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渔洋故居修复取得阶段性成果之际，组织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提早谋划、安排故居文化创意及布展事宜，很有必要。

    王渔洋故居修复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工程，也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资源开发工程，更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而是一项系统的、综合的文化工程。高质量推进这项工程，需要全方位的准备和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坚持用文化的标准、要求和理念来谋划、落实。前提是比较全面地了解王渔洋，比较准确地把握王渔洋文化的内涵。

公元1711年6月26日(清康熙五十年农历五月十一)，病卧床榻时日已久的王士禛走完78岁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故里山东新城溘然辞世。由此上推7年，这位老人致仕归里前有个显赫的职务——清廷刑部尚书。除此之外，他至少还有两个闪烁着耀眼光芒的身份，一个是诗人和诗论家，一个是文化学者。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自号渔洋山人，这位有清一代集诗人、学者、名臣于一身的文化伟人拥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王渔洋。近300年来，这个名字被世人一次次提起时，身份多定位为诗人。知道他诗学成就的人则习惯在他名字前冠以“一代诗宗”的称誉，突出他康熙朝“诗坛圭臬”地位。

    王渔洋是诗人和诗论家，这没有错。但是，他不仅仅是诗人和诗论家。他为诗歌投入了一生，与诗歌缠绵了一生，但他的世界里不仅仅有诗歌。他的一生，留下许多诗歌以外的东西，包括洁己爱民的从政品质、从严教子的家训门风、奖掖后学的学者风范、重学崇儒的人文品格、影响甚深的文学交游，等等。应当承认，王渔洋是清代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意义和价值，目前还没有被学术界充分认识。

    一、走进王渔洋的世界

    充分认知王渔洋的历史地位及深远影响，是研究王渔洋文化、发掘王渔洋文化、弘扬王渔洋文化的重要基础。历史上的王渔洋度过了怎样的一生抑或扮演了什么角色？与所有作古的历史人物一样，王渔洋的一生当有后人品评。我们无法穿越时空隧道与一位古人对话，但我们可以借助大量史料，通过研究体味，走进王渔洋的世界。

    （一）作为诗人和诗论家，诗歌是王渔洋一生不变的精神寄托。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开始后，古代诗歌继唐宋两代的辉煌、元明两代的颓势后，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出现难得的繁荣景象。就在这时，王渔洋走上康熙诗坛。他一生钟爱诗词，标举神韵，勤于吟咏，著述等身，继钱谦益之后成为康熙年间的文坛盟主。纵观他的创作生涯，从六七岁诵《燕燕》《绿衣》便怅然欲涕，到11岁与祖父对句脱口而出、15岁即有诗集刻印、24岁咏《秋柳》蔚然成家，再到康熙亲征他的精华之作编成《御览集》，一直到他重病卧床时于枕上口授，命儿子编印九十二卷的《带经堂》，不难看出，王渔洋的一生是与诗歌缠绵的一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既是诗人，又是某种理论的创立者或倡导者，这种情况并不多，两方面均有卓著贡献的就更少了。王渔洋无疑属于这少数人之一。他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光诗歌，还有杂著等，但就成就、贡献和影响而言，最大者还是在诗歌方面。他倡导的神韵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派别，这一诗风的盛行成为影响一代诗歌演进走向的重大转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胡去非在《王士禛诗》（商务印书馆民国20年第一版）绪言中说，“清初以诗鸣者，为钱谦益、吴伟业、汪琬、施闰章、王士禛、朱彝尊、宋荦、吴雯、屈大均、陈恭伊、梁佩兰等，中以王朱为大家，王以才胜，朱以学胜，而当时推王为正宗……”民国年间，著名学者胡怀琛将王渔洋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列为“中国八大诗人”。

