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王大会论文：王超·王渔洋《手镜》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本文结合大量文献资料，从认识《手镜》、《手镜》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手镜》的现实意义、致敬《手镜》四个方面，论述了王渔洋《手镜》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王渔洋不仅仅是主盟清初文坛的“一代诗宗”，还是官至刑部尚书的清廷显宦。在长达45年的仕宦生涯中，他洁己爱民，宽政慎行，堪称封建社会传统士大夫品格的典范。王渔洋的立身之本、为官之道、处世之基集中体现在所著《手镜》中。《手镜》是他写给儿子王启汸的家书，虽然只有3000余字，却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代诗宗和一位身后有着良好政声的古代官吏，王渔洋具备的品质不仅在古代有其价值，在今天和未来也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实为弥足珍贵的廉政文化资源。
一、认识《手镜》
《手镜》本是一封家书——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全文3009字。
这是一封特殊的家书。通篇由为政箴言组成。
家书修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十二日。修书者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济南府新城县（今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人，时任户部左侍郎。收信人王启汸，王士禛三子，字思远，一字全道，别号昆仑山人，时任顺德府唐山县（今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县令。
明朝末年，王士禛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26岁选授江南扬州府推官（27岁正式上任），32岁调任京官。此后近40年间，历任主事、员外郎、侍读、少詹事、副都御史、左都御史等，以刑部尚书致仕。
王士禛于动乱的顺治年代长大，在稳定的康熙盛世展露才华，一生文政兼从，集诗人、学者、名臣于一身。为文，他笔耕不缀，留下《带经堂全集》《带经堂诗话》《池北偶谈》等浩繁的诗文著述，标举神韵诗说，主盟诗坛半个世纪，获誉“一代诗宗”，将新城王氏文学群体在文坛的影响推向极致；为官，他宽政慎行、勤谨职守，洁己爱民，修身立己，堪称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和高官衙吏的楷模。这些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瑰宝和精神财富。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王启汸奉旨出任顺德府唐山县县令。当时的唐山土瘠民贫，百废待兴。对于儿子由一介书生获此任命，王士禛心情委实不安。他最担心的莫过于儿子能不能当好这个县令，成为一个“清慎勤”的好官。多年的仕宦经历使他清楚，“盖州县令长与民最近，设施当则民食其利，不当则民受其害，捷若影响，居此官者，可勿兢兢慎之与？”于是，他想到结合自己的为官实践总结一些行为准则，亲自写给儿子，让其当作随时捧在手里的“一面镜子”，警示自己如何立身、为官、处世。
七个月后，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时年65岁、在户部左侍郎任上的王士禛于京城官邸完成写给儿子的《手镜》。
《手镜》由50条为政箴言组成，中心思想是教育儿子审慎行事、洁己爱民。正如作者自序所言：“俾朝夕置座右，披玩而从事焉。汸能守而勿替，纵不敢遽拟古之循良，其亦可无陨越也夫。”这50条教诲，是一个正直、仁慈而不失严厉的父亲要求儿子恪守为官准则的刻意交代；又何尝不是王士禛本人为官数十年来立身处世之本的一次不经意总结呢？作为显宦的王士禛不仅自己洁身自好，而且以同样标尺要求初入仕途的儿子，确实可敬可佩。
二、《手镜》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
品读《手镜》，作者“清慎勤”的仕宦思想跃然纸上，弥足珍贵。这封家书蕴含着中华文化传统的诸多精髓，总结梳理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清廉自守。 “为政之要，曰公与清。”古往今来，民众评价为官者往往将清廉公正作为主要标尺。在王士禛心目中，为官做到清廉公正，首要的是管得住自己。在《手镜》中，他有多条手迹告诫儿子严于自律。如：
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见上司，处同寅，接待绅士皆然；稍有任性，便谓以门第傲人。时时事事须存此意。做官自己脚跟须正，恃门第不得。
