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汝涛·魏晋琅琊王氏述考

2018-06-21 17:25:23来源：世界王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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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系简表

《新唐表》记述魏晋琅邪王氏传承世系如下：

融字巨伟。二子：祥、览。览字玄通，晋宗正卿，即丘贞子。六子：裁、基、会、正、彦、琛。裁字士初，抚军长史，袭即丘子，三子：导、颖、敞。导字茂弘，丞相、始兴文献公。六子：悦、恬、劭、洽、协、荟。洽字敬和，散骑侍郎。二子：珣、珉。珣字元琳，尚书令，前将军，谥曰献穆。

按，《新唐表》是为在唐朝曾任宰相的人修立世谱的，上溯祖先，只记直系一支，入唐以后，才详及父祖子孙分支。故虽琅邪王氏实始兴于王祥，但《表》中王祥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却详细记述了其弟王览的后裔，因为唐宰相王方庆、王玙、王抟的始祖是王览，不是王祥。也因此，又上溯另一位宰相王璇的始祖到王正（这是因为前面已经记了王正是王览之子）：

正字士则，尚书郎。三子：廙⑴、旷、彬。彬字世儒，尚书右仆射，肃侯。二子：彭之、彪之⑵。彪之字叔武，尚书令，谥曰简。二子：越之、临之。临之生纳之（此后入南北朝）。

体例攸关，《新唐表》只详于有唐一代任过宰相的家族。唐代以前均是上溯性质。自周灵王太子晋，至东汉末的王融，补上了子、史家未记琅邪王氏（包括太原王氏）之缺，虽然记述有缺有误，作为研究王氏家族的资料，起到拾遗补缺作用，其价值是其他文献不能代替的。其记魏晋南朝部分，由于正是琅邪王氏鼎盛时期，王氏重要成员，多人正史列传，故这一段，可依史书所载，立一个较详细的世系表。今参考正史及赵宋汪藻的《琅邪临沂王氏谱》，加上少量补正之处，列魏晋琅邪王氏谱表(3)于下。西晋琅邪王氏之兴，实由于王雄、王祥、王览三人。王雄、王祥，传三至四代后，史书失记。王览之后嗣，入东晋后，世系绵长，故分列三表，以明端绪。

(一)魏晋世系表：

(二)说明：

1、这个谱表示笔者参考所能见到的资料编排而成的，主要依据的是《晋书》和《世说新语》。汪藻的《琅邪临沂王氏谱》本当作为主要参考书。但思贤讲舍本转载的此谱，错字不少，如王裁写作王义，王籍之写作王藉之。又考辨不足，只据《新唐表》把王廙写成王旷之兄，无视南朝多少著作称王廙为王羲之的叔父，故不用它来裁定自己的谱表。时贤的某些谱作,亦多在此表成后一翻阅之，并未据以修改此表。

2、王雄，是王览的从祖兄，年龄大约比王祥略小。他的祖父是王仁的兄长或弟弟，也不可考知。足见东汉时尚没有一部琅邪王氏家谱，编《晋书》者无以为据，不敢妄拟。

3、王敦弟竺道潛、王导弟释道宝，见于萧梁慧皎《高僧传》，本表据朱文民《两晋琅邪王氏家族的佛事活动及其两位高僧》⑷一文补入。

4、王羲之诸子凝之的4子，涣之的一子，肃之的一子，徽之的3子，操之的一子，均据赵雪峰《王羲之在绍兴的一支后裔》(5)一文补入。

5、传世各王氏谱，俱以王翘之为王彬的儿子，笔者旧作《麥华三〈王氏世系一览〉补正》，亦据此入谱。但近来地下出土文物订正了旧说。故据《文物》2000年7期中的《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报告》订正为王翘之为王彬之孙，王彭之之子，又补上王康之，又补入王仚之为王彬之子。但据叶炜《疏证》，仚当为企字之误，表上改正了。

二、魏晋时代琅邪王氏家族地位之奠定

两汉的琅邪王氏，据史书所记，未入世家大族的行列，当时，也未形成以郡之望族相矜尚的姓氏大族（元城王氏因政治地位而显赫一时的“五侯”算是一个特例，只是王莽一死，家族立即式微了），但是王吉是王祥的祖先，毕竟有《晋书》为证，因此，台湾毛汉光在其《中古大士族的个案研究——琅邪王氏》一文中，以王吉为琅邪王氏的祖先，并且推断“琅邪王氏源起周灵王之说，可能为隋唐以后的王氏附会之说。”毛先生信史学，不太相信谱牒之学，只是从史学角度看，仍然未能解决王吉、王骏、王崇三代至王仁之间世系不明的问题。在这里，笔者大胆地提出一个命题，即：不论琅邪王氏的祖先是周灵王太子晋之子宗敬、是秦末王离之子王元，还是西汉的王吉，真正奠定琅邪王氏基础的，乃是晋代的王祥和王览。以为以这个观点考察琅邪王氏家族，才能解决家族不显于两汉，谱牒数有失误的问题。拙见之要点是：
政治、经济制度保证了家族的延续

