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学者王照伦·《王 旦 思 想 评 析》
——写在王旦逝世千年暨13届世王大会召开之际
王照伦
摘要 文章认为北宋宰相王旦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琅琊王氏家族里是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忠君思想、为民思想、廉洁奉公思想、正直处世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王氏祖先，对后世王氏族人的影响具体而巨大。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研究探索王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及社会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通过对王旦的研究不难发现，原始儒家的基本思想，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内容，而且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的构建进程中不会缺席，而是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有中华文明在其中，世界文明会更精彩。
关键词：常平仓 守成 忠君 大度
王旦（公元957年至1017年10月2日），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山东省莘县莘城镇群贤堡村）人。北宋名相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王旦登进士第，以著作郎预编《文苑英华》，累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景德元年（1003年）澶渊之战时，从宋真宗赵恒至澶州，因东京留守、雍王赵元份暴疾，驰还权留守事。景德三年（1006年）拜相，监修《两朝国史》。王旦善知人，多荐用厚重之士，劝真宗行祖宗之法，慎所改变。掌权18载为相12年颇受真宗信赖，但未能阻止真宗的天书封禅之事。王旦晚年屡请逊位，天禧元年（1017年）因病罢相，以太尉掌领玉清昭应宫使。1017年10月2日卒，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因此后世称其为“王文正”。乾兴元年（1022年）配享真宗庙庭，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题其碑首为“全德元老”，为昭勋阁24功臣之一。有文集20卷（已佚），《全宋诗》录其诗3首，《全宋文》收录有其文。
在王旦逝世千年暨第13届世界王氏宗亲恳亲联谊大会在其故里召开之际，笔者试从王旦“常平仓”惠民、务行故事无为而治、忠君、任人唯贤、大度宽容、清廉等6个方面对其思想和为政方略脉络做个粗线条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常平仓”惠民
常平仓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在《范蠡》和《管子》等典籍中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利用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宣帝元康年间连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汉书·食货志》），大约就在这之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把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五凤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寿昌又于五凤四年（前54年）奏请在边郡普遍设置粮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常平仓遂作为1项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较大范围之内。元帝初元五年（前44年）在位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与盐铁官、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田官等一同废罢。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之弊。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又拟设置常平仓，刘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对作罢（一说于永平五年[公元62年]在全国各地推行，见《文献通考·市籴考二》）。