日用节俭，可以成廉。而下人衣食，亦须照管，令其无缺。
日用米、肉、薪、蔬、草、豆之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
朔望行香及有朝廷大典礼、拜牌等事，须早起，恭敬侍事。
春秋课农，须身亲劝谕鼓舞之。尤须减驺从，自备饮食，令民间不惊扰。
宴会当早赴早散，不可夜饮。
王士禛的从政实践凝结着清廉公正的思想，以此教育和引导儿子，他是有所依据，也是问心无愧的。扬州推官是他入仕后的第一个职务。推官为清廷在各府设置的执掌勘问刑狱的官职，因位重权显，是否清廉公正，直接关系民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王士禛任扬州推官5年（其自称4年，属计算的时间断限不同），卸任时“身无长物”，留下的是清廉、爱民的政声。清代康乾盛世，扬州成为全世界十大城市之一，仅盐课一项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在淮左名都，这位年轻推官经受着包括权、钱在内的严峻考验。他厌恶官场索贿受贿、贪污敲诈的陋习，从不借办案之机勒索百姓，接受贿赂，也从不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由于俸禄有限，王士禛一家（父母妻儿随他生活在任职地）生活简朴，“日食蔬菜一二器，不妄费公家一钱”。友人许天玉自扬州北上向王士禛借路费，因家中“适无一钱”，他只好将夫人腕上的手镯赠之。王士禛后来在《悼亡诗》里忆及此事：“千里穷交脱赠心，芜城春雨夜沉沉。一官长物吾何有？却捐闺中缠臂金。”从扬州推官卸任，他“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箧”。“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的诗句抒发了他为做到清廉自守而欣慰的情怀。 王士禛正直、清廉、爱民的品格，在调任京官后依然保持。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任户部右侍郎，主要掌管制造铜钱的宝泉局，督理钱法。宝泉局自明代就有陋弊，每一批新铸钱币发行前，必先向各部呈送“样钱”。多数官员认为这是正当收入，不算受贿。一些不在呈送“样钱”范围的官员，也巧施计谋或利用各种关系索要。王士禛对此极为反感，坚决革除了这一陋弊。他任职期间，未接受过一文所谓“样钱”，也未派任何人到宝泉局索要过任何钱物，可谓一尘不染，近墨而不黑。康熙三十四年（1695），康熙帝为征伐噶尔丹部，决定以“捐纳授官”的办法筹集战备资金，并宣喻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抚推选引荐。户部许多官员乘机向买官者索贿，“多相缘为奸利”。在这种情形下，身为户部左侍郎的王士禛可谓近水楼台，但他一无所欲，并告诫具体操办此事的官员不要把此类申办公文呈送到自己面前。他自己绝不染指，甚至不愿听到或看到这样的事。康熙推行捐纳制度，固然与当时内忧外患、国家财政匮乏有关，但这与他澄清吏治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表露出王士禛对“捐纳授官”弊端的无奈，表明了他不与行贿受贿的官员同流合污的决心。
担任刑部尚书期间，王士禛为平民主持公道，平反过许多冤案。清初，一些官僚机构往往借故拖延结案时间，增加审判程序，以便收受贿赂，营私舞弊，由此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为了做到矜慎刑狱，每次审理之前，王士禛都要深入研究案情，反复剖析，常至夜半。康熙三十九年（1700）五月，王士禛理案时，发现无罪的京师城北市民徐起龙等二人锒铛入狱，有罪的曹氏、辛二两人却逍遥法外，“山人大怒，碎其牍掷地诘满汉司官：汝曹畏势乎？徇情乎？抑纳贿乎？如此爰书，乃敢诳我，天地神明其可欺乎？”王士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官场畏势、循情、纳贿三大弊端。他命令释放徐起龙等二人，并抓来曹氏、辛二审问。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京城民众听到这样的结果，无不拍手称快。详析案情，秉公执法，体现了王士禛伸张正义的责任感和清官情结。
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士禛从刑部尚书任上罢官返乡时，“遂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以至“送者填塞街巷，莫不攀辕泣下。”吏部侍郎赵玉峰这样评价他：“公为户部侍郎七年，屏绝货贿，不名一钱，夫人而知之。至为御史大夫，清风亮节，坐镇雅俗，不立门户，不急弹劾，务以忠厚淳大，培养元气，真朝廷大臣也，抑亦今日药石也。”
其二，民生为本。 王士禛的妹婿向他请教为官之道时，他这样回答：“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将“民”与统治者心目中的“国”提到同等高度，且把“民”置于首位，将对“民”负责当作从政的出发点，足见“民”在他心中的位置。此后，“不负民”成为王士禛为官的基本立场。这在《手镜》中体现得十分真切：
