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贤母，两大望族，结局为啥完全不同
世上原本不相干的两件事物常常会因为某种缘由而有机地联系起来，比如，生活在晋朝的陶氏和生活在明清时期的新城王氏。
当代著名学者，家训研究达人匡济先生对陶氏家族有着深入的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帮助我们认识了解陶氏。繁衍生息在江西九江的陶氏非凡族，不仅有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还有“截发筵宾”的陶母湛氏和东晋名将陶侃。
陶氏一族最有故事的当属湛氏老太太了。她对这个家族的贡献，首先是把陶渊明的曾祖、幼年丧父的陶侃拉扯大，纺纱织线供他读书，鼓励他发愤图强。像天下所有单亲家庭一样，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某日，陶家一位故旧来访。母亲知道这位叫范逵的朋友素有声名，可是，身处庶族中最穷苦位置的陶家一贫如洗，怎么招待客人呢？她不仅把自己睡觉的草席铡碎喂了朋友的马，还毅然将自己一头长发剪下，卖与他人，换来一顿酒菜，款待客人。
客人告别时，陶侃一送再送。那一日，漫天的大雪，道路湿滑，陶侃相送百余里，客人感动不已，问：“想出去做官吗？”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客说：“我来办。”于是，范逵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陶侃走出了第一步。
某日，顶头上司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大雪天寒，僚属们都感到为难，独陶侃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精明的陶侃的确与众不同。
陶侃靠聪明智慧和不懈奋斗，最终手握八州军权，掌控东晋半朝江山，实现了“草根逆袭”的梦想。
然而，半生征战的陶侃却疏于孩子的教育和家风的养成，以至膝下十七个儿子“少见温和谦恭之人，多为凶暴之徒。”他死后，丧事没人管，儿子们势同水火，为争家产大打出手，还出了人命。陶氏家族被贴上了“自相残杀”，“不忠不孝”的标牌。
家族形象被恶化，陶氏后人无人想用，无人敢用。陶渊明的祖父、父亲也做过官，但最终都做了隐士。陶渊明虽才高八斗，也只是做了低级官吏。屡遭挫折后，五十岁时辞去了最后一个官职，留下了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句，效仿前人归于田园了。
陶渊明有五子，陶公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曾写下许多勉励的诗句。然而，饮酒之妙更使陶公陶醉，家人的生活艰辛难抵一壶浊酒的诱惑，穷困潦倒之际，朋友送来一笔钱财救济，也被悉数换了美酒。醉眼朦胧间，陶公成为了田园诗派创始人和文学史第一个写下大量饮酒诗的著名诗人，只是治家教子的使命被抛到“南山”后面去了。
晚年的陶渊明面对因他饮酒而致痴呆的五个儿子，内心十分凄惨，临终前，面对一贫如洗、争无可争的家境他实在不放心，一再告诫孩子们，自己死后，兄弟要重情义，不可心生嫌隙，更不能效仿祖上在财产上失和反目，甚至相互残杀。
陶母万万想不到，自己改变了一个家族命运，区区几代之后，家族的发展又回到了原点。
再说说新城王氏家族。
明清时期，山东最著名的望族当属新城王氏，王氏与陶氏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发展起来的仕宦家族；在家族的发展上，女性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太淑人是王氏家族第一位进士王重光的夫人。丈夫因公殉职后，家境顿时陷入了困顿，然而，不管生活有多困难，这位精明强干的刘老太太坚持了两件事，一是将不多的资产集中起来用于儿子们的读书所用；二是坚定地维护丈夫“道义”、“读书”的家训，要求子辈道义立世，读书立身。
这一信念一直影响着这个家族，成为了世代相传的家训门风。其后，王氏子孙刻苦攻读，互为明镜，互为师友，在不足 3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30个进士，52个举人，诸生300余人。为官则洁身自好，忠勤报国；为文则华章斐然、著述等身，被誉为“江北青箱”，明清“齐鲁第一进士家族”。
王氏子弟中也有许多与陶渊明一样因仕途不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回乡者。所不同的是，回乡后没有颓废，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在外的见识，砥砺子弟，致力家族的兴盛。
刘太淑人的二儿子王之垣，正义耿直，曾任户部左侍郎，是张居正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中坚力量，因避“倒张”风潮而辞官回到家乡，朝廷虚席以待6个月，王之垣不为所动。此后20年，他在家乡专心经营家族建设和子孙教育的大业，建祠堂、修族谱、创办家塾。