“表请天下建常平仓，以塞兼并之路”（《宋史·列传第四十一·李沆（弟维）·王旦·向敏中》载：“上表请求普天兴建常平仓，以杜塞兼并的途径”）。王旦科举出身进士及第对孔孟学说信奉甚笃，在当时是公认的儒臣。初涉官场对社会的弊端看得比较清楚，提出过很有见地的建议。宋朝初年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者财产满布州城，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新译王安石文集·风俗》）”。每逢灾荒富豪户便乘机抬高粮价逼迫农民卖地买粮，时任郑州通判的王旦深以为忧上书皇帝建议在全国建“常平仓”——粮价低时储粮备荒粮价高时卖出以调节市场粮价防止富豪乘机盘剥农民。此奏获太宗批准，致使兼并土地的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止，惠及广大黎民百姓，这是王旦辅国安民方略的首次尝试，也是十分成功的1次尝试，这让他在当时的官场崭露头角，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为后来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作了很好的铺垫。
二、务行故事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并且反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顺其自然、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无为而治本意是不妄为，并不是不为，这一点在王旦从政生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宋到了真宗时期，经太祖、太宗两朝经营各种制度臻于完备——“会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边兵罢不用，真宗以无事治天下。旦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帝久益信之，言无不听，凡大臣有所请，必曰：‘王旦以为如何？’旦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定。归家，或不去冠带，入静室独坐，家人莫敢见之。旦弟以问赵安仁，安仁曰：‘方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宋史·卷四十一·王旦》：“适逢契丹倡和，西夏发誓驻守故地，二边军队被解除不用，真宗以无事治理天下。王旦认为祖宗的法制都在，务必实行原有的成例，谨慎地有所改变。真宗更加信任他，言无不听，凡是大臣有所请求，必定说：‘王旦认为怎么样？’王旦与人交往很少言笑，终日默坐，等到奏议事情，群臣意见不一，王旦缓缓地说一句话来决定。回到家里有时不脱下帽子腰带，进入静室独坐，家人没人敢见他。王旦的弟弟因问赵安仁，赵安仁说：‘刚刚议论国事，王公不打算实行而没有决定，这必定是忧虑朝廷了。’”）。由此可见，李规王随成为王旦治国理政的圭臬，并且可以藉此抑制帝王的任意而为导致过度偏离国家正常的统治轨道。王旦“谓宋兴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为相，务行故事，慎所改作。”他不仅自己“务行故事，慎所改变”，还经常告诫同僚安分守己少生事端。王旦甚至告诉真宗：“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然而社会现实往往是错综复杂的，祖宗典故并非一应俱全地与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情况一一对应，对于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找不到对应的祖宗典故时，王旦采取的原则是：“当问诸有司。”说白了就是，要及时向上级请示回报不得擅自做主、自行主张。
“务行故事”不仅是王旦的行为方式，更是北宋前期特别是真宗时期信奉黄老思想的君臣的共识，使得这一方针成为宋代长时期的治国理政方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景德三年六月戊子条》载：“知制诰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屡改。自今有陈述利害更张法制者，请先付有司，议其可否，如经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苟罔辨是非，一切颁布，恐失重谨之道。’上谓宰相曰：‘此甚识治体，卿等志之。且事有可否，执政者所宜尽言，无有隐也。’”宋真宗谨小慎微的性格决定了他只能走“务行故事”的路线，他竟然对王旦等宰执大臣这样说：“凡裁处机务，要当知其本末。朕每与群臣议事，但务从长。虽言不尽理，亦优容之。所冀尽其情也。若果决行事，岂足为难？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诛杀过当，享祚不永，岂不由此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三》）
关于王旦务行故事无为而治的思想《宋史·王旦传》有详尽的记述：“石普知许州不法，朝议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宪，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须重行，乞召归置狱。’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狱具。议者以为不屈国法而保全武臣，真国体也。”“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旦，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张士逊为江西转运使，辞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士逊迭更是职，思旦之言，未尝求利，识者曰：‘此运使识大体。’”“张咏知成都，召还，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为不可。帝问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李迪、贾边有时名，举进士，迪以赋落韵，边以《当仁不让于师论》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皆不预。主文奏乞收试，旦曰：‘迪虽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过可略。边特立异说，将令后生务为穿凿，渐不可长。’遂收迪而黜边。”
