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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论文·加强乡贤王佐文化研究,促进乡村文明建设

2015-10-23 07:45:1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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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乡贤王佐文化研究,促进乡村文明建设      
海南省王佐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叶显恩
                                       
    王佐文化研究,就是乡贤文化研究。主要研究王佐本人的伟绩、理想、精神,及其丰富多彩的人生,并做出评价,做出历史的定位;研究五百多年来,王佐的懿德茂行在民间传播、发酵而产生的传说、神话,进而酿成地方良风美俗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及吸取其精华,促进乡村文明建设。
    王佐(1428—1512)出生于临高县蚕村都透滩村。少年丧父,幼年接受慈母训导。9岁至20岁,转往外婆家乡琼山攀丹、下田、那邕地区,拜冯谖、唐舟和丘濬为师。他天资聰慧,悟性非凡,加之有家学渊源和名师教诲,当20岁时,参加丁卯科(1447)乡试,脱颖而出,夺得举人中的礼魁(1)。转入国子监深造期间,“学冠两监”,为师长所赞许,誉满京都。
    王佐因忤逆权贵,终未克成进士。基于他学业成绩优秀,成化二年(1466年),破格选授高州同知,官居五品。时值当地民众动乱,他绥靖抚民,消弥骚乱,安定地方。
成化十年,改授福建之邵武府同知。这期间,他成功招降泰宁农民起义,免去杀戮之灾;他组织民众抗旱保收,安渡灾荒;聘为乡试评卷官,坚持量才取士,深得生员拥戴;因而赢得“仁政司马”的称誉。
    弘治二年(1489),又改授江西之临江府同知。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注重教化,激浊扬清。在任两年多,政绩昭著,勤政爱民,又赢得“所居民爱,所云民思”的赞誉。他宦游20余年,居官清廉公正,以质直任职,不与时俗而俯仰。所在以民为本,惠政于民,为属下士民所称颂,置牌位于名宦祠而崇祀不绝。在其故乡海南岛的一些地方还设庙祭祀,视之为神,恭奉香火。
     王佐宦游20余年,从政以民为本,立下三字箴言:清、慎、勤。清,即以廉洁自律,身洁心纯;慎,即执玉奉盈,临渊履冰;勤,即谨言慎行,乾乾无间。以此为圭臬,终生守之不渝。因此,他所到之处,惠政于民,为民拥戴。他性雅淡耽书,出入常载书自随,所以学贯古今,学问淹博。他以“痴癖”自居,表示愚拙而不随流俗。他的高风亮节,嘉言懿行,润泽民心。经过久远的流传,终形成种种的传说和神话。这就是民间的乡贤文化。
    对于这位被视为圣贤神灵的王佐,我们当务之急是搜集、发掘、整理有关他的著作、文稿,文物等,并做好王佐重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建工作。尤其要广泛搜集、整理有关王佐在民间的神话和传说,以及受民间纪念祭拜的情状。
    我们当先从王佐的各个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写成专题论文发表。在条件成熟时,再综其成,写出一部王佐大传。在我看来,王佐这样一个具有崇高历史地位的杰出人物,这样一位摆脱世俗功利,做特立独行的诗人、学者,一方面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场境,研究其不平凡的活动,揭示其懿德茂行和多彩多姿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要通过他反映其时代,把传主分色,泼墨出时代风云,又以他所处的时代来理解其人,给他作历史地位的评价。唯有如此,才能再现这位具有文化魅力和人格魅力的先贤之伟绩、理想、精神,及其丰富多彩的人生。
    王佐的传记应当经历不断丰富、深入和完善的过程。对传主观察视角、深浅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时代的不同,都影响传记的编写,因而自当有多种形式的王佐传记体出现。我们期待着多种形式的王佐传记出现,也相信必将出现。
    尤为重要的是研究王佐文化的产生及其内涵。五百多年来,王佐的人品、学识、功业,是如何受到尊崇,如何被神化,这是一个未曾为人涉足的领域。王佐是先入官宦所在地和故乡海南岛的名贤祠,继入神庙,如海口西天庙、乾彩庄圣石庙等。祠与庙是有所区别的。祠,是定期祭拜的,名贤祠祭坛上的牌主是人,祭拜圈多限于士子官宦阶层,而且往往有定期的祭拜日。庙,祭坛上的神主则是神,随时接受祭拜,而且有一定的信仰圈;庙中的神主有属某一行业的,譬如海口西天庙里王佐便作为海上商漁保护神;也有属于某一地域的信仰圈,例如乾彩庄圣石庙,祭拜王佐,在乾彩庄一带有一定的信仰圈。从祠到庙,是尊崇的一种提升,是从人至神的升华。王佐在其故乡海南岛,不仅入名贤祠(他是明代入正德时期乡贤祠中的七人之一),而且还被神化设庙拜祭。可见他在民间影响之深远。据文献记载:他“海上显灵,祈祷立应”(光绪《琼州府志》),“盖自隆庆以来,沧桑纵有变易,而灵爽依然。此商民辐辏,舟楫往来,沐其泽”。(乾隆《重修西天庙记》)。隆庆建庙以来,屡毁屡建不下十次,在清代便有四次大的维修,显现民众对王佐尊崇祭祀之虔诚和隆重。他成为商业、漁业的保护神。这是海洋文化的一个方面,很值得研究。
