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王大会论文：王学彪·王祜遗诗考论
王祜，字景叔，大名莘（今山东莘县）人，生于五代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卒于北宋雍熙四年（987年）。作为“三槐堂”的创建者，三槐王氏的真正开山始祖，王祜在北宋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祜不仅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同时还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宋史·王祜传》载：“少笃志词学。”后晋天福年间，不到二十岁的王祜以书见宰相桑淮翰，桑称誉其文“藻丽”，并赞叹曰：“抚顶久叹惜，王杨许为伍。”（王禹偁《五哀诗》其一）王祜一生喜交文士，与状元王嗣宗、古文大家柳开、文坛领袖王禹偁等交游见诸史籍，“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有诗曰：“投篇动范杲，落笔惊王祜。”虽是赞叹文学大家柳开的，但将之与王祜作比照，更说明王祜在当时诗坛、文坛的影响和地位。难怪宋太宗都称赞王祜“文章清节兼著”。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王祜诗文散佚殆尽，如今《全宋诗》只辑录了其遗诗四首和两联残句。但就是这一鳞半爪的文学遗痕，却也能窥知王祜的不凡才情和思想风貌。
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南阳酂诗》：
置酒向南宫，分明将将雄。
指踪为第一，大国赏元戎。
似续惟人杰，危忘尽狗功。
贤哉垂俭德，千古仰清风。
这首诗是写酂侯萧何的。萧何为汉初三杰之首（另二杰为张良、韩信），是刘邦建汉后第一任丞相和相国，因功封为酂侯，封地在南阳之酂，故城在今湖北老河口市，北宋属于襄阳府。王祜曾“徙知襄州”（《宋史·王祜传》），这首诗当作于襄州任上。
此诗高度赞扬了千古贤相萧何的开国功勋及高洁品操。首联是写西汉建立，刘邦在南宫摆宴，论功行赏，殿下将臣，个个雄姿飒爽，功勋卓著。不过，颔联和颈联中，用“指踪”“人杰”“狗功”的典故，写出当年刘邦封萧何为开国第一功臣的情由。此事被详细的记载在《史记·萧相国世家》中：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君臣皆莫敢言。
粗俗的刘邦将萧何比作猎人，而将其他人比作猎狗，虽未免拟于不伦，但却不能说无见。末联，赞扬了萧何身居高位，却崇尚节俭的情操。《史记·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留下了令人千古敬仰的清风。
此诗若以文学价值来判断，自无甚独到之处，但我们似乎不应将其简单的看做应景诗，更应该将其看做是王祜的“言志”之作，是其通过对萧何的歌颂和敬仰，表达自己欲建功立业，齐家治国的雄怀壮志。
王祜生活的年代与萧何所处的时代颇为相似，均属于乱世之秋，但也同样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期。在战争中，王祜与萧何各自发挥了相同的“后勤调度”才能。《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关中既守，转输是赖。”因此，萧何也得到了刘邦的高度赞扬：“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吾不如萧何。”
王祜虽不及萧何功勋卓著，但在“后勤调度”方面同样显示了不凡的才能。据《宋史·王祜传》记载：开宝元年（968）冬，赵匡胤亲征割据山西的北汉，行至潞州（今山西长治）上党城时，先期征调的诸州兵马粮饷齐集于此，一时“车乘塞路”，难以行进。赵匡胤要将转运使治罪，宰相赵普说：“大军刚到就惩办转运使，敌人会认为我们粮草不足而乘机妄动，这对我们不利。不如派个有本事的人去潞州，以加强管理。”赵匡胤采纳了这一建议，经过权衡，决定任命王祜为潞州知州，坐镇上党城调度指挥。王祜果然不负圣命，很快将秩序整顿得有条不紊，使得此次征讨行动自始至终“粮饷无乏，路亦不雍”，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干。然而王祜却没有萧何幸运，班师回朝后，正当“时人望之为相”时，王祜却“以百口明彦卿无罪”而触犯圣意，非但未能拜相，还被调出京师，出知襄州。
于是，到萧何封地任职的王祜，拜瞻遗迹，自然会感慨万端，有所触发。所以这首诗既有对先贤的仰慕，也应有“借古伤己”的抑郁悲愤。
二
王祜的四首遗诗中，三首是赠率子廉（一作连）的，诗曰：
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颠。