    （二）作为高官御吏，洁己爱民是王渔洋一生恪守的仕宦准则。对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而言，仕途通达、立功立言不仅是个人的夙愿，也是社会通例和要求。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在康熙的稳定盛世展露才华的王渔洋自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缘于良好的家训门风，加之个人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对世事变迁、人间苦痛有较深的感受，使他在任上特别注重清廉的人品和宽简的法度。王渔洋26岁选授扬州府推官（27岁正式上任），32岁调任京官，从主事、员外郎、侍读、少詹事、副都御史、左都御史，一直做到刑部尚书。在长达45年的仕宦生涯中，他恪守“清慎勤”的为官准则，自觉实践“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无论是“四年只饮邗江水，数卷图书万首诗”的自我写照，还是对初入仕途的儿子“日用节俭可以成廉”“日用米、肉、薪、蔬、草、豆类皆当照市价平买，不可有官价名色”的谆谆教导；无论是革除宝泉局呈送“样钱”陋弊的气魄，还是“屏绝货贿，不名一钱”的持身之洁，无不体现了他始终保持的清廉品格。王渔洋坚持宽政慎行。他多次上奏朝廷放宽执法的尺度，尽量缓和统治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其《自撰年谱》载，调兵部不久，经反复斟酌，并借鉴前任经验，他拟定了若干放宽执法尺度的条例，上奏朝廷，并获得批准颁行天下。此后，这方面的法规变得更加宽松、简约。《香祖笔记》卷二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十九日（前一天即三月十八日为万寿节，大赦天下）王渔洋“赴畅春苑，启奏刑部释放囚犯八百余人，是日请旨，御批又减等二十一人。”任扬州推官期间，王渔洋断谳（即为犯人定罪）要受到刑部的审议和批准，如果出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差错，都要被追究责任。王渔洋审理案件时，坚持公正严谨，宽宏大度，不畏强权，不循私枉法，“每论谳，必多方以生”。特别是在审理扬州盐商积欠税银案以及所谓“通海大案”时，他都是冒着风险，作好了罢官或降级的准备。这正应了其母孙夫人对他的鼓励：“人命关天，你只要存心公道和宽恕，升官和降职就不用多去想它”。王渔洋本人在总结自己的仕宦生涯时，也为能够做到清廉公正、宽政慎行而自豪和欣慰。

    （三）作为知名学者，重学崇儒是王渔洋一生坚守的人文品格。无论是在世时的地位，还是身后的影响，王渔洋均可谓清初诗坛的中心人物。当时，有所谓的“清初六大家”，即“南施（闰章）北宋（琬）”“南朱（彝尊）北王（士禛）”以及查慎行、赵执信。“六大家”中，王渔洋标举“神韵说”，是公认的诗坛盟主。他与“六大家”中另五位诗人的交往，以及与这五位诗人以外的文朋诗友（包括宋荦、吴雯、孔尚任、洪升、蒲松龄等等）的交往，都具有文化开发价值。其中，“王赵交恶”、“王渔洋评点聊斋”等都是文学史上的大事。当然，王渔洋的文学交游不限于以上知名人士。《神道碑铭》载，“海内公卿大夫、文人学士，无远近贵贱，识公之面，闻公之名者，莫不尊之以为泰山北斗”“著籍称门弟子者，不下数千人。”他品评古今诗人，推举出一些位望不显而不为诗界注目的诗人。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吴伟业曰：“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冒襄曰：“渔洋文章结纳遍天下，客之访平山堂、唐昌观者，日以接踵。”王渔洋重视民间无名诗人和他们的著作，把所见所闻都随笔记了下来，这从《渔洋诗话》中可以见到。王渔洋所记人物，遍及各行各业，有木工、衣工、和尚、道士，甚至乞丐等。他们有一言可采，一篇之胜，王渔洋都不遗余力地加以褒扬。众多的文学后进或布衣诗人得到了他的提携和熏染，一大批诗人经过他的推举为大家所熟知。王渔洋一生嗜书。诸城人刘喜海《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目》载，“国初新城王阮亭尚书池北书库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且以载书一图更传为美谈。”所谓“载书一图”，指的是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在刑部尚书任上、时年68岁的渔洋请假回故里迁葬，出都门时，最显眼的行李是数车图书，前往送行的诸门人感叹不已，禹之鼎绘《载书图》以纪其盛。三年后，康熙四十三年（1704），渔洋因王五案失黜从刑部尚书任上罢官返乡时，“遂巾车就道，图书数簏而已。”同时，王渔洋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石篆刻。清宋荦《西坡类稿》中说“士禛书法高秀似晋人，雅不欲以此自多，人以缣素求书，辄令弟子代，惟二三同好问答，书必亲作，其手迹多藏弆之。”

