝萧道成称为“朝中隐士”；南朝梁官员王锡，“幼而警悟”，学习专心致志。由于用功造成右眼失明，仍“精力不倦”。“虽童稚之中，一无所好”。12岁即为国子生，14岁即举清茂，名扬南北。21岁时北魏使者刘善明到梁，指名要见他和张瓒。中书舍人朱异设宴相会。“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酬对，无所稽疑”。刘善明折服，对朱异说：“一日见二贤，实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为国？”后王锡称疾辞职，“谢遣胥徒，拒绝宾客，掩扉覃思，室宇肃然”地研究起学问来。又是一种名士风格。
5.清廉文化体验园区
琅琊王氏家族文化中的清廉家风，形成已久，陈陈相因，是一个不小的亮点，却未被史家重视。早在西汉时期的王吉和子王骏、孙王崇三代，“世名清廉”，不蓄余财，“虽赐不受”，居官时“不蓄余财”，“无金银锦绣之物”。“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魏晋时期的王祥，位居人臣之最，却“家无宅宇”。他临终前，遗嘱丧事从简。送葬时，除朝廷指定的监臣和亲戚外，门无杂吊之宾；王戎、王衍，位列三公，聚敛钱财的机会随处皆是，他们毫不动心，任凭别人拿走，自己一丝不取；东晋的王导和南朝齐、梁间的王俭等官居一品，功盖朝野，却“仓无储谷，衣不重帛，简素寡欲，家无遗财”；南朝宋良吏王镇之“在官清沽，妻子无以自给”。宋武帝刘裕选授他为广州刺史，让他改变历任广刺史多贪赃枉法的坏风气。他到任后“不受俸禄，肃然无所营”。去官之日所带衣物与来时无异；东晋、南朝宋大臣王弘廉洁自守，史有定评。其父死后，他将父亲当年借给别人财物的帐册一火焚之，统统不再索要。父亲留下的家业，他“悉委诸弟”，自己一丝不取。他身为两朝重臣，却“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东晋、南朝宋大臣王昙首，公私分明，操守廉洁。他自己“手不持金玉”，令家中“妇女不得为饰玩”；东晋、南朝宋大臣王华操守亦很可嘉。他“以父存亡不测，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余年，为时人所称”。他从来不参加同事们举办的宴会，终身不饮酒；南朝宋大臣王球，“自非傣禄所及，一毫不受于人”。兄弟分家时，他不要任何财物，“只取图书而已”；南朝宋大臣王琨，反对铺张，注重节俭。在任度支尚书掌管财政时，有人建议朝廷增加祭祀社稷的神位，他认为是铺张浪费，“不为屈时”，不准增加。他自己十分节俭，请人吃饭“设酒不过两碗”，且以“盐豉姜蒜”等为下酒菜，从不铺张。他为地方官时“皆以廉约著称”；南朝宋大臣王惠，继承王氏家风“清高不群”。他不攀权贵，生性疏散，不喜财货。任吏部尚书时，从不接待来访者。任职几年，“印封如初”，一个官也没任命。在当时员外、郎、丞多如牛毛的情况下，这不啻是一个清廉吏治的好办法；南朝宋、齐间尚书左仆射王延之“清贫，居宇穿漏”。最后是宋明帝下令给他盖了3间房子居住。他依然“居身简素，清净寡欲”。不论在朝为官，还是出镇地方，“凡所经历，务存不扰”，“傣禄之外，一无所取”。琅琊王氏这种清廉持家、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成为王氏家族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6.儒玄文化展示园区
学术界对琅琊王氏家族儒玄结合，儒、道、释兼而用之的思想传统，看法是比较一致的。但琅琊王氏家族这种多元并蓄的思想文化，是在以儒学为核心的前提下，兼融其他学术。王衍身为西晋重臣，是苦读经书成人的，但他却喜谈老、庄义理。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他妙善玄言，加上位高而有名望，朝野赞其为“一世龙门”；北魏大臣、王导之后王肃就是王家的大儒。他自幼聪辩，涉猎经史。自谓“《礼》、《易》为长，但未能通达大义”。他投北魏后，深得孝文帝倚重。首先让他主持制定北魏官制，并颁布实行。