琅邪王氏家族，由于王祥以耆老为晋开国功臣，位至三公。又晋用魏制，取士用“九品官人法”，此法延续至南朝末，琅邪王氏子孙，以品官定出身，故多以第二品（上中品）例赐六、七品官为起家官。关于王祥在晋初的地位，毛汉光以为“王氏是经过文化途径演变而成的士族(6)”。但据毛先生所界定一个家族，必须至少三世服膺某一文化，始得成为文化家族，实际上王祥不够这个条件。他最有名的孝行，只是一种个人行为，并未升华为文化。琅邪王氏由他发迹，乃是另有原因。王仲荦举出西晋十大家族终于成就了门阀专政的原因，才符合当时的情况：“当时世家大族如琅邪王祥，荥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颍川荀、荀勖，河东卫瑾、裴秀，太原王浑、王沈，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或以国之耆老，特蒙优礼;或以参与魏晋递澶之际的秘策密谋，任掌机要;或以连姻皇室……为晋室爪牙虎臣。门阀专政的典型时期，实形成于这一时期。”王祥乃属于“国之耆老，特蒙优礼”这一类型的。这样分析，旨在说明，王祥兴于晋朝，成为琅邪王氏三百年荣华（自西晋初到陈末）富贵的奠基人，必然之中也有偶然因素促成。由于他出仕甚晚(避地庐江，公元222年为魏徐州剌史吕虔的别驾，时年38岁），与志在篡魏的司马昭搭上关系时，祥年已71岁，官至太尉。司马炎灭魏兴晋时，王祥未表示反对。这年，他年已81，司马炎利用他年老官高这两条，又封他为太保，晋爵为公，作为新朝的点缀品，琅邪王氏也随着声望大起。如果他出仕早或者寿短早死，赶不上西晋建国，琅邪王氏之奠基，怕要另待时机了。关于琅邪王氏受“九品官人法”之惠，有两个材料证明，一是毛汉光的统计材料。他将两晋南朝琅邪王氏成员列传中记载起家官(初出仕所任之官)加以分类统计，计以6品官起家的31人。以7品官起家的19人，以8品官起家的10人，没有以9品官起家的，更不用说9品以下的“流外官”了。故毛先生说王氏最高可以6品官起家，而以6品及7品官起家为常态。”二是《通典•选举》言：“因习（南朝）宋代限年之制，然而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胄籍为先，遂令甲族（中正官所评的上品）以二十登仕，后门（中、下品）以三十试吏。”这两种制度上的保证，就使得琅邪王氏子弟，二十岁出仕，起家官为6或7品，只要不短命早卒或捲进政变漩涡中去，约5年后可升为5品官或4品官。其中官运好或有才能者，在5品或4品任上迁调沉浮个5、6年，便可升至掌中枢政权或为地方重镇的3品或2品官。在当时被称为“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年纪也不过在40岁与50岁之间。考，“九品官人法”虽然因为其弊病颇多，两晋南朝作了些小的改动（如某一时间停设州、郡中正官之类），但一直到隋灭陈，江左大士族一直保持着仕途优势地位。故琅邪王氏虽然出了一品官王祥和三品官王览，如果当时仍用汉朝的察举与征辟的取士制度，没有“九品官人法”，琅邪王氏，还有其他大族，是不会连续坦步仕途三百余年的。

当然，作为江南侨姓第一的琅邪王氏家族，如果没有经济制度（如晋朝的“占田法”）的保证，也许会有更多的衰败成员被淘汰于史籍之外吧。因为六朝更迭频仍，江左经济大族变动太大，不予详考了。

三、晋元帝永嘉南渡划了一条线

永嘉元年，司马睿自琅邪封国，率百族南渡，开府作镇于建邺(后改名建康）。当时似乎只是为了逃避北方战乱。后来，北方的怀愍二帝相继蒙尘。大势所趋，他被拥立为皇帝，开创了东晋王朝。这时虽然未到南北朝时期，南北朝的格局已经形成了。北方的统治者是所谓十六国政权。东晋倚长江以建国，以西方的襄阳至东方的淮河一线为屏障。后来西取巴蜀，又北据汉中，稳住了半壁江山，政权延续了百余年。

永嘉南渡及东晋偏安江左，相当大地影响了琅邪王氏的荣枯兴替。从整个家族说，是更加壮大了；从家族各分支说，是王览一系兴盛于江左，绵延不绝达三百余年。而鼎盛于西晋的王祥、王雄两支系，因未能渡江，传了三四代之后，族群衰微，在历史上消失了。

先说王祥一支，他有五个儿子，次子夏、四子烈、五子芬早卒。烈将死时，遗言还葬故乡琅邪临沂。芬的遣言是留葬京邑（洛阳附近）王祥都满足了他们的遗愿。据《王祥传》，祥死后葬西芒，即今洛阳偃师一带。可见当时王氏祖墓在临沂，却又在京邑附近置了坟地。王祥生在洛阳为官，死葬洛阳。他的长子王肇庶出，由三子王馥袭爵。王祥生前封睢陵公，死后赐钱30万。不知何故，只隔了七年，王馥就“家甚贫俭”了，由朝廷赐絹300疋，拜馥为上洛(今陕西商县附近）太守。他死后儿子根嗣（当为嗣爵），官职只是散骑郎，也许不及升迁，又早卒了吧。王肇官至始平(在今陕西兴平附近)太守，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这位太子大约是惠帝太子司马覃，这就快到永嘉元年了。俊子遐，郁林太守，应该是王祥一支唯一处在江南的人，然而终于下落不明，也许在司马睿称帝之前死于任所了吧。这样，王祥一支因为大部分不过江，就没有传承人的记载了。

再说王雄一支，王雄，任幽州刺史。子王浑任凉州剌史，封贞陵亭侯，远不如太原王氏中同名的王浑位高功大。第三代王戎才显赫起来，他是竹林七贤中人，曾仕至中书令、司徒。子万，早卒。兴，与从弟愔为嗣。王雄另一子王乂，生四子，王愔、王诩，任官情况不详。另二子：王衍，善清谈，为八王之乱的最后获益者东海王司马越所倚重，他曾为越画“狡兔三窟”之计，派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扬州刺史，以控制长江上下游。自公元309年开始，在山西的匈奴人刘渊，日益坐大，接连攻打西晋都城洛阳。司马越借口出兵抵御，把晋怀帝留在洛阳，自率精兵14万东逃。逃到项，听说怀帝要宣布他的罪状，忧愤而死。临死把兵权交给王衍。刘渊部下石勒领兵追司马越的灵柩，在苦县追上，王衍全军覆没，被石勒杀死。王雄族人同被杀死者不少。王澄：幸而早出为荆州刺史，逃过了这一难，后来却被族弟王敦害死。二子、詹、早卒。徽，仕至右军司马。这一支也式微了。

再看与之成对比的王览一支。

王览最后一任官为宗正卿，封即丘子。他有六个儿子：长子裁，抚军长史。次子基，治书(侍)御史。三子会，侍御史。四子正，尚书郎。五子彦，中护军。六子琛，国子祭酒。除彦、琛官至三品外，裁等四人都是六品官。他们是这一支的第二代，除王彦参加八王之乱，在成都王颖部下立下战功，仕至中领军(大约也随司马颖的倒台而倒台）王琛升至同九卿待遇（三品官）的国子祭酒，后下落不明（有可能随同王衍等被石勒杀死。也有可能随怀帝留在洛阳被刘曜杀死)外，裁、基、会、正官品都不高，又似都早亡,故王旷、王导倡议全族随司马睿南渡时，他们一个也没有跟去。而这一支最显赫的人物乃是随司马睿渡江建立东晋王朝的第三代，王导，王敦，王含、王舒、王邃、王旷、王廙、王彬、王棱、王侃等人。因此，永嘉南渡等于是一条分界线，随从南渡的王氏家族，由于决策南渡，又辅弼司马睿的帝业，就成了江东侨姓第一大姓，从他们开始，琅邪王氏的声势远播、绵绵瓜瓞。留于北方的，在十六国更迭的战乱中，会像王祥、王雄二支一样，不知何时传承中绝了。