我认为，历史人物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多姿多彩的社会实践必然在他的治国理政理念里有所反应，王旦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他并不墨守陈规拒绝一切变革，相反他对那些不合理的典章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持开放态度，他只是主张慎重从事稳扎稳打，对于成熟的变革方案从不阻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子条》载：“监察御史张廓上言：‘天下旷土甚多，请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检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税赋不均，富者地广租轻，贫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兹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赋不均，诚如圣旨。但改定之法，亦须驯致。或命近臣专领，委其择人，令自一州一县条约之。则民不扰而事毕集矣。’”这就成为王旦等人非保守僵化的注脚，从中人们可以看到王旦审时度势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一个生动的侧面。
稳健是王旦从政生涯的一以贯之的红线，对于旧制的变革是这样，对于新制的制定和推行更是如此——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枢密副使王嗣宗“请复天下幕职州县俸户”，王旦说：“此事恐未可遽行，俟检详奏闻。” 由于王旦的稳健作风使得他在做宰相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政策的一贯性，保证了大宋王朝这艘航船沿着正确的航向驶向鼎盛的峰颠。
三、忠君
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大臣们关乎身家性命的十分棘手的事情，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对于王旦也是如此。通过对典籍的梳理不难看到，在这问题上王旦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始儒家”关于君臣伦理的真谛，受“后世儒家”的影响相对较小。在这里，我把先秦时期的儒家称之为“原始儒家”，把先秦之后的儒家称之为“后世儒家”。
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王旦和处理其他政务一样采取谨言慎行的方针，虽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是非之感并未泯灭。王旦做的最大的一件违心的事就是赞同真宗东封并充当封禅的大礼使。为了把封禅活动变成“天意”，王钦若精心导演了1场轰轰烈烈的“天书”闹剧——景德四年（1007年）冬真宗说曾梦见神人当降天书，不久果然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有文字，身为宰相的王旦只得率群臣跪拜祝贺。次年（1008年）六月王钦若声称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日当赐书于泰山。”两人一唱一和煞有介事。据说“天书” 的内容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业，世七百，九九定。”王旦明知其伪也只有违心而从还亲率百官及百姓上万人请求封禅。为了纪念“天书”降临真宗诏令改元“大中祥符”。就在这年（1008年）十月真宗亲率庞大的仪卫扈人队伍登泰山封禅，王旦以大礼使身份随行。当时丁谓掌财权为博得真宗欢心大肆挥霍，封禅历时47天耗资800余万贯。封禅后真宗令王旦撰《封祀坛颂》，在泰山广建祠宇留下了岱庙和碧霞祠两大建筑群，岱庙中的主庙至今仍叫“宋天贶殿”（王旦撰文的碑刻现保存在岱庙中）。回京后真宗下令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安放“天书”，王旦被任命为玉清昭应宫使，景灵宫建成后王旦被任命为朝修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刻天书王旦兼刻玉使。真宗把王旦拉上了“天书”闹剧的舞台，王旦却愁眉不展心怀凄凄，真宗要给他加官进爵他苦求得免，真宗在京师赐宴庆贺他借故拒绝参加。对此《宋史·王旦传》载：“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王旦对封禅活动的反感由此可见一班，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是有苦难言。
