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第八次续修增补的《山东新城琅琊王氏世谱》（两函九册，以下简称《新城王氏世谱》）问世。这次续修，尽可能登记了新增人丁（至此，新城琅琊王氏传裔入谱24世，2万余人），订正了原谱错讹，补录了家族史料，其卷帙规模之大，登录族众之多，辑录史料之全，为历次之最。

世谱、宗谱、家谱，总称谱牒，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民族的历史。记录家族流源演变，追念前贤不凡业绩，激励后人敬宗睦族，是谱牒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意义。作为明代以来海内闻名的簪缨世家、仕宦大族，新城王氏谱牒的意义却不止于此。
    元末明初，琅琊公王贵自诸城徙居新城，成为新城王氏始祖。在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的明清时期，农耕起家的新城王氏崛起为一个历跨两朝、兴盛200余年的仕宦望族和文化世家。其间，出进士29位、举人44位、有记载的诸生896位(其中贡生167位、监生266位、廪生30位、增生50位、庠生383位），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112位出仕者，官至尚书、御史、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三品以上的朝廷重臣9位，中级官员也多为寺卿、翰林、府道中等要职，故有琅琊世家“王半朝”之誉。在新城王氏名人中，王重光、王之垣、王象乾、王象晋、王象春、王士禄、王士禛（渔洋）等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清康熙朝集名臣、诗人、学者于一身的王渔洋，因诗歌创作的成就和创立“神韵”诗说的贡献，被尊为诗坛圭臬、一代正宗；因洁己爱民、宽政慎行的良好政声，被誉为“一代廉吏”。
    一个家族何以拥有这样的传奇和荣耀？探询和研究这个问题，需借助大量史料，谱牒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正因如此，《新城王氏世谱》的出版，为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明清史和明清文学研究专家所瞩目。
    一、新城王氏修谱概述
    明万历三年（1575年），新城王氏立谱。至公元2009年，这个家族共修谱八次。五世孙王之垣《王氏族谱原序（立谱序）》云：

新城之有王氏，系出青州之琅琊。其移居新城，自琅琊公始……予家徙新城仅二百年耳，已不能详。及今不谱，后世何观焉。谨据所知，列之简帙，而断以琅琊公为始祖。

据此可知，新城王氏有谱，已是徙居新城二百余年的事。琅琊公为始祖，更有早期记载，为不争的事实。
    明崇祯三年（1630年），新城王氏第二次修谱。六世孙王象晋《重修王氏族谱原序》云：

王氏之徙新城二百余年矣，琅琊公基之，植德公培之，颍川公始肇文脉。至我祖忠勤公，以匪躬大节，益阐扬而光大之。然而未有谱也……谱之作始于万历三年乙亥之秋。盖我府君司徒公慨系牒之未章，惧伦序之或紊。博延族属，详咨故老，立例析凡、诠论纪系，而谱作焉。

此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嘉庆十三年（1808年）、同治三年（1864年），民国四年（1915年），公元1994年，《新城王氏世谱》分别进行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次续修。每次续修，实际上是对前谱的延续和补充完善。新版世谱不仅完整留存了历次谱序，而且系统辑录了封赠奏疏、名人传记、世科录、祖训，以及先贤著述书目、画像、手稿等重要资料。这样以来，《新城王氏世谱》在具备传统意义的同时，文献价值亦相当突出。
    值得关注的是，新城王氏历次续谱，均得到社会贤达关注，且多有赞誉之辞。明崇祯四年（1631年），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作《王氏族谱序》云：

海内族姓之贵者，莫最于王氏。其望盖二十有二，咸以分封食采，而太原、琅琊尤甚。若新城之王，固琅琊之裔也。自北海徙济南凡十世，跻巍科、登膴仕者代不乏人。身膺宠锡，龙章凤彩，舄奕炳焕于海岱间二百余年。遂极人文之盛。则海内王姓之贵者，又莫最于新城，而不必以琅琊望矣。