再举同时的太原王氏为例。这一家族的奠基人，是曹魏的王昶，昶有二子，长子王浑，浑子济，在西晋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济尚常山公主。无子。庶出子二人：卓，拜给事中。聿，袭公主封敏阳侯。这一支未过江，后嗣如何，不见于史籍。昶次子王湛，湛子丞，为司马越参军，然而过江投奔司马睿。丞子王述，述子王坦之，坦之子王国宝，均为东晋有权有势的高官。甚至王国宝与同是太原王氏的王恭(关于王恭一支传承，见后文第5节)争权，终于两败俱伤之后，王坦之的曾孙王慧龙逃人北朝，还成为北方五大姓中太原王氏之祖。后之治太原王氏史者，均以王昶、王湛、王丞、王坦之……王慧龙为传承体系，可知永嘉年间的随司马睿南渡，是导致琅邪王氏成为五朝（东晋、宋、齐、梁、陈)世家大族的关键。

四、永嘉南渡者为王旷考

王旷，王览之孙，王正的长子，王羲之的父亲。他与司睿是姨兄弟，为司马睿画南渡之策的主要人物。在司马睿到达建邺后，官拜淮南内史，明面上是屏障江南，实际上是替司马睿为夺取督扬州江北二郡（淮南、庐江）兵权所安下的棋子。当时司马睿的官职是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共七郡)诸军事，决心夺取整个扬州的兵权，故安排亲信王旷去淮南，准备选择时机代替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的周馥。结果是，王旷被派率领三万大军参加指挥一场远在并州（今山西)上党的战争。三万兵马几乎全军覆没，属下两个将军战死。王旷下落不明，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按体制说，淮南国没有三万兵马，内史也无权指挥两个官品相同的将军。令人怀疑这是周馥设计的一个阴谋(7)，但史书记载不详，且疑点颇多，导致了《晋书》未给王旷立传。关于王旷，笔者有《一千七百年未解之谜》一文予以考证(8)，这里却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司马睿永嘉南渡的画策者乃是王旷，而且由他说服王导、王敦助成其事。

下面先引有关资料：

1、王羲之，字逸少……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谋。（《晋书•王羲之传》）。

2、大将军（王敦）、丞相（王导）此时（涛按，指公元307年7月以前之某日），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宏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太平御览》卷184,引裴启《语林》）

3、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晋书•元帝纪》）

4、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东海王司马越的妻子)之意也，（元)帝德之。（《晋书•东海王越传》）

5、晋元帝为安东将军，（裴)郃为长史，侍中王旷（王旷曾为晋惠帝侍中，非怀帝时为侍中）与司马越书曰：“(裴)郃在此虽不治事，然识量宏淹，此下人士大敬附之。”(《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

6、永嘉元年五月，上（司马睿，当时尚为琅邪王，未称帝)还国。六月，进军下邳，治严。九月，到扬州治……裴郃为长史，王导为司马，顾荣为军司，贺循为军祭酒。(《世说新语》敬胤注。载于赵宋朝汪藻《世说新语考异》中）

7、九月戊申（农历十一），琅邪王睿至建业。（《资治通鉴》卷86)

8、王导……后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帝（司马睿）为琅邪王，与导雅相亲善……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晋书•王导传》）

9、东海王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司马窨)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镇下邳。俄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晋书•元帝纪》）

上面9条材料，可以互证，但是人、时，地、事交错。今按时间前后，予以考证和说明。说明时，涉及其他事件，非关本文证据，就不再引证原文了。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北方并、冀、青、徐各州，乱象已成(故王旷说“天下大乱”）。东莱反了个王弥，有进犯青徐二州迹象。身为青州刺史的驸马王敦，借口朝廷(实际掌权者为东海王司马越）征他为中书令，不顾公主之丧，单车出走。他顺道先回家乡琅邪临沂。王导本为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事”，不知为何不在司马越身边，也回家乡来了。王旷本为丹阳（今南京市一带）太守，305年12月，陈敏反于历阳，伪称皇太弟（后来的晋怀帝)任命他为扬州刺史，又任命顾荣为丹阳太守。原任扬州刺史的刘机，丹阳太守的王旷，便弃位让出城池。307年2月，陈敏乱平。刘机又回到扬州任他的刺史。王旷却因为顾荣既为江东四大姓顾氏的头面人物，又有里应外合平定陈敏的功劳，不愿意与他争丹阳太守的位子，也回到了家乡。这时他姨兄弟司马睿任平东将军镇下邳。王旷先去到他那里，不免提到北方的乱象。王旷很了解建邺有长江天险，而尚没有一个亲王镇守，说服了司马睿请求移镇江东。他与司马窨商议，为增厚力量，设法说服王氏长门嫡长子王导率领全族同行，王旷便去家乡找王导(从王旷剔壁窥之判断，王导是在自己宅中），导恰巧和王敦，也许还有王颖、王敞、王含、王邃等人也正聚会，“共为谋身之计”，也就是商议他们这一伙人的前途问题。王敦被司马越征为中书令，王导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司马越当时又独掌朝政，挾天子以令诸侯，想来他们的谋身之计是大家一齐投奔司马越。当时司马睿刚从八王之乱的中心洛阳逃回封国不久，想当然地不愿意再去洛阳，故王导等人不但不去约他，还背着他开会。王旷来到，王导、王敦知道他是司马窨的亲信，也就不让他进屋参加会议。王旷呢，先打破窗子往里看，然后说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将欲告官”。他们大部分都是官，王敦还是未来掌朝政的三品官中书令，谁能管他们？但是，临沂属琅邪国，司马睿是琅邪国王，军事上琅邪又是平东将军的辖区。王旷不啻告诉他们，自己乃是奉了司马睿的命令而来的。加以王旷移镇江东之策又确实比不带兵马，赤手投奔司马越的办法为优，所以王导、王敦等人也就同意举族（王导留下了两个兄弟在原籍）随司马睿南渡了。但是，亲王移镇必须得到皇帝的允许，恰巧王敦要去洛阳任中书令，于是请求移镇的奏表就交他带去。这时，司马越并不在洛阳，他于三月份出镇许昌了。他知道王敦要去洛阳上任，告知王敦，自己的妻子(裴妃）在洛阳，可以帮得上忙。果然，大约王敦307年6月（资料第6条，“6月，进军下邳，治严”。治严即整理行装）通过裴妃，获得怀帝的允诺，有信息告知司马睿，睿才令全部南迁者治严。七月已末(农历十一)下诏以平东将军琅邪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九月戊申（也是十一日）琅邪王睿至建邺。