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很多人对于儒家的认识很偏颇，认为儒家只是一味地培养效忠君主的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王旦对于“天书”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证反驳了人们的偏见。《荀子·子道》中1段对话讲述了儒家关于“忠君”的本质：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孔子不对。孔子趋出以语子贡曰：“乡者，君问丘也，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三问而丘不对，赐以为何如？”子贡曰：“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曰：“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可见孔子并不认同无原则的忠于君命的思想，孟子说得更透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儒家确讲究忠但儒家并不忠于君而忠于社稷，如君王对社稷不利，儒家会制衡君权，甚至认为民有更换祸国殃民的君的权力——“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梁启超在论述儒学的著作中援引历史认知严厉抨击那些反儒学的学者，指出他们理论的荒谬。历史之中真实的儒家并不讨官方喜欢甚至最为崇敬儒学的王朝对于儒家学者的打击也是极为严厉的。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党锢之祸指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豪族诛杀宦官几尽结束长期宦官专权）以及两宋的庆元党禁（庆元党禁亦称伪学逆党之禁，指中国宋代宋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宋宁宗赵括即位后宗室赵汝愚以参与拥立赵括有功升为右相，外戚韩侂胄迁枢密都承旨，两人嫌隙日深。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二月韩侂胄使谏官奏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赵括就贬赵汝愚至永州[今属湖南]后死于贬所。赵汝愚被贬朱熹、彭龟年等奏论韩侂胄事，赵括亦加贬逐。韩侂胄当政凡与他意见不合者都被称为“道学之人”，后斥道学为“伪学”，禁毁理学家编著的书籍，并规定科举考试中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列为书禁。不久赵括下诏订立伪学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从公元1195开始的禁伪学前后历时6年）、元祐党人（亦称“元佑党籍”，北宋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九岁的哲宗继位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同年司马光任宰相，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前后历时9年。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的则被称之为“元佑党人”），程颐、程颢、朱熹、司马光、叶适、谢良佐等儒家大学者，往往成为党争打击的主要对象。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虽风靡一时，但他本人不受朝廷重用。即便在东邻朝鲜，也先后发生了四大士祸（1是戊午士祸[韩语：무오사화]发生于1498年7月[明弘治十一年，燕山君在位]，因当时属新进势力的士林派名臣金宗直[김종직]的1名学生金驲孙[김일손]在编写《成宗实录》时将金宗直文稿《吊义帝文》收入，曾被金宗直得罪的勋旧派有名人物柳子光[유자광]、李克墩[이극동]指责该文影射端宗被世祖篡位之事。勋旧派大臣利用国王的愤怒怂恿燕山君把士林派全部驱逐出政府并诛杀相关者30多人。2是甲子士祸[갑자사화]。1504年朝鲜王朝第10代君主燕山君对文士进行第两次大规模肃清，任士洪[임사홍]向燕山君进谗当年生母废后尹氏被杀原因，燕山君大怒整肃当年参与杀母者，手刃当时成宗时期向成宗进谗言的淑仪严氏和淑容郑氏，郑氏所育两子安阳君和凤安君及26位参予其中所谓的“奸臣”也被赐死，羞辱躺在病榻上的祖母仁粹大妃导致仁粹大妃因受惊吓病情加重而过世，甚至连一手抚养他长大成人的慈顺大妃都险遭毒手，就连包括韩明浍[成宗恭惠王后之父]等已故者8人也不得幸免。废除由史官、谏官及议政大臣行使的制约。3是己卯士祸亦指与赵光祖相关的事件。赵光祖出身官僚家庭父亲赵元纲是下级官吏，本贯汉阳赵氏是开国功臣良节公赵温[良节公温，양절공온]的玄孙，19岁时丧父事母至孝，孝行令其国内扬名。中宗五年[1510年]赵光祖中进士1515年殿试文科[进士试]及第[状元]进入朝廷任官官拜同副承旨。赵光祖认为中宗的功臣过份滥封要求削去部份“靖国功臣”封号史称“伪勋削除案”，中宗犹疑未决但在众多士林派官员威胁辞官后答应，导致赵光祖在政治主张上过份强调道学思想令中宗反感，“伪勋削除案”激发勋旧派功臣联手反击赵光祖，1519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洪景舟等人得到中宗诏书后派人捉拿了赵光祖及一些士林派官员。在领议政郑光弼等人求情下赵光祖等8人暂时免死流放外地，赵光祖不久后在流放地被中宗以毒药赐死。