接着，北魏“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他本人恪守儒家礼仪，“善于抚接，治有声称”。魏孝文帝元宏死时遗诏以他为尚书令，位居宰辅。他死时魏世宗元恪亲自为其举哀；仕宋、齐3个皇帝的王俭，在释、道大兴的情况下，致力于复兴儒学，使当时的士林风气为之改变。他不顾政务繁忙，亲自为士林馆的学生讲经，来听讲者“宾客满座”。学生听讲后“仪容整齐”，一时“朝野慕之”、“儒教于此大兴”。有的学者称王氏家族“以礼（儒）为基，玄（道）表儒里”是有道理的。一个人身兼儒、道，儒、佛思想，甚至其他学术思想，似乎很奇怪。但在王氏家族成员身上却结合得相当完美。以王羲之为例，他为官时以儒家的礼来要求自己，处理政务，安邦理民。这样做完全符合自西汉以来形成的以儒家礼学作为统治阶级主导思想的要求。但他喜欢道家理论，在玄学盛行的东晋，他到晚年对玄学达到迷恋的程度。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氏家族的儒玄并重各有各的用处：为官治世时，崇儒尚礼；为人处世时则尚“无”谈玄。既不失为官之道，也与时俗风气相合。值得指出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寺院相连，上至皇帝，下到百姓，笃信佛教蔚成风气。北魏末年，北朝有佛寺3万多所，僧尼200余万。南朝仅首都建康即有佛寺700多所。梁武帝对佛教迷恋到不能自拔的程度，连皇帝都不想做了，曾3次舍身同泰寺，出家为僧。在这种风气中，王氏家族成员自然也不能例外，信奉佛教，以佛教义理来指导行动也在所难免。东晋大臣王珉，自幼即习诵佛经。一次，他听外国沙门提婆讲《毗昙经》，未完，他便已解悟，遂到另一屋内对沙门法纲等数人讲此经。众僧甚为惊奇；梁、陈间的大臣王固，“清处寡欲，崇信佛教”，昼诵佛经，夜则坐禅，生母死后，终身蔬食。他任太常卿出使西魏时，曾禁止杀羊。所上鱼菜，他“一鳞不获”。这种一个家族儒、玄、释等多家学术思想兼容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7、学养文化教育园区
琅琊王氏子弟，虽然多数靠门阀制度的保护而入世做官，但就其大多数而言，却不是庸碌之辈，身居高位并非“尸位素餐”。其原因即在于王氏家族深厚的学养文化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材，许多人不仅为官有能名，而且在文学、史学等方面亦有独到的创造。东晋尚书令王彪之“博学多识，练悉朝仪”，对江左旧事十分熟悉，并随时记之，“缄之青箱”储存，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王氏青箱学”既是琅琊王氏历代为官者研究国家典章制度，使族中子弟更好地入世为官的独创家学，也是详细记载朝廷典章、礼仪制度、文物掌故的重要文献。它从家学实用出发，保存了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受到历代所重视。史学方面造诣较深的是东晋、宋的大臣王韶之，他是王廙的曾孙，撰写《晋安帝阳秋》时，不但善于叙事，立论准确又富文采，且忠于史实、不徇私情。他一生多所著述，有文集传世，并作《孝经》3卷；南朝宋、齐间的王逡之，曾参与撰写《齐国议礼》，自己撰写《世行》5卷传世。他任国子博士兼著作郎时，撰成《永明起居注》（即齐武帝的日常生活记录）。他一生博学，老死仍“手不释卷”；南朝齐文史学家王珪之，“籍素为甚，依儒习性”。负责编篡历代分职之书时，“凡在坟策，必尽详究。是以等级掌司，咸加编录”。历经几年，撰成《齐职仪》一书初稿，凡50卷。文学方面更是群星灿烂。南齐宰相王俭就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目录学家，“自幼及长，述作不倦”。他依宋刘歆的《七略》体制，撰成《七志》40篇。其《图谱志》突破了刘歆收书不收图的旧例。该书和他撰写的《宋元徽四部书目》，是我国目录学的早期重要著作；其玄孙、历仕南朝梁和北朝周的大臣王褒是北朝成就较大的作家之一。他原属南朝宫廷诗人，深受梁武帝的赏识。