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在2014年9月10日《中华王氏文化研究通讯》第71期及中华王氏网，刊登了其三槐编辑组《关于山东新城王氏上源的注解》一文(以下简称《注解》)。该文以清代光绪二十年王庸敬先生所编《三槐王氏通谱》为据，采取移花接木强加于人的做法，将我新城王氏始祖王贵公的上源世系强行列为三槐王氏，为避免以讹传讹，现谨对《注解》一文提出辨析意见。
一、《注解》一文的“入赘论”纯属杜撰臆造的天方夜谭，是对新城王氏上源世系的公然污篾
     1、荒谬的“入赘”理论
《注解》一文引用《三槐王氏通谱》记载：王福的高祖父棠公入赘诸城窦氏，王福的父亲灿公入赘诸城刘氏。但不可思议的是：王福的高祖和父亲两度入赘诸城外姓但却依然姓王，这就充分说明造谱之人不具备历史常识。众所周之，新中国成立前凡入赘他姓者必须随女方姓氏，才能继承女方财产和延续女方香火。如：“小子无能，改名换姓，活不归家，死不归莹”等誓词必须写进入赘契约中并签字画押；按我民族传统规矩，凡已出赘者，不允许再续入本族谱中。据此，可以说，至少从棠公入赘诸城窦氏至其曾孙灿公入赘诸城刘氏，已经两次改姓，血脉源流就已紊乱了。
     2、荒唐的标点符号
为了达到偷梁换柱、移花接木之目的，《注解》一文公然将诸城王氏世谱和相州王氏世谱所记载的王贵公的父亲王彦名篡改为王福。更为离谱的是，为了把王贵、王福两个根本不同的人强拉硬拽说成同一个人，《莘县三槐王氏宗谱》竟然在王福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彦名)，真谓滑天下之大稽。众所周知，括号等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在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后，而清代王庸敬先生编《三槐王氏通谱》时，哪来的标点符号？可以看出该文不是王庸敬先生所编《三槐王氏通谱》之原文，而是现代人之杜撰，也更能说明，王彦名和王福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而是《注解》作者之无据之谈。
     3、严重的迁徙年代的错误
《注解》一文讲：福的高祖棠公少从金国处士浍，后由莘县赘居诸城窦氏，生子佑，佑生子德政，德政生子灿入赘诸城刘氏生子福。按此推算，棠公赘居诸诚的年代应是金末元初，传至福共五代约百年时间，最多到元代中期(金朝1115－1232年，历117年；元朝1260－1368年，历108年)。而诸城大营王氏世谱和诸城相州王氏世谱均记载：王贵公的父亲王彦名公，是明初由海州迁至诸城的(海州于1500年前设州，现属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明朝1368－1644年，历276年)。既：灿公赘居诸城和彦名公自海州迁诸城相距近140年(按金朝末年是1232年，明朝元年是1368年计算)。年代差距如此之巨，更进一步说明：王彦名和王福绝对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两个毫不相干之人。
对于《注解》一文主观臆造，强加于人的行为，新城王氏族人纷纷表示不可容忍。新城王氏世谱第八次续修委员会主任、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荣誉会长、新城王氏家族中德高望重的王(树)淇老人，对三槐王氏和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将新城王氏的上源列为三槐王氏的说法感到非常愤慨。