4是1545年支持王世子[仁宗]的尹任等和支持庆源大君[明宗]的尹元衡等因王位继承而引发的明争暗斗），对儒家一再禁毁。特别是在明代朱元璋无知无畏到了极点，对《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腾文公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等思想和主张怒不可遏，上演了一出“罢孟”“删孟”的人间闹剧——“罢免孟子配享孔庙”（即将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庙取消他在孔庙里和孔子一起享受祭祀的资格）、命令臣下“删孟”将自己看着不顺眼的“反动文字”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了1本《孟子节文》，还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所以说，儒家在本质上是君权恣意妄为的绊脚石。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制衡皇帝权力的办法通常有乡约、宗法与附署等，而儒家则是制衡皇权的1股很大的力量。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同于西方，其中最独具特色的就是皇帝为了制衡朝廷上下官员的权力会发展1批以亲信宦官、外戚为核心的联盟作为制衡朝臣的手段，这种方式被称为隐权力。今日中国对于历史的研究普遍使用了学者金观涛的观点——中国古代是超稳定的封建体制、历代皇帝都在全力加强皇权、中国是个皇权至上的社会。这个说法并不被国际汉学家普遍认可——原因显而易见：如果中国传统社会真的是“超稳定”结构就不会有这么频繁的改朝换代了（日本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君主制国家，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前 660年2月11日任职]到现在的明仁天皇历经125代、历时2677年），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王朝都在加强皇权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儒家对于皇权的制衡主要采取两种手段——一是道德手段，二是政治手段。道德手段主要依靠的是经筵（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和清议（东汉后期宦官专政不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垄断了仕途，这时的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行事严重侵夺了士人的上进之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3万余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升无门就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一言蔽之“清议”就是公正的议论），政治手段主要使用的方式是乡约、附署。乡约是地方自治的手段也是儒家最为推崇的社会治理法，乡约与宗法和小共同体的建立是分不开的，乡约之说古已有之，据《周礼·地官》载：“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1、乡约是乡民自治的制度不是皇帝要求你怎么样你就必须怎么样，2、乡约是一个实体性组织乡民自愿加入或退出民主选举乡约长，3、传统乡社通过这样一套制度与组织维系地方秩序实现互济互助，这就是乡约之治。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杨开道曾经详细分析了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并撰写了《中国乡约制度》一书。当时正值民国时期自治运动高潮，作者立足乡土社会指出自治组织必须自动发起、自行组织，农村自治将是国家构成的条件。乡约萌芽于北宋时期，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在复兴儒学的同时，也建立了范氏义庄，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养育范氏一族。
附署权是中国相权的一种独特形式，著名学者许倬云说过：在中国的儒家理性里面，永远有忠诚有抗争。汉朝的制度迫使皇帝向文官系统让步，宋朝的集权导致皇帝向士大夫让步，从汉到宋没有宰相的附署皇帝诏书不算数。自秦始皇吞并六国以来，丞相制度有效地将皇权压制在了士权的下面，汉武帝时起用了一批儒生当丞相办理日常行政事务导致政务中心转到了内廷，出现了丞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状态的中国政治史上的奇观，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儒家的理性社会中中国从隋唐时期建立的三省六部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权力观——附署权。附署权本质上是指皇帝的诏书下发后由中书省宰相为首的文官团队审批，审批后由宰相附署，诏书即为生效方能下发，否则诏书无效，有权被驳回，而文官体制又受御史台谏的制衡，形成了皇权、相权、御史权制衡的三权体制。
王旦在处理相权与皇权关系时与汉代著名政治家、经学家王吉有很大的相似性，显现出琅琊王氏家族的承传关系，古今琅琊王氏族人普遍认为愚忠不是忠。这个问题笔者在拙文《王吉，孝的践行者》《平邑孝俗五特征》《平邑孝俗刍议》等文中与详尽的论述，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准备展开谈。