为了家族文脉延续和长久兴盛，王之垣遍访名师，探寻育人之策，留下了《摄生编》《炳烛编 》《历仕录》等做官、治家、治学的著作。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足以成为封建科举时代的一部教育大典。此公还设置“义田”，确保王氏族人无论贫富都有读书受教育和参加科举的机会。王之垣的不懈努力，缔造了 “王半朝”的神话，也使王氏真正走上了文化仕宦的道路。
王之垣之子王象晋任浙江右布政使，因受魏忠贤等阉官所迫辞官归里。王象晋隐居家乡与陶渊明相似，所不同的是，经历过官场乱象和历史战乱的王象晋，隐世而不避世，他在著书写作的同时，还精心教导子孙如何读书做人，写下了大量的励志语录和修身秘籍。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王渔洋兄弟立下了“不负民、不负国、不负所学”的人生抱负，留下了“一门三进士”的美名。在明清易代之后，“海内名门巨族灰飞烟灭，新城王氏却奇迹般的‘大振于灰沉烟尽之余’”。
清代，新城王氏家族又出现十五个进士。“一门三进士”、“叔侄武进士”、“父子将军”传为佳话。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清康熙诗坛领袖、刑部尚书王渔洋的出现，标志着王氏家族又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
俗话说，贤母使子贤，陶母湛氏和刘太淑人同样靠贤良淑德和谆谆教诲培养儿子成为一代名士，扬名青史。母爱的伟大，在于她的无私付出，更在于她的立德垂范。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家族的一时兴盛和名士崛起固然可贵，但难得的是家族的长期稳定发展和人才辈出，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优良家风的传承。
优良家风是一个文化世家兴盛之因，也是其永续发展之基。好家风凭靠的不是家族的名望，不是说教和标榜，而是不断丰富发展和教育实践。陶侃成就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却愧对后世子孙的成长发展。
王氏家族的不同在于名士先贤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在实践当中相互以身示范和监督提醒，潜移默化地养成和巩固了优良家风，他们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包括《历仕录》《手镜》等家规著述，既是对自身的审视，又作为典型案例和经验教训，示范和警醒后人。在明清，王氏一族父子、兄弟互为明镜，母亲、妻儿监督提醒，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这是这个家族家风不坠的秘诀所在。
当代著名学者，家训研究达人匡济先生对陶氏家族有着深入的研究，并有独到的见解，帮助我们认识了解陶氏。繁衍生息在江西九江的陶氏非凡族，不仅有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还有“截发筵宾”的陶母湛氏和东晋名将陶侃。
陶氏一族最有故事的当属湛氏老太太了。她对这个家族的贡献，首先是把陶渊明的曾祖、幼年丧父的陶侃拉扯大，纺纱织线供他读书，鼓励他发愤图强。像天下所有单亲家庭一样，母亲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某日，陶家一位故旧来访。母亲知道这位叫范逵的朋友素有声名，可是，身处庶族中最穷苦位置的陶家一贫如洗，怎么招待客人呢？她不仅把自己睡觉的草席铡碎喂了朋友的马，还毅然将自己一头长发剪下，卖与他人，换来一顿酒菜，款待客人。
客人告别时，陶侃一送再送。那一日，漫天的大雪，道路湿滑，陶侃相送百余里，客人感动不已，问：“想出去做官吗？”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客说：“我来办。”于是，范逵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陶侃走出了第一步。
某日，顶头上司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大雪天寒，僚属们都感到为难，独陶侃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精明的陶侃的确与众不同。
陶侃靠聪明智慧和不懈奋斗，最终手握八州军权，掌控东晋半朝江山，实现了“草根逆袭”的梦想。
然而，半生征战的陶侃却疏于孩子的教育和家风的养成，以至膝下十七个儿子“少见温和谦恭之人，多为凶暴之徒。”他死后，丧事没人管，儿子们势同水火，为争家产大打出手，还出了人命。陶氏家族被贴上了“自相残杀”，“不忠不孝”的标牌。
家族形象被恶化，陶氏后人无人想用，无人敢用。陶渊明的祖父、父亲也做过官，但最终都做了隐士。陶渊明虽才高八斗，也只是做了低级官吏。屡遭挫折后，五十岁时辞去了最后一个官职，留下了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句，效仿前人归于田园了。