    王佐的懿德茂行如何影响地方的习俗,如何经过长期熏陶、润泽而转化为地方的良风美俗,形成地方的乡贤文化,对激励风化所起的作用,譬如:王家的家教与孝道对民间的影响 ,王佐的“吟绝”与临高的诗风的形成,王佐关爱民众的人文情怀在乡村的效应,等等,都很值得着力研究。这对当前的乡村文明建设,是可起借鉴作用的。
    再是,通过王佐的研究,推动临高(翁贝)学的研究。不同文化的互相撞击,互相融合,是文化提升的必由之路。我们海南的文化,正是由先后移入本岛的黎族、翁贝语族群(亦即临高语族群)和闽南语族群三个族群文化,互相撞击、互相融合而铸就的。黎族最先移居本岛,后来被迫退居本岛中南部山区。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临高语族群继黎族之后移居海南岛。他们以南渡江以西(即琼山、澄迈、临高、儋州一带)为基地,并在环岛其它地域与黎人杂居。他们融合零星移入本岛的汉人,蛋民,以及冯冼家族带来的俚人等。尔后又融合或官、或商、或谪、或放逐而留居海南岛者。尤其是,唐宋或仕宦或贬谪前来海南的名臣文士,又使临高语族群领略到中原文化的滋润。还有一个族群,即宋元以降,自唐代逐步汉化了的闽南人,随着其商业的扩张而陆续移居海南岛。闽南人渗入临高语族群的居住地盘,彼此互相融和(所谓“融和”,即融合、和谐共处,又有“和而不同”的部分坚守),加速临高语族群的汉化,共铸海南人文自南宋启开,明清人文郁起,英才辈出的局面。
    由白玉蟾、丘濬、王佐、海瑞、张岳崧等肩背相望的精英为代表,是海南文化绵延着的一座座高峰,王佐是其中的一座。通过对王佐的研究,还可以揭示临高语族群与闽南语族群间如何彼此融和,如何共铸海南底蕴深厚的海洋文化。我们知道,王佐的父亲王原恺为世袭抚黎土舍官。其母唐朝选是琼山名族出身,系山东金乡县知县唐瑶之千金,御史唐舟之侄女。王佐七岁丧父,九岁时母亲携其回娘家琼山受教。那时海南岛仍然以临高语为主,南渡江以西尤其如此。王佐先后拜冯谖、唐舟、邱濬为师,不存在语言障碍的问题。有学者认为,闽南话要到明代末年才取代临高话,成为海南岛的主流语言。(可参阅张朔人《明代海南文化研究》第八章)可见到了明代,在南渡江以西的临高语族群家园,闽南人和临高人之间彼此联姻,闽南语族群文化与临高语族群文化是互相融通的。琼山,是临高语族群核心居住地,也最早建立珠崖郡治所的所在地。随着闽南人的移入,此地出现了文化的奇迹,前提及的白玉蟾、丘濬、海瑞等于此地成长。明清海南大部分的中科举者也都成长于此地。由此一端也可就说明海南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是由闽南族群和临高语族群文化的撞击融和所共铸的。
    总之,王佐文化研究,无疑是临高学(亦称翁贝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临高学研究会所办的学刊《神州民俗》上,几乎每期都有关于王佐的文章。王佐文化研究会和临高学研究会的研究目标,有许多共同点。只要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必将取得丰硕成果,促进海南文化底蕴的发掘和人文精神的传承。从而加强旅游软实力,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进程!
    末了,需要指出的是,对王佐的研究就当是专业人员与博雅之士相结合。这里所说博雅之士,意指“学识渊博,素质高雅”的业余学者。大凡地方性的文化研究,几乎都需要专业人员和业余学者相结合。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作为专业人员,必需接受本专业的系统训练,包括中外历史知识、版本目录、史料搜集与考据、分析研究方法、对前人论据的检核,以及研究操作规范,等等基本功夫的训练。甚至还需要掌握并能够运用其他相关的边缘学科的研究方法。在选题立意,洞察幽微中,可体现其学养之深浅。见之于文字的是公诸于众的一面,隐在纸背的一面更具个人的特色和风格。细心的读者自可体会出其文章的境界。但是,愈是专业化,往往愈受限于相对狭隘的知识领域,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技术上的形式主义所束缚。业余的学者,在运用专业操作方法上可能有所缺失,但由于他们身处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与社会现实有血肉联系,紧接地气,富有浓郁的现实感。他们的著述,直面现实,充满关注现实社会的情怀,加之他们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的学理,因而赢得广大群众的欢迎与理解,从而蕴含着鲜活的学术生命力。这往往是专业学者所欠缺的。玄奥晦涩的表述,却是专业学者屡犯的弊病。这就造成专业性著作与现实生活的剥离,影响了发挥学术的社会功能。专业学者的这一缺失,也可以从业余学者的著作中得到弥补。专业人员和业余学者,各有所长,两者结合,共同研究,无疑可收互补之功。
   (1) 明代科举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取士,乡试每经第一名称经魁,亦称魁首,合称“五经魁首”。王佐以礼经夺魁首。
    作者:叶显恩,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资深历史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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