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不可如山左向年以报灾为讳，贻民间之害。
催征钱粮各省不同，要以便民为主……比粮不可用刑太重，此事最系官声，慎之。
加派一事最碍官声，最为民害。如地方有大役，必出于地丁正项之外者，必有院、道、府通行明文，看别州县如何行、本县往年遇此等大役如何行，与邻封同寅、本县绅衿详酌尽善，禀命于府，然后行之。断断不可一毫染指，切嘱，切嘱！
必实实有真诚与民同休戚之意，民未有不感动者，不恃智术驾驭。
在王士禛心目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最需要为官者体贴、作主、庇护；作为一名官吏，对百姓有益的事要尽力去做，对百姓有害的事要坚决不做，必须时时真心实意地与百姓同欢乐、共忧愁。
扬州琼花，天下独绝。王士禛到任前，这里每年4月前后举办“琼花观迎春会”。对此集会活动，当地民间怨声载道。活动开始，彩扮的歌妓骑马在前，引导府僚官轿穿行街市，兴师动众，甚是招摇。仪式毕，官僚聚宴狂饮，歌妓助兴。整个活动所耗资财由当地百姓均摊。新任扬州推官王士禛调查发现，所谓“迎春会”其实是官僚们借以享乐的一种名头，有的甚至借机谋奸取利，民怨极大。当时的扬州积欠国税数万两，依然举办这样劳民伤财的无聊集会，让富有正义感和民本情怀的王士禛十分震惊。他向知府雷应元坦诚进谏，提出罢黜一年一度的“琼花观迎春会”，以正官风，终被采纳。此举不仅革除了陈弊陋习，也杜绝了当地官员借以搜刮民财的歪门邪道，维护了民众利益。
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较为棘手。因无力偿还积欠的二万余两税银，扬州盐商入狱者众，有的被施以重刑。此案旷日持久，情况复杂，不得了结。王士禛接案后，经实地调查，了解到被拘押的当事者多系受株连。他果断下令立即停止用刑，并以自己的官职作保将这批犯人释放出狱，然后多方募捐代为偿还税银，最终顺利处结这一积案。对此类案件，一般官员要么拖延不问，要么借机勒索，而王士禛冒着被罢官的风险，作出妥善处置，其胆识和勇气的确令人钦佩。
不管是罢黜劳民伤财的扬州“琼花观迎春会”陋习，还是审结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抑或尽己所能接济贫困，王士禛都以为平民排忧解患为目的，用今天的话说，他感情的砝码总是倾向于民。
将民众装在心里的官吏，民众往往将其铭记在心，口口相传。明遗民如皋人冒襄曾对王士禛扬州五年的政绩作了精当总结：“公实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并举出他治扬期间“抚绥有方，慈惠倍至”，“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愧官贫无以为长者寿”等事迹。王士禛离开扬州后，当地百姓兴建“三贤祠”，将他与历史上同在扬州为官的欧阳修、苏轼一起塑像纪念。郑燮（板桥）为扬州三贤祠作了这样一幅楹联：“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对三位先贤留下的风格余韵给予热情褒扬。
作为一位显要的封建大僚，王士禛体贴民情，关注民生，不仅体现在自身的作为上，而且体现在敢于为民请命的胆识和勇气上。康熙四十二年（1703）七月，皇帝召见王士禛及大理寺卿李斯议等人，询问山东水灾情形。王士禛如实奏告：“今年之灾非比去年，去年被水不过十余州县，今年则六郡无不被水……今旧谷已尽，新谷绝望。民间所苦，在于无米。”王士禛的具实奏请，引起康熙帝重视。当年八月十一日，“渔洋等奉旨截留漕米，往赈山东饥民。”山东赋税得免，灾情得救。这与王士禛在《手镜》中“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不可如山左向年以报灾为讳，贻民间之害。”的告诫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宽政慎行。 从初仕的扬州推官，到后来在户部、礼部、吏部、翰林院、都察院等中央部门任职，直至担任刑部尚书，成为朝廷重臣，王士禛的官职在变、权力在变，不变的是对“清慎勤”为官准则的坚守。《手镜》中关于宽政慎行、勤谨职守的告诫，既是他对儿子的殷切嘱托，也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句句入情入理，发人深省：
有司衙门严内外之防，是第一要紧之事。家人勿令出外。
每日坐堂须早，早起用粥及姜汤御寒气。午堂亦须饭，然后出。惟不可多用酒，酒后比粮审刑，尤断断不可。慎之，慎之！
做有司官须忍耐、耐烦，事至须三思而行，不可急遽，急遽必有错误。
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清慎勤”三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畿辅之地，果为好官，声誉易起；如不努力做好官，亦易滋谤。勉之，勉之!