因为有资料第3条第4条的记载，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才用有饼大家吃的办法，写道：“它说明南渡的问题不是一人一时匆匆的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策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琊王睿司马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亦有其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于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当然，此事的促成大家都有份不假，但田先生的解释有三处不当：1、共谋于密室分前后两截，前半截王敦，王导共为谋身之计，显然是背着司马睿的，也当然不是打算移镇江南，只能是投奔司马越，因此才不允许王旷进屋，后半截是待到王旷先威胁，后说明依司马睿移镇江南之利，才使得敦导同意。王导怎能算关键人物？考:他那时连司马睿的部下都不是。等到诏书下来。司马睿从平东将军改为安东将军，从都督徐州诸军事改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应当重组军府。据材料第6条，知道新班底四个主要人物为裴郃(9)、王导、顾荣、贺循，全是新人，王导是此时才为安东司马（不是平东司马）的。看第5条，组织安东军府，应该是王旷的建议。因为四人中，顾荣、贺循是江南头面人物，王旷任丹阳太守时自然相识，他又在陈敏败亡后给了顾荣一个面子，未重回丹阳太守原任。王导，既已决定率领全族南渡，自然不能再作参东海王军事。司马睿让他作安东司马，是最合理的安排，只有这个裴郃，任安东长史似乎是王旷推荐的，因此王旷，才写信给司马越报告裴郃在建邺受人欢迎的情况（裴郃是裴妃之兄）。综上所述，司马睿的永嘉南渡，王旷(而非王导)才是关键人物。2、说“裴妃亦有其意，居内大力赞助”也不含乎事实。王导等人密议的地点在琅邪临沂，事先连王导都想不到会去江南，裴妃在洛阳，怎么能“亦有其意”呢？她所以参与其事，只是因为此事必须由晋怀帝下诏书，司马越在许昌，裴妃在洛阳，她能替王敦将申请移镇江南的奏表送达怀帝并劝说怀帝批准而已。3、说这件事最终由司马越、王衍决策，也对也不对。王敦由临沂去洛阳，路经许昌，自然与司马越商议此事，司马越自然是同意的，所以才有裴妃在洛阳帮助操作。至于王衍，他一直在洛阳，官拜司徒。308年5月，尚有他击败寇洛阳的王弥的记载，那时司马越在鄄城，王衍尚未入司马越军府，二人不在一起，怎能共同决策？事实上直到310年司马越率众出许昌时，王衍才作为他的军司(10)与之同行。司马越死去，王衍代领其军，为石勒所破。衍越二人的经历，《晋书•元帝纪》记载历历分明，田先生坚持司马越王衍之间已有“王与马共天下”的关系，不顾时与地的变化，司马越的事，过早地加到王衍身上。

以上旨在考证王旷在司马睿决策南渡上的作用。南渡对琅邪王氏兴盛的作用，前文已予以考辨。决策的到底是何人，正史中记得含胡，埋没了王旷的功绩。兹事体大，故立专节以辨之，顺便说一句，记此事最详尽的，是《太平御览》所引《语林》之文。《语林》，裴启所撰，他成此书时为公元362年，时王羲之刚死一年。王旷之孙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俱健在。王导之孙王珣、王珉也都健在，对裴启所记，王氏诸子弟都没有异议，可见裴启所记不虚。当时人记当时事，算得上是接近第一手的资料。

五、在东晋的兴替沉浮

东晋王朝存在了104年，在此期间，有北方“十六国”的南侵，有门阀大族有兵权者的窥伺大位，有掌有兵权者的内斗，有境内人民的“起义”(11);也算得动乱频仍。像琅邪王氏这样参与开国大业的家族，不可能不被捲人这些动乱之中或者受其影响，随着动乱的结果不同，参与者也随之或得势或失势。不过，如琅邪王氏这样子孙支系众多，而又各立门庭，对朝政国是，就未必能全族观点一致。因此，本节打算梳理两个问题；一、琅邪王氏本支内的兴替变化;二、与其他大族比较，琅邪王氏全族在东晋时的浮沉。

1、琅邪王氏各分支过江后的延续与中断

王览六子，其孙辈随从司马睿过江的为王裁子王导(为僧者不计人）。王基子王含、王敦。王会子王舒、王邃。王正子王旷、王廙、王彬。王琛子王棱、王侃。王敦作乱，病死，被开墓扬尸。王含及其子王瑜、王应（过继与王敦）战败，去荆州投王舒，被王舒沉于江。王基一支中绝。王舒本是王敦同党，因沉王舒父子于江有功，未受连累。讨苏峻，封彭泽县侯、卒。长子宴之被苏峻所害，孙崑之，曾孙陋之嗣。又其次子允之后来官至卫将军，下传三世，王希之、范之，似已至晋末。以后可能无嗣。王邃因为不应明帝发兵讨王敦之诏，因而在王敦之乱平定后，忧惧而死(12)。王会一支中绝。王棱因为反对王敦作乱，敦使人害之。棱弟侃，仕至吴国内史，不知有无后嗣，王琛一支也中绝。王彦于西晋末年便后嗣无闻，故王览六子中次子基、三子会、五子彦，六子琛四支，至东晋末俱已中绝，只剩下长子王导、四子王正两支经历南北朝而入隋、唐，世泽绵远。只是所谓其传中绝，不一定都是子孙断绝，或许后世无显宦，史书不载，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吧。晋、宋之间的《王氏谱》已佚失，今天传世之谱，多为明朝以后所修，无法据以补入了。