在看过《中华王氏文化研究通讯》总第71期发表的《关于新城王氏上源的注解》一文后指出：《注解》一文所引用的王庸敬先生于光绪二十年(1840年)所编《三槐王氏通谱》距新城王氏五世祖之垣公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立新城王氏谱晚了265年，本家族的立谱和族外人于265年后的追记摘抄谱的可信度，不言自明。据诸城大营王氏谱载，新城王氏始祖王贵公的父亲是彦名公，是明初由海州迁往诸城，与王庸敬先生所编三槐谱王灿公赘居诸城的迁徒地和迁徒年代相去甚远，其强于人的霸道行为昭然若揭。所以，王庸敬先生以个人意愿追记摘抄的三槐王氏通谱中关于新城王氏上源的说法，我族决不认可。详见王(树)淇老人于2014年11月18日的批注。
2016年4月3日，王(树)淇老人对注解一文所引用的《三槐王氏通谱》的衍生谱《莘县三槐王氏宗谱》的部分章节予以批注后，撰写了《拜读<莘县三槐王氏宗谱>读后感》，全文如下：
拜读《莘县三槐王氏宗谱》后感
一、该谱出版于2012年，其主要依据系清朝王庸敬先生所编之《三槐王氏通谱》。对此谱中纳入我新城王氏谱之上源世系，前曾有批判。其中世系颠倒，错误百出，不足为凭，不再赘述。
二、在《莘县三槐王氏宗谱》中较《三槐王氏通谱》又多出“王福 字廷臻 号彦名”的条文，显然是为达私欲而杜撰、臆造之语。愚从未见有能佐证该条文真实性的历史资料。
三、据《莘县三槐王氏宗谱》载，其世系为“棠 贅居诸城——佑——德政——炳（行一），灿（行二） 贅诸城刘氏——庠（行一），福（行二）字廷臻 号彦名，子敬（行三）”，福之高祖贅居诸城，一问：自何地来？二问：何时来？福之父又贅诸城刘姓，按民俗应随刘姓，既已贅居刘家，岂容其仍用原姓氏。这一条中又出一问：福之高祖即居诸城，传王福已有五代，至少需历百年，这与诸城大营王氏谱不符。诸城谱载彦名公自海州迁诸城至我始祖琅琊公仅两代，据《琅琊公传》，公迁新城时年仅十九岁，推算两者迁诸城的时间大相径庭。可见福其人与彦名公绝非一人，而是两位互不相干的人。莘谱的编者竟如此罔顾史实、臆造历史，实乃亵渎先贤，误导、贻误后人。
四、从文章的章法、格局看《莘县三槐王氏宗谱》，其上古世系看不出是抄录《三槐王氏通谱》之原文。实属莘谱编者之手笔，如其注释以括号标之，这在清代以前的文章中并无先例。标点符号的应用自1919年五四运动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始，可证编者杜撰。
五、在我族谱牒以及先祖诸著作中，亦未发现我族系三槐王世系之记载。
六、我谱中确有讳福者，即我二世伯祖权公之孙，再只传至兆字辈断续，并无后裔。
以上观点愚曾与多位族亲探讨，从未见异议。克明会长曾率宗亲联谊会多位理事访问诸城同宗，全达共识。望我联谊会各位理事等秉奉先祖司徒公所立之谱为我族之根、之本、之源为经典，参以历世祖先之遗训，慎重追源，正本清源，如无可靠历史典籍之文献佐证，绝不可随波逐流轻信他说。当有些欺世盗名之徒臆造历史，混淆视听之际，我等需有清醒的认知，决不能做舍本逐末、欺祖忘本之举，以此共勉，慎之，慎之！
树淇写于八十八岁生日后三日
二、新城王氏与大营王氏的血缘关系
 1、新城王氏与大营王氏的血缘关系，双方世谱互有记载。新城王氏五世祖之垣公于明万历三年在立谱序中曰：“新城之有王氏，系出青州之琅琊。其移居新城，自琅琊公始。谨据所知，列之简帙，而断以琅琊公为始祖。”
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于慎行所撰《琅琊公传》曰：“我朝自嘉隆以来，新城王氏始以科名阀阅为海岱冠冕，盖琅琊之宗留在江北者，至是远而有耀矣。予与司徒公父子游，得其大都，作琅琊公传。琅琊公者，讳贵，新城王氏始祖也。其先居诸城之初家庄，实故琅琊境，故以号”。