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病人、醉人不宜轻加朴责。盛怒之下，万不可动刑。
审事务极需公，须参互原告、被告及干证口供，虚实曲直自见。不可先执成见，致下有不得尽之情，或至枉纵。至于盗案，尤要详慎。强之与窃，相去天渊，一出一入，万万不可轻易。 人命最重，极当详慎，务于初招确得真情。尸格不可听仵作妄报，（暑月检尸，须先食辟恶之物）方不致开后来翻案驳窦，亦不致有冤枉。详册中招首数语，谓之“招眼”，更有关系。如“素无仇怨”等语，即系斗殴杀；如“夙有仇恨，遂动杀机”等语，即系谋故杀。斗殴矜释者多，谋故遇赦不赦，轻重判若天渊，故招眼数语最当详慎。
“一切倍要谨慎检点”“每日坐堂须早”“事至须三思而行”“勿用重刑，勿滥刑”“人命最重，极当详慎”等嘱托，具体生动，情真意切，意味深长，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备感亲切，备受启发，备获教益。
学高为师，身正是范。“学高”方面，王士禛作为诗坛圭臬，为大江南北文人所仰慕，是不争的事实；“身正”方面，王士禛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良好品行和人格魅力感染、教育、影响后代。也就是说，他要求和希望儿子做到的，他自己已经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
王士禛多次上奏朝廷放宽执法的尺度，尽量缓和统治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其《自撰年谱》载，他调刑部不久，经反复斟酌，并借鉴前任经验，拟定了若干放宽执法尺度的条例，最终获得批准颁行天下。此后，这方面的法规变得更加宽松、简约。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十九日（前一天即三月十八日为万寿节，大赦天下）王士禛“赴畅春苑，启奏刑部释放囚犯800余人，是日请旨，御批又减等21人。”
任扬州推官期间，王士禛断谳（即为犯人定罪）要接受刑部审议和批准，如果出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差错，都要被追究责任。王士禛审理案件时，坚持公正严谨，宽宏大度，不畏强权，不循私枉法，“每论谳，必多方以生”。特别是在审理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以及所谓“通海大案”时，他冒着风险，做好了被罢官或降级的准备。这正应了其母孙夫人对他的鼓励：“人命关天，你只要存心公道和宽恕，升官和降职就不用多去想它”。
作为刑部大臣，在量刑方面，王士禛一贯主张宽大，特别是对死刑的定审强调务必慎重行事。经过他的审定，“改正全活者甚众”。清代，经主管部门判处的大案死刑，要经过九卿评议。在多数官员心目中，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而王士禛参与评判，“不敢缄口”，“侃侃言之”。《居易录》记载，经他据理力争，得以改变原判，公正处理的大案，就有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等数十起。
其四，重学崇儒。 作为知名学者，重学崇儒是王士禛一生坚守的人文品格。这一思想在《手镜》亦有体现。
文庙当加意修葺，严其启闭，洁其洒扫，严禁兵丁、衙役、闲杂人等赌博饮酒于其中。时时嘱广文先生查之。
义学多有名无实，宜实实举行之。
政有闲暇，令广文选生员美秀而文者，为文会作养之。
学院少司马李公，素讲理学，孤峭立崖岸，礼遇或优，断不可有片纸竿牍。
待绅衿须各尽礼貌。生员闭户读书、绩学能文者，当爱敬作养之。惟出入衙门扛帮词讼者，不在此例。（生员不可责，有过语广文可也。）
待广文、捕衙、防守将官皆要和睦。
无论是在世时的地位，还是身后的影响，王士禛均可谓清初诗坛的中心人物。“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无远近贵贱，识公之面，闻公之名者，莫不尊之以为泰山北斗。”“著籍称门弟子者，不下数千人。”当时，有所谓的“清初六大家”，即“南施（闰章）北宋（琬）”“南朱（彝尊）北王（士禛）”以及查慎行、赵执信。“六大家”中，王士禛标举“神韵说”，是公认的诗坛盟主。他与“六大家”中另五位诗人的交往，以及与这五位诗人以外的文朋诗友（包括宋荦、吴雯、孔尚任、洪升、蒲松龄等等）的交往，多为文坛佳话。
王士禛品评古今诗人，推举出一些位望不显而不为诗界注目的诗人。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吴伟业曰：“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冒襄曰：“渔洋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王士禛重视民间无名诗人和他们的著作，把所见所闻都随笔记了下来，这从《渔洋诗话》中可以见到。众多的文学后进或布衣诗人得到了他的提携和熏染，一大批诗人经过他的推举为大家所熟知。
王士禛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清宋荦《西坡类稿》中说“士禛书法高秀似晋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缣素求书，辄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问答，书必亲作，其手迹多藏弆之。”其《论书法法则》云：“大字日学五十字，四年而可得七万字。中楷日作百字，三年而可得十万字。凡学者，从此入而心不厌精，手不忘熟，俯焉为之。则取之左右必逢其原，其或超明乘守往唐进晋，亦各其至尔力也，吾无隐乎尔。”存世的《带经堂印谱》（王启汧辑，淄博市图书馆藏）集王士禛印章160方，其中有的为王本人所制。
三、《手镜》的现实意义