四、任人唯贤
王旦任人唯贤的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为后世称道。王旦推荐人才与他在其他方面风格一样一贯持慎重态度——既不盲目定论又不图被荐人的回报。他推荐人才在坚持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偏重于稳健的一类人士，因此那些言语间流露出才华或一向知名的人他并不忙于推荐而是先暗中察其言行，数日后再叫来谈话询问对朝政利弊的看法（有的则让他们写成文字呈上），从中选出较为优秀的人暗中把名字记下来向皇帝举荐，最终由皇上决定是否录用，而王旦从不张扬致使被举荐的人不知道是王旦所为。譬如原参政李穆的儿子李行简以将作监丞的虚职在家闲居，但素有贤良之名被委任为太子中允，送诏命的人不知道李行简的住处真宗叫到中书省去问王旦大家才知道李行简是王旦推荐的。王旦逝世后史官为撰修《真宗实录》检阅内廷保存的奏章底稿，才发现朝中的官员有很大一部份是由王旦推荐提拔的。
在知人方面王旦有独到的眼光。例如王钦若是个善于耍两面派的人物——他在外辱面前坚持逃跑在皇帝面前竭力邀宠对忠良之臣又百般诋毁。史称北宋朝中有“五鬼（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规、林特）”，而王钦若则是“五鬼”之首——一个世所公认的奸诈之辈，曾一度得到皇帝的厚爱，真宗欲启用王钦若为宰相王旦坚决反对，他说：“钦若遇到陛下这样的明君，得到的恩惠已经不算少了。大宋朝中还没有南方人执掌国政的先例。虽然古语说任贤不讲籍贯，但起码必须是贤人。我作为宰相，不敢轻易说人坏话，可这是朝中大臣的共同看法。”王旦话虽委婉却认定王钦若不是贤人。因王旦反对真宗打消了任王钦若当宰相的念头，直到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去世后王钦若才爬上宰相的宝座，因此王钦若常恨恨地对别人说“王旦使我晚做了十年的宰相。”
对于王旦的品德《续资治通鉴》有很高的评价：“旦为宰相，务遵法守，重改作，善于论奏，言简理顺。其用人，不以名誉，必求其实。居家宾客满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别召与语，询方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献之，密籍其名以荐，人未尝知。”他举贤深思熟虑并悄然进行，做伯乐不张扬不求回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亮点。
我们从一件“小”事上也能看出王旦在用人上的过人之处——王旦有个马夫为他赶了5年马车，服役期满马夫向王旦告辞王旦竟不认得，马夫转身走时王旦却马上叫出了马夫的名字，并给了马夫很丰厚的赏赐。原来这马夫平常赶车时王旦看到的只是他的后背看不到他的面目，以致完全忽略了这个人，当马夫转身而去的时候王旦才看出他的背影，所以才回忆起来。细想起来这个马夫是个只会干事、不会来事的人——1是马夫很敬业知道自己的岗位职责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5年来一心一意地给王旦赶车，默默工作默默生活心无旁骛；2是马夫业务熟练最起码5年行车无事故不然王旦不可能看不到他的面目，更不可能在他告辞的时候给他“丰厚的赏赐”。如何让人们把心思用在会干事上而不是用在会来事上，关键就要看用人制度和用人导向。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能者举能、贤者荐贤”，在这个方面王旦做得十分到位——知道这个马夫不会卖乖讨巧给了他丰厚的赏赐不仅没让干事的人吃亏而且让干事的人占了便宜，这就是王旦的高明之处！可以预见，王旦以这样的标准选择下任马夫也差不到哪里去。王旦作为北宋的贤相喜欢踏实干事的人，在他身边工作就得靠真本事立身、靠干实事吃饭，只会来事的人在他身边根本没法混，正因为如此这马夫才本分做人、踏实做事。可见，制度比人强，最关键是要形成一个好的用人环境——有一个“好人能够出人头地、坏人无法生存”的人事制度，才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五、大度宽容
“宰相肚里能行船”，这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俗语是宋名相王旦雅量的真是写照，不但让当时的人叹为观止，而且使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王旦与寇准的关系这一历史事实，佐证了这句俗话所包含的让人信服的哲理。
寇准与王旦同年中进士，早年受宋太宗赏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任宰相。是年冬辽国萧太后和圣宗亲率大军南下侵入宋境围攻定州，消息传到汴京朝野震惊。真宗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主战、主和两派各抒己见莫衷一是。王钦若、陈尧叟等人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避难，寇准力排众议促成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抵达澶州，宋军士气大振，打退辽军进攻，射杀辽军先锋萧挞凛。最终双方议和订立澶渊之盟。对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是在有利的军事形势下签订的屈辱求和条约，不仅没有收复燕云16州的失地，而且以输金纳绢换取辽军不再南侵，虽赔了一些财物以此换来两国边境的相安无事（真宗认为值得）。