同年，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董其昌亦作《王氏族谱序》云：

今则新城王氏之望，与岱宗并峙。岂惟百年树木，七叶珥貂。而其祖宗之贻，父兄之教，子弟之率，积功累仁，绳绳继继。故美曰世济，德曰世载，劳曰世选，忠曰世笃。九陛有回鸾之诰，海内有窥豹之文。盟府纪功，河山比誓，平台前席，帷幄运筹，皆大书特书不一书焉。

从以上序言不难看出，历史上的新城王氏的确具备相当的社会地位。续修谱牒，不仅是这个家族的盛事，也是在社会上具有影响的大事。

二、《新城王氏世谱》的文献价值
    谱牒所载，往往为他书所未见，可补正史、地志之缺。《新城王氏世谱》不仅是研究家族流源演变的重要资料和联系族众的亲情纽带，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新城王氏世谱》是了解族内名人的翔实资料。新版《新城王氏世谱》第一册传记篇详细记录了本族历史名人的生活年代、文学交游、生平业绩等。所载人物包括琅琊公王贵、善行公王伍、颍川公王麟、让德公王耿光、忠勤公王重光、刘太淑人、户部尚书王之垣、户部员外郎王之辅、淮安府同知王之诚、浙江按察使王之猷、开封府正堂王之都、兵部尚书王象乾、山西布政使王象坤、米脂县正堂王象兑、江西道监察御史应天巡抚王象蒙、姚安府同知王象艮、应天巡抚王象恒、户部主事王象斗、吏部考功王象春、翰林院检讨王象节、监察御史王与胤、明经王与敕、锦衣卫指挥王与籽、贡士王与阶、吏部考功王士禄、刑部尚书王士禛等等。以上历史人物，多数在正史中有记载，也有的没有任何记载或所载不详。世谱中的资料恰恰弥补了这个不足，甚至可以据此订正有些记载中的错讹。加之以上传记不少为当时的显赫人物所撰，包括礼部尚书于慎行、工部尚书钟羽正、吏部尚书赵焕、史馆纂修姜宸英、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因此更具文献价值。
    第二，《新城王氏世谱》是研究明清文学的重要参考。新城王氏文人辈出，著述宏富，代有诗文传世，被誉为“江北青箱”。其中，王象春、王士禄、王士祜、王士禛等是这个文学群体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著述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新版《新城王氏世谱》第九册艺文篇辑录了历史上本族文人的部分重要诗文。翻检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新城王氏文学群体的形成，尤其是研究“一代诗宗”王士禛的文学启蒙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世谱有助于我们研究历史上一些重要文学著作。友人陈汝洁在《〈醒世姻缘传〉所记新城王氏事迹考》一文中指出，《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所说的新城县里的大家就是新城王氏。书云：

……即如那新城县里有一个大家，他上世的时候，凡是生下儿女，雇了奶子看养。那大家深宅大院，如海一般；那奶母抱着娃娃，怎得出到外面？及至娃娃长到五六岁的时候，就送到家塾里边，早晚具由家中便门出入；直到考童生的时候，方才出到街头，乍然见了驴、马、牛、羊，还不认得是甚么物件，这样的教法，怎得不把那举人、进士科科不四五个与他中去？且是出来的子弟，那市井嚣浮的习气，一些也不曾染在身上；所以又都忠厚善良，全不见有甚么贵介凌岸态度。后来人家富贵的久了，大地的淳庞之气都也不肯敛藏，做父兄的便也没有这等的严教，那做子弟的也便不肯遵你这般拘束；如今虽也还不曾断了书香，只是不象先年这样蝉联甲第。到了那大司马手里，一个十一二岁的儿子说他是该袭锦衣的人，便与他做了一顶小暖轿，选了八个小轿夫，做了一把小黄伞，终日叫他抬了街上行走，出拜府县。你道这样童子心肠，当如此的事故，叫他葆摄初心，还要照依他家上世人品，能与不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印本第539-540页）