公元554年，西魏攻破江陵，他被俘入长安，亦深受器重。周武帝曾作《象经》，让王褒加注。他引据精当，注问妥切，受到武帝称赞。王褒参加北周议定朝中大事，起草重要诏册，他对北周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保留下来的40余首诗，多是到北周后所作。主要抒发羁旅之情、故国之思和边塞之苦，风格与在南朝时的作品迥异，显得雄健有力；南朝宋大臣王僧达，乃东晋开国宰相王导玄孙，他能诗擅文，著述颇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僧达著有文集10卷。今存的《祭颜光禄文》，写得如泣如诉，感情真挚。清人许槤在《六朝文絜》中评论该文“冲淡中有真味”，“追感怆凄，错落尽致，绝无枝蔓之笔，故佳。”评价相当高；南朝齐文学家王智深，齐武帝萧颐命他撰《宋记》，作为沈约撰《宋书》的补充。他赤贫如洗，忍饥受难写成《宋记》30卷；南朝齐大臣王融，才思敏捷，文笔甚佳，“有所造作，援笔可待”，为“竞陵八友”之一。今存诗80余首、文50余篇；南朝齐大臣王绪，16岁所作《芍药赋》即名噪一时。及长“清静好学，名声大振”，受到当时文坛盟主沈约的多次称赞。他一生著述颇多。曾受命撰《中书表奏》30卷，集有他自任太子洗马至临海太守期间共100卷文集行于世。他酷爱读书和抄书，自齐建武二年（495年）至梁大同六年（540年）45年间，坚持“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可谓千古一人！南朝梁大臣王训“幼聪警，有识量”，被人称为“奇童”。及长，官至侍中，是当时知名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艳美，被青年一代推为领袖。其诗属浮糜淫艳的“齐梁体”，善写闺中情绪。可惜只活了26岁，作品也没有流传下来。
四、临沂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规划项目运作思路
1.高标准做好规划设计。为确保将“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建成经得历史检验的“当代精品，未来遗产”。将聘请国内一流旅游地产规划、景观设计、室内场景设计、灯光设计等设计团队做好整体规划。同时，还将聘请历史学者、文化学者（含儒、释、道学者）、古建筑学者、国内顶尖园林设计师组成专家顾问团队，确保项目规划严格实施，并充分体现项目特色和功能定位。
2.是精细化做好项目运营管理。成立以王氏宗亲中的企业家为核心的管理团队，以本地化为主，通过标准化培训成立运营团队。项目分三期启动，滚动开发，通过精致施工，精细管理，精心运营，力争建成国内最具特色的国际“王氏宗亲文化特色小镇”，为临沂打造一张崭新的旅游名片。 项目运营坚持以短养长，长短结合。
3.扎实做好产业培育。规划中的小镇将重点培育旅游、文化、教育等服务业做大做强，同时，根据小镇未来发展需求，还将引入现代科技、金融产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增强特色小镇发展的内生动力，确保产业均衡协调、相互促进。
（作者系中共临沂市委政策研究室干部）
相关文章
最新推荐
王世杰鲍辉·在临沂建
临沂历史悠久，曾是古琅琊郡府所在地，建城已有2500年的历史。在 [详细内容]
- · 王世杰鲍辉·在临沂建设世界王氏宗亲文化小
- · 社保费率明起下调 年内为企业减负超3000亿
- · 王金镭·世界瓷都的闽王“大使公”信仰考
- · 十大元帅是怎样到达陕甘宁的？
- · 央行将发行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不再包含
- · 著名画家王一水：最美妈妈，大爱人生
- · 大爱绘人生 ------专访著名画家王一水
- · 白先勇：我恨张爱玲没有读懂《红楼梦》后四
- · 五一出行预测：广州、北京、苏州最热门
- · 老年黄斑变性可以自我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