为此真宗对主战的寇准心存感激，在战后一段时间内非常倚重寇准几乎是言听计从。这引起了王钦若的嫉妒与不满，刻意在真宗面前挑拨离间进谗言构陷寇准使真宗逐渐疏远寇准，不久真宗找了个借口免除寇准的宰相职务。王旦接替寇准出任宰相，在很长时间内寇准多次抨击王旦，而王旦并不介意，反而经常在真宗面前称赞寇准。真宗曾对王旦说：“你虽然常称赞寇准的优点，可他专门反映你的缺点。”王旦坦言：“这很正常，因为我担任宰相职务很久，处理政事很多过失也必然多。寇准对陛下不隐瞒，表明他忠诚正直，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在寇准担任枢密使期间王旦所在中书省有一文件送达枢密院，寇准发现文件违反格式马上报告真宗，真宗随即召见王旦狠狠批评了一通。王旦主动承担责任并对办事人员进行问责，还到寇准家表示认错和致谢。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达中书省，办事人员发现这份文件也违反格式，欣然将它交给王旦建议他报告皇上也让枢密院出洋相，王旦反叫部下把文件退还枢密院。寇准颇为惭愧，见到王旦忍不住问道：“我的老同年，您怎么有如此大度量？”王旦笑而不语。后寇准被免去枢密使，私下托人求王旦希望能出任使相（“使相”创设于晚唐，当时朝廷为了笼络跋扈的节度使授予他们同平章事的头衔，与宰相并称，号为使相。五代沿用，实际上不行使宰相职权。宋代的亲王、留守、节度使等加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者，都称为使相；虽然不参预朝政，但地位显赫），当着说客的面王旦神情严肃地说：“将相的任命，岂能通过私下求人得到？请转告寇大人，我不接受这样的请求。”王旦的拒绝让寇准感到遗憾与不满，稍后寇准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上任前寇准拜谢真宗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我，我怎么能获得如此重任？”真宗说这是宰相王旦举荐的结果，寇准听后深表惭愧自叹不如，心里对王旦更加敬佩。王旦曾经患病久不愈，真宗询问谁可以替代他，王旦恳请真宗自主抉择，真宗提出几个人选他都不认可，最后真宗要他发表意见他竭力推荐寇准。
也许时人和后人对王旦的所作所为百思不得其解，但“心底无私天地宽”是他坦然而为的基本原因，这在中国的典籍里可以找到根据。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说白了就是：“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说：‘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对此孔子曾三番五次地论说：“自身的行为端正，就是不发命令，下面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自身的行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也没有人听从。”（《论语·子路》）“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从政治国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身行为不端正，又怎么能够去端正别人呢？”（《论语·子路》）孟子也说：“自己不正直是不可能使别人正直的。”（《孟子·滕文公下》）儒家的这一思想也与世界文明的基本准则相吻合，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均认为公正或正义是一种基本的美德。他们指出公正就是在理想的城邦中各个阶层成员各尽其职各守其序，否则适得其反。公正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之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原则是政治学的最高准则，“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公正则依归于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
六、清廉
王旦为官清廉生活节俭，他倡导践行的家风对王氏后人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王旦在宋真宗时期长期为相终生为真宗皇帝敬重，清廉应该是皇帝器重他的基本原因之一。
对于王旦的清白廉洁，《宋史》有极为详尽且生动的记述：“旦事寡嫂有礼，与弟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阀。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毡席，不许。有货玉带者，弟以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见？’旦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故所服止于赐带。家人未尝见其怒，饮食不精洁，但不食而已。尝试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饭，问何不啜羹，则曰：‘我偶不喜肉。’后又墨其饭，则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别具粥。’旦不置田宅，曰：‘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尔。’