诸城大营王氏五支谱(广支)，六支谱(堪支)均记载：始迁祖彦名，明初由海州来邑西小店迁城北二十里初家庄，后村因白马军过此遂改营子村又名大营庄，遂家焉载县志铨公传。配相州周氏继长城郑氏再继田氏相州宋氏，合葬大营庄西南。子七： 贵移新城县，仪移小营庄，坦、城、广本支、堪本支、增。这些记载与新城王氏世谱和《琅琊公传》中王贵公因避白马军乱而由诸城初家庄徙居新城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
2、诸城大营王氏的辈绪与新城王氏完全一致
诸城大营王氏六支在清咸丰六年的谱序中曰：吾家自士字辈以下名讳行辈大率画一前新城宸佶叔曾修谱同族人公议于维字辈下定茂、树、毓、锡、履、克、绍、嘉、宏、文十字，以便各支起名，今并录之，以昭来世。大营王世五支在民国二十四年的谱序中曰：吾家自士字辈以下名讳行辈大率画一前新城叔曾祖宸佶修谱同族人公议于维字辈下定茂、树、毓、锡、履、克、绍、嘉、宏、文十字起名，今并录之，以昭来世；兹又录：清同治三年，新城族伯维峰修谱于文字辈下议定十字：振、兴、在、继、述、念、德、永、承、先，以便各支起名，不致异同参差。
宸佶公为新城王氏第十二世祖，新城王氏世谱《莱州府教授宸佶公传》载：宸佶公，乾隆十七年恩科进士。任职莱州府教授时，“声著胶庠，名登贤书”。宸佶公曾于乾隆二十年为新城王氏第四次续修世谱作序。就在此次续谱中，议定了茂、树、毓、锡、履、克、绍、嘉、宏、文十字辈绪。新城王氏十四世祖维峰公曾于清同治年间为新城王氏第六次续修世谱作序，此次续谱又议定振、兴、在、继、述、念、德、永、承、先十字辈绪。
3、《乡谥》记录了诸城大营王氏和新城王氏联合续谱的事实
诸城大营王氏后人王夕桂珍藏一幅清同治十年的《乡谥》，是对老廪生之父王维周“又督其子治堂往来新城重修族谱，三年间无少懈”的表彰。因王治堂(茂五)曾两次联合新城王氏并主持续修大营王氏族谱，所以获此《乡谥》荣誉。
4、王彦名公的墓碑记录新城王氏与大营王氏的亲情关系
大营村南有一棵高二十多米，径围二米多，郁郁葱葱的树冠覆盖五百多平方米的朴树。这棵朴树又称“八木子树”，是王彦名公的子孙在其墓前栽下的，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彦名公墓碑是大营王氏后人于清道光五年九月初二所立。碑阳面刻：始祖讳彦名王公合葬墓元配周氏继配郑氏继配田氏继配宋氏等二十六个大字；碑阴面刻彦名公之七子贵、仪、坦、城、广、堪、增的世系。特别是对二世贵(新城王氏始祖公王贵)的世系记载是准确无误的：二世长支贵三世伍四世麟贡生诰封户部尚书五世重光谥忠勤诰封户部尚书六世之垣历仕户部尚书七世象乾历仕兵部尚书诰封刑部尚书八世与敕诰封刑部尚书九世士祯谥文简历仕刑部尚书移新城。
关于新城王氏与大营王氏之间的亲情关系，诸诚大营王氏后裔王立秋女士、王克刚老师颇有研究。王立秋女士所撰文章《大营王氏始祖碑与“八木子”树》《大营是块“葫芦地”》《初家庄村名的变迁》《浅谈诸城王氏与新城王氏的血缘关系》；王克刚老师所撰《拜读<对兰州新城王氏族人归宗考辩>有感》等文章，已分别在《王渔洋文化》《新城王氏文化》《超然台》《潍坊日报》《世界王氏网站》等报刊、媒体发表。可予参阅。
为达正本清源、敦宗睦族之目的，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曾几次组织多位族人前往诸城大营村考察求证；1994年以来，诸城大营王氏王立秋、王(锡)金发、王立奎、王绍远等多位族人也多次往返新城，同新城王氏续谱委员会、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论证新城王氏始祖公王贵的上源世系，恢复两地宗亲的联系等族事。两地宗亲通过查阅诸城县志、拜读大营王氏世谱、祭奠大营王氏始祖公彦名墓并恭读碑文、举行两地宗亲座谈会等活动，恢复了两地宗亲因社会原因而中断了60年的联系，论证了新城王氏始  祖公王贵和诸城大营王氏始祖公王彦名的世系源流关系，一致认为：新城王氏和大营王氏之间，确实存在着血融于水的亲情关系。为此，王(树)淇老人给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写信，表达了我族对追本溯源的观点。现将该信件抄录于下。