2、琅邪王氏在东晋的沉浮

司马睿南渡时，王敦在洛阳，王舒还在青州（他本在青州投依王敦）料理公主的后事。王廙、王彬在濮阳。真正辅佐安东军府的是王旷、裴郃、王导、顾荣、贺循等五人。顾荣为军司（即军师，避司马师讳而改称，是军府的首席幕僚，并非军司马，但后人往往把二者弄混了），职务最高，可是与贺循均是司马睿为安抚江南大姓而委任的。真正的心腹是王旷、裴郃、王导3人。当务之急，为了巩固地位，非要把都督扬州江北诸军事的兵权拿到手不可，便派王旷去淮南。都督江北诸军事的周馥发现了这一阴谋，不知怎么说动了司马越，派王旷千里迢迢，越淮渡河去救上党。王旷为淮南内史，兵马最多不过五千人。周馥把自己管辖下的兵马三万人让与了王旷。他算定了王旷必败，但自己的兵马可以另行补充。果然王旷战败，全军覆没，他个人下落不明。但是司马睿没有放弃兼併淮南兵马的原计划，又派裴郃（《晋•元帝纪》作裴硕，《裴秀传》作裴邵，疑本作裴邵，字形相似误为郃。邵、硕一音之转)任淮南内史，时为公元310年。11月，周馥上书以洛阳孤危，请迁都寿春。司马越以馥不先告知自己而直接上书于怀帝，大怒。召馥和裴硕（即裴郃）。馥不肯行，令硕领兵先行。硕诈称受越密旨，袭馥。战败了，向司马睿求救。311年正月，睿令甘茂攻周馥，周馥兵败奔项，忧愤而死。裴郃终于担任了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扬州江西（即江北)淮北诸军事。他领兵去与司马越相会，不料，卒于军中。司马睿终于得到了扬州江北的兵权，却损失了王旷、裴郃两大亲信。随他南渡的亲信只剩下王导一人。王导是很佩服裴郃的，到了晚年，还说裴道期刘王乔在，吾不得独登此位（所谓此位《晋书•裴秀传附裴邵》作司空，《刘隗传附刘畴传》作司徒。涛按，作司徒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琅邪王氏渡江投奔司马睿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首先，王旷的两个兄弟王廙、王彬奉侍母亲来到。接着，王舒“与诸父兄弟”(13)也“渡江委焉”。这里诸父兄弟不知所指何人，大约有王含、王棱、王侃。早在309年时，司马越已假怀帝之命任王敦为扬州刺史，但未将原刺史刘陶免职。敦到扬州，司马睿暂时任命他为安东军府的军谘祭酒。不久，刘陶卒，王敦才得为扬州刺史，广武将军。接着迁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节。这都督征讨诸军事，没有军府常驻之地，实际上专为替司马睿扩充地盘特设之官。果然，不久便与甘卓讨平华轶，得了沿江又一大州江州。当时，荆湘流民首领杜弢叛，占领湘州、荆州，王敦又督陶侃讨平之，于是，巴蜀以下，沿江各大州均为司马睿所占有。随着地盘的扩大，司马睿先是升为镇东大将军。313年，怀帝被前赵刘曜所俘，司马邺（即晋愍帝)在长安即帝位，先封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315年又晋封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右丞相。无异将全国兵马大权及行政权名义上都交与了他。这时，司马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又有了江南的广大地盘，奠定了316年司马邺降前赵后他成为晋朝惟一有资格称帝的地位。果然，在部下文官武将及西晋宗室的拥立下，他于317年称晋王，318年称帝。因立国于江东一带，史家称为东晋。

王导随着司马睿的职位日高，不但历迁丹阳太守，拜宁远将军，丞相军谘祭酒、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骠骑将军，加散骑常待，都督中外诸军。后来升到领中书监，假节，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如故(扬州为司马睿寄居之地，刺史照例用亲信人。录尚书事等于有实权的丞相，虽然这时司马睿也不过官居丞相），而且将过江的兄弟子侄，陆续安插在中朝、外朝。当司马睿称帝时，已知琅邪王氏的第三代人物任官如下：王导晋封武冈侯、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因为加了司空的头街，成为一品官了）。王敦，侍中，大将军，江州牧(后改江州刺史）。王舒、廷尉。王廙：宁远将军，荆州刺史。王彬;侍中。王棱，广武将军，豫章太守。王含，南中郎将。王邃，尚书。这时，文武两个最高官，沿江三大州(荆、江、扬）的刺史，都由王氏子弟担任，故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这是琅邪王氏最为鼎盛的时期。

司马睿为帝后，逐渐感到王氏势力太大，便重用刘隗、刁协，抑裁王氏势力。王敦倚仗手握重兵，两次起兵攻打建康。第一次以“清君侧”（清除刘隗、刁协)为名，杀了周觊、戴渊、刁协。王氏族内意见不一，王含在王敦兵至芜湖时，逃出建康，投奔王敦。王导率领族中二十余人，在台等候处分,元帝赦免了他们。等到王敦占领建康，王导貌似中立，实际站到王敦一边。王彬却公开指斥王敦“抗旌犯顺。”王敦因为更换皇帝的条件不成熟，更换了百官百余人，退兵回武昌，但留下了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镇淮阴，又清除了湘州刺史谯王司马丞。他自己遥控朝政，“四方贡献多入其府，将相岳牧皆出其门。”结果，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忧愤而死。王敦看到元帝已死，自己最畏惧的祖逖、甘卓也死去，便决定二次起兵，纂夺皇位。新继位的皇帝司马绍（史称明帝）决心用自己能指挥的兵力抵抗。王敦走到于湖，有病，越来越沉重，用从王含过继来的儿子王应领兵，王含主张向建康进军。王导知道王敦病势沉重，站在明帝一边劝王含退兵，王含进兵，大败。王敦病死，王含与沈充合兵再攻建康，又大败。烧营夜遁。王含、王瑜、王应投奔王舒，被舒沉于长江。这一次大动乱后，琅邪王氏中王基一支绝后，王会一支的王舒虽因沉王含等于江有功，后来明帝发现他一直站在王敦一边，将他由荆州刺史迁湘州刺史，已不受重用。只是不久，苏峻作乱，他儿子允之平乱有功，留下了这一支，直到晋末，王允之以后再也没出人才。王邃因暗助王敦，忧愤而死。因此，琅邪王氏只剩下王导一支的王洽、王恬、王劭、王荟。王旷一支的王羲之。王廣一支的王颐之、王胡之、王耆之、王羡之。王彬一支的王彭之、王彪之、王兴之、王企之。明帝对于王导，表面上待以殊礼，加太保，却夺去了他的录尚书事，又调应詹为江州刺史，陶侃为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凉诸军事。讨王含立了大功的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假节，镇广陵。这样，完全控制了长江上下游要害之地。“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从此结束了。

明帝在位三年死去，遗诏辅佐太子的共七人，太宰司马羕，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壶、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扬尹温峤。王导知道自己在其中只是陪衬，当群臣向新皇帝进玺时，王导称病不参加，被卞壶公开批评，又赶紧到场，新皇帝司马衍才6岁（史称成帝），尊明帝后庾氏为皇太后，庾太后临朝称制，以王导为录尚书事，与中书令庾亮，尚书令卞壶参辅朝政，但事之大要却由帝舅庾亮决定。

