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王大会论文：李漫博·中国姓氏文化
一、教缘、血缘、利缘人类社会的三种组织形态
人类有三大文化系统，即印度的禅文化、中国的易文化、西方的科学。依三大文化系统，文化人类社会共有三种社会组织形态。第一，印度的教缘文化的种姓社会组织形态，中国的血缘文化的百姓社会组织形态，西方利缘文化的阶级社会组织形态。种姓社会、百姓社会、阶级社会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结构。种姓社会的根基是宗教，百姓社会的根基是血缘，阶级社会的根基是财产。虽然宗教、血缘、财产三大关系可以互摄，但是以那个为根，统摄另外两个，却决定了社会的基本性质。以血缘为根，统摄宗教和财产，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特质。
二、中国血缘文化的形成
血缘文化分位母系血缘和父系血缘。全人类的血缘文化都起源于母系，然后转为父系。早期人类知母，不知父。所以，中国早期姓氏文化有姓无氏。爹即父，“爹”就是多个父的意思。父系血缘无法确定为特定的个人。中国早期的姓是女字旁。中国自炎黄会盟之后，转入父系，出现以父系血缘为基准的氏族社会。自女人有了确定的“丈夫”，实施了对偶婚姻，父系得以确定。中国最早的父系姓氏既是公子与公孙。公子既是大家的儿子，公孙既是大家的孙子。然后去掉姓中的女字旁，姓族转为氏族。这是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发现了父系更利于繁衍，子孙更加优生的缘故。基于公子与公孙两个父系族群，中国的血缘父系文明得以分化繁衍。至今，中国的姓氏大概三千多个，基本姓氏既是《百家姓》的百家姓氏。从中国姓氏谱系中我们可以看到，追溯祖先，我们还可以将父系推至母系。百家姓中，凡是带女字旁的姓，既是原初的母系姓。
基于父系氏族，血缘得以排序，这既是祖宗的排序法。同一的姓氏起源为祖，从祖分化的姓氏为宗，同宗、共祖形成家族的排序方法，这样大血缘关系就不乱。“同姓不婚”既是文明。在家族内部，再按照出生的次序排序，既是辈分。这样长幼排序不乱，“孝悌”既是文明。依此演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纲六纪”的社会关系。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第一纪诸父，即父亲叔伯这一辈；第二纪诸舅，即母亲这一系；第三纪兄弟，即自己的兄弟；然后是族人，即自己父系家族里的一批人；最后是师长和朋友，此乃六纪。师长既是教缘关系，教缘关系由血缘关系而都摄。师生如父子，朋友如兄弟。依此衍生地缘关系，地缘是血缘的扩大。所以，中国人称同乡为“老表”。老表就是表亲。就地缘而论，即使不同姓的老乡，也可以最终找到血缘关系。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三纲六纪”关系的一个时空节点。社会的信任基础依此得以建立，个人的群体归属感依此得以建立。列宁说：“只要有《国际歌》的地方，就可以找到同志。”这是以利缘阶级社会而言。在印度，你念动一句咒语，就可以找到同修，这是就教缘社会而言。在古代中国，只要你会认祖归宗、排序论辈，你就可以找到亲人，这就是血缘社会。所以，中国人不敢轻易改姓，在一个姓氏的背后，是巨大的社会生存资源。中国人自古没有“单子人”假设，中国人是“众生一体”的生存理念。众生一体的天理，依血缘纽带而得以呈现。依“亲亲为本”的文化得以展开扩充。“仁也者，造端乎夫妻。”“有夫妻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依三纲六纪得以建立一体化的社会。清末民初，中国全盘西化，断除了三纲六纪的社会结构，转向西方的阶级社会结构。王国维先生投湖自尽了。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基础丧失了，中国人不再是中国人了，中国将大乱了。
中国的血缘文化，表现为姓氏文化，姓氏是血缘的名号。依祖分宗，依宗分望，依望分堂，依堂分家，家族之下有家庭，家庭内部和六亲。分宗而得姓氏，姓氏是家国同赐。所以，姓氏是文明礼制所生成。中国姓氏不同于日本、西方的姓氏，他们是自己给自己取姓，中国是家国双重赐姓。一开始就是共同认同的。中国姓氏有四个来源，依封国、官职、爵位、家系。同祖、同宗、同姓构成血缘谱系。上溯祖先建构昭慕制度，既是祖先的长幼秩序。依祖先的秩序为基点，确立同宗、同姓的世间辈分与血缘的亲疏、远近。这是构成百姓社会秩序的基础。
三、姓氏血缘文化与中国人的信仰