关于我始祖公之先考的名讳，至今有两家说法：一家既大营王氏谱中记载的王公讳彦名，另一家是三槐王氏谱之编纂者说是讳福，且将彦名和福硬说是同一人，并无文献佐证，实为无稽之谈。
这一问题，关系我族追本溯源之大事，应慎之又慎，不可贸然行事。有些事可存疑点，留待后之贤者解决；有的在掌握一定史料时，也可慎重解之。对此事愚以为可办：我族与诸城大营王氏之联，虽至今尚未确认，但已有几代先祖交往，是有文献可查的，且在二百年前已将我族辈绪告知诸城大营王氏，先祖们似有默契。请联谊会各位理事考虑在适当的时机解决此事。从大营王氏他们发表的一些文章中看，对追本溯源这一大事的观点与我们基本一致。此事如成，也好形成一股继续往上追溯的合力。
                             树淇 二0一六年新春
三、历史事实证明，王贵公的上源绝非《注解》一文所述三槐王氏
综观以上历史事实及考察求证结果，可以认定：一、我族司徒公(讳之垣)在万历三年立新城王氏世谱前，曾和时任礼部尚书于慎行公到过诸城大营等地考证后确认王贵公自诸城初家庄(今大营村)徙至新城并作《琅琊公传》。二、大营王氏世谱为王铨公于明隆庆年间所立，比之垣公于万历三年立新城王氏世谱早了几年。三、大营王氏世谱、彦名公墓碑的记载均足以证明：王彦名和王福是两个毫不相干之人，硬把王贵公的上源定为王福，纯属杜撰。四、新城王氏允许大营王氏将新城王氏王贵公至八世世系及官职镌刻于彦名公墓碑上并将新城王氏自“士”字辈以下辈绪列于大营王氏世谱上，足以证明新城王氏与大营王氏的亲情关系。五、新城王氏是明清时期出进士30名、举人52名、诸生近千名的科举仕宦望族，其中不乏象户部左侍郎之垣公、兵部尚书象乾公、浙江布政使象晋公、刑部尚书文坛领袖渔洋公等朝廷重臣和历史文化名人，其著述浩如烟海。但其著述中并无一处提到过新城王氏上源属三槐王氏。六、为新城王氏世谱作序的董其昌、文震孟和撰写《琅琊公传》的于慎行等系当时的显赫官吏和文化名家，学识阅历高深，为官治学严谨，但也没有一人提到过王贵公上源世系是三槐王氏。七、清康熙《济南府志》、明天启《新城县志》的记载与《新城王氏世谱》高度一致，没有任何关于王贵公的上源世系是三槐王氏的记载。八、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研究新城王氏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学术机构，均未提到过新城王氏上源是三槐王氏。
以上事实证据，皆证明《注解》一文关于王贵公上源世系是三槐王氏的说法之荒谬。自家的上源世系本族族谱、县志、府志的历史记载通常是最可信的。晚于本族族谱几百年而采取追记、抄录、穿插、嫁接等手法编造的强加于人的所谓世谱及上源世系，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的，是违背血缘伦理的，是不可容忍的。新城王氏绝不会承认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外人强加给自己的上源世系。
至于王贵公的上源世系，建议新城王氏和大营王氏联手，先从彦名公迁徙诸城大营前的居住地江苏海州入手，共同考证研究。同时，敬请专家、学者、社会会各界有识之士对考证研究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对王立秋女士、王克刚先生提供的大营王氏族谱等资料，谨致谢忱。
                   二0一七年六月
 
作者为新城王氏第二十世孙、新城王氏文化研究会、新城王氏宗亲联谊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