不久，庾亮处事不当，引得历阳内史苏峻举兵攻入建康。他本以讨庾亮为名。攻人京城，尚末篡位，只是“改易官司，置其亲党，朝廷政事，一皆由之”。不久，出战被杀。王导原留在建康，苏峻很尊重他。后来陶侃、庾亮、郗鉴、温峤等人起兵逼近建康，王导才携二子逃人庾亮军中。不久苏峻失败，论平峻功，王导未得升赏。庾亮因为逼反苏峻，苦求地方官，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豫州刺史，镇芜湖。王导虽仍为司徒，朝政实掌握在庾亮手中。但王导颇受成帝的尊重。加以王彬为将作大匠，王舒、王允之立有战功，琅邪王氏的威望仍然未坠。不过，第三代只余王导、王彬二人（王舒于苏峻平后死去），第四代人刚开始走人仕途。王导很忧虑无人光大门户，当朝廷任命王允之义兴太守，允之以父丧辞却之后，王导给他的信中哀叹：“吾群众死亡略尽，子弟零落，遇汝如亲。如其不尔，吾复何言！”

陶侃不久病死，庾亮升任征西将军，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如果庾亮执掌朝政是从成帝即位的326年算起，这时已是声威最盛之时。可是王导在中朝以司徒身份处理日常政务，虽然有缺点（陶侃、庾亮先后都有废除王导的打算，分别与郗鉴商议，被郗鉴劝止了），但既是开国功臣，又是三朝老臣，足以起到稳定大局的作用。琅邪王氏有他一人在，就足奠定了“侨姓第一”的地位。公元335年7月，王导死去（8月，郗鉴死去。336年庾亮死去），其前，王彬死去。琅邪王氏第四代，大都尚在四、五品官间徘徊，计王允之任南中郎将，假节，江州刺史，四品。王恬：后将军，四品。王胡之、王羲之在庾亮征西将军幕府中。（《王羲之传》虽有庾亮临死，上书推荐他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事，但是他实刺江州，应在王允之卸任以后）。王彪之：尚书左丞或司徒左长史，六品。这是琅邪王氏因为青黄不接而衰落的时期，但衰而不断。还有这么几个人延一脉至第四代有更多人出仕之时。本来王允之在官场上是大有前途的，但因为和当政的庾氏家庭成员庾怿为争江州刺史有矛盾，后来被调出江州任二品官卫将军，可惜刚到任就死了，年方四十岁。与他同岁的王羲之“素自无廊庙志”召他为侍中（三品）、吏部尚书，都是可以升至尚书令仆，中书监令的。不知为何，他辞却，足有好几年身为布衣,经营男婚女嫁之事。

庾亮之弟庾翼死后，会稽王司马昱录尚书六条事，以亲王而掌大权，这已是（穆帝）司马聃以冲龄（二岁）即位以后了。昱是皇族，从而短期摆脱了琅邪王氏、颖川庾氏大族掌权的局面，但是他也要倚靠亲信。首先，他重用“弱冠有美名”，父死后庐墓十年的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实际上“参综朝权”，常在台中辅佐司马昱）。同时也重用谯国桓氏的桓温以夺庾翼儿子爰之之权。桓温被任为安西将军，假节，都督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渐渐不听司马昱、殷浩的约束，举兵伐十六国中的成汉（立国巴蜀），拜表即行，只用了4个月，就占领了成都，俘成汉君主李势。灭蜀之后，声名大振。殷浩忌惮他，用荀羡为吴国内史，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巩固扬州的地位。司马昱用人很宽松，桓氏而外，陈郡谢氏渐露头角，郗鉴的子孙渐居重位。王氏子孙出仕的也不少。王珣为桓温幕僚。王劭也很受桓温器重，由丹阳尹迁吏部尚书，尚书仆射，领中领军。王荟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王胡之为丹阳尹。王彪之为廷尉，转吏部尚书。但这几个人已经分别参加到桓温一边和司马昱、殷浩一边，成为幕僚一类人物，自己不能左右朝政了。只有王羲之为了将相和睦，劝殷浩不要猜防桓温，但没有起到作用。

永和八年（352年）后赵灭。北方大乱，殷浩出兵北伐，九年大败，十年桓温上疏数其罪行，浩被免为庶人。桓温逐渐过问朝廷大计。为了立个能力弱的人为扬州刺史，他选用了王述。从此以后太原王氏势力日增，导致了这个家庭尔后成为继桓氏谢氏以后掌握朝政的门阀士族。桓温有野心，他志在北伐建立大功，提高威信，建立新王朝。故朝政仍由司马昱掌管，他只领兵在外。十年，北伐，一度战胜十六国中的前秦，打到长安附近的灞上，因缺粮而退兵。十二年(356年），又一次北伐，在洛阳打败姚襄，无大成就而退兵。海西公司马奕太和四年（369年），又北伐前燕，在枋头退兵，至襄邑而大败，威名受损。却于371年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史称简文帝）。不到一年，司马昱死去，立其子司马昌明为帝(史称孝武帝）。373年桓温死，虽然他的诸弟桓豁桓冲等仍掌荆州、江州兵权，朝廷中已是谢安、王彪之执政了。当桓温大权在握时，王羲之为王述所排挤，弃官，誓于父母之墓前，永不为官，不久死去。王胡之升司州刺史、西中郎将，代替谢尚领兵北伐，未动身便病死。王彪之因为得罪了桓温，官职几上几下，始终为司马昱所信任，遇到大事能决策，故能与谢安共掌朝政，在这段时间内，王羲之子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都已经出仕，只知其中徽之的起家官是桓温的参军，献之的起家官为州主簿。王恬已死，王洽被任为中书令，苦辞，升平二年（公元358年）卒于建武将军吴郡内史任上。其子王珣为桓温橡(幕僚）掌军中机务，转大司马参军。王珉，以州主簿起家。虽然除了王彪之、王胡之、王洽以外，王氏第五代官职都不高，但是仍然维持了王导、王旷、王廣、王彬四支于不坠。

王彪之于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死去后，谢安以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执政。这时前秦苻坚统一了北方，有吞併东晋之意，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谢安指挥谢玄，取得了淝水大捷。王献之很受谢安器重，前后两次为谢安军府长史。但他不喜欢任幕僚，改官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因而，他未参与淝水之战。这时，王氏其他成员官居何职不可考。王献之死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当时他官居中书令。自太元8年起孝武帝便让自己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欲夺谢安的权。淝水之战后，他更嫉妒谢安的功勋，一力排挤谢安。谢安死在王献之前面，王献之这个中书令是无实权的，王献之死后，王珉接替了中书令，二年以后死去。在谢氏掌政的这一段时间，琅邪王氏虽然出了两个中书令，实际上已呈中衰之势了。
随着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太原王氏当权开始。孝武帝司马昌明的皇后王氏与会稽王司马道子妃王氏，分别出于太原王氏的两支：