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深云三十年。
古星当崖映日间，年年常伴白云闲。
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
心意逍遥物莫知，山中山下识人稀。
想君绝虑离尘土，不是王乔即令威。
三首诗用浅近明快的笔调描述了一位远离尘世、心意逍遥的高士，他隐于高山之上，日与白云为伴，不求世人知晓，恍如神仙中人。不用说，此人便是受诗者率子廉了。
那么，率子廉是谁呢？王祜与率子廉又是什么关系呢？
意想不到的是，大文学家苏轼竟为我们留下了答案：
率子廉，衡山农夫也。愚朴不逊，众谓之率牛。晚隶南岳观为道士。观西南七里，有紫虚阁，故魏夫人坛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乐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见其所为。然颇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间，虽大风雨至不知，虎狼过其前，亦莫害也。
故礼部侍郎王公祜出守长沙，奉诏祷南岳，访魏夫人坛。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视公曰：“村道士爱酒，不能常得，得辄径醉，官人恕之。”公察其异，载与俱归。居月余，落漠无所言，复送还山，曰：“尊师韬光内映，老夫所不测也，当以诗奉赠。”既而忘之。一日昼寝，梦子廉来索诗，乃作三绝句，书板置阁上。众道士惊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兴国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谓观中人曰：“吾将有所适，阁不可无人，当速遣继我者。”众道士自得王公诗，稍异之矣。及是，惊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狈往视，则死矣。众始大异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岳下。
未几，有南台寺僧守澄，自京师还，见子廉南薰门外，神气清逸。守澄问何故出山？笑曰：“闲游耳。”寄书与山中人，澄归，乃知其死。验其书，则死日也。发其冢，杖屦而已。
东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挟，虽小技，不轻出也，况至人乎！至人固不可得，识至人者，岂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异也。”居士尝作《三槐堂记》，意谓公非独庆流其子孙，庶几身得道者。及见率子廉事，益信其然。公诗不见全篇，书以遗其曾孙巩，使求之家集而补之，或刻石置紫虚阁上云。
——《苏轼文集》卷三十九《率子廉传》
宋代衡山道士陈田夫对此事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记述：
开宝年中，有率子廉者，本南岳之耕民，犷戾愚无取，众皆谓率牛。一日厌为农时，乃投衡岳观李尊师出家，未几披戴为道士。后众举于紫虚阁住持，非当其才，但令彼洒扫而已。子廉得此欣然而往，常恃酒狂醉，往往倒卧于衢路，或山谷之间，虽风雨暴作、虎狼斗见蔑如也。
一日礼部诏帅臣王公佑（祜）祷南岳，公为性简傲，时山中道释悉奔祗谒，及行祭礼毕，忽问左右曰：“吾闻有魏夫人坛安在？”对曰：“即紫虚阁是也。”“有主否？”曰：“道士率子廉。”“一人何谓不来参谒？”答曰：“子廉本山下之农夫，殊无他能，人皆以率牛呼之。性好酒不来参谒，必酒病也。”公乃迳诣阁见子廉，果中酒首不能举视，其生涯只有破铁铫及缺磁碗器数事而已，外索然无睹。公呼之，但努目注视曰：“深山道士罕遇酒，遇酒则大醉，所以委顿如此，望明公不责。”公大喜，以为任真守朴信所谓道人也。翌日与同舟而归府，置之于水阁中。经月使之将行，复谓之曰：尊师韬光内映之人也，诚所珍重，几欲作成一篇，为王事所迫，矻矻未暇，五七日间诗成，当令送上，幸勿讶然。”
子廉归岳，数月未闻至。公一夕因观书倦而假寝，恍然见子廉遽入府。“主曾云诗许，以五七日为约，数月未闻，得非事有所废忘乎？”言讫迳去，公觉甚怀感愧，遂乃灯下为三绝，仍加序以寄之。诗曰：“古屋当崖映月开，年年常伴白云闲。糇粮丹火何从出，四面无人见下山。”“下瞰虚空临绝涧，上排烟雾倚山巅。四边险绝无猿鸟。独卧白云三十年。”“心意逍遥物莫知，山中山下识人稀。想君绝累忘尘境，不是王乔即令威。”翌日命写于版，遣人赍送南岳，悬于本阁。子廉曰：“我则何用以慰，阁之清虚尔。”本诗石在县之江亭，熙宁间碑为火所焚。今铨德观，复刻石记之，东坡居士序兼书。绍兴中，住持黄庭观道士陈子常再刻之于本观阁下。……
——《南岳总胜集》