信仰是人类社会建构的精神基础。中国文化的信仰是天道、祖先的双重信仰——“敬天法祖”。天道信仰基于祖先信仰而呈现和传续。天道既是人心，天道依人道而呈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道是宇宙万物的总根，闻道、修道、见道、成道以致内圣，是中国人的最高信仰。但是体道见之于家学、家教。家教、家学基于血缘得以传承，所以中国人建立祖先信仰，依此传递薪火、道种。“天道远，人道迩。”天道信仰依人道祖先信仰的形式得以落实。所以，中国人有两套祭祀与修正系统，公共的天道祭祀与修证，家族的祖先祭祀与修证。从生命的自我超越的信仰讲，依祖先的二世信仰，入于出世间信仰。家学、家训、家教、家风以宗祠形式展开。宗祠既是家族学校。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天道信仰与空性信仰合流，家祖寺院与宗祠家庙并行。中国人的祷告系统是“我的妈”或“我的天”或“阿弥陀佛”。
中国人的天道信仰与祖先信仰的合一，使得中国人一开始就建立了众生一体平等观念。所以，中国的百姓社会不同于印度神教的种姓社会。我们的血缘是平等、开放、流转的，不是僵化、隔绝、等级、优劣的。中国依开放血缘姓氏文化建立百姓平等社会。
现世的阳间秩序与鬼神的阴间秩序是合一的，所以，死后不能进入宗祠是不得了的大事。鬼神世界既是看不见的世界，在哪里我们的祖先都在，并荫蔽、护佑我们。祠堂就是阴阳两界的沟通之地，中国人依此建立家庭道德伦理。
四、姓氏血缘文化与家庭治理结构
血缘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主权在家”是中国人社会治理的基本理念，它不同于西方的“主权在民”，“民”即西方的单子人假设。家族人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家族人就是姓氏人。所以，中国人的名字是“姓在前，名在后”。依姓氏家族确定个人。西方人是“名在前，姓在后”。依单子人建构姓氏家庭。早期西方人没有姓氏，只有名字。中国人的社会权利与义务依家族而承当。中国的天道信仰是易经，所以人道家族、家庭的结构也是易学的五行八卦性相结构。婚姻形态不是简单的“和两性之好”，而是“和两姓之好”。所以，婚姻不仅是两个男女之间的事，而是两个姓氏之间的事。这是中国传统婚姻超稳定的原因所在。中国人跟合婚叫“行周公礼”，周公礼的第一步就是查寻姓氏血缘。六部婚礼程序全部是在姓氏宗庙进行，全然是两个宗族的大事。一旦合婚，两个姓氏家族就成了亲戚，“亲戚”就是依血缘而休戚相关的家族。姓氏既是血缘文化，三纲六纪依此建立。所以，中国社会主权叫做“家天下”，即“天下归家”。
五、血缘姓氏文化与社会治理
合家而成邦国，和邦国而成天下。家族之间的共和互助形成邦国社会。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是宗族自治，宗法与王法并行。中国的宗法治理与西方的封建制度是决然不同的。西方封建制源于奴隶制和领主制度，源于阶级的对立与压迫。中国的宗法制度源于姓氏血缘的自治，基于血缘的亲疏而建立，完全两码事。将西方封建的标签贴在中国封建制度上，是张冠李戴，哭错了坟头。中国宗法制度的核心是亲亲为本，是将“一体之仁”冲量扩展，由近及远。亲疏之别是次第，不是隔绝。“泛爱众”要从亲其亲开始。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泛爱往往不能落实，越是爱上帝、爱人类，就越是仇视周围的人。所以，西方的博爱是一麻袋土豆，宗教之爱是麻袋；中国的一体之仁是一株土豆，宗法是植株，土豆长在植株上。姓氏文化的亲亲为本就是一体之仁的体现形式。夫妻之爱、父母子女之爱、兄弟姐妹之爱、同姓宗族之爱、亲族之爱达及国家、天下的泛爱。
血缘姓氏形成的家族，不是现代中国人理解的家庭，远远不是。中国姓氏家族是个大概念，家庭、家族、宗族、堂社、郡望、共祖的和合才是中国姓氏家的概念。比如说道“王氏本家”则是指的全国九千多万人口。中国人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在这层意义上。一个能够依宗法治理好家族的人，当然就能够治理好天下。
中国社会治理的三大关系，都是依姓氏血缘的宗法展开。即宗教的人神、人天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都是基于姓氏血缘的人际关系加以治理。祭祀的礼制、财富分配的礼制，都是在姓氏宗族的血缘关系上叠加。甚至中国传统的军事建制都是家兵体制，我们的帅旗直接标明姓氏。政府的军队——王师、皇军，也是皇帝一族的家兵，以国姓标明。只不过皇军是最大的、常备的，以王师、皇军统帅各个家族的军队，构成家国结合的双重武装力量。“保家卫国”既是一贯的军事理念。
姓氏家族自治的联合，构成社会的基础治理。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即政府的公共治理止于县级。县级以下既是宗族自治。宗族内部宗法亦有祭祀权，亦有财产分配权，亦有生杀之权。宗族自治使得社会公共治理效率极高、成本极低。
六、姓氏血缘文化的乡村治理
