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尚清谈，随风掠过，人文为之一变。

 

东晋时，桓温雄才大略，问殷浩：你怎么能和我比？殷浩回答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先秦诸子追求以自己的思想“定于一”，而江南诸子追求的是“宁作我”。所谓“世说新语”时代，新就新在“宁作我”！

 

那时代，一元破碎，多元复兴，美属于个体，而非王朝，自我一瞥王朝。太丑陋！于是，美的理念弃王朝，而随自我走。

 

南朝，刘宋一朝，王朝宗室也被玄风吹了，吹出了一位“宁作我”的王侯，他就是临川王刘义庆。刘义庆大概厌倦了在朝廷里杀来杀去，厌倦了官场上磕头作揖。与其在官场磕头，何如“越名教而任自然”，去山水中放歌，——宁作我？他挥一挥手，自我就“流放”到了荆州，挂了刺史头衔，在那里蓄聚文士，招揽名流，收集东汉后期至魏、晋以及南朝晋、宋间的名士言行和哲人思辨，以《世说》为思想者立此存照。后来，为了与汉代刘向所著《世说》区别开来，就改称《世说新语》了。

 

王献之：宁作我

图 王献之真迹

 

流风传至梁朝，又有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注出了一个个“宁作我”的鲜活人物。

 

在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之间，有一位如天鹅般的高士，高蹈于世说新语时代，吟之，舞之，俯仰自得，他就是王羲之。

 

羲之来自琅琊王氏，他14岁那年，琅琊王氏家族助晋南渡，建立东晋王朝，王导是他伯父。羲之少从伯父，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王家护主功高，与陈郡谢家同为东晋望族。“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两家，当年何等煊赫，而今，巷口夕阳下，清风摇曳，桥边几株野草花……这是唐人的诗意，叹天命无常，无“宁作我”的感发。

 

遥想当年羲之父子，“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为什么会“如在镜中”呢？难道不是以山川为镜来确认自我吗？

 

山水是透明的，人以山水为镜，可以照见自我；内心没有阴云，人格也是透明的，感发于山水之间，山水因之而有灵性，这就是人与山川相映发了。羲之告诉儿子（献之）：“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个体与万物，这些都参差不齐，可关键在于“我”，“我”要在这些对立中确立主体性，便是“适我”，可“适我”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宁作我”。

 

“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之势”，人在其中，“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便是“适我”。“游心”山川，使山川“适我”，所以，他不想争鸣，清谈就够了。争鸣必带有霸气，百家争鸣，其实就是百家争霸，要摆出一副“定于一”的架势。“定于一”，就不能“适我”，必须“无我”。清谈则不然，人皆炫智、逞辩，各有其话语权，各自有观点，都要“适我无非新”，都在“宁作我”中相映发，玄味一出，便相视而笑了。所以，有人这样说：“欲知东晋一代诗风，当自《兰亭诗集》中体味。”

 

羲之有七子，皆擅书法，唯小儿王献之的书法“宁作我”而自成一家。

 

羲之之后，陶渊明问世，以“不如归去”而“适我”，将“俯仰自得”的玄味化为诗意，化到了极致，化在桑麻中，化入田园里，就变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南山”即“我”，而“采菊”就是“宁作我”，一个人看到了自我，他该多么快活！（文/李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