从两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得知三首诗的“本事”原委。
考王祜担任潭州（长沙）知州在开宝三年（970年），此组诗应作于此时。
北宋初期朝廷崇信道教。太祖赵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与道士交往密切，特别是与华山道士陈抟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因陈为助其称帝做了不少“理论”宣传，所以称帝以后，赵匡胤对道教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亲自召见道士苏澄（一作苏澄隐）、王昭素等人，并登门请教“治世养生之术”，赐赠封号财物，并对道教陋习进行了全面整顿，使其力量大大增强。而太宗赵光义召见道徒的活动更为频繁，并对黄白等术颇感兴趣。在他统治时期，陈抟、丁少微、王怀隐、陈利用、郭恕先、张契真、赵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宠，并且他还不断地兴建宫观，搜集道书，把这种崇道政策一步步推向了高潮，道教几成“国教”。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加上道教本身清静无为、冲淡逍遥等思想的吸引，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道教不仅表现出极大地兴趣和热情，而且崇信赞叹、身体力行，处处讲求“苟合于道”。就连宰相赵普也说：“有道之士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宋朝诸臣奏议》）而身列其中的王祜自然也不会例外。
这次王祜前往南岳祷祀，虽是“奉诏”，但也表现了极大的个人兴趣。如其“拜访”道士率子连，并“载与俱归，居月余”且写诗相赠，这些完全是其亲信道教、尊崇道士（高道）的个人行为。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苏轼对王祜的评价：“王公非得道，不能知率牛之异也。”“公非独庆流其子孙，庶几身得道者。”直是把王祜视为了“参透世事，彻悟大道”的得道之人了。
另外，王祜种植三槐，建造三槐堂的缘由也与其信仰道教不无关系。据其孙王巩《续闻见近录》记载“先晋公之谪华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诣陈希夷（陈抟），希夷不出户而接之，坐久不语，忽问曰：‘更有子乎?’晋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门，希夷出门迎，顾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也许正是听信了“高道”陈抟的这句话，王祜才手植三槐于庭，敢于宣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祜对道教所持的态度。当然，士大夫对道教的理解利用是多层次的，既有对冲淡思想的迷恋，又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有对斋醮占卜的接受。从王祜这三首诗的意境和其喜与率子廉、陈抟这样的高道交往来看，其更多的应是对道教精神世界的一种皈依。
三
诗狂直欲吞云雾，酒渴何妨吸洞庭。
此联残句，不知出于何处，诗已难见全貌，然而就是这仅有的一联十四字，却写得不同凡响。盼酒若渴，吸尽洞庭；诗兴大发，吞云吐雾。作者傲岸超迈、豪气逼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千载之后读之，仍凛凛然有生气。即便将其放入李白诗中，亦毫不逊色。《宋史·王祜传》所言“（祜）性倜傥，有俊气”“辞气俊迈”，由此亦可得以印证。
颇值研究的是，这一联诗有两种大同小异的“变句”，为此，“版权”也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其一：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
清代小说家褚人获的《隋唐演义》第八十二回《李谪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谗议雅调》写玄宗在沉香亭设宴，命李白作诗，李白说：“臣有诗云：‘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臣妄自称为酒中仙，惟吃酒醉后，诗兴愈高愈豪。”与褚人获同时代的著名剧作家洪昇的《沉香亭》一剧中，主角李白亦引用了这两句诗。将其与王祜诗相比，虽一是五言，一是七言，但二者显然存在着“化用”关系。如果此句确是李白所作，那么王祜“因袭”前人自是无疑。然而，遍查李白诗集，并没有发现这两句诗。而近代学者董康在其《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五《沉香亭》中说：“白自敘有诗二句云：‘酒渴思吞海，诗狂欲上天。’则唐人以咏白之什，非白自作也。”因此，可断定这两句诗并非李白所作。至于董氏所言为“唐人咏白之什”，那“唐人”又是谁呢？董氏未言明，检索《全唐诗》亦未见收录，恐此句并非“唐人”所作，那么王祜“因袭”前人诗句也就不可能了。至于这两句诗为谁所作，笔者以为，最大的可能便是清代小说家化用“宋人”成句而“偷梁换柱”并“张冠李戴”了。