孝武皇后是王恭的妹妹。司道道子妃是王国宝的妹妹。司马道子与王国宝同掌朝政，朝政昏乱。孝武帝却培养外镇势力，以郗恢镇襄阳，以殷仲堪镇江陵，以王恭镇京口，与之相抗。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司马德恭即位(史称安帝），他是一个白痴，司马道子大权独揽。397年，王恭举兵讨王国宝，司马道子不得不杀王国宝及其弟王绪。398年王恭又起兵，以讨王愉、司马尚之、司马休之(三人都是司马道子新的亲信）为名，联合上游荆州殷仲堪、桓玄(桓温之子）两路来攻建康。俘王愉。这时司马道子已将大权交与儿子司马元显，元显买通了王恭手下大将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擒，满门俱死。王国宝一支在王恭起兵时，亦满门俱死。这样太原王氏除了被桓玄俘获的王愉以外，两大支自相火併，全都死亡。王愉后来也被刘裕杀死。从此太原王氏在南朝（宋、齐、梁、陈）中完全消失了。在王恭王国宝互相残杀中，琅邪王氏只有一人参与其中，即王荟之子王廞。他先助王恭，后来又上表司马道子欲讨王恭，被王恭部下刘牢之所杀。还有一个王珣，要调停于王恭与王国宝之间，既被王恭讥为像胡广一样圆滑，谁也不得罪，又差一点被王国宝杀死。王恭第二次起兵，他便不得不接受王恭委任的都督琅邪水陆军事了。幸而桓玄器重他，得以寿终，死后赠车骑将军（三品）。他的几个儿子，显名于刘宋王朝。

另外，一个间接受到影响的人，人们不大注意到他，这便是王凝之。他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大约才气平庸，一结婚便被妻子才女谢道蕴所嘲笑：“想不到天地之间还有这么一个（无才能的）王郎”。但是东晋时越是这种胡涂人越容易升官。太原二王相争时，他为江州刺史。司马元显为了控制上游，派太原王氏的王愉为江州刺史，代替了他。他被任为左将军，会稽内史，这是398年的事,399年，孙恩起义，攻会稽，王凝之被杀。他要是仍在江州呢，可能躲过这一劫，王羲之一脉也不至于完全衰败。

再以后，桓玄攻人建康，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篡位，国号楚。三年，刘裕等发兵攻桓玄，破建康，又破荆州，迎回晋安帝复帝位。杀桓玄。此后，刘裕有大功，已经安排取晋而代之了。这过程中一件有意思的事是：桓玄篡位，王导的孙子王谧奉上安帝的传国玺。刘裕攻入建康后，他又推荐刘裕为扬州刺史。从此开了南朝改朝换代，必有琅邪王氏中有地位者劝进的先例。

研究琅邪王氏一族在东晋的兴替浮沉，不可不与当时掌权的其他门阀士族作对比研究。综计门阀士族前后掌握政权的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殷浩执政的时间太短，就不计入了。五大门阀中，颍川庾氏与太原王氏的结果是几乎全族覆没。谯国桓氏在桓玄失败后，除了桓谦北投姚兴以外,也是全族覆灭。只有琅邪王氏、陈郡谢氏，进人南朝以后，仍为大族，阮裕曾说谢万是“新出门户”，而琅邪王氏不仅与东晋一朝相终结，更可上溯至两汉，门户的源远流长，在谢氏之上。

今为作一简要概括如下：

东晋王朝，在八王之乱中，得以南渡，在建邺站往脚跟，得力于王旷的献策、王导王敦的辅佐。故王朝建立之初，王氏布列于朝中。内有王导，为丞相20余年，对稳定新建立的王朝，起了很大的作用，外有王敦，扬州之外，又取得了荆州、湘州、江州，形成了南朝的格局。其后的王彬、王彪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王嘏、王谧等人，或为尚书仆射、或为中书令，或为司徒，虽权势有大有小，都居于中枢决策之位。外有王舒、王廙、王含、王邃、王允之、王恬、王羲之、王劭、王胡之、王凝之，都担任过刺史、太守和各种名号的将军，统领兵马，镇守重要州郡。因此，在整个东晋王朝中，几个大门阀家族，旋起族灭，琅邪王氏，却在每代皇帝治下，都有辅弼人才，到南朝时，仍为四大姓(王谢袁萧）的首姓。有人称此现象为细水长流，以区别太原王氏那其兴也忽焉，其灭也倏然。然耶？否耶？此处不具论了。

六、两晋墓志铭中的琅邪王氏

1、两重证据法与两晋的出土墓志

史学大师王国维倡“两重证据法，即治文、史学科应以地下出土文物及传世的文献资料，在研究学术时交互为证，始能得出较正确的结论。据此。今日研究中古琅邪王氏家族，所需要的论证，除了史部诸书与《世说新语》、《郭子》、《语林》以及晋以后传下的谱牒之书外，所需要参考的，无过于两晋、南北朝、隋、唐出土的墓志铭。本书将于本篇以及南北朝、隋唐两篇述考中引录一部分各该朝代的墓志铭，以资参考。

汉代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石刻中墓志这一大类型的产生和形成阶段。但是据赵超所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辑录的看来(14)，汉魏两朝的墓志甚少，两晋时，才稍稍多了起来，却并未统一称作墓志，也没有铭文。只在南朝宋元嘉年间以后，才都有了铭文，而且统一称作墓志铭。这是因为汉人时兴在坟墓外立石碑，不大需要墓志。魏、晋都禁止立碑，但被埋入坟墓的人有必要使后世知道他姓甚名谁，所以开始有人刻砖、石为志，写明墓主的姓名、乡里、官职、卒年、葬于何地等等，放在灵柩前面或墓穴壁上。那时，名称还不统一。就西晋所立而论，有的称墓志，有的称墓碑，有的称神柩（表示这是某人的棺木），有的称柩铭，有的单称碑，有的单称铭。东晋时称墓志者渐多，却不提铭文。这一切志文，都字数不多，很少谀墓（对死者歌功颂德）之文。不过志文虽然简单，有的足以补上史之缺文，又能表现出书法的演变，所以还是有学术价值的。

2、东晋墓志文选录

《汇编》西晋部分中，没有琅琊王氏成员的墓志。东晋部分中，收入20世纪南京象山出土的王彬一家人的墓志四件，即王兴之墓志、王闵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夏金虎墓志。再据《文物》杂志所补入20世纪90年代在象山出土的墓志四件。计共八件：