书中只提及“新城县里有一个大家”，没有点明是新城王氏。查阅《新城王氏世谱》，答案是肯定的。其一，明清两代，新城王氏族人科甲蝉联，簪缨不绝，成为江北青箱，海内望族。其二，书中提到的大司马，指兵部尚书，明代新城县仅出了一位兵部尚书，就是王象乾。其三，书中提及大司马的儿子“是该袭锦衣的人”，王象乾有子名王与籽，“以父荫官锦衣卫指挥佥事”。可见，《醒世姻缘传》的这段话说的确是新城王氏。《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究为何人至今为谜，从上述可见他对新城王氏家族了解比较深，这就能够让我们对“西周生”的生活年代、地域有大致的猜测。假若没有谱牒佐证，我们难以下这样的结论。其实，运用谱牒研究前人著作，古已有之。南北朝时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宋代欧阳修撰《新唐书》，都曾大量使用家谱资料。近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则认为，家谱“材料至丰富，且甚翔实”。
    第三，《新城王氏世谱》是弥补地方史料的有效途径。作为历史上有相当社会地位和重要影响的仕宦大族，新城王氏族人在社会活动、文学交游中留下许多重要的文字、口碑和实物资料，其中多数记入谱牒。这些资料可弥补地方志的欠缺。特别是谱牒中关于社会变革、经济活动、民俗风情、地名更换、人口迁徙等的记载，是编史修志的重要参考资料。如明崇祯四年（1631年）登州游击孔有德兵变、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兵陷新城之难、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难等事件，《新城王氏世谱》均有较详细的记载（三次事件中新城王氏共有50人殉难）。这就佐证了相关史料。新城王氏人口迁徙情况，谱牒中也有记载。如，三世孙王纶因荒年携眷移居潍县（今潍坊市），后代多分布在潍城区军埠口镇，目前超过七百余丁；十一世孙王祖畴早年徙居云南，繁衍后代现散居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七县（市），目前超过五百余丁。值得一提的是，明嘉靖年间至民国时期，新城（桓台)县所纂多数志书，浸透着王氏族人的心血。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时任知县胡应鸣主持纂修《新城县志》，王之垣及同族王之干等人为修志班子成员。胡应鸣在志序中提到，“成化间，邑人同知于利、知县成儒始创志略；嘉靖壬辰岁，经历王耿光、知县宫政绩续编志稿……”天启初年，王象晋被时任新城知县张必大聘为《新城县志》总纂。该志由万历进士、官至吏部考工郎中的王象春润色，王象艮、王象复、王象坤诸族人参编，天启四年(1624年)付梓。崇祯八年(1635年)，王象春任原修、时任知县孙胤奇任续修，重纂《新城县志》十四卷。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王士禛为时任知县崔懋纂修的《新城县志》作序，对县志起源、功用与体例作了精辟阐述。王氏谱牒中的相关记载，对研究桓台修志史不无裨益。
    因为具备以上文献价值，新城王氏历次所修谱牒，除本族收藏流传外，还入藏一些图书馆。其中，国家图书馆存明崇祯三年王氏第二次所修族谱卷一、卷十二、卷十三（原谱凡十三卷，明崇祯三年毛氏汲阁刻印。该馆所藏为民国二十六年传钞本）；山东省图书馆存清乾隆二十五年王氏第四次所修族谱（原谱凡八卷，存首卷。该馆所藏辑入《山东文献集成》）。