中国乡村治理既是依托姓氏血缘文化建构的文明，实际是姓氏共和。中国村落分为两种，依单一姓氏为主而建立的叫做“庄”。依多姓而建的叫做“村”。庄园治理以单姓为主，外姓进入庄园要改变姓氏，成为庄客。乡村属于多姓共建，在一个村子里，首先是姓氏血亲的自治体系的建立，同姓族长管理族内事物。然后是各宗族之间建立宗族议会，订立乡规民约，既是乡村宪法。同姓内部问题由族长解决，宗族之间的问题由族长议会解决。这个文明就是乡村的“乡贤议会”文明。只有村落之间的问题、乡贤议会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提交政府——见官。如果到了见官的程度，一定是出大事了。中国古代官员有退休返乡制度，他们也是乡贤，如此则自治与共治得以结合。中国古代的政府是行法合一，即行政与司法都有一个衙门。县令的行政与司法要引入乡贤参与。但是乡贤不受俸禄。
七、姓氏血缘文明与国家治理
家国同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体制。王制实际上也是一个同姓家族在治理天下。所谓的王室、皇家指的是哪个姓氏家族。中国的皇族、贵族、士族、庶族的划分都是依据姓氏家族。中国自黄帝建立国家直到帝制时代，基本采取世卿世禄制度。即依托家族而分曹治事。国家机构由家族掌管。例如掌管天文历算的羲和家族，从黄帝时期直到殷商时代近两千年，一直执掌钦天监历算。仓颉后代太史氏一直掌管御史台。甚至皇族的变迁也不影响这两个家族的职位。自秦朝，世卿世禄制度被打破。以君臣共和替代贵族共和。取消贵族监国系体系。汉代恢复，但是对立非刘姓不王的制度。即形成了郡县制官僚体系与贵族监国体系并行的制度，封建贵族与行政官僚相互制约，同时也可以转换。贵族以姓氏血缘继承。但是皇权依然是血缘姓氏文明结构。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是五权体系，即皇权、教权、民权以及治国、监国两权。教权的官署是钦天监和御史台，他们制约皇权与民权，五千年来基本上是世卿世禄制，基于姓氏血缘。皇权乃至贵族是基于血缘姓氏。皇族与贵族联姻，又形成了姓氏血缘联盟。民权采取推举与科举两制，突破了血缘姓氏。但是，基于推举和科举形成士族，又与姓氏血缘联系在一起。自汉朝以致唐朝，中国士族也形成了姓氏联盟。所谓崔、卢、郑、范四大贵姓，乃至王、谢二家，几乎垄断了近千年的士族群体。依托血缘文明建构官民一体的治理样式，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血缘联盟不是血缘隔离，其文化理念是亲民，是团结，是将天道一体，体现为血缘一体的形式。完全不是印度的种姓隔离制度。也不是西方贵族的血缘封闭。中国的姓氏血缘文化是反对血缘封闭的，而且必须开放。“同姓不婚”是基本原则。西方旧自由主义批判封建血缘制度，是针对西方的封建领主制度，及其土地产权的血缘垄断。中国的封建根本就不是西方意义的封建。中国封建制有边界无隔绝。依托姓氏血缘，中国形成了家国双运行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双治理结构。
八、姓氏血缘与企业治理
中国的企业是家族的扩大。基于血缘，融会学缘、地缘，进而巩固利缘，四缘合一建立利益诚信。中国的农工商经济体系都是家国双运营体系，就企业而言，是落实于家，中国古代没有脱离家族的单纯经济组织。大国企也是以家族形式出现。如明清时期的营造家族样式雷家族。国家工程几乎都是样式雷家族承建。民间企业更是家企合一，但是，家企合一不是家族资产不开放，它类似庄园经济。通过血缘联盟为基础，扩大到学缘、地缘和利缘。第一，交易者之间会结为义兄弟，然后联姻。第二，股东联姻。第三，以主家族为核心，建立学徒制度，将员工比照血亲建构师徒父子关系。第四，交易系统和员工系统从地缘开始扩张，形成区域帮会，地缘又是血缘、学缘的扩大。第五，基于学缘扩大股权，身份股权与投资股权并行，身份股权转化为投资股权。第六，基于姓氏家族承担商业责任，家族权利与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家族，不是个人。所以，中国基于家族责任主体的商业信誉极高。
九、家谱、家史与家族自治
姓氏血缘基于家谱、家史而建立自治系统。基于家谱，个人确定在家族中的节点关系，个人完全融入家族，确定其时空位置。同时确立其权利与责任。对家族、国家、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列入家史，死后入祠堂。依托宗祠形成家学、家教，既是私塾系统。家族内部的治理依家教、家训展开。土地及其他财富依家族分配，所以中国不会出现阶级意义上的对立性分化。救济系统也在家族内部。就财产而言，家族内部也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私有。在三代时期，分堂同宗内部具有定期访问制度，以及相应的礼仪。周朝末年，大宗制度荒废，小宗制度保留。同宗国家开始攻伐。随着国土的扩大，人口迁徙，小宗也在分化。自周至今，土地扩大了十倍，人口扩大了70倍。交通与信息的隔绝已经无法建立如此大群体的联系。远亲已经不如近邻。在交通与信息化如此发达的时代，或许姓氏血缘文化反倒可以复兴。以血缘姓氏文化建立社会自组织，也是最稳定的诚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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