    二、走向世界的王渔洋

    王渔洋是桓台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王渔洋文化是桓台最具代表性的人文资源。因为诗歌创作及诗学理论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王渔洋不仅仅属于桓台，也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作为诗人和诗论家，王渔洋和他的作品及其“神韵说”理论早已跨越国界，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化，应该更好地将他和他的作品介绍到海外，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高的层面上保护、开发、利用这一人文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体现。

    （一）设立面向世界的“王渔洋诗歌奖”。历代杰出诗人和他们的千古名篇不仅陶冶了我们的性情，滋养着我们的精神生命，而且唤醒了整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包括王渔洋在内，许多古代诗人的优秀作品，给我们留下了领略不尽的文化意蕴，带来了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以作家名字命名文学奖项，往往体现了对作家的尊重，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也有利于扩大作家本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我国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主要包括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冯牧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等。王渔洋在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两方面均有卓越成就。设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诗歌奖，奖掖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诗人和作品，持异议者应该不多。如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评奖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由《文艺报》、山东省作家协会、淄博市人民政府、淄博市委宣传部、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政府自2005年起联合主办。这一奖项的设立和相关活动的开展，有效提升了蒲松龄和淄博市、淄川区的知名度。建议以地方政府的名义申报设立王渔洋诗歌奖，每两年或三年面向全球华人征集参赛作品。具体征稿或评选事宜委托中国作家协会、诗刊杂志社组织。颁奖大会在王渔洋故里山东桓台举行。其间，可组织相关文化和经贸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繁荣发展区域经济。开展王渔洋诗歌奖评选活动，在扩大王渔洋对外影响的同时，可有效提升桓台的知名度和对外影响力，这是让王渔洋和王渔洋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

    （二）建立面向世界的王渔洋研究资料中心。王渔洋在清代诗学的影响甚大，也是一个有一定官位和作为的御吏。现在看，后世对他的研究与他的历史地位还不相称。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课题。特别是近几年，关于王渔洋诗歌创作、诗学理论、文学交游、仕宦生涯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加强与王渔洋有关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的收集和整理，在桓台建成一个门类全、便于查阅的资料库，面向全国、全世界提供服务，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收集王渔洋浩繁的著述。作为一位多产作家，王渔洋的著作生前及身后多有刊刻，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1种，分别是《居易录》《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分甘余话》《精华录》《二家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渔洋诗话》和《衍波词》；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25种，分别是：《古欢录》《蜀道驿程记》《南来志》《北归志》《秦蜀驿程后记》《浯溪考》《长白山录》《广州游览小志》《琉球人太学始末》《国朝谥法考》《陇蜀余闻》《皇华纪闻》《华泉集选》《精华录训纂》《渔洋诗集、续集》《渔洋文略》《蚕尾集、续集、后集》《南海集》《雍益集》《萧亭诗选》《二家诗抄》《古诗选》《十种唐诗选》《载书图诗》和《五代诗话》。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王渔洋的不少著述由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整理出版。2007年6月，由袁世硕先生任主编，阎宝恒、宫晓卫、王小舒先生任副主编，共计340余万字的《王士禛全集》由齐鲁书社出版。此外，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也多次出版王渔洋的相关著作。如日本于1903年出版了《国朝六家诗抄•阮亭诗抄》，1957年出版了《王士禛集》等。将不同年代、不同国家出版的不同版本的王渔洋著述收集陈列，有利于保存，也方便使用。二是收集国内外王渔洋研究论著。王渔洋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包括钱钟书、季羡林、姚雪垠、郁达夫、伦明、胡怀琛、郭绍虞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季羡林的《关于神韵》、胡怀琛的《中国八大诗人》、伦明的《渔洋山人著书考》等等。日、美、韩等国家和我国台湾省也有许多专家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将这些研究成果收齐后，编成索引目录，有利于查阅参考。同时，还要针对涉及王渔洋的史料多有散失的情况，面向县内外征集相关资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资料库。三是收集王渔洋的传记资料。王渔洋生前及殁后，友朋书信、序跋碑文甚多。如王掞撰《皇清诰授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宋荦撰《资政大夫刑部尚书阮亭王公暨配张宜人墓志铭》、李元度撰《王文简公事略》等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这些资料，对于了解渔洋生平和创作活动是很有帮助的。四是收集王渔洋所在的新城王氏家族资料。在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的明清时期，新城王氏崛起为一个历跨两朝、兴盛200余年的科举望族和文化世家。其间，出进士29位、举人44位、有明确记载的诸生896位(其中贡生167位、监生266位、廪生30位、增生50位、庠生383位），有文学著述者50余人。112位出仕者，官至尚书、御史、侍郎、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三品以上的朝廷重臣9位，中级官员也多为寺卿、翰林、府道中等要职，故有琅琊世家“王半朝”之誉。在新城王氏名人中，王重光、王之垣、王象乾、王象晋、王象春、王士禄、王士禛（渔洋）等，或为官，或为文，都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翻检相关史料，我们发现，这个家族数量众多的为官先贤，无一受过刑律处分，无一有不洁记载。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总之，资料是重要基础。今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古典文化爱好者要查询王渔洋的有关资料，首先想到去王渔洋故里桓台。