《新城王氏世谱》第八次续修增补后，入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淄博市图书馆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成为研究明清文学及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正如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重修新城王氏世谱序》所言，“谱系之书，其功用虽不复如前，而其历史文献价值，不独可供研究一家一族兴衰，且于研究有关之军政大事，亦可补充史书之所缺略。近世治文史者，多有藉助古之世家大族之谱牒，探微索隐，而有所发现。”
    当然，由于史料不齐、编校仓促等原因，新版《新城王氏世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憾。如，明天启《新城县志》纶音志中对王氏先祖的封赠、艺文志中王氏先祖的奏议，明万历皇帝两次册封开封府正堂王之都并夫人李氏功德碑碑文，清翰林院编修黄元治撰王启磊墓表，伦明撰《渔洋山人著书考》（刊于民国《燕京学报》第5期），张汉渡（张象津）撰《渔洋著述版刻考略》（刊于民国《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第一集第一期），王允灌撰《新城王氏合集书目考略》（山东省图书馆藏）等重要资料遗漏；还有部分族众，特别是早年徙居外地的族众，因信息不畅、资料不全等原因未能入谱；各册文字亦不同程度存在错讹。即将刊印的包括补遗、勘误在内的《山东新城琅琊王氏世谱谱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些缺憾。
    三、《新城王氏世谱》的现实意义
    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谱牒，《新城王氏世谱》无论体例、内容还是装帧，质量都属上乘。客观地说，这与历次修谱人员的努力有关，更因为这个家族显赫的仕宦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优秀家学文化，使历史文化资源服务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是《新城王氏世谱》编修者的愿望。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形势下，《新城王氏世谱》更具现实意义。
    第一，《新城王氏世谱》的出版，有助于在新形势下开发地域文化，打造人文品牌。新城王氏这个科举望族和文化世家的出现，无疑演绎了一个历史传奇。王氏家族积淀的丰厚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整个民族的财富。从这个层面讲，《新城王氏世谱》的出版，不单单是一个家族的事情，而是一件事关地域文化资源保护、发掘、利用的大事。它在营造地域文化氛围，增强地区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从全省、全国看，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往往越高。更有些地区视文化产业为重要的经济形态，将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多年来，桓台县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发展，特别是在新城王氏家族人文资源开发保护方面做了许多工作。2008年，桓台县委、县政府将“城乡统筹、建设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示范县”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载体，包括新城王氏人文资源开发在内的文化事业发展面临良好机遇。新城王氏先贤为家族的昨天书写了辉煌篇章，为家族的今天积累了精神财富，为家族的明天提供了奋进动力。《新城王氏世谱》不仅丰富了一个家族的人文资源，存续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文脉，而且有助于桓台打造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面上研究和开发新城王氏家学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热爱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
    第二，《新城王氏世谱》的出版，有助于在新形势下传承家训文化，弘扬传统美德。纵观新城王氏家族史，前贤十分注重对后辈的言传身教。始祖琅琊公王贵（育有五子：权、干、溱、失讳一人、伍）质朴无华，力本务农，积施累行，奠定了家族的发展基础。二世善行公王伍（育有四子：麟、麒、纶、经）以乐善好施著称乡里。三世颍川公王麟（育有八子：耿光、重光、恩光、文光、化光、国光、近光、观光）14岁入国子监读书，曾任颍川王府教授，新城王氏文脉自他始肇。四世忠勤公王重光（育有八子：之翰、之垣、之辅、之赐、之武、之城、之猷、之栋）为明嘉靖辛丑进士，贵州布政使右参议，卒赠太仆寺少卿。王重光曾制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非道义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非道义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非读书之人，勿汝友也，远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非读书之言，勿汝言也，诺之而已矣”，教育子孙正心术、正行迹，慎交友、慎言语。