其一，崇廉尚洁。纵观王士禛四十五年的仕宦生涯，无论是“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的自我写照诗句，还是对初入仕途的儿子“日用节俭，可以成廉”“日用米、肉、薪、蔬、草、豆之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的谆谆教导；无论是革除宝泉局呈送“样钱”陋弊的气魄，还是“屏绝货贿，不名一钱”的持身之洁，无不体现了他的清廉情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王士禛可谓难得的清官廉吏。作为人民公仆，保持清正廉洁的良好作风和崇高境界，是党的要求，人民的愿望，也是对自身爱护和负责的体现。存史资政，学古鉴今。作为一个生活在300多年前的封建大僚，王士禛廉洁奉公、无私无畏的从政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廉政文化的重要依托，对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具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其二，民本为要。我国古代即有“民为邦本”的思想。把“不负民”置于“不负国”之前，宽政慎行，洁己爱民，是王士禛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从政思想的体现，也是他赢得良好政声的根本原因。关注民生，体贴民情，就要实实在在地考虑民众利益，与民众休戚与共。这一思想在王士禛果断罢黜“琼花观迎春会”、清还盐商积欠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以看出，王士禛的所作所为，都将“民”放在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为了“民”，他可以大胆纳谏革除陋习，甚至冒着罢官的风险处理“积欠税银”等棘手问题，可谓尽职尽责。“地方万一有水旱之灾，即当极力申诤，为民请命；不可如山左向年以报灾为讳，贻民间之害。”“催征钱粮各省不同，要以便民为主……比粮不可用刑太重，此事最系官声，慎之。”王士禛对儿子的这些教导，其实是他自身从政行为的真实写照，凝结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亲民是前提，爱民是基础，为民是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借鉴王士禛等历史先贤以人为本的从政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其三，修身立己。除了“清慎勤”的仕宦作风，王士禛身上还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诸多优良品质。一是博览群书。他一生手不释卷，嗜书如命。《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目》载，“国初新城王阮亭尚书池北书库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且以载书一图更传为美谈。”尽管公务繁忙，王士禛一直没有放弃买书、读书、藏书。据《居易录》记载，王平日除朝会议事、坐衙办公外，其余时间大都用来读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从刑部尚书任上罢官返乡时，“遂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二是勤于著述。王士禛一生笔耕不缀，至老弥笃，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他的主要著作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余话》等计36种，270卷，近300万字。三是奖掖后学。王士禛一生广交文朋诗友，喜好奖掖后进。在扬州期间，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和文人、遗民诗酒唱和，往来酬赠，其中既有钱谦益、吴伟业等文坛巨匠和社会名流，更多的是名位不显、坎坷困顿，处在生活底层的布衣寒士，包括艺人、商贩、僧人等。身份地位的悬殊、生活境遇的高下，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交往。相反，王士禛尊重他们的学识和人品，同情他们的境遇，主动造访，以诗会友，而且给予力所能及的资助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文学家外，王士禛还喜欢与禹之鼎等书画家交友，并从他们当中吸取艺术营养，开阔自己的诗文创作境界。党员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先贤严以修身、立己正人的本色，将“三严三实”作为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四、致敬《手镜》
300多年前那个普通的日子，65岁的王士禛在京城官邸书写完《手镜》时，内心充满了对儿子的关切和期待。“右五十条随忆随书，未有伦次，汝时时玩味遵行，庶几寡过，慎勿忽也。后有忆及者续寄钞入。”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个父亲的大爱。
他或许想不到，这是一封让世人不断提及的书信。它不仅成为新城王氏家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和主要标志，还为后世开展廉政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是的，有好多人通过“绝代销魂”的诗篇和声名远播的“神韵说”认识了一代诗宗王士禛，也有为数不少的人通过《手镜》认识了诗文以外的王士禛。为文，他是中国诗学和诗歌批评的集大成者；为官，他是传统士大夫品格的典范。
面对快节奏和高速度行进中产生的唯利至上、信仰缺失等世态万象，面对党风、政风、家风建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人们不由重新对传统文化精神深入思考和认知。回溯历史、致敬传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优秀文化，建构传统文化精髓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核心气质。
2016年6月1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中国传统中的家规”栏目正式发布《山东桓台王渔洋家族：忠勤报国，洁己爱民》，对以王士禛《手镜》为代表的新城王氏家风作了系统介绍。王士禛《手镜》体现的为政之勤、持身之洁、恤民之慈、用刑之慎等良好品质，不仅是家族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是整个社会宝贵的财富；不仅在古代有其价值，即使在今天和未来，也是我们民族所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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