    （三）营造面向世界的王渔洋文化氛围。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桓台县委、县政府确定了“城乡统筹、建设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示范县”的实践载体。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既要靠经济支撑，还要有文化引领；既需要经济总量和质量，还需要文化魅力和软实力。文化没有国界，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更加便捷。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王渔洋应该走向世界，王渔洋文化应该在更大范围内传承和发扬。王渔洋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并不局限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方面。就是其标举的“神韵说”，也不仅仅就诗歌而言。就一个地区而言，人文资源是最宝贵、最应该受到保护的资源。这个资源保护开发好了，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地域文化的整体展示，王渔洋文化在民俗、旅游、建筑、书画、餐饮、治学、交游等方面均有所体现，都具有开发的价值和潜力。将王渔洋文化内涵渗透到桓台城市建设及餐饮服务、民俗旅游等方面，打造代表地域人文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开发融合地域人文资源的服务业品牌，可以有效提升桓台文化品位，提升桓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扬州文坛上流传的“冶春”“绿杨城郭”两个富有诗意的名词，就是王渔洋邀约众多文人名士在红桥修禊时留下的。一直到现在，“绿杨”还作为扬州的代称。扬州市委、市政府在《人民日报》刊发的整版形象广告，题目就是王渔洋《浣溪沙》词中的“绿杨城郭是扬州”。面向世界营造王渔洋文化氛围，有利于王渔洋走向世界，也有利于桓台走向世界。

    三、王渔洋故居文化创意及布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建议

    涉及王渔洋的文物遗存中，故居是体量最大的。公元1711年，王渔洋就是在这个地方辞世的。近300年过去了，经历了历史和自然的风霜雪雨，王渔洋故居的总体结构和具体形制由后人作了较大改动，与当年的西城别墅相比变化很大。但无论怎样，他住过的地方能够保存下来，总是一大幸事。后人有责任很好地保护它、利用它，使它在存续历史文脉、传承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王渔洋故居修复后，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国内外游客了解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窗口。故居文化创意做得好不好，影响到人们对王渔洋及新城王氏家族的了解，所以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建议王渔洋故居文化创意及布展的指导思想是：尊重历史原貌，挖掘文化内涵，通过修复保护、精细布展，全面、客观、形象地展示“王渔洋的世界”和“世界的王渔洋”，存续桓台历史文脉，打造地域文化名片。工作中，重点把握好以下五个原则。

    第一，尊重历史原则。关于王渔洋故居即西城别墅的规模、布局及变迁，王渔洋在《西城别墅记》中有详细记载，他提到，“康熙甲子，予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命祭告南海之神，将谋乞归侍养祭酒府君，儿涑念予归无偃息之所，因稍葺所谓石帆亭者，覆以茅茨，窗槛皆仍其旧，西尻而东首，南置三石，离立，曰三峰。亭后增轩三楹，曰樵唱，直半偈阁之东偏。由山之西修廊缭绍，以达于轩阁。由山之东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奔峭，嘉树荫之，曰小华子冈。冈北石蹬下属于轩阁，其东南皆竹也。南有石蹬与洞相直，洞之右以竹为篱，至于池南。篱东一径出竹中，以属于蹬，曰竹径。其南限重关内外皆竹，榜“茂林修竹”四大字，岌岌飞动，临邑邢太仆书也。楼既久毁，葺之则力有不能，将于松下结茅三楹，名之曰双松书坞。西园故址尽于此。”“出宸翰堂之西，有轩南向，左右佳木修竹。轩后有太湖巨石，玲珑穿漏，曰大椿轩。轩南室三楹，回廊引之，曰绿萝书屋。其上方广，可以眺远，曰啸台。薜荔下垂，作虬龙拏攫之状，百余年物也。是为西城别墅。”这就为故居修复提供了原始依据。故居修复要尽可能尊重历史原貌，做到修旧如旧。重新恢复的景点要参照原先形制。比如，石帆亭下有个小善卷洞是当年依据宜兴善卷洞建设的，可派人到宜兴实地考察，依照实景规划建设。