晚年的陶渊明面对因他饮酒而致痴呆的五个儿子，内心十分凄惨，临终前，面对一贫如洗、争无可争的家境他实在不放心，一再告诫孩子们，自己死后，兄弟要重情义，不可心生嫌隙，更不能效仿祖上在财产上失和反目，甚至相互残杀。
陶母万万想不到，自己改变了一个家族命运，区区几代之后，家族的发展又回到了原点。
再说说新城王氏家族。
明清时期，山东最著名的望族当属新城王氏，王氏与陶氏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从社会的最底层发展起来的仕宦家族；在家族的发展上，女性都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太淑人是王氏家族第一位进士王重光的夫人。丈夫因公殉职后，家境顿时陷入了困顿，然而，不管生活有多困难，这位精明强干的刘老太太坚持了两件事，一是将不多的资产集中起来用于儿子们的读书所用；二是坚定地维护丈夫“道义”、“读书”的家训，要求子辈道义立世，读书立身。
这一信念一直影响着这个家族，成为了世代相传的家训门风。其后，王氏子孙刻苦攻读，互为明镜，互为师友，在不足 3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30个进士，52个举人，诸生300余人。为官则洁身自好，忠勤报国；为文则华章斐然、著述等身，被誉为“江北青箱”，明清“齐鲁第一进士家族”。
王氏子弟中也有许多与陶渊明一样因仕途不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回乡者。所不同的是，回乡后没有颓废，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在外的见识，砥砺子弟，致力家族的兴盛。
刘太淑人的二儿子王之垣，正义耿直，曾任户部左侍郎，是张居正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中坚力量，因避“倒张”风潮而辞官回到家乡，朝廷虚席以待6个月，王之垣不为所动。此后20年，他在家乡专心经营家族建设和子孙教育的大业，建祠堂、修族谱、创办家塾。
为了家族文脉延续和长久兴盛，王之垣遍访名师，探寻育人之策，留下了《摄生编》《炳烛编 》《历仕录》等做官、治家、治学的著作。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足以成为封建科举时代的一部教育大典。此公还设置“义田”，确保王氏族人无论贫富都有读书受教育和参加科举的机会。王之垣的不懈努力，缔造了 “王半朝”的神话，也使王氏真正走上了文化仕宦的道路。
王之垣之子王象晋任浙江右布政使，因受魏忠贤等阉官所迫辞官归里。王象晋隐居家乡与陶渊明相似，所不同的是，经历过官场乱象和历史战乱的王象晋，隐世而不避世，他在著书写作的同时，还精心教导子孙如何读书做人，写下了大量的励志语录和修身秘籍。在他的言传身教下，王渔洋兄弟立下了“不负民、不负国、不负所学”的人生抱负，留下了“一门三进士”的美名。在明清易代之后，“海内名门巨族灰飞烟灭，新城王氏却奇迹般的‘大振于灰沉烟尽之余’”。
清代，新城王氏家族又出现十五个进士。“一门三进士”、“叔侄武进士”、“父子将军”传为佳话。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清康熙诗坛领袖、刑部尚书王渔洋的出现，标志着王氏家族又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
俗话说，贤母使子贤，陶母湛氏和刘太淑人同样靠贤良淑德和谆谆教诲培养儿子成为一代名士，扬名青史。母爱的伟大，在于她的无私付出，更在于她的立德垂范。
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家族的一时兴盛和名士崛起固然可贵，但难得的是家族的长期稳定发展和人才辈出，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优良家风的传承。
优良家风是一个文化世家兴盛之因，也是其永续发展之基。好家风凭靠的不是家族的名望，不是说教和标榜，而是不断丰富发展和教育实践。陶侃成就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却愧对后世子孙的成长发展。
王氏家族的不同在于名士先贤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在实践当中相互以身示范和监督提醒，潜移默化地养成和巩固了优良家风，他们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包括《历仕录》《手镜》等家规著述，既是对自身的审视，又作为典型案例和经验教训，示范和警醒后人。在明清，王氏一族父子、兄弟互为明镜，母亲、妻儿监督提醒，成为一种习惯和风气。这是这个家族家风不坠的秘诀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