(一)（王兴之墓志）铭文(15)：

君讳兴之、字稚陋，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征西大将军行参军、赣令。春秋卅一，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阳建康之臼石，于先考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左，故刻石为识，臧之于墓。长子闽之。女子稚容，次子嗣之，出养第二伯。次子咸之，次子预之。（背面即碑阴铭文）命妇西河界休都乡吉迁里宋氏，名和之，字奉贏，春秋卅五。永和四年十月三日卒，以其月廿二日合葬于君柩之右。（下略）

(二)（王闽之墓志）铭文：

晋故男子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王闽之,字治民，故尚书左仆射特进卫将军彬之孙，赣令兴之之元子。年廿八，升平二年三月九日卒，葬于旧墓，在赣令墓（下转入碑阴）之后，故刻砖于墓为识。妻吴兴施氏，字女式。子嗣之,咸之、预之。

(三)（王丹虎墓志）铭文：

晋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琅耶临沂王彬之长女，字丹虎，年五十八，升平三年七月廿八曰卒，其年九月卅日葬于臼石。在彬之墓右，刻砖为识。

(四)（夏金虎墓志)铭文

晋故卫将军左仆射肃侯琅耶临沂王彬继室夫人夏金虎，年八十五。太元十七年正月廿二亡。夫人男企之，卫军参军。妇彭城曹秀姜。父蔓，少府卿。大女翁爱，嫡淯阳丁引。父宝，永嘉太守。小女隆爱，嫡长乐冯循。父怀，太常卿。

据《文物》补人之四件：

(五)（王康之墓志）志文：

永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晋故男子琅耶临沂王康之，字承叔，年廿二，卒。其年十一月十日，葬于臼石，故刻砖为识。

(六)（王企之墓志）志文

晋故前丹阳令、骑都尉、琅耶临沂都乡南仁里王企之，字少及，春秋卅九。泰和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卒。三年初月廿八日葬于丹阳建康之臼石，故刻石为志。所生母夏氏，妻曹氏，息女字媚荣，适庐江何粹、字祖庆。息男摹之，字敬道。

(七)（王建之墓志）志文：

晋故振武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琅耶临沂县都乡南仁里王建之，字荣妣。故散骑常侍、特进、卫将军、尚书左仆射、都亭肃侯彬之孙。故给事黄门侍郎、都亭侯彭之之长子。本州迎西曹，不行，袭封都亭侯。州檄主簿、建威参军、太学博士、州别驾，不行。长山令、廷尉监、尚书右丞、车骑长史、尚书左丞、中书侍郎、振威将军、鄱阳太守。春秋五十五。泰和六年闰月丙辰朔十二日丁丑，薨于郡官舍。夫人南阳湼阳刘氏，先建之半年薨。咸安二年三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迁神。其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午，合葬旧墓，在丹阳建康之臼石，丹阳令君墓之东。故刻石为识。二男未识不育。大女玉龟，次女道末，并二岁亡。小女张愿，适济阳卞嗣之，字奉伯。小男纪之，字元万。建中母弟翘之，见庐陵太守。小弟朔之，前太宰从事中郎。

(八)（王康之妻何法登墓志）志文

晋故处士琅耶临沂王康之妻，庐江潜何氏，侍中司空文穆公女，字法登。年五十一，泰元十四年正月廿五曰卒。其年三月六日，附葬处士君墓于臼石，刻砖为识。养兄临之息绩之。女字夙旻，适庐江何元度。

3、八志透示的几点信息

(一)象山，在今南京市的北郊，也就是志文中所说的臼石。上一世纪60年代开始，南京市文管会在其地发掘了七座琅琊王氏墓地，出土了若干墓志。加上2000年的发掘就是上面引录的八块。看来这是王彬一支所经营的墓葬地。那末，王导一支、王廙一支、甚或王舒一支也应当各有其墓地。墓地如此，居处亦然，想来琅琊王氏至少在穆帝永和以后，在建康的聚居地，必不止乌衣、马粪两处了。

(二)王彬一系的墓志似乎自成一体。八文都字数不多,但名字、籍贯、官职、享年、子女及其配偶，下葬时间，都包括进去了。八篇中都有相同的一句：“立石(砖）以识之”。査赵超《汇编》东晋其他各志志文中，均无此一句，看来是用来说明所以立石乃为了记墓主身份的。所以八志均无“志额”，现在各志所加以“xxx墓志”及“铭文”或“志文”字样，均为后人所加。不可据以认为那时就通称墓志了。

(三)墓志文虽简单，但仍然可以补史之缺文，例如《晋书•王彬传》，只说王彬长子彭之，次彪之，最知名。据墓志文，王彬有四子:彭之、彪之、兴之、企之(南京对象山王氏墓地的发掘简报，录文时把企之写作仚之。笔者昔年编《魏晋琅琊王氏谱》从其说。今志文既云字少及，自当名企之。今从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之言，改正旧说）。王彪之之子，《晋书》只言：“二子:越之……临之。”据墓志所记，应是三子即越之、临之、康之。又赵宋汪藻所修的《琅琊临沂王氏谱》，把王翘之作为王彬的儿子。今据《王建之墓志》，翘之显然是彭之的儿子，王彬的孙子。

(四)墓志文偶用通假字，如立石以“识”之，“识”自是代替“志”字。又如《夏金虎墓志中的“大女翁爱，嫡淯阳丁引”，“嫡”字自是代替“适”字。可是八志中的琅邪临沂都写作琅耶临沂,就不是偶然的，可见当时自有这么一种写法，研究琅琊王氏的人，不可不知。

注释：，

(1)南朝论书法者，多称王廙为王羲之的叔父。又刘隗弹奏王籍之表（王籍之，王旷之长子，王羲之之兄）也说王廙王彬是王籍之的叔父。这是第一手资料，故王正之子的次序应为旷、廙、彬。《新唐表》排次序，错写作廙、旷、彬，贻误后人，影响甚大。

(2)王彬4子，见后文《魏、晋世系表》之第二表。

(3)魏朝只记王祥、王雄。其后均入晋，故实为《晋代世系表》。

(4)朱文，载于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王羲之与琅琊王氏文化研究新编》。

(5)赵文，载于红旗出版社版《王羲之书法与琅琊王氏研究》。

(6)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367页。

(7)指周馥向司马越推荐，情愿将麾下三万兵马交与王旷，令王旷去救上党。但这只是一种推测，无史料根据。

(8)见中国文史出版社版拙著《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1至18

页。

(9)裴郃即《晋书•裴秀传》的裴邵，亦即继王旷为淮南内史的裴硕。郃是形似邵导致的字误，硕又是邵一音之转。三者实为一人，详列《三国志》裴注，《晋书》及《世说新语》敬胤注以比较之，即可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