真宗以其所居陋，欲治之，旦辞以先人旧庐，乃止。宅门坏，主者彻新之，暂于庑下启侧门出入。旦至侧门，据鞍俯过，门成复由之，皆不问焉。”用白话说就是：“王旦事奉寡嫂有礼节，与弟弟王旭友爱甚笃。婚姻不求门第。被子衣服质朴，家人打算用丝绵装饰毡席，王旦不同意。有人卖玉制的腰带，弟弟认为很好，呈给王旦，王旦命弟弟系上，说：‘还见得好不好？’弟弟说：‘系着它怎么能自己看见？’王旦说：‘自己负重而让观看的人称赞好，这不是劳烦吗！’弟弟赶快归还玉带。因此王旦所系的止于赐给的带子。家人从没有见他生气，饮食不干净，只是不吃而已。曾试着以少许埃墨投放肉汤中，王旦只吃饭，问他为什么不吃肉汤，就说：‘我偶尔不喜欢吃肉。’后来又把墨放到饭中，就说：‘我今天不想吃饭，可以另外备办稀饭。’王旦不购置田产住宅，说：‘子孙应各念自立，何况田地第宅，仅仅是让他们争夺财产为不义而已。’真宗认为王旦所居的房子简陋，想要修治，王旦以先人的旧舍为借口辞谢，才停止。住宅门坏了，负责的人把门彻底更新，暂时在走廊下开侧门出入。王旦到侧门，凭依马鞍俯身经过，宅门修成又由宅门进去，都不过问。”
王旦身为宰相并且家境富裕，终生只娶妻赵氏，不纳妾、不蓄声妓，以琅琊王氏先人（如王羲之等）为榜样践行琅琊王氏家训。王旦在子女婚嫁方面也堪为时人和后人楷模，以德为重不讲门当户对。王旦告诫子弟：“我们王家素有清名，你们一定要保持廉洁勤俭的门风，任何时候都不能奢侈腐化。我死后，不要厚葬，棺中不许装金银珠宝。”（《宋史》：……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应致力于俭朴，保守门风，不得太奢侈，不要搞厚葬把黄金财宝放入棺柩中。”）
王旦把自己的清廉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此《宋史·王旦》有十分精当的描述：“……表上，真宗叹之，遂幸其第，赐白金五千两。旦作奏辞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惧多藏，况无所用，见欲散施，以息咎殃。’即舁至内闼，诏不许。还至门，旦已薨，年六十一。帝临其丧恸，废朝三日，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文正，又别次发哀。后数日，张旻赴镇河阳，例宜饮饯，以旦故，不举乐。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十数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已而闻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视，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兴初，诏配享真宗庙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说白了就是：“……（王旦的）表呈上，真宗为之感叹，于是临幸王旦的住宅，赐给五千两银子。王旦写奏状辞谢，稿子末尾自加四句说：‘更加害怕多藏财物，况且没有什么用处，现在想要散发施予，以平息罪责祸害。’马上让人抬他到宫内小门，诏令不准许。回到家门，王旦已经去世，终年61岁。皇帝亲临其丧悲伤，停废上朝三天，赠王旦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又另外停留发丧哀悼。几天后，张旻前往镇守河阳，按照成例应饮酒饯行，因王旦的原因，没有举行宴乐。录用其儿子、弟弟、侄儿、外孙、门客、常从，十多人被授予官职。众子守丧期满，又各自进升一官。不久听说王旦奏稿自加四句，皇帝取来看，流了很长时间的泪。王旦有文集20卷。乾兴初，诏令配享真宗庙廷。等到建造墓碑，仁宗用篆书写碑头说：‘全德元老之碑。’”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王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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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孟子》，孟令哉，余芬兰译注，长春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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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这才是儒家的价值观》，煮酒君著
14《荀子》，中华书局2015年3月1日版。
15《周礼》，徐正英 常佩雨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2月版。
16《中国乡约制度》，杨开道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1日版。
17《新译王安石文集》，[宋]王安石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9月1日第1版。
18《宋实录研究》，谢贵安著，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13年10月版。
19《平邑孝俗刍议》，王照伦著，收入《临沂市民俗研究会首次研讨会论文集》 2016年9月8日内部出版。
20《平邑孝俗五特征——在临沂市首届民俗研讨会上的发言》，王照伦著2016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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