其二：一回酒渴思吞海，几度诗狂欲上天。
《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引《续归田录》记载：
苏州童子刘少逸，年十一，文辞精敏，有老成体。其师潘阆携以见长洲宰王元之、吴县宰罗思纯，以所作贽二公。二公名重当时，疑所贽假手，未之信，因试之。与之联句，略不淹思。……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几度诗狂欲上天。”凡数十联皆敏。二公惊异，至闻于朝，赐进士及第。
蒙书《龙文鞭影·卷一》：“子尼名士，少逸神童”一句注中也有相关记载。
刘少逸，生平不甚详，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四》略有记述：
少有俊才，年十三，端拱二年中礼眩及御试，诗赋外别召升殿，赐御题。赋诗数首，皆有旨意。授校书郎，令于三馆读书。故王元之爱其少俊，而赠之诗曰：“待学韩退之，矜夸李长吉。”
潘阆（？-1009年），字梦空，号逍遥子，大名人。为人狂放自傲，早年在京师卖药为生，至道元年（995）赐进士及第，晚年遨游以终。工诗，著有《逍遥集》、《逍遥词》，今留存其《忆余杭》词十首。而王元之，便是文学大家王禹偁。
那么，王禹偁、潘阆师徒与王祜又有什么关系呢？细加考证，却颇有渊源。
北宋前期，大名是北方文化重镇，诞生了王祜、柳开、范杲、潘阆、臧丙、宋白、刘筠等文学大家，加上游历于此的王禹偁、寇准、张咏等人形成了强大的文人集团，而这个文人集团的“首领“自然非德高望重的王祜莫属，所以王禹偁有“时英萃门下，蔼蔼腾嘉誉” （《五哀诗·故尚书兵部侍郎琅琊王公》）之语。
王祜比王禹偁（954—1001年）年长30岁，而王禹偁、潘阆年龄应大致相当，因而，王祜略长他们一辈。
王祜与王禹偁、潘阆的直接交往，未见于典籍，但从旁证中推测，王禹偁、潘阆应在王祜的交游圈中。王禹偁与王祜之子王旦关系甚密，《小畜集》中保留了多篇唱和诗作。王祜去世后，王禹偁还曾写《五哀诗·故尚书兵部侍郎琅琊王公》长诗哀悼之。而潘阆与王祜是大名老乡，且他们都与另一位老乡柳开关系密切。由此可见，王禹偁、潘阆对文学前辈王祜及其诗作应该是熟悉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禹偁要通过联句的方式来考察神童刘少逸的才情，完全有可能特意“化用” 王祜诗意作为出句，一来检验刘之才思敏捷与否，一来考察刘对时贤作品熟悉程度。刘少逸自然也会从老师潘阆处闻得王祜诗句，再加上自己的“改造”，因而对的严丝合缝，颇符王氏心意，故称赞说：“敏而能精，若虚谷之应声，洪钟之待扣也。”（《神童刘少逸与时贤联句》诗序）
至此，这一“公案”似乎可以做一了断了。褚、洪等人显然是“截取”王、刘七言为五言，并强加于李白之口；而王、刘乃“化用”王祜诗意而成句，并流播于世。毋庸置疑，王祜才是这句诗的真正初创者。
四
花片已随山下水，云层虚锁河中春。
此联中“云层虚锁河中春”一句，“春”有的版本又作“香”。因“春”与“香”字形相近，故应是一正一误。究竟孰正孰误？细加考量，笔者以为，此处宜作“香”字。花片流过，河中留香，自是常理。恋春惜春，留春不住，故言虚锁花香。若言“锁春”令人费解，且即已锁住春，又有何哀叹之情？“虚”字便无落处。刘禹锡诗句：“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寄朗州温右史曹长））似可作为旁证。
与上一残句相比，此联写得清丽哀婉，幽怨缠绵，让我们了解到王祜诗风不仅有金刚怒目式的豪放，还有菩萨低眉式的婉约。正如鲁迅先生评价陶渊明诗一样：“此两者是一个人，倘有取舍，既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不幸的是王祜仅仅留下了这几首断章残篇，让我们无法窥知其作品全貌；幸运的是就是这仅有的几首诗句，也为我们了解王祜的思想风貌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至于本文的论考，由于史料的匮乏，加上笔者学力有限，如同盲人摸象，错讹自是难免，尚祈专家学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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