五世司徒公王之垣(育有三子：象乾、象贲、象晋)著有《炳烛编》《摄生编》《历仕录》。其中，《炳烛编》分门别类搜集了一些名人名言，极具教育意义。王之垣课子殊严，王象晋已大耋之年，犹“时时夜梦侍先曾祖司徒府君（王之垣），或跪受扑责，如过庭时云。”（王士禛《池北偶谈》）六世方伯公王象晋（育有四子：与龄、与胤、与朋、与敕）教育后代恪守忠勤公家训，并将其写在厅事屏壁间，时时警示。晚明朝廷党派纷争，国家战乱频仍，退出官场的王象晋在家著书课孙，崇尚宁静淡泊。他特意撰写“绍祖宗一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一联教育子孙后代。七世匡庐公王与敕（育有四子：士禄、士禧、士祜、士禛）教育子辈“为国效力，泽延后嗣”，四子有三人中进士（士禄、士祜、士禛），以政绩、诗文闻名于世。王士禛初仕扬州推官，王与敕考虑到其年少为官，而且掌管司法事务，有生杀予夺之权，须慎之又慎，于是随同前往，督责儿子做个好官。康熙元年（1662年），王士禛“时失出法严一事，被部驳辍至镌级。”时在扬州就养的母亲孙夫人告之：“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计也。”此种风范怎不让人钦佩之至？八世渔洋公王士禛（育有四子：启涑、启浑、启汸、启汧）的教子书——《手镜》是极其宝贵的家箴。不仅为官清廉，王士禛一生还热爱读书学习。《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目》载，“国初新城王阮亭尚书池北书库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且以载书一图更传为美谈。”尽管公务繁忙，王士禛一直没有放弃买书、读书、藏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从刑部尚书任上罢官返乡时，“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新城王氏家训代代传承，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文仅以前八世例举。新城王氏诸位先贤为官效忠国家、清正廉洁，为文华章叠出、著述等身，深得家训陶染。第八次续修增补的世谱，特辑录《炳烛编》《摄生编》《历仕录》《手镜》等家箴，旨在勉励族众效法前贤，恪守家训，继承良好门风。道义、读书、报国、为民、友善、勤俭、谦让……新城王氏家训体现的诸多思想，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也是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传承和发扬这一家训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第三，《新城王氏世谱》的出版，有助于在新形势下建设廉政文化，推进反腐倡廉。翻检相关史料，我们发现，这个家族数量众多的为官先贤，无一受过刑律处分，无一有不洁记载。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新城王氏世谱》比较全面地记录了多位先贤的从政准则和事迹。如，曾任户部员外郎的王重光，主持九江关税，不贪一钱一物。他任贵州左参议时，因劳瘁过度卒于任上，嘉靖皇帝以“忠勤可悯”褒扬。又如，曾任平凉府知府、沔池县令、开封府知府的王之都居官清廉，两袖清风，敢于打击黑恶势力，维护民众利益，“汴人德之，为立祠祀于包孝肃祠之右”。再如，王士禛在长达45年的仕宦生涯中，恪守“清慎勤”的为官准则，自觉实践“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无论是“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的自我写照，还是对初入仕途的儿子“日用节俭可以成廉”“日用米、肉、薪、蔬、草、豆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的谆谆教导；无论是革除宝泉局呈送“样钱”陋弊的气魄，还是“屏绝货贿，不名一钱”的持身之洁，无不体现了他始终保持的清廉品格。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难能可贵的。积极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是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内容。将王氏家学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廉政教育资源，是建设廉政文化的有效方式和途径。弘扬新城王氏先贤仕宦生涯中体现的廉政文化，进一步拓宽反腐倡廉教育覆盖面，有利于营造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道德环境和社会氛围。《新城王氏世谱》的相关记载，是廉政教育的好教材，可以帮助党政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需提及的还有两点。其一，新修《新城王氏世谱》第一次把女性族人纳入。这体现了新时代男女平等的观念，有利于倡导生育文明，推进婚育新风，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其二，《新城王氏世谱》迄今只在族内流传。2009年新版也仅印450套，（其中第一、第九卷各增印100本，供有关专家学者使用。）鉴于这部谱牒的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考虑编印简本公开发行版，主要保留重要文献资料，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学术价值，发挥其教育功能。（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