    第二，文化传承原则。尽管文政兼从，但王渔洋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文化方面。故居应该更多地展示王渔洋作为历史文化伟人的贡献。如，因为自身的地位和影响，王渔洋一生的重大活动涉及地域很广。北京、扬州、苏州、济南、广东、无锡、仪征、宝应、宜兴等地留下了王渔洋丰富的文化遗存，渔洋山、大明湖、华山、南海、秦淮河、红桥、瘦西湖、徐园、何园、个园、硫璃厂、慈仁寺等知名景点与他与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可以通过图片资料展现他一生活动过的地方。作为他重要活动的南游、西游，也可以通过线路图表等予以展示。

    第三，社会效益原则。王渔洋故居将来要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精品旅游区，是桓台的一张文化名片。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突出位置。修复后的故居除了自身的文物保护意义外，还要成为普及文化特别是国学知识的平台，成为廉政文化教育的基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成为宣传和展示桓台形象的窗口。如，桓台及北京、扬州等地民间流传着许多王渔洋勤勉职守、持身以洁的故事。挖掘这些廉政文化资源，将王渔洋清廉自律的事迹和从政思想疏理出来，从而让这位诗学大家、文化名人为当今的廉政建设服务，是富有意义的。这方面，故居还可以通过实物和图片展示王渔洋的《手镜》《扬州断谳》等。

    第四，群众参与原则。涉及王渔洋的很多文化遗存散落在群众中，王渔洋文化的内涵由人民群众不断丰富和发展。王渔洋故居的开发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吸引群众参与，使其植根民众，影响民众，服务民众。王渔洋文化的内涵是宽泛的，在民俗、旅游、建筑、书画、饮食、治学、交友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故居布展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因素。

    第五，适度超前原则。与同时代的历史名人相比，王渔洋故居的修复开发是比较晚的。包括成就和影响在王之下的很多历史名人的故居，都较早地进行了修复。王渔洋故居的修复应该强化前瞻性，建设理念和标准都要适当超前，精益求精，做到以高补晚。在具体修复中，一砖一瓦都尽可能做得更好，力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在具体布展时，建议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确保文物安全。文物是国家的财富，必须保证绝对安全。建议将特别重要的文物复制展示。很多名人纪念馆陈列展出的文物都是复制品，有些可向游客如实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安全，应提早考虑。

二是力求形式多样。王渔洋文化的内涵很丰富，王氏家学文化也很丰富，展示时形式要多样，要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家族背景下布展。如展示王氏家族时，可将《醒世姻缘传》《聊斋志异》等古代文学作品展出，里面有直接或间接体现王氏家族的内容。还可以专门开辟展室或展厅予以展示，包括陈列历次《新城县志》的记载，特别是天启《新城县志》纶音志中皇帝对王氏家族的封赠、艺文志中王氏先祖的奏议等。

三是注重学习借鉴。修复历史文化名人故居，在桓台历史上这是首次。建议组织专门人员到外地考察学习，重点到与王渔洋同时代且有关联的名人故居看一下，如浙江嘉兴市的朱彝尊故居、山西阳城县的陈廷敬故居等，以便从中受到启发和教益。故居正式开放后，要进一步加强对外联络与交流，特别是与国内外高校、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交流，通过增进对外交流，不断扩大王渔洋和王渔洋文化的影响力，提升王渔洋故居和桓台的知名度。

四是文字准确规范。故居展示的所有文字材料，要统一、规范、简约、准确，特别是涉及到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表述时，要客观公正。包括对外发售的所有文字宣传品，也要做到这一点。导游讲解时，主题要突出，层次要清晰，语言要规范，表述要通俗，让游客听得明白，听了获益。

五是应用现代科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名人故居的布展形式也在改进。如果条件成熟，可以尝试传统布展与现代布展相结合的方式。比如，逐步应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通过影视资料展播、模拟场景演示等，全方位、立体式展示王渔洋的生平。